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戰時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戰時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是本計畫的第三個專題。參加者有中國大陸的桑兵、高華、黃道炫、汪朝光、江沛、金以林及台灣的張建俅、洪秋芬，日本的土田哲夫、內田知行，伊香俊哉，美國的何福德、索非亞?李等，他們分別考察了戰時中國的教育、社會動員、電影、民間交流、難民、保甲制度等多方面的問題。社會史、文化史是近年來國際電學界的熱門學科。
作者簡介
楊天石，江蘇東台人。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和中華民國史。獨著有《楊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楊天石文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海外訪史錄》、《從帝制走向共和》、《尋求歷史的謎底——近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朱熹及其哲學》、《朱熹》、《泰州學派》、《黃遵憲》、《橫生斜長集》等，合著有《中華民國史》第一編及第二編第五卷、《中國通史》第12冊、《南社》、《南社史長編》等。
黃道炫 江西贛州人，副研究員。1986年江西9幣范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修中共黨史，1989年畢業。同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從事中共黨史、中華民國史的研究。主要學術成果有《蔣家王朝1·民國興衰》、《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研究》、《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軍事策略考察——以廣昌戰役為中心》、《洗瞼——1946～1948：捉村土改中幹部整改》等。
目錄
序一
序二
戰時國民黨教育政策的若干問題
革命大眾主義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改革：抗戰時期根據地的教育
戰時鄉建運動：失去的機會，命運，或先驅？
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嘗試：新生活運動的一個側面
中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對美“國民外交”
官營化·教育化·普及化——抗戰時期後方電影的發展路徑轉向
抗戰時期國民黨對北平文教界的組織活動
淪陷時期的北京高校：可能與局限，1937～1945
抗日戰爭時代的中日民間交流活動——自由學園北京生活學校的思想與實踐
華北“治運”時期諸群體心態考察：1941～1942
抗戰初期上海難民問題的處理
雲南戰爭記憶的變異
戰時體制下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和保甲運用（1937～1945）
序言
全球化並不是新生事物，但全球化的發展異常迅猛，很快便形成了國際市場的通用標準。像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國際組織，制定了一套適用於所有國家的統一規則。來自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們也逐漸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標準。
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雖然日益密切，但文化不像經濟和科學事物那樣具有均質性。文化處於不斷流變之中，但是人們的思維方式以及與他人聯合、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均具有相當的延續性。文化的差異，不同種族、民族的認同依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
危險在於，隨著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不同的文化與文明將會相互碰撞，導致文明之間的衝突。文明之間本不必衝突，但要消弭這些衝突，需要我們付出相當多的努力去尋求相互理解。我們必須加快這種理解，使之跟上世界市場全球化的步伐，以及像環境與資源利用問題上越來越強烈的相互依賴的需要。
文摘
不過，電影放映的普及化也帶來了另外的問題。在一般情況下，電影是集體創作，與現代工業與科技文明有密切關係，因此需要很高的投入，從而需要通過放映收回投資，得到回報，以此維持並擴大其再生產。戰前上海電影產業的發達，就是電影投資與回收形成良性循環的產物。而戰時後方電影在農村鄉間地區的放映，基本上屬於不能得到收入的宣傳行為。在戰時高漲的愛國熱情鼓舞下，不斷有人呼籲“不要以營業性的心去估價影片，應以影片內容獲取抗戰宣傳上的根本價值。為顧全抗戰前途起見，應把著眼於營業上的心理，轉移於廣大民眾的抗戰意義上去，多作無條件的放映。”②但是，電影的拍攝以至放映本身都需要大量投入，在城市有償放映大幅度減少，而農村無償放映大量增加的情況下，電影製作方無力承擔這樣的責任，也不能吸引社會的投資。儘管也不斷有人呼籲，為了“擴大電影宣傳事業，請政府增加這部門的預算”。不過，政府的投入畢竟有限，尤其是到了抗戰中後期，政府的財政經濟越發困難，而通貨膨脹程度則日漸高漲，電影生產因此而受到嚴重的制約就不難理解了。實際上，電影界自身也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感嘆“以電影養電影”之矛盾和不易。“因為要增加收入彌補自己經濟力之不足，營業政策不能放棄，因為要有效地達到宣傳與教育的任務，宣傳政策也要顧到。在這二者衝突的交叉中，不可得兼而又不得不兼的政策，自然免不了顧此失彼，在電影工作者的身上，何嘗不感到這是矛盾，這是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