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文學
正文
愛爾蘭文作品
愛爾蘭人是凱爾特族的一支,文學有深厚的傳統。早期的口頭文學有一部分由寺院裡的僧侶、抄匠等寫成了文字。6世紀以前,愛爾蘭文用的是比較原始的峨迦姆字母；以後，採用了一種以拉丁文為基礎的新字母，便利了寫作,所以從6至12世紀之間，大量口頭流傳的故事和詩歌得以用書面的形式保存下來。其中《奪牛長征記》是一部規模巨大的史詩，它敘述了西部一省的人對厄爾斯特即北愛爾蘭的入侵，目的在奪取一頭棕色公牛。經過激烈戰鬥，厄爾斯特人終於戰勝了入侵者，棕色公牛殺死了西方省的白公牛，自己也在回到本土之後倒地死去。北愛爾蘭最大的英雄叫庫丘林，除了這部史詩歌頌他的武功和品德之外，還有許多故事也以他為中心人物。
8或9世紀時所寫的有關黛特的故事對後代很有影響。黛特是歐洲文學中悲劇性的美人典型之一。她未生時,已有關於她的美貌和悲劇性命運的預言；她長大後，果然為愛她的人和她所在的地區帶來了災難。她是愛情的神秘力量的象徵，為了愛情不惜摧毀一切，最後自己也死去，但仍然不屈於命運。19世紀末，在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中，她的形象打動了許多作家。格雷戈里夫人、葉芝、辛格和詹姆斯·史蒂芬斯都寫了以黛特為題材的英文作品。
另一類重要作品是12世紀寫的關於英雄芬恩及其隨從武士的一系列故事。芬恩原來是神,來到人間專門打擊並征服那些象徵自然中兇惡勢力的妖魔，他身旁的武士們合起來稱“芬尼亞”。18世紀後半期蘇格蘭人麥克菲森歌頌古凱爾特人英雄事跡的《莪相集》雖是仿作，其故事則是以芬恩傳說為本。後來19世紀中葉愛爾蘭人民成立了抗英組織“愛爾蘭共和國兄弟會”，其會員自稱為“芬尼亞”人，便是表示要效法芬恩及其武士，對英帝國主義等惡勢力進行鬥爭。
此外，寫下的還有抒情詩、諷刺詩、宗教詩、散文故事、神話、游陰間的故事、出海尋求極樂世界的歷險記以及類似亞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的傳說，特別是特里斯丹同綺瑟戀愛的故事，實是後來不列顛系統騎士傳奇的原型。總起來說，愛爾蘭是西歐擁有較早也較豐富的中世紀文學的國家，體現了凱爾特族人的想像力和文學才能。
12世紀諾曼人繼征服英格蘭、蘇格蘭等國之後侵入愛爾蘭，愛爾蘭文文學開始衰落。17世紀中葉克倫威爾率領英軍大舉鎮壓愛爾蘭人民的起義，殺戮甚慘，大批愛爾蘭人逃亡國外，當地文化再度受到嚴重摧殘。此後愛爾蘭本土的蓋爾語只在民間通行，而受教育的愛爾蘭人則大多改用英文寫作,語文脫節的現象持續了200多年，最後多數愛爾蘭人都說英語，蓋爾語只在少數地區存在，成為幾種方言。19世紀末，隨著愛爾蘭民族主義的高漲，1893年在道格拉斯·海德的倡議下成立了蓋爾學會，蓋爾語才又重新受到注意和推廣，愛爾蘭本土文學也重新振興。
當代的愛爾蘭文文學擁有不少有才華的作家，如詩人馬丁·奧迪林、肖恩·奧里阿丹、瑪亞·馬克·安·提紹衣，小說家馬丁·奧凱丹，劇作家兼評論家肖恩·奧圖瑪。奧凱丹只發表了一部長篇小說，題名《墓地的土壤》，寫躺在墓地的死者之間的談話，穿插著新死者帶來的人世最近訊息。全書沒有任何動作，完全靠對話展開。
對於愛爾蘭文文學的將來，有的愛爾蘭評論家抱有隱憂。主要的問題在於單說愛爾蘭語的人不多，而且限於少數區域,多數人以說英語為主。愛爾蘭文文學雖有深遠而燦爛的傳統，卻缺乏強大的活的口語作為今天和明天的滋養來源。這也就加重了用愛爾蘭文寫作的作家的責任。他們固然從本土的口語傳統汲取力量,但是優秀的創作也可以回過來豐富與提高口語。奧凱丹曾說：“運用本族語使我感到滿足。這是祖祖輩輩用過的語言，但我感到我可以給它一點新東西，可以使它變得比我初次用它時更好一點。”愛爾蘭文文學是有深刻的時間感的，它的將來也只有時間能夠揭示。
英 文 作 品
生長於愛爾蘭而用英文寫作的作家，從17世紀末葉就不斷出現。與信奉天主教的大多數愛爾蘭居民不同,他們幾乎全是新教徒，而且總是著眼於在倫敦文壇上獲取聲譽。這當中有不少重要人物，例如《格利佛遊記》的作者斯威夫特，喜劇作家康格里夫和謝里丹，小說家斯特恩，政論家和美學家伯克，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哥爾德斯密斯,哲學家、散文家貝克萊,他們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斯威夫特更是整個英文文學中最犀利的諷刺作家，他在晚年回到愛爾蘭以後用如椽的筆為愛爾蘭人民仗義執言，在《布商的信》里揭發英國王室與投機商狼狽為奸用鑄制劣幣來剝削愛爾蘭人民的罪惡，更在《一個溫和的建議》里以獻策為名，暴露愛爾蘭上層人物對貧民的無比殘酷，寫下了諷刺文學的頂峰之作。
18世紀末年，法國革命震動了愛爾蘭，其影響之一是抗英的武裝活動增多。1798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聯合起義之後不久，1803年又發生了羅伯特·艾密特領導的起義。文學上的表現是政治性謠曲的流行，它們用辛辣的文字嘲笑英國殖民當局，而歌頌了從伍爾夫·通直到艾密特的各時期的愛爾蘭志士。
19世紀初年，瑪麗亞·埃奇華斯(1768～1849)寫了幾部長篇小說，揭露了在外地逍遙的“不住地主”們帶給愛爾蘭農民的災難。她的作品描寫了凱爾特人的異域風光和鄉村生活，在語言上也力求接近當地普通人民。後來司各特寫蘇格蘭題材的歷史小說時，自稱受了她的影響。俄國的屠格涅夫也承認從她的小說汲取了靈感。稍後，威廉·卡爾頓(1794～1864)也在一系列長篇小說里寫農村生活，畫面更廣闊，筆下有各種類型的人物，對於農民的苦難刻劃得也更深刻。卡爾頓從來沒有去過倫敦，也不希罕倫敦文壇的讚譽，而是以都柏林為嚮往的文化中心，以愛爾蘭讀者為寫作對象。後來詩人葉芝稱他為“愛爾蘭最偉大的小說家，由於他有任何說故事的人都不曾有過的最富於凱爾特人特色的一雙眼睛”。
詩歌方面的優秀作者有托馬斯·莫爾(1779～1852)，其代表作是《愛爾蘭樂曲》(1820)。莫爾是拜倫的朋友，曾在倫敦學習法律，交往的大多是英國人士。但是在這本詩集裡他的主題卻是愛爾蘭──她的歷史、傳說、古蹟、風景、英雄人物，特別是在1803年起義失敗後為英國當局處死的羅伯特·艾密特。莫爾的詩的韻律也有愛爾蘭特色，即不用英文詩中傳統的五音步輕重律，而用一種緩慢、拖曳的調子，這是後來愛爾蘭許多詩人包括初期的葉芝也採用的。
19世紀後半葉發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1846至1848年間的大災荒，1848年的武裝起義，1867年又一次未能實現的起義。愛爾蘭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鬥爭時期。同時，對愛爾蘭本土的神話、歷史、風俗、語言也有了更大的興趣和更多的研究，1893年蓋爾學會的成立表明了這一點。到了世紀之末，出現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
文藝復興的最顯著的成就是戲劇上的突破。19世紀90年代，兩個愛爾蘭人──伯納·蕭和王爾德──在倫敦劇壇上稱雄。伯納·蕭（1856～1950）的閃耀著智慧的現實主義戲劇是對於世界戲劇的重要貢獻，而王爾德(1854～1900)的《認真的重要》(1895)一劇至今仍然叫座，公認為完美的喜劇。在愛爾蘭本土，一個重要的發展是阿貝戲院在1904年的建立。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和葉芝(1865～1939)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兩人自己也寫劇上演，同時致力於尋求新的愛爾蘭天才，終於成功地發現了兩個大劇作家，即辛格(1871～1909)和奧凱西(1880～1964)。阿貝戲院提倡一種不同於倫敦商業劇院所常見的庸俗的社會喜劇的新戲劇，它主要發掘愛爾蘭題材，而在戲劇語言上則力求鮮明、樸素而高尚。這樣的語言葉芝求之於詩，奧凱西求之於都柏林的貧民區，辛格則深入農村，得之於廚房裡婦女的談吐。過去的愛爾蘭劇作家如康格里夫、謝里丹等用的是倫敦上層社會所講的英語，沒有多少愛爾蘭色彩，現在這些阿貝戲院的劇作家則雖然寫的是英語，但在措詞、使用比喻甚至句子結構上都體現了愛爾蘭特點。換言之，就在愛爾蘭的英文寫作中，本土傳統的影響（包括蓋爾語的影響）也是深刻的，這一點從19世紀後半期以來尤為顯著。
辛格的傑作是《騎馬下海人》(1904)和《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他運用純樸然而經過提煉的鄉村方言，抒寫了愛爾蘭普通人民的充滿了悲喜劇的生活。由於他如實反映了愛爾蘭人的性格，他的劇本冒犯了一部分觀眾的自尊心。然而正是他的現實感，加上他的詩情和想像力，給予他的作品以永久價值，至今仍有人稱他為愛爾蘭最偉大的戲劇家。奧凱西是一個乾過各種體力活的工人，他用都柏林的窮巷方言寫1916年起義和巷戰等當代大事，在《朱諾和孔雀》(1924)和《犁和星》(1926)等劇里創造了許多真實、生動的人物，如堅強能幹的工人家庭的母親和饒舌而不中用的父親。辛格早死，奧凱西則在初期的成功之後，經過一個試驗表現主義手法的中間階段,進到依然豐產的後期，除了劇本之外,還寫出了6卷自傳,用新穎的形式和犀利的文筆記錄了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作家的一生。
文藝復興的中心人物是葉芝。他的充滿民族主義激情的劇本《胡里痕的凱薩琳》(1902)在舞台上取得了成功，後來又進行了詩劇和日本古典劇的試驗，但是他的主要貢獻卻在詩歌。他經歷了一個從19世紀末的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到20世紀的現代主義的發展，每個時期都寫了好詩，而最優秀的作品則是在他參加了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以後寫的。正是這一運動，特別是1916年復活節的英勇起義，使他感到“一切變了，完全變了，驚人的美已經產生”。到晚年他仍然寫出優秀作品，吸收了現代派的某些優點，而又去其蕪瑣，比初期更見精粹深刻，雖然思想上有神秘主義、貴族主義的成分，依然是20世紀西方世界最有成就的詩人之一。
在小說方面,曾以自然主義小說《伊斯特·沃特斯》(1894)鳴世的喬治·莫爾(1852～1933)也是文藝復興中的活躍人物。但是真正把小說藝術推向前去的則是詹姆斯·喬伊斯(1882～1941)。他原是寫實能手，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1914)顯示了他的精湛的現實主義藝術，而等到他來寫長篇小說《尤利西斯》（1922），他又成功地運用了“意識流”的新手法，把都柏林城24小時內一俗一雅的兩個男人和一個愛好歡樂的女人的感情生活描繪得細緻、深刻，而隱含的古今對比則強調了在粗糙、庸俗的現代生活裡面，古希臘那種恢宏、高尚的情操早已蕩然無存。
人民的鬥爭取得了成果，愛爾蘭在1921年成為自由邦。1937年又通過新憲法，宣告自身為“獨立、民主的主權國家”。獨立以來，英文文學繼續發展。上述葉芝、奧凱西、喬伊斯等人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都是獨立後出版的。戲劇依然興旺。丹尼斯·詹斯頓(1901～ )的《老太太說“不！”》表達了一部分人對於獨立後政治局勢的幻滅感，而他的《黃河之月》則探討了文化傳統與技術進展之間的矛盾。進入50年代，又出現了塞繆爾·貝克特(1906～)和勃蘭登·比漢(1923～1964)兩個頗有新意的劇作家。比漢引進了新的題材，例如他的《怪人》（1954）一劇就是通過囚人的眼光來看牢獄生活的。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法文本，1952)揭開了西方戲劇史上的新頁，不只是因為他寫了表現人生的荒誕的“荒誕派劇本”，還因為他有才能使這類沒有通常的有趣情節、連對話也不多的劇本取得舞台上的成功。
貝克特同時也是一個有特色的小說家。而就小說而言,獨立後的愛爾蘭也是名家輩出,特別是在短篇小說這一看似簡單、實則不易寫好的領域內。萊姆·奧弗萊爾蒂、弗蘭克·奧康諾、肖恩·奧費林全是此中能手，此外還有女作家瑪麗·拉文和伊莉莎白·包恩等也都留下了卓越的作品。他們的共同努力使得愛爾蘭短篇小說足以與法、俄、美三國並列,成為在這一文學形式中最有造詣的代表者之一。這些作家大多也寫長篇小說，其中有不少佳作。近年來又出現許多後起之秀,例如埃特娜·奧勃賴恩、約翰·麥克蓋恩、克文·凱西等人，在題材和技巧上都有新的建樹。
在詩歌方面，繼葉芝的巨大成就之後，仍然吟唱者不絕。先有20、30年代的奧斯丁·克拉克(1896～1974)，中間有40年代的派屈克·凱弗納(1904～1967)和主要在英國寫作的路易斯·麥克尼斯(1907～1963)，後有60年代的托馬斯·金塞拉(1928～)，都寫下了卓越的詩篇。其中凱弗納的《大飢》(1942)和金塞拉的《夜行者》(1968)都傳誦一時。金塞拉用英文翻譯的古愛爾蘭的史詩《奪牛長征記》也是一大成就。從60年代起，又有青年詩人西默斯·希尼(1939～)崛起於北愛爾蘭，然而他不寫城市和工業社會，而用鮮明、不落俗套的樸素語言寫普通農村景物和堅強的勞動者，這樣詩也就回到了永恆的愛爾蘭。
在中國，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引起過人們的注意。20世紀20年代，魯迅從日文譯了一篇有關愛爾蘭文學的文章（載《奔流》2卷2期），郭沫若譯了辛格的 6個劇本（包括《西域的健兒》即《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和《騎馬下海人》），茅盾寫了《近代文學的反流：愛爾蘭的新文學》的論文（載《東方雜誌》17卷 6號）。中國新文學的三個巨匠都同愛爾蘭文學有過因緣。格雷戈里夫人的獨幕劇《月出》（1907）不僅成為中國學習英語的學生經常業餘演出的節目，而且曾經改編為中國話劇《三江好》多次上演，在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起過鼓舞鬥志的作用。奧凱西的名劇《朱諾和孔雀》也曾由章泯改編為話劇《醉生夢死》，在30年代演出於上海，取得成功。
解放以後，奧凱西的劇本《星兒變紅了》和自傳的第1卷《我敲門》(1939)、第4卷《英尼希法倫,再見！》(1949)的一部分，葉芝的劇本《心愿之鄉》和若干最重要的詩篇，都譯成了中文。中國的研究者評介了奧凱西的6卷自傳,稱之為“第一流的傳記文學”；另有文章論述了葉芝的詩和喬伊斯的小說。這些都說明中國讀者對於愛爾蘭文學的了解範圍在逐漸擴大。
參考書目
Robin Flower, The Irish Tradition, Oxford,1947.
Douglas Hyde,A Literary History of Ireland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67.
E.A.Boyd, Ireland's Literary Renaissance,New York,1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