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日記罪這是一個後文革詞語。它指稱的是因為書寫日記而被指控、判定犯罪並量刑懲處，文革中被歸入“反革命罪”。
作為公民人身權利隱私權的一部分，日記【注】是當事人對自己日常生活事務、個人際遇、見聞、感覺的私人記錄，除個別作家拿它發表外，絕大多數是秘而不宣的。
從1953年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舒蕪交信作為定罪證據開始，書信的個人隱私和思想、言論自由就被否定，並且擴大到了日記。日記罪的高發期是三年困難、文革等政治敏感、脆弱時期。
來源
用於定罪日記的來源，或是組織要求交出審查，或是紅衛兵抄家抄檢強掠得來。私人記錄一旦落到辦案人手裡就被賦予了非同尋常的社會—政治意義：日記所載事實、感觸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稍有出入，流露不滿、批評的文字，就被尋章摘句，掐頭去尾，往往是從幾十萬字日記找出隻言片語、幾百字穿鑿連綴成文，引申構陷，上綱上線，羅織成罪。典型的判詞是：“書寫大量反動日記，多次偷聽敵台，散布反革命言論，以最惡毒的詞句攻擊、誣衊、咒罵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攻擊上山下鄉運動，極端吹捧蘇修，為劉××鳴冤叫屈，反革命氣焰囂張，民憤極大。”
處理
對日記罪的處理，輕則批鬥、掛牌、遊街，留黨察看，開除留用，工資降級；中則戴右派帽子，開除學籍，不予分配工作、遣送原籍監督勞動；重則開除黨籍、工職，以現行反革命判刑7—20年（多為10年）。牽連波及的還有妻離子散，戀人勞燕分飛，無房、無家、無業，只能靠抗體力活兒活命，等等。
因此人們都把日記燒掉，不敢再記日記，害怕授人以柄，招來橫禍。或把日記變成記事冊，只寫流水帳、抄語錄，即使要記錄一點真實的東西也用暗語、代號、刪節號（……）來替代。甚至開天窗，留著空白日後補記。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平反冤假錯案時，日記罪也被列入其中。通過申訴，法院撤消了原判決書、宣告被告人無罪，公開平反，恢復公職，恢復原工資級別，補發畢業證書，歸還日記。
在此前後，《民眾》雜誌副總編樂秀良在《人民日報》《新觀察》雜誌上陸續發表了《日記何罪》《再談日記何罪》《三談日記何罪》。他認為日記的私密性決定了它不公開、無影響、無流毒、無不良後果，即使有偏激、錯誤也不危害社會秩序，不構成犯罪和刑事責任。因日記被批鬥、判刑都是冤假錯案，必須平反、善後。今後法律必須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保障日記自由，保障日記不再成為抄家的目標、文字獄的罪證，保障日記主人不會成為思想犯。5年間接到21個省市自治區一百幾十位讀者600多封來信，傾訴因日記罪蒙受的冤屈，請求申訴。樂秀良一封封回信、處理，或代呈上級，或投書報刊揭載，或幫忙出主意，這些讀者來信反映的問題基本得到了改正。樂秀良因此被稱為“日記保護神”。
【注】
日記源遠流長：經學家俞樾認為日記起源於東漢（如馬篤伯《封禪儀記》，就已逐日記敘登泰山之事），兩宋成了日記的繁興期（如南宋陸游和范成大的日記，日本、美國分別有譯註本或研究論著出版），清代李慈銘日記逾百萬字，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1890年）、梁啓超訪美《新大陸遊記》（1903年）對近代中國產生過巨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