曾國藩的低調哲學

曾國藩的低調哲學

曾國藩的低調哲學,主要體現在做人、做事、做官三個方面,改變仕途、拯救自我、對抗人生的智慧,曾國藩的低調哲學,不稱帝,不低頭,硬骨頭,鐵手腕,做人、做事、做官的聖經。

基本信息

編輯推薦

改變仕途、拯救自我、對抗人生的智慧,曾國藩的低調哲學,不稱帝,不低頭,硬骨頭,鐵手腕,做人、做事、做官的聖經。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者的韜略。

地低成海,人低成王――“王”者的胸襟。

鷹立始睡,虎行似病――“強”者的姿態。

欲噬者爪縮,將飛者翼伏――“忍”者的謀略。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人高於眾,眾必非之。成大事者必懂的金玉良言。

內容簡介

古往今來,實踐低調哲學的人很多,但是最圓滿地實踐這種哲學的人,也許非曾國藩莫屬。可以說曾國藩一生都在演繹低調哲學,他之所以取得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成就,之所以能夠成為人們的精神偶像甚至被推為聖人,都得益於這種哲學。

曾國藩的低調哲學,主要體現在做人、做事、做官三個方面:

做人,曾國藩一生力戒驕傲,虛心向學,每日三省,努力修身,去偽崇拙,謙恭禮讓,待人以誠,容人以恕,不僅贏得了眾人的由衷愛戴,應付了許多難堪的境遇,還帶出了大批後學和良好風尚,澤及一代又一代後人。

做事,曾國藩“以禹墨為體”,躬自人局,銖積寸累, “打掉牙,和血吞”,終於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實力,剿滅了席捲數省的太平天國運動;首辦洋務,富國強兵,成為洋務運動之父。同時“以老莊為用”,盛時常作衰時想,功勞越大越謹慎,一旦大功告成,立即自削羽翼,激流勇退,以持盈保泰。

做官,曾國藩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低調進身術,既巧妙地藉助於他人的力量,又不留下任何痕跡,以至十年七遷,官至極品。為官不自用而長於用人,善於網羅賢才,以補一己之短。放下身段,做部下的良師益友;不假辭色,使部下心悅誠服。廉潔自律,以勤補拙,內明外晦,謀深慮遠,所以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目錄

第一章 做人的哲學

高處立志,低處修身

海納百川,學以致用

每日三省才能不斷進步

讀書以能改變氣質為貴

治學修身,當永不滿足

修身要訣

交友如求師,才能受益無窮

上善若水,至剛無剛

怎樣才是真正的強者

去偽崇拙,待人以誠

寬和忍讓,容人以恕

孝悌為本,使家庭和睦而有序

憂親恤遠,敬愛族親姻黨

備受排擠時,走為上策

“非官非紳,辦事不靈”時,以紳的姿態處世

“名不正言不順”時,顧左右而言他

道德理想與現實需要發生矛盾時,服從現實

遭遇掣肘時,隱忍不發

與列強合作時,小權放鬆,大權苦爭

君命難違時,按兵請旨

騎虎難下時,不退而退、不隱而隱

第二章 做事的哲學

欲進先退,千呼萬喚始出山

埋頭創練屬於自己的軍隊

虛心實做比什麼都重要

在失敗與挫折中自我砥礪

以堅忍為創業的要訣

寧拙勿巧,牢牢抓住根本大計

執兩用中,法無定法

不求―時得逞,但積銖寸之功

藏鋒匿銳,不輕用兵

禮賢下士,以求風雲際會

內方外圓,藉助―切可以藉助的力量

師夷長技,壯大自己

攻其一點,贏得全局

放手讓權,鼓勵部下獨立發展

順時乘勢,把事業推向高峰

大功不可獨享

功勞須讓一半與天

權力和功勞越大,越要小心謹慎

製造曾左不和的假象,化解朝廷疑忌

恪守臣節,不羨龍位

自削羽翼,保全末路

從政方針要因時而變

第三章 做官的哲學

為官必須跟對人

升遷緣於低姿態

借重權貴,不落痕跡

以退為進,適時向上面爭實權

聯類共進,形成強大的實力集團

曉得下塘。更要曉得上岸

把求賢自輔作為第一要務

欲求用人之當,先求知人之明

量才用人,各得其所

重用忠義樸實之人

集眾人之所長,補一己之所短

保舉賢才,甘當人梯

放下身段,做部下的良師益友

不假辭色,使悍將心悅誠服

五十把腰刀的妙用

將心比J厶,不負天下人

做官以廉潔為本

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

為官的“四敗”與“三寶”

為官不可得罪權貴

不可事事求明白

不可干預公事、仗勢欺人

顧念親情要講究方式

以身作責最重要

委曲為官,甘作犧牲

媒體評論

毛澤東十六歲時在湘鄉東山高小讀書,並在這裡通讀了光緒年間出版的《曾文正公全集》。他讀過的《曾文正公全集》,至今還保留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l917年,毛澤東在通讀《曾文正公全集》之後,對中國歷史上的大人物進行了一番研究,得出了“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的結論。

蔣介石一生推崇、學習、效法曾國藩,認為曾國藩的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讀的”。上世紀30年代,蔣介石在江西廬山,親自從《曾文正公全集》中輯錄出《曾國藩剿捻實錄》,分發給廣大官兵,尤其要求高級將領“格外用心研究”。

梁啓超對曾國藩推崇備至:“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曾文正公嘉言鈔》序關於曾國藩的文章,梁啓超說:“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

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對曾國藩薰陶出來的湖南精神欽服之至,l920年他在《歡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中寫道:“湖南人氏精神是什麼?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書生!……”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認為:“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學習而要搬到中國的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統治,那正是西方的缺點。洪秀全如果統一了全國,那就要使中國倒退幾個世紀……曾國藩打敗太平天國,成功阻止了中國的後退,他在這一方面抵抗了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這是他的一個大貢獻。”

李鴻章是曾國藩的事業傳人,提起曾國藩,言必稱“我老師”。他評價其師說:“我老師文正,那真是大人先生。現在這些大人先生,簡直都是秕糠,我一掃而空之。”

中國第一個留美博士,大清駐美公使容閎認為:“曾文正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斗……文正一生之政績,實無一點污點,其正直廉潔忠誠諸德,皆足為後人模範。故其身雖逝,而名聞千古。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可稱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

書摘

第一章 做人的哲學

高處立志,低處修身

……曾國藩說:“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悖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乾,其終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曾國藩二十歲的時候,曾經到衡陽去讀書一年,然後又回到本縣的漣濱書院就讀。這使他得以遇到汪覺庵、劉元堂這兩位當時湖南名儒,並得到了他們的悉心教導。在兩位先生的栽培下,曾國藩窺見了聖賢的奧秘,探到了學問的本源,對儒家思想的信念更加堅定。從這時起,他立下了終身踐行儒家學說,誓做天地完人的宏偉志願。他希望自己像深山中的巨木一樣,終究會成為國家的棟樑;像雲中翱翔的鳳凰一樣,終究會一鳴驚人,給天下帶來祥和與康寧。

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這樣表述自己的志願(為了方便讀者,本書所引用的多翻為白話文。後面不再贅述):

君子立志,要為百姓謀幸福,要成就內聖外王的事業,這才無愧於父母的養育之恩,不愧為天地間一個完人。所以,君子憂慮的是什麼?是因為自己不如堯舜和周公而憂慮,是因為自己的道德沒進步、學問沒長進而憂慮。這樣,他也會為小民固執不知改變而憂慮,為野蠻的夷族擾亂華夏而憂慮,為小人封閉了才德之士上進的道路而憂慮,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關注而憂慮,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這才是君子所應當憂慮的。至於個人的得失、家人的溫飽、世俗的榮辱貴賤、流言蜚語,君子是沒有功夫想到這些的。六弟科舉不順,就抱怨命苦,我私下裡以為,他所憂慮的事情太小了!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曾國藩胸懷之廣闊,有民胞物與之量,立志之高遠,以天下為己任,是那些只看到一己得失的人所無法比擬的。

曾國藩能夠樹立這樣的志願,是以他對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的理解為前提的。他認為,讀書首先應該治“大人之學”,而所謂“大人之學”,就是像周公和孔子那樣,“使耳、目、口、鼻、心,四肢百體皆得職”,“行為合乎仁義之則”,就是通過進德修業來“盡已之性”,通過“盡己之性”來“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達到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的目的。成就自己,達到學探本原、思通造化的境界,就是所謂“內聖”;成就外物,就是通過經天緯地,濟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內聖”是內在修養,是根本,是“外王”的前提;“外王”是外在功業,是“內聖”的展開和運用。曾國藩認為,一個人必須樹立誓做“內聖外王”的完人的志願,才能成就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才能無愧於天地,無愧於父母,無愧於先賢往哲、子孫後代。

曾國藩的志願,也是和他關於治學目的的思想緊密聯繫著的。每個有志於學問的人都有自己的治學目的,比如高官顯爵、發家致富、著書立說、陶冶性情等等。傳統的讀書人,還有“書中自有乾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說法,而曾國藩對這些卻不屑一顧。他反對為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饑飽而讀書,認為這樣即使有所成就,也只會很小;為報國為民而讀書者,雖路途遠,但必將成其大、立其功。所以他治學的目的非常明確,這就是進德修業,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一方面提高自己的知識和道德修養,成為聖人或者賢人,另一方面經世致用,澄清天下,達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

與此相聯繫,曾國藩還根據《論語・憲問》中“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說法,針對當時為別人做學問的人多,為自己做學問的人少的現象,重新提出了治學為人還是為己的問題。

所說的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堅守,執著而不存他念,雖然功效不明顯,但是在日益長進。所說的為人,就是曲就學問而阿談世故,追逐大家都好,雖然看似明確,而實際上每天都有損失。因此,有志於治學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達。他在《送別劉君椒南歸序》中說:

為人而學者,不去實踐聖人的做法,而總是追逐大眾的喜好,他疲於奔命的一生只不過是為了一些庸人的毀譽,竟然為此死而不悔,這種人可稱得上是最愚蠢和沒有靈氣的人!

由於學問探到了本源,曾國藩立志不凡;由於立志不凡,他對當時幾乎人人熱衷的科舉仕宦之路很不以為然。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

功名富貴,都由天來決定,絲毫不能勉強。科名有無遲早,都要坦然處之。靠得住的只有進德修業,這兩件事由我作主,得一尺是我的一尺,得一寸是我的一寸。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業,又算余了一文錢。道德和事業同時增長,家私也就日益積累起來了。

立志是人一生作為的根本。是成就驚天動地的偉業,還是平庸一世,流於俗人,首先決定於有志還是無志。曾國藩認為,立志必須高遠,否則便難以超越芸芸眾生,達到出類拔萃;但是立志之後,如果只是誇誇其談,而不肯虛心實做,那也是沒有意義的。高處立志,必須低處修身,只有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真履實踐,理想和志願才能變成現實。所以,他分別寫下了自己的《立志箴》和《座右銘》。《立志箴》寫道: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

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悖天而佚,是及凶災。

積悔累千,其終也已。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座右銘》寫道: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穫,只問耕耘。

曾國藩還毅然將原字伯涵改為滌生,後來又改名“國藩”。按照他自己的解釋,“滌”是“滌其舊污之染”,“生”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亦即告別舊我,走向新生之意;“國藩”,則是為國藩籬之意。前者體現道德志願即內聖之旨,後者體現事業志願即外王之旨。可見曾國藩的決心之大。

曾國藩的《立志箴》和《座右銘》,體現了他的一個重要觀點,即絕大學問,在生活日用當中。他認為聖賢之道並非高不可及的天外之物,不應束之高閣,而必須體現到自己身上來,落實到生活日用中。他說:

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都是我們分內的事。若讀書不能體現到身上去,以為這三項與自己毫不相涉,那么讀書還有什麼用處?

我的志願所在,從大的方面說,是要行仁義於天下,使所有的人和事物各得其分;從小的方面說,則是要把聖賢之道體現於自身的一言一行,推行於妻子兒女之間,用符合義理的言論來教育宗族和鄉黨。這個志願有所成就,我會畢生躬行;即使無所成就,也同樣畢生躬行。

曾國藩的低處修身,還體現在虛心拜師求教方面,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是進入翰林院以後與唐鑒和倭仁的交往。

唐鑒,字鏡海,湖南善化人,是曾國藩的湖南同鄉,也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唐鑒在從江寧藩司調京任太常寺卿的時候,道光皇帝曾經在乾清門接見他,當時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就侍奉在道光皇帝的旁邊。道光皇帝對唐鑒治朱子之學的成就極為讚賞,對他能按“聖學”的教導努力躬行尤其稱道,說他是朝廷官員的楷模。什麼樣的人才能得到皇帝這樣的當面稱讚呢?曾國藩對唐鑒感到非常羨慕和好奇,於是以弟子的身份主動到唐鑒的家去拜訪,恭恭敬敬地當面向他請教讀書修身之道。

唐鑒當時已經年過花甲,很高興曾國藩這位同鄉後輩這樣謙恭好學,所以對曾國藩一見如故,悉心指教。 、

曾國藩向唐鑒請教讀書、修身的要訣,唐鑒告訴他,讀書應當以侏子全集》為正宗。這本書是修身的重要典籍,萬不可看作八股文章之類的進身之階,必須悉心體會,融會貫通,尤其必須努力躬行。關於修身,唐鑒提出了“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八個字,讓曾國藩作為要訣,並做到整齊於外,主一於內。至於讀書的方法,唐鑒認為不在於讀得多,而在於讀得精,尤其是在開始的時候。所以要專攻一經。一經精通之後,再旁及其他經典。唐鑒還指點曾國藩說,學問只有三個門類,即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而三者之中,義理之學最,是帶有根本性的,其他兩種學問都要靠義理來統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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