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①，公子重耳謂之曰②：“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③?”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④，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⑤?”
使人辭於狐突曰⑥：“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⑦，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⑧。雖然，吾君老矣，子少⑨，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作品注釋
①晉獻公：晉國國君。公元前676年至公元前651年在位。世子：又稱太子，是天子或諸侯的嫡長子，君位繼承人。申生：晉獻公嫡長子，夫人齊姜所生。獻公寵妾驪姬生子奚齊，驪姬恃寵欲廢申生而立奚齊，借獻公出外打獵之時，驪姬讓太子申生去曲沃祭祀其生母，太子把祭肉祭酒帶回獻給獻公，驪姬在酒肉里下了毒藥，待獻公打獵回來獻上去，以酒祭地，土突起；以肉飼犬，犬死。驪姬誣陷太子弒父。獻公聽信讒言，逼迫申生自縊。公子重耳、夷吾也被牽連，為避禍而出逃。
②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晉文公。
③盍（hé）：通“何”，何不。
④安：安逸，安適，舒服。
⑤何行如之：到哪裡去呢?如，到……去。
⑥辭：辭別，訣別。
狐突：姓狐，名突，字伯行，申生的師傅，重耳的外祖父。
⑦伯氏：對狐突的敬稱。念：記住。伯氏之言：魯閔公二年，晉獻公命申生領兵伐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在今山西垣曲東南），狐突勸申生乘機出逃，申生沒有採納他的意見。
⑧愛其死：吝惜其死。
⑨子：君之子，指驪姬之子奚齊，時年六歲。國家多難：申生預料死後，其弟兄將因爭奪君位而相互殘殺。“伯氏”二句：是兩個相關的假設句。不出：狐突勸申生出逃，申生沒有聽從，狐突在伐東山皋落氏以後，就推託有病，在家不出。圖吾君：為吾君圖。圖，謀劃，策劃。賜：恩惠。稽首：叩頭到地，最恭敬的跪拜禮。恭：申生的諡號。“恭”是敬順事上的意思。申生明知父命是錯誤的，卻仍然順從而自殺，所以謚“恭”。
作品譯文
晉獻公要殺死他的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對申生說：“你怎么不把心中的委屈向父親表明呢?”世子說：“不行。君王要有驪姬才舒服，我要是揭發她對我的誣陷，那就太傷老人家的心了。”重耳又說：“既然這樣，那么你何不逃走呢?”世子說：“不行。君王認準我要謀害他。天下哪有沒有父親的國家呢?（誰會收留背著弒父罪名的人）我能逃到哪裡去呢?”
於是申生派人去向師傅狐突訣別說：“申生有罪，沒有聽從您的教導，以至難免一死。申生不敢貪生怕死。然而，我的國君老了，他的愛子奚齊還年幼，國家將會多災多難。您不出來為國君謀劃政事也就罷了，如果您出來為國君籌劃政事，申生雖死也蒙受您的恩惠。”於是拜了兩拜，叩了頭，就自殺了。因此他的諡號為“恭世子”。
作品賞析
這篇150字的短文，沒有議論，沒有說教，甚至沒有一句客觀的描述和抒情的詞語，有的只是一段對話，一段獨白，完全通過人物自己的語言來塑造人物形象。然而，它卻寫得委婉曲折，血淚交織，十分動情。
晉獻公寵愛驪姬，驪姬為使自己親生兒子奚齊能繼承君位就誣陷太子，說太子要謀殺其父獻公，獻公輕信驪姬，逼迫太子申生自盡。申生在被讒蒙冤的情況下，既不申辯以傷君父之心，也不出逃以揚君父之過，終於含冤自殺。文章頭一句“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開始就造成一種恐怖、緊張而充滿懸念的氣氛。驪姬因陰謀得逞而偷著樂的得意神情，老而昏聵的獻公要殺親子的憤怒與沉痛，盡在不言中。而申生眾多的兄弟們，滿朝的文武大臣們，親者，仇者又會有什麼反應?申生自己有什麼反應?都令讀者產生懸念。然而被殺者申生卻坦然自若，從容面對死亡。作者把殘酷的環境與申生坦然的心境加以強烈地對比，並在對比的反差中，揭示人物的忠孝之心，塑造人物的形象。先是重耳與申生的對話。申生對重耳的“盍言”、“盍行”的回答，一不辯白，是怕傷老父的心；二不出走，是怕揚父之過。一般情況下的忠孝，不會引人注目；兒子蒙受親生父親的冤屈，能無怨無恨，從容就死，就不能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說申生與重耳的對話，表現了申生盡忠盡孝於生前；那么，申生派人代表他與老師狐突的訣別辭，乃是盡忠孝於身後。“伯氏”二句，表明申生在臨死前，念念不忘的還是君國，想的還是在自己死後賢士大夫如何幫助君上治國安邦。“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這十個字，既表現了他臨死前的清醒認識，也顯示了他對國家命運的憂患以及對老父、幼弟的深切關愛。飽含感情，一字一淚。這種愚忠愚孝，今天看來，過於迂腐，未免可笑，但此文之所以催人淚下，似乎也正在於一個“愚”字。
作品評析
《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該書編定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戴德選編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禮記》，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聖選編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見到的《禮記》。這兩種書各有側重和取捨，各有特色。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註解，後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並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為士者必讀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