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戴戎光（1909—1971）
生於1909年。江蘇射陽人，字克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炮兵科、日本陸軍炮兵學校畢業。
1934年5月出任航空署防空學校（校長黃鎮球）少校教官。
1938年1月調升第200師（師長杜聿明）第1152團（團長高吉人）第2營中校營長。
1939年1月調升新編第11軍（軍長徐庭瑤）參謀處（處長羅友倫）第1科上校科長。2月新11軍改稱第5軍，仍任原職。
1942年6月調任第96師（師長余韶）補充團上校團長。
1943年1月升任第96師（師長黃翔）少將參謀長。4月28日敘任陸軍炮兵中校。
1944年10月調任青年軍訓練總監部（總監羅卓英）少將高級參謀。
1945年10月調任第6軍（軍長劉安祺）少將炮兵指揮官。
1946年5月10日晉任陸軍炮兵上校。7月11日獲頒忠勤勳章。10月10日獲頒勝利勳章。9月調任陸軍總司令部兵工處處長。
1948年6月調任江陰要塞少將司令。9月22日晉任陸軍少將。
1949年4月21日在江蘇江陰被炮台起義部隊俘虜後入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解放軍官團學習。
1950年3月出任華東軍政大學（校長張雲逸）軍事教員。10月調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軍事教員。
1971年4月在江蘇南京病逝。
江陰要塞起義
1949年4月21日夜，江陰要塞蔣軍經過中共華中工委領導的地下特別黨員唐秉琳、唐秉煜等人的長期策反工作，終於在人民解放軍渡江戰役中成功地舉行了戰場起義。迫使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將軍順應形勢，停止抵抗。此舉使人民解放軍在東線順利地渡過長江，並迅速占領蘇州、無錫，切斷滬寧鐵路和寧杭幹線，為聚殲寧滬杭地區的敵人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雖已時隔四十多年，但1991年4月，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四期的封面上，還赫然以“江陰要塞毀於唐家班”為大幄標題刊登文章要“國民黨應記取心臟中的歷史匕首。”足以表明當年江陰要塞起義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之痛之深!
江陰要塞的形勢及其防務
大江東去，一瀉千里。
長江南京至江陰一段的江面有寬有窄，特別是到了江陰附近，因受黃山基岩控制，江面收縮僅有一千二百多米寬，一過江陰，江面就豁然開闊，形成一個喇叭形。
江陰要塞耕矗立在喇叭口的頂部，既能控制著由海入江的要害，又能溝通南北交通。這裡有君山、肖山、長山、黃山等諸山。其中尤以黃山景色秀麗，地勢險峻，逶迤數里，雄偉壯觀。黃山主峰上的那座古炮台，相傳曾是春秋戰國時期吳國季札“築石室，為烽火台之所”。古炮台邊的一個山峰，形同鵝鼻咀；古炮台東側有一個山峰，猶如駿馬，屹立江邊，扼守要塞，宋代王安石曾於八月中秋節，踏上黃山觀賞秋濤，登臨此境。寫有“持歸霄漢青綾被，去看吳都白馬潮；疊鼓渡江塞浪伏，鳴鐃入境野雲飄”的詩句。
江陰黃山因地勢險要，歷史上是重要的國防前沿陣地。相傳，三國時孫權曾在此建烽火台，駐紮重兵把守江防；宋代名蔣韓世忠曾在古炮台指揮，抗擊敵人；明代戚繼光也曾在這裡領導過抗倭戰鬥。後來，清王朝在古炮台近旁，又築了±炮台。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孫中山先後曾由南京乘“聯鯨”號軍艦來到江陰視察，並令將±炮台改成了洋炮台。1939年，陳毅同志，曾立馬黃山腳下感慨吟詩：“江陰天塹望無涯，廢壘猶存散似沙；客過風光敵惶恐，軍民游擊滿南華”。
淮海戰役後，蔣介石不甘心失敗，一面製造“和談”陰謀，一面拼湊殘餘軍事力量，積極布置“江防”，妄圖憑藉長江天險，繼續頑抗。這時江陰要塞的火力配備和防務情況是：炮兵總台，配備口徑一百毫米加農炮和一百毫米榷彈炮各十二門，三七戰防炮十六門，二五機關炮二門，總計四十二門，士兵約千餘人，相當於一個重炮團；遊動炮團，約三千人，下設三個營，配備五七戰防炮三十六門；重炮中，有德制克虜伯18式150榷彈炮，射程13250米；德制萊因18式150榴彈炮，射程15100米；德制(仿瑞士的)博福斯式加農炮，射程22000米；美制伯斯列恆式155加農炮，射程22860米。以上重炮的射速為每分種3～5發。57戰防炮(美制)射程9930米，射速每分鐘10發。這些火炮，是當時世界上最大口徑的先進兵器。江陰要塞配置近100門火炮，比國民黨一個集團軍的火力還多還猛烈。控制江陰東西25公里狹窄的江面和河漢，可以達到嚴密封鎖的火力密度。步兵輕、重火器，打擊千米左右江面上的船隻可以說是完全有效的。我軍從江陰正面渡江，如不奪取要塞，難度是很大的。另外還有守備總隊，下設三個大隊；約三千人，相當於一個加強步兵團；工兵營約二百餘人；總兵力約七千餘人，相當於一個軍的建制。特別是1948年後，又換上了一個“少壯派”要塞司令戴戎光，以加強江防，企圖阻止解放軍從東線渡江南下。
戴戎光任江陰要塞司令的經過
戴戎光當上江陰要塞司令完全是唐秉琳靜忙從中活動的結果。戴戎光(1969年～1971年)是江蘇省射陽縣通洋鄉人，正室蔣婉媛為阜寧縣城士紳蔣開白之女，1949年初攜子去台灣。長子戴中一，畢業於台北大學，後在台灣省嘉義縣竹其中學任教。偏房岳海倫，北京人，曾經留學法國，精通四國語言，後居南京，為省民革委員；次子戴中民在寧工作。戴戎光出生於豪紳家庭，其父戴少五，曾為當時阜寧縣(通洋舊時原屬阜寧縣)陳、王、顧、戴、劉五大巨富家族中之一。戴戎光兄弟三人，號稱“戴氏三光”：其兄戴克光，早年留學於英國劍橋大學，碩士學位，曾在清華大學(後調北京政法學院)任教。其三弟戴曙光，是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生，曾留學日本，抗日戰爭爆發後毅然回國，參加抗日，曾任我射陽縣第七區區長兼武裝大隊長，後光榮犧牲，為當地著名的抗日英烈。戴戎光排行老二，早年畢業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六期)，後又就讀於北京清華大學和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並留學於日本上智大學德語班，精通日、德、英三國語言，曾考取過國民黨政府駐德使館武官(未赴任)，先後曾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過防空學校高射炮班少校教官，陸軍200師--五二團中校營長，陸軍第五軍九十六師上校參謀、少將參謀長，陸軍第九軍司令部少將參謀長，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青年遠征軍編練總監部少將高級參謀，青年軍(第六軍)少將炮兵指揮官，抗日戰爭中曾先後參加過著名的淞滬會戰、忻口戰役、武漢外圍戰役，崑崙關戰役和在緬甸抗日遠征之戰，功勳卓著。
正因為江陰要塞素有“汀防門戶”之稱，戰略上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國民黨軍隊中一些財迷心竅的人認為，江陰要塞司令是個大有油水可撈的好差事。由於要塞在江陰黃田港設有檢查站，該處是長江南北交通孔道，可走私受賄；沿江一帶有蘆葦收入；要塞附近有礦山開採，要塞境內亦有良田數百畝可出租；外加上能在江陰棉紗廠搭乾股份，可坐地分紅；還可用要塞公款在上海做投機買賣；還有吃士兵空額等外快。因而，1948年5月，當江陰要塞中將司令孔慶桂(江蘇儀征人，保定軍校畢業)私囊已飽，想辭去要塞司令職務，住公寓享清福的訊息一經透露，向蔣介石保薦來要塞的人陸續不斷。孔慶桂曾向蔣保薦汀陰要塞的炮兵五十一團團長李道恭或參謀長夏琦繼任要塞司令職務，胡宗南也曾飛電保薦過關瑞充任諺職，而蔣介石是想選一名黃埔系的“少壯派”擔任此職，故這些推薦者均未獲批准。
當時，戴戎光正在南京任陸軍總部兵工處少將處長。因陸軍總司令顧祝同與戴是蘇北同鄉，又是親戚關係，中共地下黨員唐秉琳等人認為戴戎光的胞兄戴克光和胞弟戴曙光是革命幹部，是將來可以接近的人，遂利用顧戴這一微妙關係在國民黨政府軍務局裡進行秘密工作。設法將戴戎光列為第一名送選人，並列戴的考評材料寫得特別好，蔣介石便把經軍務局局長俞濟時簽呈中名列第一名的戴戎光圈上了。
幾天后，蔣介石在官邸親自召見戴戎光進行就職前的淡話。他除了勸勉客套以外，又特別對汀陰要塞的整個防務作了嚴格訓示。此後，戴戎光便到汀陰要塞赴任。
中共地下黨在江陰要塞的秘密活動
早在1946年春，當時擔任中共華中五地委組織部長的唐君照(曾任中共射陽縣委第一任書記)接到他四弟唐秉琳(黃埔十期畢業、時任國民黨國防部特種兵科上校科長)和其五弟唐秉煜(1938年2月參加新四軍，後入黃埔十五期學習，中共黨組織委派他從事地下工作，此時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工兵24團上尉連長)用約定的暗語寫來的信，想離開國民黨軍隊，回解放區來參加正面鬥爭。信的內容是“我們在外跑單幫，小本經營蝕了本，做生意很難，希望回家做大生意。”唐君照當即向中共華中五地委書記營荻秋作了匯報。營根據當時的鬥爭形勢，明確指示要他們繼續留在國民黨軍隊里做地下工作，並派人和他們暗地裡取得了聯繫。
1947年春，中共華中五地委通過建陽縣委(現建湖縣)派上岡區委副區長唐堅華(唐秉琳的堂侄)去上海，和唐秉琳會了面，要唐秉琳弟兄繼續留在白區，“深入國民黨部隊抓實力”。並傳達上級指標：為了要分散敵人重點進攻解放區的力量，直接減輕敵人對解放區進攻的壓力，把戰鬥引向國民黨統治區，黨決定派一支先造縱隊從江陰方面過江，到江南地區開闢新的戰場，直接威脅國民黨的心臟地區南京。這時，唐秉琳已調江陰要塞任上校參謀處長，唐乘煜也通過他的介紹，到了國防部三廳(作戰廳)任主管要塞工作的少校參謀。此後，唐堅華就擔任了中共地下政治交通員，專門負責和唐秉琳弟兄保持單線聯繫，經常來往於江北、江南之間。1948年6月，唐堅華在鎮江不辜被捕。此後，中共改派吳銘繼任政治交通員，負責和唐秉琳兄弟的聯絡工作。不久，又派共產黨員唐仲衡(唐秉琳的堂兄)到江陰城內設立了固定的聯絡站，直接歸中共蘇北區黨委領導。
1947年6月底，解放軍劉、鄧大軍南渡黃河，挺進大別山，牽翩了蔣軍的主力，粉碎了國民費頑固派對解放區能猖狂進攻，擂開了我軍戰略進政的片幕。由於實行挺進中原的戰略行動，原來派先遣縱隊去江陰開闢新的游擊根據地，以威脅南京的作戰計畫就暫緩實施。
1947年11月，中共華東局成立華中工作委員會，為了加強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華中工委決定把汀陰要塞列為策反工作的重點。同月，華中工委常委、華東野戰軍華中指揮部司令員管文蔚代表華中工委批准唐秉琳、唐秉煜、吳廣文(鹽城縣人，黃埔八期畢業，和唐乘琳為嫉表兄弟。當時任國民黨國防部一廳上校參謀)三人為中共地下特別黨員。從此，在江陰要塞內部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此間，華中工委書記陳丕顯、華中指揮部司令員管文蔚，對江陰要塞的策反工作多次作過明確指示：“要加強做上層工作”，“要大力抓實力”，“設法架空要塞司令孔慶桂”。工作上“要特別謹慎”、“要絕對保密”、“要在相當可靠的人中間做工作”。這對江陰要塞中共地下黨的策反工作極為有利。
根據華中工委的指示，唐秉琳等中共地下特別黨員利用同學、同鄉、同事的關係，採取聯絡感情，幫助解決困難等辦法，把那些遭到排擠、對國民黨統治不滿的中下層軍官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戴部的擴編為中共策划起義提供了方便
中共地下黨員唐秉琳等人取得了戴戎光的信任，便利用戴擴編增加兵員的機會，按照蘇北華中工委“多抓力量”的意圖，讓戴戎光出面巧妙地把吳廣文和他的黃埔軍校的同學--原兵工處副處長王德蓉(後為中共地下特別黨員)一起調進江陰要塞，吳廣文任參謀主任(起義前改任守備總隊長)，王德蓉任要塞參謀長(起義前改任遊動炮團團長)，唐秉琳本人也從守備總隊長調任炮兵總台長。
吳廣文、王德蓉到達江陰要塞以後，中共地下黨在要塞內部的力量得到了壯大，策反工作也進一步深入。他們在炮兵總台、遊動炮團、司令部直屬分隊，以及新組建的工兵營(唐秉煜由於工作需要、兼任營長)中開展了團結爭取工作。到起義前不久，江陰要塞幾支部隊的實權都已掌握到中共地下黨員手中，要塞司令戴戎光實際上也已經被架空，中共地下黨完全控制了江陰要塞。
江陰要塞中共地下黨的活動，曾經引起過對方的懷疑。1948年冬天，有幾個在汀陰和上海的蘇北逃亡地主曾向國民黨江蘇省保全司令部告密說：“江陰要塞有一個姓唐的團長，他的哥哥是共產黨，他也靠不住”。這些話雖然對唐秉琳的威脅很大，但是由於戴戎光對唐的信任，就起了“保護”作用。有一次，戴戎光出席江蘇省政府的聯防會議，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司令兼江蘇省政府主席丁治磐和保全司令都曾向戴追問唐秉琳的情況，戴戎光心中有數，便連忙解釋說：“對唐秉琳的傳說都是猜測，我知道他的根底，他是小老弟(指黃埔後期同學)，對校長是忠誠的。他的哥哥是共產黨，這也是各為其主嘛!我也有一個弟弟是共產黨，難道我也是共產黨?所以，這種傳說不可輕信”。經戴這么一說，果然使有些上層人士釋去疑竇，但有些頑固派後來對戴戎光也懷疑上了。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曾接到密報說：“江陰要塞共產黨活動猖獗，要塞司令戴戎光預備在共軍渡江時叛變回響。”李宗仁為此事特地去找參謀總長顧祝同討議，提出要將戴調開。顧祝同則認為流言不可輕信，言戴為黃埔學生，為蔣所器重，才委以汀陰要塞司令的要職；加之顧祝同自言與其親戚，信其無他。在此同時，國防部保密局安插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內的軍統頭頭毛森也得到情報，正準備要對戴下手，後被戴的同鄉、上海軍統頭頭楊斌也以顧祝同為名，在毛森面前將戴戎光保了下來。
解放軍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後，即進行渡江戰役的準備工作，這時要塞的策反工作也到了關鍵時刻。1949年2月，唐秉煜在國民黨國防部參加了一次作戰會議，乘機獲得了經蔣介石親自審批的國民黨《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戰方案要圖》這傷絕密軍事情報。他以探親為名情侶來到了江陰要塞，在黃山炮台總台長辦公室和唐秉琳、吳廣文、王德蓉一起研究了鬥爭形勢和要塞策反情況。為抓緊準備工作，迎接我軍勝利渡江，決定由唐秉煜秘密過江向華中工委匯報工作和請示具體任務。
1949年，陰曆年初二夜晚，唐秉煜在要塞守備總隊長、中共地下特別黨員吳廣文的布置和掩護下，裝扮成商人，於張家港秘密渡江。連闖數道險關，終於勝利到達江北，在鹽城會見了唐君照同志。然後，由唐君照同志陪同去淮陰，向華中、領導詳細匯報了整個情況。受到防丕顯、管文蔚、劉先勝等領導同志的歡迎，並給予江陰要塞地下黨的工作很高的評價。
管文蔚同志代表華中工委就當前形勢和黨中央的會議精神，對要塞地下黨策反工作的任務和渡江準備做了一系列指示。他說：“全國的解放已為期不遠了，我軍已臨近渡江。我們要有大部隊從江陰過江，江陰是我軍渡江的主要方向和地段。這是戰略的，不是戰術的。要塞的地下工作已經到了最後階段，你們的任務是保障渡江部隊順利安全地登入，鞏固登入場。以地下黨為中心組織這次起義，讓開正面，必要時用要塞炮台炮火掩護，保證我軍安全渡江。這個擔子很重、也很艱苦。”
1949年4月，渡汀戰役前夕，中共華東局派社會部情報乾斗長王征明，通過華中工委安排秘密扣進了江陰要塞，協助中共地下黨組織進行策反工作。
四月初，華中工委為了配合大軍渡江，把江陰要塞的策反工作交給人民解放軍三野十兵團黨委領導。當時，三野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清當面向派往江陰配合要塞地下黨工作的王征明交待汀陰要塞策反工作的基本任務是：“保持六十里防區，控制三個到四個港口，迎接我軍部隊登入。所謂迎接，即不打槍，不打炮。完成這個即為渡汀第一功。”根據要塞中共地下黨員唐秉琳等人的要求，三野十兵團又從二十九軍中選派了團長李乾和教導員徐以遜與陸德榮、王剛等四位同志分別以“衛士”、“勤務兵”等身份為掩護，秘密打入江陰要塞，唐秉琳和唐秉煜將他們安插在炮兵總台、遊動炮團和守備總隊里工作。
4月18日晚，王征明在中共江南工委交通員的護送下到了江南，亦打入了汀陰要塞。翌日午後，王征明召集要塞地下黨員，傳達了三野十兵團首長的命令和起義當日要塞部隊的口令以及左臂戴白布為標記等，並作了具體分工。會後，要塞地下黨移極行動起來，準備迎接大軍渡江。
要塞起義成功
1949年4月20日，國共兩黨的和談未成。戴戎光接到蔣軍第一綏靖區司令丁治磐“準備作戰”的命令後，下午即驅車趕到黃山炮台，坐鎮指揮。入夜，蔣軍二十一軍布置在靖江八圩作橋頭堡的一四五師遭到解放軍炮火襲擊，該師參謀長打電話給要塞炮兵總台長唐秉琳，要求“炮火支援”。唐秉琳接到電話後，一面表示支援，一面命令黃山炮台減縮四百米射程，使炮彈落在蔣軍一四五師陣地上，因炮彈甚密，有的電話線都打斷了，打得該軍鬼哭狼嚎，急得一四五師師長在報話機里苦苦哀求：“請停止炮擊!”
此時在江北的三野十兵團葉飛司令員也從報話機內聽得清楚，便高興地一拍桌子命令說：“時機已到，全體登船出發!”
21日凌晨一時左右，解放軍渡汀先頭部隊在肖山和長山北麓登入。中共地下黨員徐以遜在肖山腳下接到了解放軍渡汀登入部隊，立即帶領其往黃山與要塞起義部隊會師。
凌晨兩點以後，從各種情況判斷，確認解放軍渡汀部隊前鋒已抵達南岸，為不失戰機，配合大軍渡江，唐乘琳一面布置王剛和李勇有立即切斷江陰要塞對外的通訊聯繫；另一方面布置了傭基炮台執行佯攻射擊計畫(即用不卸保險，不裝引信的炮彈發射)，藉以繼續迷惑蔣軍。
此時，戴戎光在總台指揮所里。他舟乞警衛都已經被中共地下黨員設法支開，他本人也受到了唐秉煜和李乾、吳銘等同志的監視，但他仍然蒙在鼓裡，直到唐秉琳命令發射不卸保險的炬彈時，戴戎光才發現情況不妙，氣急敗壞地叫嚷：“你們打的什麼炮?這打的是歡迎的禮炮呀?!”但為時已晚，他身邊一個衛士也沒有了，心裡雖有數嘴裡卻不吭聲。
天蒙蒙亮，徐以遜帶領解放軍渡江先頭部隊到了黃山腳下，與要塞起義隊伍會師，並在唐秉煜的布置下，在黃山各炮台換崗放哨，唐秉煜召集吳銘和李乾等人，在總台指揮所門外商量後，3人便持槍衝進指揮所，槍口對準戴戎光，由吳銘向戴戎光宣布說：“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江陰要塞全體官兵宣布起義了，現在要你繳械投降!”戴戎光聽了，頓時嚇得臉無血色，急忙表白道：“我跟貴軍從未作過戰，我對貴軍向來是友好的。”吳銘說：“你的情況我們了如指掌，不必多說了!”戴戎光見狀便無可奈何地說：“既然事已如此，我就繳槍投降吧!”說著戴將所佩帶的左輪手槍和子彈袋解下，交給身旁的唐秉煜，然後癱坐在行軍床上。
這時，唐秉琳立即命令江陰要塞各炮台和遊動炮團全部調轉炮口，舉行戰場起義。我南下大軍在東線未費一槍一彈、全部勝利渡江。
千秋功過將由歷史評說
當年江陰要塞起義，曾經震動中外。然而事實綏過，多年來卻論述不一。國民黨內部曾經有人把江陰要塞起義胡說是中共用“五百根金條”收買了要塞司令戴戎光。中共黨內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存在不同說法。
李宗仁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敦知四月二十一日共軍渡江時，戴戎光果然叛變，利用要塞巨炮反擊我江防艦隊，艦隊或沉或逃，共軍乃蔽江而過。”並分析說：“戴戎光可能不純粹是為了五百根金條而叛變的，他叛變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覺得大勢已去，應該向共黨'立功投效'；第二可能是由於蔣先生授意'保存實力'，讓共軍渡江，共軍既渡，戴無處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其實，江陰要塞起義的成功，首先要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善戰，銳不可擋；另一方面也是要塞中共地下黨在華中工委以及三野士兵團黨委的正確領導下，長期進行艱巨的策反工作的佳績；再次，幾位黃埔將士和廣大要塞官兵痛惡內戰，一致希望和平，戰場起義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