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新本土主義”論述是少數“泛民主派”意見領袖假手學術的產物。這一概念源自美國，後被香港少數“民主派”學者借用。2014年以來，香港學界陸續出版《香港城邦論》等書籍，雜糅和利用流行的“新本土主義”辭彙和理論，嚴重扭曲了香港歷史和港人意識。
本質
香港“新本土主義”論述被香港自由派媒體利用並刻意渲染成為主流社會思潮。這些媒體利用這一概念的模糊性，有意將近年來香港的公民社會活動、“泛民主派”運動、民間反“地產霸權”甚至方興未艾的文化保育運動等，一股腦裝進“本土主義”的袋子。事實上，這些社會運動和思潮的背景、訴求和潛在政治影響並不一致，自由派媒體這樣做是為製造香港尋求本土政治認同的輿論氣氛，將其人為捏造和放大成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新本土主義”論述以文化思潮的面貌和形式出現，裹挾著香港少數文化精英的自治訴求和民主訴求，這些訴求中多數已超越了“一國兩制”框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憲制要求，相關書籍出版和文化活動也不排除有西方勢力支持。對其實際政治影響，我們需客觀全面認識，不能忽視但也不宜高估。
影響
“新本土主義”目前（2015年）在香港並不具備廣泛的民意基礎，而是僅局限於少數文化精英的自我陶醉。而香港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過去60多年，香港處在一個不斷政治化、主體意識不斷強化的過程中，但這並不意味著對香港特區的文化論述僅局限於“新本土主義”一端。相反，香港需要能反映其豐富歷史、複雜多樣性的文化論述方式，有包容香港過去百餘年殖民歷史的“華洋論述”，也有回歸以來“一國兩制”下的“主權論述”等。在此背景下，香港學術精英群體多數十分清醒，對“新本土主義”抱持審慎態度。
雖然“新本土主義”在香港本地政治效應有限，但要提防起通過所謂“民間外交”，建立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南公民社會”，為香港爭取國際社會支持。香港“新本土主義”勢力可能會與台灣地區、東南亞等國家“拒中抗共”力量合流，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製造更深層次危機，同時不排除同“台獨”勢力合流的可能，在國際領域製造意識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