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制度設計-明初的制度設計
元季末造，皇綱墜地，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最後朱元璋混一天下，奄有四海，可謂一代雄豪之主。孰料這個出身於世代僱農之家的朱重八，竟會有如此一朝，就是連朱元璋自己都未曾想到。他未發跡之前，最為人尊敬的稱呼不過是朱公子而已，但不可否認的他確實是一位非常勤奮的好學者，他努力從歷史資源中汲取一切所需的知識。明朝建國後，朱元璋在有識之臣的襄助下，一手擘劃了明朝的一切典章制度，以期萬年不易。然而如果放眼長量，就此而言，無疑朱元璋又是歷史上悲劇性十足的一位開國皇帝。他所設計的一切典章制度，在無情的現實面前，雖不能說完全是但至少基本上是與他的設計出現了嚴重的背離，甚至走到了相反面。
朱元璋明初，朱元璋設計的典章制度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等諸方面。在政治上，朱元璋一舉摧毀實行千餘年的宰相制度，從此中央官制不再設相職。同時，他繼漢晉以後第三次實行分封制度，建立諸藩。軍事上，吸收魏晉隋唐的軍事制度精神，採用軍民分戶，建立衛所體制，輔以開中制度，建立了一個完善的軍餉供應體系。經濟上，實行了相當嚴格的重農抑末的經濟政策。為配合國家財政經濟的需要，建立了一套體系嚴密的基層稅收制度——里甲制度，糧長制度等。但是，縱觀有明一代歷史，這些制度最終都走向瓦解。這一切都與朱元璋設計制度的初衷出現了嚴重的背離，現實將朱元璋的理想擊得粉碎，這是他無法預料的。下文就此，從五個方面來分析。
分封制度與皇位繼承
朱元璋生有二十六子，分封了二十四王，這是中國歷史上繼漢晉以後的第三次大分封。漢晉分封還有不得已的難處與苦衷，尤其是劉邦分封諸侯王。漢初，在楚漢戰爭中培植起來的異姓王勢力極大地威脅著劉氏天下，在特殊情勢下劉邦才採用分封同姓王勢力來逐次取代異姓王勢力。可以說是情不得已的選擇結果。常為後人拾取牙慧談資的漢代分封的惡果，是七國之亂。熟知漢史的人們，皆知七國之亂亦是一偶然之結果。這一切緣於一場孩子們之間的口角衝突，不幸的是，衝突中偶然致使劉淠之子被後來的漢景帝誤傷而死。這才埋下了劉淠造反的心理基礎。歷史往往是在偶然中前行的。若無那場偶然的口角，漢代歷史很難說不會重寫。
可是朱元璋分封諸王，則完全出於己願。難道朱元璋不清楚漢代的七國之亂！從葉伯巨萬言書事件來看，他完全清楚七國之亂是怎么一回事。朱元璋之所以分封諸王，顯然懷有一種理想，那就是“法古建邦”，“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藩輔帝室”這一理念的關懷所系。這一點從他的分封詔書中可以清楚知道。從此意義而言，朱元璋的分封諸王是中國歷史上漢代以降一次帶有分封本意的復古行動。明初分封的諸王，雖不領土地，人口，但是領有軍隊。一般諸王都領有二三衛，大者擁軍二三萬，如秦王，晉王，燕王等；小者亦近萬。如此多之兵，不待徵發已是數萬之眾。故而就出現了清人楊椿所說的局勢，“高皇帝崩，遂人人有帝制自為之意。”何況如秦晉燕這些藩王，在平定天下與抵禦蒙古等民族的戰爭中得到了血與火的鍛鍊成長。而朱元璋選擇的帝國皇位繼承人太子朱標乃一柔仁之人，即使不早亡，這些強藩兄弟勢力坐大亦是指日之事，將來猶是一件頭疼的麻煩事。不料朱標早死，諾大的帝國皇位竟然落入乳臭未乾的皇太孫朱允炆之手。這就更讓他那些自視有汗馬功勞，才幹過於建文的叔叔們不服，繼而不滿心存異志。這種情緒從建文繼承皇位到削藩時已經顯露出來。那些勢力強大而志大才疏的皇叔們不是輸給了建文帝，而是輸給了他們的四哥朱棣。頗有乃父風範的燕王朱棣，瞅準了建文帝削藩，變更官制這些違背祖訓的舉措，公然打起“清君側”的大旗，起而發動靖難叛亂。歷時四年的血戰，燕王終於如願以償，成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
意味深長的是，朱棣以違背祖訓為藉口而發動叛亂，現在自己也違背祖訓起來。在宗藩政策上，他成為建文帝未完成事業的實際執行人。削藩，瓦解有勢力的同宗兄弟的力量是朱棣上台後的一大任務。與建文帝不同的，是朱棣政治上的手段老練和策略性。在一定意義上，朱棣吸收了建文帝削藩的經驗，與建文帝徹底的冒進的做法不同。在宗藩問題上，朱棣最後採取了豢養藩王的政策。
晚明在一種特殊背景下最終形成的明代宗藩政策，給這個帝國帶來無窮禍害。豢養藩王政策，使諸家藩王無所事事。既不能朝見皇帝，參與朝政，亦不能參與地方事務。他們生活在劃定的地方範圍內，能做什麼 既不能參與經濟，軍事建設，只有個別藩王從事一點個人喜好的文化活動，如寧王朱權寫出了《救荒本草》，朱載堉無聊之極玩撫琴弦之際悟出了“十二平均律”的音樂理論。因此，明代宗室藩王們除了不斷地從事人口生產外，別無他途。宗室人口，從洪武年間的二十幾家，至正德嘉靖間發展到了二萬餘人，據王春瑜先生的估計至明末大約有十萬左右。這眾多的人口，形成一個特殊的階層，唯一的功績就是消耗掉明代老百姓們辛苦倍至生產出來的社會財富，坐食民脂民膏終老。僅俸祿一項，就占了明代帝國開支中的絕大部分，我們雖然無法統計出一確切數據。明代宗藩每年消耗的開支成為明代財政支出中一個大頭，成為明代財政的一大包袱。這足以令帝國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寢食難安。這從明代眾多的戶部尚書以及朝臣關於宗藩開支的奏摺中可以得知。明代宗藩可以說成為一個十足的寄生階層，尾大不掉，是國家社會中的廢物。
這一切，是這個帝國的設計者朱元璋當初分封諸王時無論如何也不曾預見到的。鑽了帝國設計者漏洞的朱棣，成為這個漏洞的贏家。在特殊環境下形成的明代宗藩制度潛藏的禍患，在朱棣死後就甩給了他的後來者去承受他篡逆帶來的惡果，而這一切都是朱元璋親手培植種下的。
廢相與內閣
朱元璋在位期間，所做的最令後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廢除實行近了一千六百年的宰相制度。這個出身世代僱農之家的皇帝有計畫，有步驟地完成了廢除宰相制度的行動。一切都是在有預謀中進行的。在選擇中書省宰相一職的人選問題上，朱元璋親自徵詢了智多星劉伯溫的意見。劉伯溫仔細分析了當朝能夠成為宰相候選人的品性，才幹，德能。劉伯溫所論列的數人皆不可為相，最後皆相，而且最不被劉伯溫看好的胡惟庸偏偏成為權力最重的中書左丞相。從朱元璋對楊憲，汪廣洋，胡惟庸等數相所謂叛亂事件的處理方式與手段中，難免讓人懷疑其所暗藏的真正動機和目的，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韻味。還是朱元璋自己的話道出其中真諦，“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今我朝罷丞相，…大權一歸朝廷，立法至為詳善。”且詔諭其子孫永不得設相，作為祖訓載入《皇明祖訓》。 朱元璋口中的朝廷不就是他皇帝自己嘛！加強皇帝集權的意圖，昭然可揭！
廢相不難，去相後的政治制度局面如何處置就是一個擺在朱元璋面前的大問題。原本隸屬中書省的六部一時之間失去合法性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凸現出來的嚴重問題，朱元璋採取了提升六部官秩的辦法，使六部直接隸屬於皇帝統轄。如此則皇帝一人兼皇帝與宰相二職於一身，皇帝權力自然變大。這一邏輯符合朱元璋的邏輯。
體制變更帶來的問題可以體制變更來解決。但是體制變更帶來的職責與事務的問題，就不是簡單的體制變更可以處理好的。廢相不久朱元璋便發現，原由宰相承擔的事務落在了自己的肩上。史書中記載的，朱元璋一天要披閱四百多件的奏摺文書，這不是朱元璋勤政的例證，而是廢相後帶來的嚴重後果。為了解決這種皇帝不堪重負的壓力，朱元璋以建置四輔官的辦法彌補廢相的後果。可是任非所人，不久便被朱元璋拋棄，於是設定具有臨時性與常設性兼而有之的殿閣學士。經過五十年左右的緩衝衍變，形成了明代固定的內閣制度，內閣制度儼然又是一宰相機構衙門，內閣首輔不啻於一真宰相的職位。宰相制度的幽靈在現實中復活。
漢唐宋元，以宰相制度的存在，形成了目前學界仍然存在爭議的“內朝”“外朝”說的格局狀況。但不論怎樣，這實際上是反映了存在著以皇帝為核心存在一個系統和以宰相為中心的一個朝臣系統。二者處於權力爭奪盈縮的不斷變化態勢中。這兩個系統在國家大政方針政策的決策，行政等事務的處理中，尚且有些許共同抉擇的精神存在。也就是說，國家諸項政策的出台是皇帝系統與宰相系統二者博弈後的產物。而明代廢相以後，這種精神消失了，一切皆出於宸斷，政令得失亦很難把握。制度化的內閣雖在現實中充當了宰相的角色，但是明代國家在制度上並未賦予其合法的地位。這是內閣制度的致命傷。任何人想以內閣首輔的身份擔當宰相的職務的做法，都是違憲行為，就會受到來自各方猛烈的攻擊。張居正的下場就是這個體制的最好註腳。
明朝的一切制度體制都是在皇權至上的前提下展開的，最終形成了皇權，外加依附於皇權的宦(官)權，以及閣權與六部權共存的一個特殊局面。閣權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從嚴格意義上而言，亦是附屬於皇權的一種派生權力，同時又不得不與外朝的朝臣保持一定關係。閣權自形成後，就存在一個與部權處於長期不斷爭奪的格局，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後，同時還與宦權保持著一種長期的微妙的關係。因此，在這種制度，權力體系下，一切權力都是皇權的衍生物。皇權鬆動，包括自然與人為的，閣權與宦權就長，且二者又處於爭奪中，閣權又與部權保持著一種爭奪。由此亦就不難理解，何以明代宦官專政從未出現過漢唐時代的弒君行為。可以說，明代的宦權，閣權都具有某種虛擬化的傾向。皇權完全有能力在一夜之間將所有威脅皇權的宦權，閣權解除殆盡。
從皇帝集權的角度來說，朱元璋廢相的舉措無疑是達到了成功的效果。但是，從實際的國家政令實施，行政運作效率等方面而言，則是一塌糊塗，其中的弊端，腐敗以及衍生出來的制度體制中的弊端，就是這體制系統自身無法克服消解的。
扼制內侍政策與中國歷史上的宦官專權第三期
朱元璋鑒於歷史上漢唐宦官專權，清楚知道控制，消除宦官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因此，洪武六年，朱元璋就明令民間嚴禁私閹。同時在宮廷內部規定宦官不得言政，宦官的職責就是僅供內廷灑掃而已，為此，朱元璋鐫刻鐵禁牌令，上書宦官干預朝政者斬。宦官職品不得過四品，嚴格控制宦官的員額，據云洪武朝宦者僅數百人而已。
朱元璋設計的宦官政策，在其死後很快被拋棄。而朱元璋本人正是這種政策最終被拋棄的始作俑者，洪武晚年間或派遣宦官參與一些事務，打開了宦官參政的缺口。把這個缺口撕得更大的是朱棣。宣德帝于禁中設內書堂，開啟了宦官參與國家政事具備知識資本，能力的制度通道。當宦官參與朝政的一切條件積累達到成熟的時候，王振不毀掉樹於內廷的鐵禁牌，也會有其他人來完成這一阻擋宦官通向參與朝政權力的最後障礙。而宦官專政得以實現的關鍵一環是，在廢相後內閣制度化過程中票擬制度的出現。票擬制度把宦官權力程式化地納入明代制度體系中，因此隨著票擬的制度化而宦官專政變成一種隨時都可能出現的現實。
明代初期是號稱控制宦官權力膨脹力度最大的時期。這在明代後來人的著作和筆記史料中還有追憶的痕跡。然而正是這個曾經嚴格控制宦官勢力膨脹的一朝，竟是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政專權最烈的時代。不言而喻，明代是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的第三個高峰。二百七十餘年的歷史中，大小宦官專權不計其數，最大者莫過正統王振專權，正德劉瑾專權，天啟魏忠賢專權，次者如李廣，張永，馮保，陳肅等之流。明代雖然未出現弒君的行為，但是明代宦官參與國家事務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財政，賦稅，監軍，司法，礦使等等，從廣度與深度上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可以說明代的宦官專權將中國古代的宦官專政推向了一個頂峰。至明亡，宦官達到十萬人左右，成為一個數目龐大的集團。
這一切，又是明代制度設計者朱元璋不會逆料到的，而這種結果與他廢除宰相以及設計出來的制度框架演變後產生的弊端又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明朝的宦官專政又給下一個王朝留下了抹不去的記憶，成為時時反照的一面鏡子。
衛所制度與開中鹽法
軍隊與軍費供給始終是困擾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一大難題。朱元璋吸收了魏晉領軍制與唐代府兵制，建立了明代特有的軍事制度。全國設立衛所，每衛五千六百人，形成衛所制度。衛所制度是一種寓兵於農精神的軍事制度。在戶籍上，採用軍民分籍。軍戶世代為軍戶，不得改籍，軍戶制度是保證明代軍隊兵員源源不斷得以補充的制度。明代仿效漢代趙充國的做法實行自耕自養的屯田制度，承平時期，衛所軍士按三七或四六比例進行守城與屯種分工。一般，屯者七則守者三，屯者六則守者四。
朱元璋同時以開中制度配合屯田制度，形成了明代完整的軍事供給制度體系。政府鼓勵商人將全國的糧食運往邊鎮上納兌換鹽引，再拿鹽引到兩淮，兩浙等鹽場換取鹽轉賣各地，再用賣鹽獲得的資本用於購買糧食運到邊鎮上納兌鹽引，以此周而復始。這就是實行開中制度的初衷。在明代的貨幣經濟尚不充分發達的情況下，開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大約五六十年時間。朱元璋對於屯田制度與開中制度形成的軍事供給體系非常滿意，因此他曾得意地說我朝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毫。
屯田制度由於科取過高的稅率，軍官殘酷剝削軍士及戚畹之家摻和屯政，屯田制度很快出現敗壞的情況。至正統天順時期，屯種所獲僅能供軍需三之二。開中制度與屯田制度敗壞同步。明代鹽政政策苛刻，灶丁生存狀況日益惡化，加以權勢豪家，中官參與鹽務，販賣私鹽頻繁，開中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鹽政制度逐漸敗壞，開中制度亦逐漸敗壞。按照明代史書說法，對開中制度造成致命破壞的措施是弘治年間施行開中改折制度。明代史書俱載弘治年間戶部尚書葉淇以邊鎮餉銀不繼，又以其親朋參與鹽業活動的關係，主張開中改折納銀，此後明代開中制度敗壞之極。此後，明朝軍隊的軍需供應也就處在經常性的匱乏狀態。其實，將某一制度敗壞歸咎於個人因素未免簡單化，開中制度的敗壞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明初貨幣相對欠發達，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實物經濟成為可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得到發展，尤其是正統，天順時期白銀逐漸成為法定貨幣，加快了貨幣經濟的發展。以銀為本位的貨幣，攜帶便利，大大降低了大規模實物經濟的成本，用銀替代糧食成為必然趨勢。因此開中改折納銀也是必然之事。何況明代政府以各邊鎮軍餉缺乏而以銀兩發放的做法起了示範作用，推動了開中改折進程的完成。
屯田，開中相繼敗壞後，為解決明代軍隊軍餉匱乏的問題，國家每年不得不把雪花花的白銀成堆成堆運到各鎮，此一項開支即是年例銀。年例銀始於正統初年，起初僅為補充性質的臨時性的軍餉供應，數額也小，只限於個別邊鎮，後來成為一種常例供應，數目也變得非常龐大，明代軍隊主要靠此項年例銀供養。年例銀從正統年間的十餘萬兩，發展到二百，三百萬兩，至明末已經達到千萬兩。當年例銀成為明代軍隊軍需主要的供給來源時，明代國家的軍事政策已經變成與宋代一般無二的養兵政策。明代的軍隊數量現在仍然是一個爭論不清的問題，有人說三四百萬，有人估計是近八百萬。現在這幾百萬軍隊主要倚靠國家財政支出來供養，這使得明代財政屢屢出現赤字。據黃仁宇先生對16世紀明代國家未實行三餉加派前財政收入進行過估計不到三千萬兩白銀。而軍餉中年例銀一項就占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若以明代太倉收入計算，太倉收入在嘉靖加派軍餉以後才超過四百萬兩白銀，則年例銀一項就占到國庫開支的十六七。明代的滅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軍隊拖垮的。因此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在上個世紀初就說明代的滅亡與明代軍餉開支有著莫大關係。
更可悲的是，明代國家實行養兵政策，可所養之兵不得其用。明代軍隊系統腐敗之厲，亦是中國歷史上僅見。各級軍伍侵吞剋扣軍餉，索取例錢，虐待士卒等等，致使逃兵現象一直存在。明代軍隊戰鬥力之低下大概較之宋代猶不及，故又間行募兵制度。抗倭名將戚繼光調鎮北邊，看到衛所軍兵士氣不振，列隊不成形，衣衫襤褸等情形後，不得已奏請徵調己所募義烏兵北上；又明軍在與滿洲軍作戰中，刀槍朽鈍，盔鎧紙薄，士兵面有菜色等等，這些都證明了明代所養之兵不可用。
若能起朱元璋於地下，看到當年追隨他橫掃六合的軍隊，在明代軍事制度的供養下成為一群廢物，在倭寇與滿洲軍面前不堪一擊，不知作何感想，該如何痛罵他的不肖子孫呢！
重農政策與明代商品經濟的新發展
一個人的出身環境，成長經歷決定一個人的思維以及他的世界觀。出身於世代僱農之家的朱元璋，成長途中倍嘗人間艱辛，這一切無疑對他設計國家制度和國家政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他的所作所為來看，朱元璋骨子裡仇恨富人，商人，同情窮人。因為朱元璋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是人就有人的情感和喜歡愛憎。
吳元年九月攻下蘇州，擒下張士誠。十月，就下令遷移蘇州富民幾萬人於京師。後又以中都鳳陽土地寬闊，人口稀疏為藉口，再次下令遷徙江南地區的富戶充實當地。朱棣建設北京城再次遷徙南方富民充實其中。經過幾次遷徙富民運動，明初的富民階層基本被消滅無存。朱元璋看到戰火兵燹後的中原地區，土地荒蕪，人煙稀少，於是建立司農司，命有司督促鼓勵中原地區人民墾荒耕植，且定下永不起科的條例，要求該地區種植桑麻樹，同時免除若干地區若干年的賦稅等。由此可知，朱元璋繼承實行了中國傳統的重農和打擊富戶商人的抑末政策。黃仁宇說按照他的理想，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國家大農莊。朱元璋的這種國家經濟政策明顯地打上了他出身環境的烙印。
但是歷史的發展並不以個人的意願而轉移。至明代中後期，商品貨幣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以銀為法定貨幣，貨幣經濟達到相當的規模，尤其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更是成為一個亮點。江南地區經濟的發展，甚至導致了社會結構，文化思潮，價值觀念在一定程度突破了過去的傳統社會的框架與窠臼，出現了一絲新興的社會經濟文化氣象，現在變成中外史家討論的熱門話題，甚至成為中外史家用來對抗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資源與證據。但是在舊的制度框架下，這種新興氣象亦很難從根本打破束縛其發展的桎梏而發生質變。儘管如此，這一切已與朱元璋的理想與制度設計發生了甚大的背離。
為了限制商業發展和出於邊防上的考慮，明初實行寸板不許入海的海禁政策，希冀達到限制商業發展和防止倭寇侵擾。但是超出朱元璋理想之外的是，倭寇從明初就不斷騷擾中國的海疆。經過幾朝的發展演變，終於釀成嘉靖萬曆年間的倭寇大動亂。當時中國存在著所謂的南倭北虜的說法，已徹底宣告了明初海禁政策在現實中破產。而且正德以後，明代的海外貿易掀起了一輪高潮，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海貿新時期，海外的白銀如潮般湧入中國。這一切都打破了朱元璋設計的海禁政策，但是他已經無法親眼目睹這一切變化。
此外，他精心設計的基層稅收制度——糧長，里甲制度也變成殃民的一大弊政，逐漸被拋棄和替代。
明代中後期的人往往在他們的論著中誇耀到我朝超邁前朝的有四事或五事。不知是出於真心讚頌，還是礙於政治力量的鉗制 現在看來唯有一事是再恰當不過的，即明太祖朱元璋是起於微末之家。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歷史的發展是不隨人願的。朱元璋根據自己的經驗和憑藉他個人手中至上的權力，可以設計出明代的一切制度框架，但是他無法扼住歷史發展的脈搏。在明代發展的現實中，他所設計的一切制度架構，基本被無情地摧毀。明代的制度也不得不跟著發生變動。雖說明初朱元璋設計的一切典章制度隨著明代現實的變化而變化是一種必然。但是這一切就朱元璋個人而言，他的理想在現實中最終被擊得粉碎，最終也使得朱元璋成為了一個充滿了悲劇色彩的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