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劉納編選的《創造社作品選(上下)(精)》所收作品選自創造社出版的“叢書”和刊物，按文體編排。但五四新文學的特徵之一便是模糊了各種文體的界限，小說與散文往往難以區分，例如，郭沫若的《月蝕》、周全平的《迷夢》，該列入哪種體裁，頗費躊躇，現按散文收入，未必恰當。這一點是須說明的。
作者簡介
劉納(1944～ )，籍貫北京。當代學者，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論五四新文學》等。
圖書目錄
前 言
詩歌
郭沫若
鳳凰涅粲
天狗
筆立山頭展望
死的誘惑
春之胎動
創造者
星空
彷徨（十首選六）
瓶（節選）
鄧均吾
心潮篇（節選）
海濱之晚
何畏
上海幻想曲——1922年正月的印象
聞一多
李白之死
成仿吾
詩十六首（選十）
周全平
迷途的小羊
周贊襄
魔鬼的夜歌
敬隱漁
破曉
倪貽德
詩二首
王獨清
吊羅馬
玫瑰花
穆木天
落花
不忍池上
雨後——旱伯奇兄及其愛人
馮乃超
幻想的窗
紅紗燈
外白渡橋
許幸之
牧歌
蔣光慈
在黑夜裡——致劉華同志之靈
王以仁
讀《祈禱》後的祈禱
洪為法
他，她
張曼華
詩三首
黃藥眠
我死之夜
梅紹農
死心
進酒麴
裘柱常
詩三章
逝波
獄中哀歌
幽谷之聲
散文
郁達夫
夕陽樓日記
蔦蘿行
北國的微音——寄給沫若與仿吾
南行雜記
一個人在途上
勞生日記
郭沫若
海外歸鴻
月蝕
王獨清
一雙鯉魚
去雁
成仿吾
歧路
江南的春訊
段可情
火山下的上海
葉靈鳳
獄中五日記
北游漫筆
周全平
迷夢
戲劇
郭沫若
棠棣之花第二幕
卓文君
女神之再生（詩劇）
陶晶孫
黑衣人
成仿吾
歡迎會
小說
郁達夫
茫茫夜
采石磯
春風沉醉的晚上
懷鄉病者
過去
成仿吾
一個流浪人的新年
郭沫若
殘春
陶晶孫
木犀
音樂會小曲
滕固
石像的復活
二人之間
張資平
雙曲線與漸近線
回歸線上
寒流
倪貽德
花影
下弦月
玄武湖之秋
馮沅君
隔絕
周全平
林中
老人們的沉默
白采
病狂者
敬隱漁
蒼茫的煩惱
瑪麗
段可情
查票員
馮乃超
為什麼褒姒哈哈地大笑——一篇木頭戲腳本的草案
潘懷素
波浪
華漢
女囚
陸定一
別
飄零
黎錦明
樂天詩社
嚴良才
黃葉
洪為法
他們是父子
葉靈鳳
菊子夫人
奠儀
紹宗
悲哀的安哥兒
曼女士
自挽
滕剛
酸酒
楊慕人
紅燒
彭家煌
劫
文摘
茫茫夜
（一）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晚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里，烘出了幾處電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裡，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著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著的船上，時有一聲雨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作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沉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腳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沉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於君，你現在覺得怎么樣？你的酒完全醒了么？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國語，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於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為酒喝多了，頰上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罩在那裡。眼睛裡紅紅浮著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卻有些隱憂含著，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是在那裡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才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著一套藤青的嗶嘰洋服，與剛才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卻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Contrast。他的面貌雖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有文學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著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著回答說：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真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
講到這裡，他就迴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於的青年在日本留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於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問說：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夠用了么？”
姓於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著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著遲生回答說：
“吳君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著，大約總夠用了，謝謝你。”
他們四個人——於質夫吳遲生在前．後跟著二個於質夫的同學，是剛從於質夫的寓里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
橫過了電車路沿了灘外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的輪船碼頭了。江里停著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幾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裡。從黑暗的堆疊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裡假睡的茶房，開了艙里房門，在第四號艙里坐了一會，於質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謝不勝謝了。”
吳遲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那么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於質夫又拍了遲生的肩說：
“你也請同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著回答說：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遲了。”
質夫也接著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那么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談罷。”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於質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里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大，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於質夫的第四號官艙，雖有兩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里，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秘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里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盡俯著首默默地坐在那裡。質夫看著遲生的同蠟人似的臉色。感情竟壓止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對面對的對他幽幽的說：
“遲生，你同我去罷，你同我上A地去罷。”P433-435
序言
在五四時期的中國，活躍著大大小小的文學社團。其中最有影響、最有成就的，是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
據1990年代方被發現的鄭伯奇日記記載，創造社成立於1921年6月8日。
郭沫若曾為即將成立的社團和即將創辦的刊物設計了兩個名目：“誇張一點的便是《創造》，謙遜一點的可以命名為《辛夷》。”辛夷是木蘭科落葉灌木，花苞儼如筆尖，因此又被叫做“木筆”，其蘊意自然比“創造”謙遜得多。——後來，1923年出版的一本“創造社叢書”題名《辛夷集》。當郭沫若以兩個名目徵求意見時，同人們無不主張用“創造”。社團名和刊物名的選擇已經表明創造社同人高遠的文學誌向和鋒芒畢露的姿態。
1921年9月29日，一份措詞激烈的《純文學季刊（創造）出版預告》赫然刊登在上海《時事新報》上：
自文化運動發生後，我國新文藝為一二偶像所壟斷，以至藝術之新興氣運，澌滅將盡，創造社同人奮然興起打破社會因襲，主張藝術獨立，願與天下之無名作家，共興起而造
中國未來之國民文學。
這份預告出自郁達夫之手，署“創造社同人”共七位：田漢、郁達夫、張資平、穆木天、成仿吾、鄭伯奇，皆為留日學生。其時郁達夫正在上海與泰東圖書局合作籌備《創造》的創刊。
一份簡短的預告實際上已經確立了創造社的異端形象——其時距《創造》季刊的出版尚有半年多，可謂未見其文，先聞其聲。郭沫若發表於1930年的《文學革命之回顧》這樣敘述創造社作為“異軍”在五四新文壇的崛起：
創造社這個團體一般是稱為異軍特起的，因為這個團體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張對於《新青年》時代的文學革命運動都不曾直接參加，和那時代的一批啟蒙家如陳、胡、劉、錢、周，都沒有師生或朋友的關係。……還有的是他們對於本陣營的清算的態度。已經攻倒了的舊文學無須乎他們再來抨擊，他們所攻擊的對象卻是所謂新的陣營內的投機分子和投機的粗製濫造，投機的粗翻濫譯。這在新文學的建設上，新文學的價值的確立上，新文學的地位的提高上是必經的過程。一般投機的文學家或者操觚家正在旁若無人興高采烈的時候，突然由本陣營內起了一支異軍，要嚴整本陣營的部曲，於是群情譁然，而創造社的幾位分子便成了異端。
郭沫若在“回顧”中仍然對論戰對象使用了“投機分子”、“操觚家”等貶損語言，余怨未消。而也是在1930年，魯迅在《我們要批評家》一文中對五四之後新文學社團的嘲諷性描述顯示了獨異的犀利的眼光：
每一個文學團體中，大抵總有一套文學的人物。至少，是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還有一個盡職於宣傳本團體的光榮和功績的批評家。這些團體，都說是志在改革，向舊的堡壘取攻勢的，然而還在中途，就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扭得大家乏力了，這才放開了手，因為這不過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創是沒有的，僅僅喘著氣。一面喘著氣，一面各自以為勝利，唱著凱歌。
前期創造社恰恰由角色分擔又通力合作的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一個批評家支撐著。郭沫若說：“其實所謂創造社的人並沒有幾個。拿前期的來說，頂著創造社的擔子在實際上精神上都發生一些作用的，僅僅郁達夫、成仿吾和我三個人而已。”他還在《創造十年》中回憶，三人“如象一尊圓鼎的三隻腳”，“在撐持初期創造社”。
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都曾放棄待遇優厚的職業機會而寧肯為“創造”的事業過著窮困的“籠城生活”，並以很大精力投入挑戰和還擊。他們四面出擊、多方樹敵。他們罵“壟斷文壇”者、罵“黨同伐異”者，他們與文學研究會進行了四個回合的論戰。創造社同人陶晶孫後來以不流利的中文將論戰的得失表述得極為清楚：“在國內，有文學研究會，各種文士，文學界對創造社的進攻或創造社對外面的進攻雖把《創造》之立場提高，但也給他短命的。”且不說“短命”問題，“把《創造》之立場提高”則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創造社成為了足以能夠與被其攻擊為“壟斷文壇”的文學研究會對峙的文學社團。
時人及後來的研究者往往以“人生派”和“藝術派”、“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概括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分野。而郭沫若在回顧這兩大社團的對峙和論戰時指出：“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所謂人生派與藝術派都只是鬥爭上使用的幌子。……那時候無聊的對立只是在封建社會中培養成的舊式的文人相輕，更具體地說，便是行幫意識的表現而已。”①這段話里，“行幫意識的表現”是加了著重號的。實際上，創造社成員之間的聯繫比文學研究會更緊密，他們表現出更相接近的精神特質和藝術意趣。郭沫若的另一段話也很值得注意：“一種團體無論是怎樣自由的集合，多少總有點立場的。一個人無論是怎樣超脫的性格，人了一種團體也自會帶著那個團體的意識。”②
早於創造社成立的文學研究會曾經顯示出包納一切、領導潮流的宏志。發表於《小說月報》12卷1號（1921年1月出版）的《文學研究會宣言》中有“希望不但成為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行業的聯合的基本”以及“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的提法。該宣言還先後刊載於1920年12月13日北京《晨報》、1920年12月19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8卷9號，可謂造足了聲勢。而創造社的“異軍特起”使文學研究會計畫中的文學格局被打破了，未能如願地“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並沒有幾個人”的創造社則贏得了文學青年真誠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
1990年代以來的研究者將五四時期的創造社定位為“青春文學”的範例。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的集體亮相與集體出擊使他們的社團體現出恰恰為時代青年所需求的青春叛逆性格，團體中素密的合作關係也令當時的青年羨慕。作為文學社團，創造社的作品也比文學研究會更具足以構成“流派”的特徵。在才智方面，創造社成員持有優勢，時人認為“創造社的人，確乎有些很有天才的人，如郭沫若先生、郁達夫先生……等；文學研究會的人，天才家似乎少些”。郭沫若、郁達夫等都有很強的領悟力和敏銳的感受力，他們又具有卓越的仿效能力和易於與仿效對象靈犀相通的天性；而且，他們的作品恰恰適應了時代青年的心理需求。無論是郭沫若詩歌中抒情主人公強悍的“男性的音調”（《女神·浴海》），還是郁達夫“自敘傳”式小說里主人公纖細的病態的氣質，都體現了那一時代的興奮、苦悶和騷動，都以極大的情緒力量感染著青年讀者。
當時的一位文學青年，在十年之後寫道：“當年，在青年的讀書界發生著最大的影響的，是創造社。這一個集團，以一種活潑的青春的力量，從事著文學的活動。”而文學研究會則“因為受過創造社的極力的攻擊，在青年間曾一時失掉了信仰”。②
創造社在中國新文學界掀起旋卷翻騰的波濤，“創造”召喚著青春的風暴。
時人認為，創造社的聲勢已經“凌駕同時的各種文學團體之上”。
郭沫若、郁達夫最有影響的作品《女神》與《沉淪》都寫在創造社成立之前，結集時分別作為“創造社叢書”的第一種和第三種由上海泰東圖書局於1921年8月5日、1921年10月15日出版。有人回憶：“在那時候，即民國十一年到十四、五年間，如果有人去向任何一個文學青年問道：‘你所喜愛的中國作家究竟是哪個呢？’那無疑的，他是會說出郁、郭二位的名字來。”可以相信，這一描述不帶或者僅帶很少誇張成分。前期創造社成員和在創造社刊物上發表作品的作者中，還有感受獨特的陶晶孫，這位深受日本文學薰陶，中文尚未寫得流暢的作者顯示了明敏的藝術感覺；有詩心十分靈警的鄧均吾，郭沫若對他不吝讚譽：“他那詩品的清醇，在我當時所曾接觸過的任誰一位新詩人之上”；有善於寫小說，而且一開手就能寫長篇的張資平，郭沫若說過“《創造》要能夠編得成功，資平很須注意，因為字數不夠時，非有他的文字不可”③；有“帶著幾分陰陽怪氣”的敬隱漁，他曾受到成仿吾的“激賞”，“誇示為‘創造社所發掘的天才”’……他們形成了創造社作家群。當時，中國文學青年熱情地諦聽著這些青春心靈發出的聲音。
當創造社風光的幾年過去之後，評論者注意到創造社作家趣味的“單調”。沈從文寫道：“創造社對於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種事。那原因，委之於訓練的缺乏，不如委之於趣味的養成。……創造社後出，每個人莫不在英雄主義的態度下，以自己的生活作題材加以冤屈的喊叫。”韓侍桁著重分析過郁達夫與郭沫若“共通的特色”：“即，一切的創作，全由於青春的狂熱所構成。郁達夫先生的感傷，只是一個懦弱的性格在生命的初期將接近實生活時所起的一種自然的叫嚷，就連郭沫若先生的反抗的呼聲，也是空洞的好像是無目的地在對著某一種幻想的東西而鬥爭，他的行為是顯示出孩子似的真純，這真純並沒有經過藝術的修練，而便直現在作品裡。”
這些稍顯嚴苛的批評揭示出創造社風格——主要是郭沫若與郁達夫作品風格——最基本的特點，指出了其寫作在文體能力和藝術經營方面的欠缺。郭沫若日後承認：“我在文藝寫作上，大抵是一個即興詩人。……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時過境遷，自然連自己也都感覺不滿意了。”郁達夫當時便承認自己作品的短處是“技巧上不曾努力的結果”。欠缺不僅體現於技巧的經營，更體現在未能更深地、更多角度地切入精神層面。而幾乎適用於任何時代的鐵律是：觸及人心膚淺卻敏感的層面，才容易蔚為時代風尚。
日本學者小田岳夫做《郁達夫傳》，在敘述創造社成立初期的艱難時，聯想起自己與朋友辦同人刊物《雄雞》的情況，滿懷感慨地寫道：
為什麼我想起這件事來了呢？因為這與沫若橫跨東海，東西奔走於日中兩國之間含辛茹苦地辦雜誌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要而言之，可以說，我們辦雜誌猶如備頓早餐，輕而易舉；而他們呢？卻必須經過長期、艱苦的陣痛。我們沒有留下任何業績，而他們的艱辛卻為創造中國早期的新文學留下了輝煌燦爛的篇章。（他們恐怕也為完成其使命感到滿足吧！）
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在“異軍特起”的艱辛過程中所表現的精神和意志令人讚佩，而尤為令人驚嘆的是“並沒有幾個人”的創造社在特定的時代環境中影響了中國新文學的進程。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周恩來後來從郭沫若的“勇敢的戰鬥生活”談到創造社的歷史作用：“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鬥士的姿態出現的。正因為這樣，他才能成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頭。也正因為這樣，初期創造社才能為革命文學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才影響了後期創造社在思想意識上的一些論爭。”而自稱一向“反共”，並且對創造社作品評價很低的美籍學者夏志清，也十分注意創造社的影響力：“就創造社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之微來說，他們對青年的影響力實在大得出奇；甚至在1929年政府下令叫它解散以後，創造社的精神仍舊繼續支配著現代中國的發展。……中國新文學之能樹立共產主義的正統思想，大部分是創造社造成的。”政治立場截然敵對的人都肯定了創造社無法低估的影響力。
日後的文學史著作大多以1925年為界，將創造社分為前、後期。而在1923年，郁達夫的文章《文學上的階級鬥爭》其實已經顯示出這個社團由“奮然興起打破社會因襲”通向左翼的路徑——雖然郁達夫本人最終並沒有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卻被當年一同“創造”的朋友郭沫若罵作“有產派”、“反動”，被“劇變”了的創造社所清算。
從創造社一成立——甚至在成立之前的醞釀期——其成員便懷有十分強烈的“階級”意識。他們宣布：“我們都是一些被壓迫的無名的作者，所以我們極願意為全國的青年朋友們，把我們的小庭園——我們這些無產階級者的惟一的財產，也實行開放。”他們憤怒地訴說自己的處境並表白自己的操守：“我們的生活是很不好的，這差不多已是周知的事實。我們不曾拜倒在資本家與權貴的門首，不曾妄用了詩神的靈香去敬那些財閥與豪貴的妖神，這是應當受罰的。現在我們東西零落，一定已有許多人站在資本家牆腳下向我們遙露他們的得意的冷齒。”他們將自己的階級成分劃定為“無產階級”——按照對這個詞語字面意思的淺顯理解，幾個既無資金，又無後台和背景的青年，當然該屬無產階級。正如郭沫若後來承認的：“《女神》的序詩上，我說‘我是個無產階級者’，又說‘我願意成個共產主義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遊戲，實際上連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的概念都還沒有認識明白。”他們體認著作為“無產階級者”所承受的出版商的剝削和“壟斷文壇”者的壓迫，因而，他們號召同為“被壓迫”者的“天下之無名作家”的聯合。有這樣的“階級”意識作底墊，創造社後期的“轉向”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
郭沫若把1925年9月1日《洪水》半月刊的發行作為“第二期創造社的事實上的開始”。他認為“這個開始可以說是創造社的第二代，因為參加這一期活動的人，都是由國內新加入的一群年青的朋友”——僅僅“異軍特起”三、四年，郭沫若等便升為創造社“元老”了，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可驚嘆的現象。從《洪水》第4期起，郭沫若開始在這個刊物上發表文章，“《窮漢的窮談》、《共產與共管》、《馬克思進文廟》、《文藝家的覺悟》、《新國家的創造》，……那一聯的文字便絡續地出現了。”僅從這些文章的題目，也能看出郭沫若方向的轉換，而郭沫若“又把漆南薰和蔣光慈也拉來參加了。他們的參加，不用說，是使《洪水》，否，不僅《洪水》，是使整個創造社改塗了一番面貌。”
作為“創造社的第二代”的“年青的朋友”，周全平、葉靈鳳、潘漢年、洪為法等編輯了《洪水》、《A11》、《幼洲》等刊物。用周全平的話來說， “這是一群獨身的‘男爵’ （青年鰥夫）”、“一群枯魚一般的爵士”。他們寫些什麼呢？“桃色的悲哀，咖啡店的春夢，黃金的誘惑，啊啊，家國的悲感，民族的痛苦”。他們在同樣“被苦悶並熬著的青年”中擁有讀者。
1928年1月15日，作為革命理論宣傳陣地的《文化批判》月刊的出版，標誌著創造社革命“轉向”的完成。
1929年2月7日，創造社被國民黨政府查封。
本書所收作品選自創造社出版的“叢書”和刊物，按文體編排。但五四新文學的特徵之一便是模糊了各種文體的界限，小說與散文往往難以區分，例如，郭沫若的《月蝕》、周全平的《迷夢》，該列入哪種體裁，頗費躊躇，現按散文收入，未必恰當。這一點是須說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