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今墨

施今墨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蕭山人,原名毓黔,字獎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中醫臨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醫之一,其外公為清末大吏李秉衡。他13歲時從其舅父,河南安陽名醫李可亭先生學醫,又因政治不定,進入京師法政學堂,接受革命理論。後來追隨黃興先生,並參加了辛亥革命。後來漸感時世雖異,許多官員仍不改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封建官僚作風,便對革命大為失望,慨嘆不已。既然“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他便從此棄政從醫。施今墨先生認為,西醫學並非一無是處,而許多西醫的儀器設備還有助於診斷明確,所以並不排斥西醫。但他認為,西醫在治療方法上不如中醫多樣有效,故始終堅持中醫的辨證論治。他療效卓著,名聲大噪。他說:“治疑難大症,必須集中優勢兵力,一鼓作氣,始能奏效,因循應付,非醫德也。”

基本信息

人物簡歷

施今墨施今墨
1901—1911年 就讀於山西法政學堂和(北京)京師法政學堂。
1906年 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7年 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長。
1931年 開辦華北國醫學院,任院長。
1941年 任上海復興中醫專科學校董事長。
1950年 任北京中醫學會顧問。
1954年 任北京醫院中醫專家顧問。
1954—1966年 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5年 任中華醫學會副會長。1959年 國慶十周年獻五個抗老方劑給國家。
1969年8月22日 逝世於北京

生平概況

施今墨,祖籍浙江蕭山縣,原名施毓黔。因其祖父在雲南貴州做過官,施今墨出生在貴州,故取名“毓黔”。他年幼時,因母多病,遂立志學醫。他的舅父河南安陽名醫李可亭見其聰穎,因而在施今墨13歲時即教他學習中醫,並常對他說:“良田千畝,不如薄技在身”。所以施今墨學醫刻苦,20歲左右已經通曉中醫理論,可以獨立行醫了。

施今墨的父親認為仕途才是正道,曾送他進山西大學堂。在那裡他由於受進步思潮影響而萌生了民主與革新思想。後因反對山西大學堂西齋主持人、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專制,被校方開除,轉而入山西法政學堂,因成績優秀被保送至京師法政學堂。這時經人介紹認識了黃興,並由黃興介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從此開始了革命生涯。他以醫療為掩護,隨黃興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作為山西代表,在南京參加了孫中山先生就職大總統的典禮,並以客卿身份協助陸軍總長黃興制定陸軍法典。在《陸軍刑法》《陸軍懲罰令》《陸軍審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筆。後來袁世凱篡權,孫中山出走,黃興病故,施今墨應湖南督軍譚延闓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廳長。但那時軍閥混戰,無人過問教育,施今墨壯志難酬,於1917年應順直水利督辦熊希齡邀請,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長之職。當時他想在香山慈幼院創造一個與世隔絕的理想境地,讓孤兒們長大成人,自食其力,在自己開辦的工廠、農場中從事各種工作,讓這裡充滿自由、平等、博愛。但社會的腐敗、官場的傾軋、某些官太太的驕橫,使施今墨的理想難以實現。他因此憤而辭職,決心棄政從醫。1921年他自己更名“今墨”,取義有三:其一,紀念誕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習墨子,行兼愛之道,治病不論貴與賤,施愛不分富與貧;其三,要在醫術上勇於革新,要成為當代醫學繩墨(今之墨準之意)。施今墨在法政學堂以及後來參加同盟會革命從政時,都經常為人診病,已小有名氣。此時一旦專心醫業,精研醫術,立刻醫名大噪,譽滿京師,門前經常摩肩接踵,車水馬龍。

施今墨施今墨(右)

1925年,孫中山在京臥病,施今墨應邀參加會診,提出中肯建議。1930年,出診西安,為楊虎城將軍診治,藥到病除,載譽而歸。1935年國民黨政府頒布中醫條例,規定了考核辦法及立案手續。北京第一次考核時,當局挑選醫術精湛、民眾信譽好的醫生負責,施今墨和肖龍友孔伯華汪逢春被舉為主考官,負責出試題及閱卷,嗣後即有“北京四大名醫”之說。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揚言要取消中醫。1929年余雲岫首先發難,提出取消中醫議案,南京國民政府擬正式決議。中醫生存,岌岌可危。訊息傳出,舉國大嘩。施今墨奔走南北,團結同業,成立中醫工會,組織華北中醫請願團,數次赴南京請願,以求力挽狂瀾。當時國民黨少壯派汪精衛只相信西醫,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醫不可之勢。適值汪精衛的岳母患痢,遍請西醫,未見少效,行將不起。有人建議請施今墨診治,汪精衛無奈,同意試試。施今墨憑脈,每言必中,使汪精衛的岳母心服口服,頻頻點頭稱是。處方時施今墨說:“安心服藥,一診可愈,不必複診”。病危至此,一診可愈?眾人皆疑。據此處方僅服數劑,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衛這才相信中醫之神驗,題字送匾《美意延年》(莊子語),自此再不提取消中醫之辭了。後來在全國輿論壓力下,國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國醫館,任命施今墨為副館長。中醫終於以妙手回春的療效,贏得了生存的權利。

振興中醫

施今墨施今墨對藥
為了振興中醫,施今墨開過醫院,辦過藥廠,但都失敗了。最終施今墨認識到:振興中醫在於人,要有高質量的中醫人才,必須辦學,使自己的學術思想最終為更多的中醫所掌握,中醫事業就會有長足的發展。1931年,施今墨籌辦了華北國醫學院。他熱愛祖國醫學,但不諱中醫之短,不嫉西醫之長,大力提倡革新中醫。他明確指出:“吾以為中醫之改進方法,舍借用西醫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證,實無別途”。他把這一思想也貫徹到辦學方針之中。在華北國醫學院的課程設定上,以中醫理論為主,設立《內經》《傷寒論》 《金匱要略》《難經》《溫病條辨》等課程;以西醫理論為輔,設立了生理、病理、解剖、藥理等課程。施今墨注重實踐,在帶學生實習時,吸收了西醫的檢查和化驗手段。還經常和西醫專家姜泗長等人共磋醫療方法,不斷探索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新途徑。他善采百家之長,總結經驗,不斷充實自己。他聽說上海名醫丁甘仁的醫學造詣很深,曾喬裝病人,多次前往求醫,仔細觀察丁診病過程,很得啟發,認為丁甘仁的理、法、方、藥運用規範,臨床醫案經過整理後頗有參考價值。為利於學生學習,他在華北國醫學院以丁甘仁醫案為教材,親自講授。施今墨在臨床上,不分中醫、西醫,不分經方、時方,只要利於治病,均隨手拈來。他曾對學生說:“全面精查、苦心探索、靈活運用、謹密掌握,選方準病,選藥準方,不可執一方以論病,不可執一藥以論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專而致誤,其有厭學圖便者,只敦用少數之成方、單方以統治萬病,非吾之徒也”。在他的影響下,學生對經方、時方無門戶之見,能靈活運用,臨床上都有較好的療效。華北國醫學院學生的畢業論文也具有較高水平,獲得中醫界讚許。在施今墨辦學的十幾年中,共辦16期,畢業學生600餘人,現分布在全國,都是中醫的骨幹。

施今墨認為,療效是檢驗醫生理論是否正確的標準。學習、繼承祖國醫學理論,必須與臨床實際相結合,要敢於突破,推陳出新。對於外感熱性病,歷來醫家都強調其病因是外邪所致。施今墨說:“余意不論其為外感風寒或溫熱,不論其為傳染性或非傳染性,必須外因內因結合起來看。六淫,疫病之邪皆為外因,若單純外因亦不均能致病,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其傳染性頗高,傳播最為廣泛,然而流行區域亦非百分之百均染是病。又如夏日酷暑,溫熱蘊郁,但中暑者究竟不是多數,‘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因通過內因始生作用,確為至理名言”;又說:“外感熱性病,多屬內有蓄熱,外感風邪,治療時應既解表寒又清里熱,用藥時表里比重必須恰當”。於是施今墨創出“按比例清解表里之說”,寓西醫之定量、定性,又寓張錫鈍之清熱、解表於其中,謂之“七清三解(清里藥味與解表藥味的比例為七比三,余此類推),六清四解、五清五解、三清七解諸法”。在臨床中示明表里關係,非常實用。運用他的這個理論遣方用方,感冒發熱,往往只兩三劑藥,應手而愈。施今墨所創製的“感冒丹”,因作用在於調攝陰陽,增強人體抵禦疾病能力,療效顯著,所以行銷東南亞乃至西歐,為廣大華僑所喜愛。

辨證論治

施今墨施今墨
辨證論治,是中醫特長。施今墨在實踐中感到:“八綱辨證並不完善,氣血是人體的物質基礎,十分重要,應該補充到八綱之中”。因此,提出十綱辨證,即“以陰陽為總綱,表里虛實寒熱氣血為八綱”。施今墨講過這樣一個醫案:“曾於天津治一婦人血崩,血出不止,在醫院裡止血藥、止血針無濟於事,將其倒懸、堵塞,血亦滲出,人皆束手,求治於我。中醫理論:‘氣為血帥,血隨氣行’,急當固氣。故我亦用老山參濃煎頻灌,終得血止人活。有人以為人參可以止血,就把人參當止血藥用,再遇崩漏,必用人參,結果不但不止血,反生他症而不自知。所以人參用之得當可以‘起死回生’,用之不當亦可傷生。當與不當,在於辨證”。施今墨之認證準,施治確,由此可見一斑。

施今墨強調“有是症,用是藥”,不應以醫生個人所好和習慣成為溫補派、寒涼派……。疾病變化萬千,不應以主觀意識決定客觀實際。他治病時不具成見,根據病情,該寒就寒,該熱就熱。兼采中西醫理和各家之長,旁及民間療法和單方草藥。敢於創立新法新方,每奏奇效。1928年初春,他出診天津,為一位50歲患者治病。該患者已高熱十餘日,西醫診為腸傷寒,中醫診為濕溫。施今墨見患者口唇枯裂,面目黧黑,神志昏蒙,時醒時迷,大便穢溏,污染袴褥,呼吸促急,脈細如絲,生命垂危。索前醫方劑視方,清解、調和、芳香透絡、消炎、瀉熱、通利二便,各種必用之法無不遍施;“桑菊”、“銀翹”、“三黃”、石膏、“安宮”、“紫雪”、“至寶”各種必須之藥,無不遍選。而病勢日重,原因何在?他經詳盡辨析,認為前醫祛邪與扶正的關係處理不當。攻邪怕傷正,結果攻邪不力反留邪;扶正怕助邪,結果扶正不力正愈傷,屢成助邪傷正之勢,導致正氣衰微。他決定祛邪扶正同時並進,充分祛邪,大力扶正。囑用大枝西洋參三錢(約9.4克)濃煎,送服局方至寶丹一丸。好似於灰燼中利用星點火頭,吹火燃薪,氣大亦滅,氣小亦滅。施今墨憑自己數十年功力,遣方用藥,終使“死灰復燃”,患者僅存微弱陽氣,復發勃勃生機。當西洋參累計用過三兩(約94克),局方至寶丹服過十丸時,患者熱退眠安,神志清醒,飲食恢復,大便成形。原方再用一周后,加入飲食調養,月旬遂告痊癒。施今墨於臨床體會:局方至寶丹化痰、醒腦、退熱、兼有解外邪之功;西洋參扶正而滋陰,藥性和緩,用於久虛傷陰之人甚當。此人此病選此藥此量,證藥相對,藥量適當,可謂絲絲入扣,起死回生。

施今墨善於處方,精於配伍。其處方多由古今數個方劑化裁而成,時用原方,時采其意,藥味雖多而不亂,主次分明,配合巧妙,結構嚴謹,渾然一體,往往數劑即見功效。他特別善於雙藥合用。流傳於世的《施今墨對藥》是其學生、長女婿祝諶予隨他學醫時,發現老師處方中往往是雙藥並書。經留心收集,整理出100多對藥,請教於他。施今墨講,自己在閱讀古方書時,發現古方中有許多起關鍵作用的藥物,往往成對出現,或一寒一熱,或一升一降,或一氣一血,或一散一收……,有的互相配合、增強療效,有的互相制約、防止偏勝。非常符合中醫“陰平陽秘”、“以平為期”的原則,起到正反雙向調節的作用。自己默默記下,驗之於臨床,發現確實藥少而效著。於是就一對對積累起來,形成自己用藥特點。祝湛予在任北京中醫學院教務長時,向同學們介紹了“施今墨藥對”。學生呂景山畢業後將此藥對又加工整理,1982年出版了《施今墨藥對臨床經驗集》 ,作為對施今墨的紀念。

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施老將蘊含了自己六十載行醫實踐經驗經典驗方——健延齡製成成藥,分贈給何香凝、朱蘊山、王季范、仇鰲、張鍅、馮友蘭、孫伏園、貝聿銘等十餘位老人試用。大家服用半年,一致反映精力充沛,睡眠安穩,食慾好轉,二便通暢。

醫德高尚

施今墨施今墨(左二)
施今墨醫德高尚,對病人充滿愛心。有時他自己病了躺在床上,還對學生們說:“不要將遠來的病人拒之門外,實在病重領進來我給看看”。他對同道非常敬重寬厚,從不貶謫他人。有患者拿前醫處方請其評論,他則說:“方開得不錯,各人有各人的路數,你也可以服我的藥試一試……”。他常對學生們說:“人家說我是名醫,其實我這一輩子還是沒見過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還說:“我的經驗都是從為病人治病中得來的,我要還給病人才對得起他們,才覺心安”。當他79歲高齡時還寫下:“我老而未死,還能在醫務工作崗位上為人民服務,便是我的幸福,亦不虛度餘年”。

施今墨熱愛祖國醫學,對中醫事業的發展非常關心。1954年4月周恩來總理接見他時,他向周恩來提出建議:成立中醫科學研究院、中醫醫院、中醫醫學院,開展中西醫結合事業,提高中醫地位……在一次中醫中藥展覽會上,施今墨獻出了治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高血壓神經衰弱肝硬變肝脾腫大氣管炎等十大驗方。以後十大經方中的“高血壓速降丸”、“神經衰弱丸”、“感冒丹”、“氣管炎丸”被製做成藥,暢銷海內外。後來,他又獻出了上百個驗方,均被國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時,還一再叮囑:“我雖今後不能再看病,而我的這些經驗,對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來,讓它繼續為人民服務”。1982年由祝諶予翟濟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編的《施今墨臨床經驗集》終於出版,實現了施今墨“繼續為人民服務”的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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