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李長之作品李長之(1910.10.30——1978.12.13)，原名李長治、李長植，山東利津人。1929年入北京大學預科學習，在校期間發表散文作品。《我所認識的孫中山》是他早期習作。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兩年後轉哲學系，同時參加了《文學季刊》的編委會。1934年後曾主編或創辦《清華周刊》文藝欄、《文學評論》雙月刊和《益世報》副刊。在出版第一本詩集《夜宴》前，開始理論批評的寫作。1936年出版《魯迅批判》—書，產生影響。該年自清華大學畢業，遂留校任教。以後又歷任京華美術學院、雲南大學、重慶中央大學的教職。1940年任教育部研究員。1944年主編《時與潮》副刊。1945年任國立編譯館編審。抗戰勝利隨編譯館由重慶北碚遷南京，主編《和平日報》副刊。1946年10月赴北京師範大學任副教授，並參與《時報》、《世界日報》的編務。這時主要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和文化藝術的批評。
詳細資訊
兩歲隨家移居濟南。其父李澤培，清末秀才，母親畢業於省立女子師範，愛好藝術。李長之幼年隨父在濟南上學，先後在濟南第一師範附屬國小、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山東聊城師範就讀。李長之幼年即接受新式教育，1919年初入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國小讀書。學用白話文寫詩歌和散文。“五四”愛國運動後，參加“救國十人團”，到藥店檢查日貨。從12歲起所寫新詩、
散文、分別發表在《兒童世界》《少年》和《小朋友》等雜誌上。
1929年高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甲部。在北大學習期間，為北京《益世報》編輯副刊“前夜”。並在《自由評論》上發表過《我所認識的中山先生者》的文章，頌揚孫中山先生的為人及其民主革命精神。
1931年秋，他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後轉哲學系。師從著名哲學家張東蓀、金岳霖和馮友蘭。“九、一八”事變後，他參加清華大學南下請願團去南京要求蔣介石抗日。1933年至1936年，任《文學季刊》編委、《清華周刊》文藝欄主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主編等。其間刊行第一部詩集《夜宴》，發表了文學評論專著《魯迅批判》等文章。
1936年至1948年，他先後任清華大學華僑生、蒙藏生導師、京華美術學院教授、重慶中央大學助教、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副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等職。主編過《時與潮》、《和平日報》、《北平時報》副刊。他發表的作品有：《苦霧集》、《文學史學與文藝科學》、《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等重要著述和譯著20餘部。
1949年4月，李長之加入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協會。翌年，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文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後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任北京市文聯文藝理論組組長等職。
1951年，他赴四川參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團副團長。至1956年，又相繼出版所著《龍伯國》、《李白》、《中國文學史略稿》一、二、三卷等作品多部。
1957年，被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當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遭受迫害。但李長之依然盡心竭力從事教學工作和學術研究，積極參加《紅樓夢》的注釋和《新華字典》的修訂等工作。
李長之不僅在中國文壇上享有盛名，而且在國際漢學界也頗有影響。他撰著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孔子的故事》、《陶淵明傳論》等先後被譯為日文。日本河出書局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字典》、東京堂出版的《世界文藝辭典》，都收有他的條目。
李長之晚年身殘多病，仍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1978年12月13日病逝於北京，終年68歲。
著作書目
《夜宴》(詩集)1934，北平文學批評社
《魯迅批判》(評論)1936，北新
《波蘭興亡鑒》(史論)1940，獨立出版社
《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評論)1941，商務
《西洋哲學史》1941，正中
《批評精神》(文論)1942，南方印書館
《苦霧集》(評論、散文等合集)1942，商務
《星的頌歌》(詩集)1942，獨立出版社
《韓愈》(評論)1944，勝利出版社
《北歐文學》1944，商務
《我教你讀書》1944，文風書局
《夢雨集》(評論、散文等合集) 1945，商務
《文史通義刪存》(文論)1945，文化書社
《迎中國的文藝復興》(評論)1946，商務
《中國畫論體系及其批評》(文論)1946，獨立出版社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評論)1948，開明
《李白》(理論)1951，三聯
《大理石的小菩薩》(童話集)1951，文化供應社
《龍伯國》(童話集)1951，文化供應社
《陶淵明傳論》1953，棠棣社
《中國文學史略稿》(l一3卷)1954—1955，五十年代出版社
《司馬遷》(評論)1956，通俗讀物
《<詩經>試譯》1956，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孔子的故事》1956，上海人民
《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 2015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2015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陶淵明傳論》2015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翻譯書目
《德國的古典精神》(譯文、評述合集)1943，東方書社
《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德國瑪爾霍茲著，1943，商務
《歌德童話集》1945，東方書社
《強盜》(劇本)德國席勒著，與揚文震合譯，1956，人文
人物軼事
李長之為《魯迅批判》遭一輩子罪
李長之初名李長植，山東利津縣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哲學系，先後在中央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是著名的詩人、翻譯家、學者。在文學批評和古典文學研究領域造詣很深。
李長之在1935年主編《益世報》副刊，他的《魯迅批判》曾在該報副刊上連載。到1935年9月上旬，他將全書結稿。在趙景深大力支持下，該書在北新書局出版。
《魯迅批判》在魯迅研究史上，是第一部成系統的專著，在學術界影響很大。
李長之這部專著出版，曾得到魯迅先生大力支持和幫助，魯迅親自看過李長之的稿件，並訂正過其中著作時日。此外，魯迅還贈送他一張照片，刊印在書面上。《魯迅批判》於1935年寫成，1936年1月初版，不到一年，魯迅先生就去世了。
該書出版經過是這樣的：
當北新接受書稿後，李長之寫信向魯迅索要相片。魯迅接信後，便毫不遲疑地從自己的相冊上揭下一張標準像寄去，還寫了回信。李長之收到魯迅的信和照片後，感到很珍貴，就叮囑趙景深將魯迅相片按原尺寸置於封面左上方，再用插頁重印一次置於卷首，還將魯迅書信第一頁手跡原件寄去，讓制鋅版後放在插頁相片之後。趙景深對他的要求，一一照辦。在該書初版本的目錄上就刊有“魯迅先生近影”、“魯迅先生手跡”的字樣。但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考慮到這本書不好銷，會虧本，為此儘量節省成本，印出的《魯迅批判》省去了該用重磅銅版紙印製的相片插頁和手跡，僅僅封面是李長之要求的樣子。
《魯迅批判》初版出版後，不到半年就賣完了。這是李小峰沒有料到的。
1936年6月，《魯迅批判》第二版出版，伹書局沒有通過李長之。李長之本人一年後在香港書店的售架上見到才知道。於是，他在有關文章中開始大發牢騷，譴責“書店老闆所加給的戕害”；“初版不印魯迅書信手跡和相片插頁，還將魯迅手跡丟失”；“所給的版稅就更苛了，只給了五十幾元，版稅也只算過一次，以後再沒算過”。
李長之對北新書局的做法很失望。幾年後，李長之負氣地把《魯迅批判》委託給東方書社在成都印了“第三版”，出書時間是1943年7月。這是李長之單方面的行為，沒讓北新書局知道。
1946年2月15日，李長之給趙景深寫信，討要他沒有給夠的版稅。趙景深接信後立即向李小峰轉達。於是，李長之這才獲得了追討的版稅。
不料，李長之回到北平，他在書店又見到新的《魯迅批判》，他再去讓趙景深代索版稅。
1987年7月，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我編寫的《魯迅研究書錄》，其中收錄李長之的《魯迅批判》一書，因為見到該書每次加印都沒有準確地在著作權頁上登錄出書時間和印數，只好含混其詞地說：“該書出版後，曾多次再版。”
李長之出版《魯迅批判》之後，屢遭批判和查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它被視為左派讀物予以排斥；在日偽統治時期，它被列為禁書；新中國成立伊始，也受到嚴厲批判。李長之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魯迅批判》成為黑書，被封存於圖書館，不許借閱。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工宣隊隊員指著李長之的鼻子說：“是你寫的《魯迅批判》么 魯迅是可以批判的么 就衝著‘批判’，你就罪該萬死 ”
關於”批判”一詞，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一般通用解釋是：“對錯誤的思想、言論或行為做系統的分析，加以否定。”而李長之所謂“批判”，卻是“分析”、“評論”的意思。
儘管如此，李長之在評論分析魯迅作品時，也存在不少欠妥或錯誤的地方，連他自己也對該書不滿意，早在《魯迅批判》1943年發行第三版時，他就表示“另寫一部魯迅再批判”。1950年李長之在《魯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又一次表示“對於本書，願意重寫”的願望。
1976年“四人幫”已經粉碎，某出版社曾找李長之接洽再版《魯迅批判》事宜，條件是將書名“批判”改為“評論”或“分析”之類云云。李長之脾氣耿直，他堅持不改。他說：“批判其實就是分析評論的意思。我為《魯迅批判》遭一輩子罪，不改，不出，也罷！”
李長之說這番話兩年之後，便於1978年離開人世。
李長之的《魯迅批判》一書，是迄今在研究魯迅的學術領域中引文率最高的專著。也是唯一經過魯迅批閱的批評魯迅的專著。但該書歷經艱苦歷程，目前已難見到原書了。為此，北京出版社於2003年1月重新整理再版了《魯迅批判》一書。書前刊有於天池、李書合寫的《李長之<魯迅批判>再版題記》，可作為讀者的“導讀”。
李長之的書評
作家中少有注重書評的。30年代的蕭乾寫過一本《書評研究》，並在他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組織過大批的書評文章。40年代的李長之，在抗戰時期的重慶辦了一份《書評副刊》（月刊），出了十幾期，似乎更少人知。
李長之是詩人，也是一位文藝批評家，30年代初在北平創辦了《文學評論》刊物，又出版了系統的研究魯迅的專著《魯迅批判》。按當時的語境，“批判”只是評論、分析、研究的意思，並無貶意，不像1949年以來習用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的大批判性質。李先生為這書名吃盡了苦頭，先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工宣隊更斥責他：“魯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衝著‘批判’，你就罪該萬死！”
1944年3月他創刊的《書評副刊》，其實是附在《時與潮文藝》雜誌後邊的，只占十頁左右的篇幅，每期不過評介四五本書，絕大部分是由主編執筆的。除本名外，他還用了何逢、方?、梁直等化名。《時與潮文藝》創刊於1943年3月。1944年3月第三卷第一期起開始附有《書評副刊》。到1946年1月止，共出版了十二期。從“發刊詞”和“稿約”中，可以看出李長之對書評的認識和編刊思想。他認為書評不等於文學批評，只是文學批評的一小部分。他提出理想的書評應是：“要同情的了解，無忌憚的指責，可以有情感而不能有意氣，可以有風趣而不必尖酸刻毒，根據要從學識中來，然而文字仍需是優美而有力的創作。”他提倡書評要短，每篇不超過一千五百字，大著固不欲放過，也不輕視名不經傳的優秀青年作品。總之要把握“批評精神的核心是在爭一個真是非，是在不徇私（阿其所好和肆意攻擊都是徇私）！”這些言簡意明的原則，特別是不徇私，有感情，文章短，書評本身就是創作等，實在是抓住了書評的特質。
理想的書評當然不是輕意可得的，看來李長之的組稿能力，顯然也不如蕭乾，他只好自己帶頭執筆。我懷疑刊物上還有很多陌生的作者，估計也是他的化名。
老舍的短篇小說集《貧血集》，作者自謙“其人貧血，其作品亦難健旺也。”李先生則認為集子裡的五篇小說並不貧血，因為其中“有一些共同優長，這就是：都有著戰爭的烙印，都有著新的體驗和新的智慧，文字上都超過了乾脆的俏皮而入于堅實硬梆，一點也不油滑。———老舍先生曾說他的創作等於抬滑竿，不錯，一比時下的其他作品，便見出他的字句，既不浪費，也不偷工減料了。”他對五篇小說分別作了具體分析，最後筆鋒一轉：“不過統統說是貧血也可以，但不是作品，卻是寫著的社會。五篇統統有益於抗戰，這是真的，但也統統代表了作者根底上的悲觀的智慧———它是可貴的病理的解剖刀！”
這稱譽是深刻的，文字亦活潑。
對於名家和前輩，他亦開誠布公，敢於直言。如評茅盾的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講到了優點，不滿意處竟有四點，一是在寫作時間和空間的特質上缺乏明確，甚至有些錯亂。二是書中人物的性格有些雷同，“這就是大都耽於幻想，似乎在神經上都太脆弱。”三是口語的不純粹，“增加了書中地方性的不明確。”四是“有些說明，似乎露出了反而覺得淺……這不如隱藏在具體描寫里。”對於臧克家的詩《泥土的歌》，李長之給以熱情的肯定，“統觀全書，頗覺它的真實”，不像詩人的第一本詩集《烙印》，雖有對勞動大眾的同情，卻免不了第三者的意味，如今“仿佛一個農家之子終於由都市還了鄉”。
但在總評全書時又說：“平凡的詩占一半，太好和太壞的各占四分之一。”所謂壞詩，是指“空洞、弱和散文化”。這些苛求，當時和事後都沒有引起作家們的抗議或打官司，證明被批評者的虛心和雅量，同時也不會為此而動搖過他們的聲譽。當然，書評的意見並非結論，也是可以討論的。
《書評副刊》還評介了冰心的《關於女人》、郭沫若的《今昔集》、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舒湮的《董小宛》、張恨水的《水滸新傳》、袁俊的《萬世師表》、田間的《給戰鬥者》、吳組緗的《鴨嘴澇》、碧野的《風砂之戀》、沙汀的《淘金記》、胡風的《看雲人手記》、巴金的《憩園》、駱賓基的《姜步畏家史》、吳祖光的《夜奔》、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等，其中有褒有貶，沒有空話，無疑的這些都是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寶貴資料，證明李先生也是一位現代文學的研究家，而這正是我們長期以來所忽略的。
為了說明李先生書評的卓識和感情的真摯，以及文字的簡練，我再摘引一段他在評介《荒謬的英法海峽》時，對徐?作品的評價：“富有浪漫情調和幻想，是徐?先生作品的特色，聰明，流利，婉轉，更特別巧於對話，是他的長處。然而有點太偏於享受，太偏於空幻，太偏於油滑（這個形容詞有點過，可是苦無適詞），仿佛許多民間疾苦都和他的小說世界不相干似的，所以我們不願意多有人仿效他，也很擔心有太多的人沉溺於其中，弄得胃口弱了，不是便不能消化硬東西了么？”
事隔半個世紀以上了，結合目前文界開展書評工作的窘境，或一味吹捧，或開口謾罵，或小貓屁股摸不得，真覺得李長之的書評活動還是值得回味的。很多做法仍可參考，很多意見也沒有過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