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劉振凱認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些作家由於在生活道路、地域人文環境、家學淵源、創作條件、美學追求、藝術風格等方面相似或相近，形成了這樣或那樣的作家群，被人們冠以“劍客”的美名，成了這些作家和作家群的雅號。
他在文中寫道：（20世紀）30年代，戴望舒、施蟄存、杜衡被人們稱為“文士三劍客”。這是因為，1932年，施蟄存、杜衡、戴望舒負責編輯《現代》月刊，倡導象徵主義的詩歌創作。還是在30年代，在文壇上初露頭角的吳組緗、林庚、李長之、季羨林被稱為“清華四劍客”，這大概是因為他們均系清華出身，家學淵源相似，且皆才氣過人而得到此種讚譽的吧。30年代末、40年代初，袁水拍、徐遲、馮亦代被稱為文壇“三劍客”。這三人中，袁為蘇州人，徐為湖州人，馮為杭州人，太湖“包孕吳越”，他們都深受吳越文化的濡染薰陶，有著相似的地域文化背景。有一個階段，他們又同在香港，同在辛勤筆耕，來往甚多。50年代初，台灣的司馬中原、朱西寧、段彩華曾被稱為台灣文壇“三劍客”。這三人都是行伍出身，都是“大兵文學”的幹將。香港作家金庸、梁羽生、陳凡亦被稱為“三劍客”，這自然是和他們的武俠小說之劍氣逼人分不開的。近年來，活躍在廣西文壇的小說家鬼子、東西、李馮也被人們稱為“三劍客”，同樣是與他們的代表作《蘇通之死》（鬼子著）、《邁出時間的門檻》（東西著）、《我作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李馮著）的主題與藝術風格聯繫在一起的。
劉振凱寫道：這時我想到，以“義”為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以精神自由和情感認同為至高追求，這是我國傳統的“遊俠”人格特徵。文壇上的“劍客”們的靈魂深處，不是也有這種傳統文化基因的影響嗎？
原文閱讀
文壇“劍客”
劉振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些作家由於在生活道路、地域人文環境、家學淵源、創作條件、美學追求、藝術風格等方面相似或相近，形成了這樣或那樣的作家群，被人們冠以“劍客”的美名，成了這些作家和作家群的雅號。
30年代，戴望舒、施蟄存、杜衡被人們稱為“文士三劍客”。這是因為，1932年，施蟄存、杜衡、戴望舒負責編輯《現代》月刊，倡導象徵主義的詩歌創作。嗣後，戴望舒又創辦《新詩》雜誌，把“現代派”這股詩潮推向頂峰，被看作是“現代派”詩壇的領袖。他撰寫的《詩論》堪稱“現代派”詩的藝術綱領，發表在1932年出版的《現代》雜誌第二卷第一期上。全文共分17條，是作者研究歐洲象徵派詩人作品的札記。被稱為“雨巷詩人”的戴望舒詩集《望舒草》的序就是杜衡寫的。施蟄存則集創作、翻譯、編輯、學術研究於一體，是現代心理小說的探索者之一。他的短篇小說集《上元燈》《娟子姑娘》《追》在二三十年代是頗有影響的。可惜施蟄存命運多蹇，一生坎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蒙受冤屈。出版家趙景深先生和這“文士三劍客”很熟悉，對這“劍客”的美好稱謂自然表示服膺。這三“劍客”之間過從甚密，相知甚深，戴望舒熱烈追求施蟄存的胞妹，並因之負笈海外深造，但終未結為眷屬，只是留下了一段佳話。
還是在30年代，在文壇上初露頭角的吳組緗、林庚、李長之、季羨林被稱為“清華四劍客”，這大概是因為他們均系清華出身，家學淵源相似，且皆才氣過人而得到此種讚譽的吧。李長之、季羨林、吳組緗都是散文高手。李長之的《孩子的禮讚》《大自然的禮讚》，季羨林的《黃昏》《兔子》，吳組緗的《黃昏》《林居紀事二則》《泰山風光》都稱得上是散文佳作。吳組緗的小說也寫得很好，具有強烈的審悲意識，小說散文集《西柳集》《飯余集》是其代表作。林庚在清華中文系就讀期間，就曾創辦中文系的刊物《文學月刊》，後留校充任朱自清先生助教，後又做過鄭振鐸先生辦的《文學季刊》的編輯。林老早年從事過創作，終其一生，主要精力還是在於教學與學術研究方面，是一位學者。此四公惟有季羨林先生健在，年屆米壽，仍筆耕不輟，且時有驚人之作問世，神清志潔，實在可喜可敬。老人在《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序》中寫道：“高山、大川、深澗、棧道、陽關大道、獨木小橋，我都走過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著，並不容易。說不想休息，那是假話。但是自謂還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種力量，一種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後鞭策我。”“劍客”之氣猶在，實為我等晚輩之楷模。
30年代末、40年代初，袁水拍、徐遲、馮亦代被稱為文壇“三劍客”。這三人中，袁為蘇州人，徐為湖州人，馮為杭州人，太湖“包孕吳越”，他們都深受吳越文化的濡染薰陶，有著相似的地域文化背景。有一個階段，他們又同在香港，同在辛勤筆耕，來往甚多。袁水拍能詩，嬉笑怒罵，對惡勢力痛加撻伐。徐遲能詩善文，學貫中西，才高八斗，更為人們所稱道。他在中國文壇的地位，自有公論。可惜晚年陰差陽錯，神往星空，飄飄然墜落樓下，演出了一場不該演出的悲劇。馮公尚健在，與黃宗英結為連理後，夫唱婦和，佳作迭出。馮老學養深厚，閱世深刻，為人篤誠，他的一篇萬言長文《哭徐遲》，殷殷友情躍然紙上，此“劍客”送彼“劍客”，十分感人。這時我想到，以“義”為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以精神自由和情感認同為至高追求，這是我國傳統的“遊俠”人格特徵。文壇上的“劍客”們的靈魂深處，不是也有這種傳統文化基因的影響嗎？
50年代初，台灣的司馬中原、朱西寧、段彩華曾被稱為台灣文壇“三劍客”。這三人都是行伍出身，都是“大兵文學”的幹將。香港作家金庸、梁羽生、陳凡亦被稱為“三劍客”，這自然是和他們的武俠小說之劍氣逼人分不開的。
近年來，活躍在廣西文壇的小說家鬼子、東西、李馮也被人們稱為“三劍客”，同樣是與他們的代表作《蘇通之死》（鬼子著）、《邁出時間的門檻》（東西著）、《我作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李馮著）的主題與藝術風格聯繫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