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地方志簡稱方誌，是按一定體例，全面記載某一時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情況的書籍文獻。地方志包括方誌和年鑑。它們都有自己獨特的寫作體例和格式，有嚴格的選材要求，有各種研究和參考價值。是綜合反應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自然與人文的歷史與現狀發展狀況的百科式要述。常州府志即古代常州的地方志，例如宋鹹淳四年《毗陵志》，元大德十年《新修毗陵志》，明洪武十年《毗陵續志》，明萬曆四十六年《常州府志》，清康熙三十三年《常州府志》等。通過各朝代的常州府志可以了解古代不同時期常州各個方面的詳細情況。
明永樂《常州府志》
明永樂《常州府志》，是一部珍稀志書，僅在上海圖書館有藏本。它是明代永樂朝以前常州一府四縣（武進、無錫、宜興、江陰）多部地方志的彙編，以《毗陵續志》和《鹹淳毗陵志》為主體，然後依次附上《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無錫縣誌》、《江陰縣誌》、《江陰軍志》、《宜興風土舊志》、《江浙須知》、《元一統志》等志書相關之原文。內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至到、城池、坊鄉、橋樑、風俗形勢、戶口、田賦、土產、宮室、壇遺、官制、公署、學校、兵防、古蹟、官寺、冢墓、宦績、人物、科目、仙釋、文章、雜誌等，保存了大量早已散佚的宋元志書和史料，特別是宋元時期的常州古志資料。
所收元明散佚文獻及其史料價值上海圖書館藏明永樂《常州府志》十九卷（孤本），收錄有包括《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宜興風土舊志》、《江浙須知》、《毗陵續志》等多篇元、明常州地區早已散佚的方誌文獻，這些文獻記載了常州地方史上宋、元、明初的重大史實和事件，對於解讀當時的歷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故而彌足珍貴。
“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 常州自古以來就以經濟發達，教育繁榮，文風鼎盛，人才輩出而聞名遐邇。唐杜佑《通典》言常州：“藝文儒術，斯之為盛。”宋陸游亦稱賞常州“儒風蔚然為東南冠” 。常州為浙西大郡，原為春秋吳國季札封地，名曰延陵。秦時屬會稽郡，漢初改延陵為毗陵，歷代因革不常。唐初為常州，又改晉陵郡，又復為常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為路，領司一（錄事司）， 縣二（晉陵、武進），州二（宜興、無錫）。 明洪武初，改路為府，直隸中書省。改宜興、無錫二州為縣，革去錄事司及晉陵，以其地並屬武進，又改江陰州為縣而隸之，並列為四縣。
上海圖書館藏明永樂《常州府志》十九卷（孤本），為清嘉慶間抄本，卷端及書面、書口均題“常州府志”而未錄“永樂”年號，也未署纂修人。原書體例混亂，抄錄時抄誤、抄脫之處不勝枚舉，常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經過兩年多時間的努力，由朱玉林、張平生、葉舟點校，糾紕繆，補殘缺，編成《明永樂常州府志》十九卷（廣陵書社2006年10月版）,線裝，一函七冊，綾面書衣，開本28×18cm。
永樂《常州府志》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未有著錄，而根據點校者的考證，認為此書還未是正版的永樂《常州府志》，而是明永樂間根據即將要編纂的《{永樂}常州府志》的目錄而編排的資料長編，實際上就是明永樂朝以前常州一府四縣多部地方志的彙編，正版永樂《常州府志》原書，估計在明代中葉就已經散佚。事實上，永樂《常州府志彙編》更符合這本書的名字。
在編纂方式上，永樂《常州府志》主要是匯集幾部地方志書所記，匯而不纂。而且編纂方式獨特，採用分類分條目法，在每一類目下，以《毗陵續志》和《鹹淳毗陵志》為主體，然後依次附上《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無錫志》、《江陰志》、《宜興風土舊志》、《江浙須知》、《元一統志》等志書相關之原文。雖然類目錯雜繁瑣，體例不一，且多有舛誤謬訛之處，但是價值極高，不但保存了宋《江陰軍志》、元《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明《毗陵續志》等早已散佚的宋元志書，而且內容豐富，涵蓋了地理、至到、風俗形勢、山川、宮室、官制、兵防、宦績、人物、文章等數個方面，保存了大量的史料。由於本書有資料彙編的特性，記載了常州地方史上宋、元、明初的大量史事，特別是保存了常州元至明初已經散佚的史料，正可補此闕佚與不足，因此使得本書尤顯珍貴。
一
明永樂《常州府志》收入現已散佚的元、明常州地方志主要有以下幾種：
1、《大德毗陵志》
元劉蒙纂。大德九年（1305年）十月始修，次年一月成書。歷代書目中均無此書著錄，僅《永樂大典》引征“五湖”、“五瀉湖”和“織染局”三條。 明永樂《常州府志》收錄約兩萬字。劉蒙，字梅泉，四明（今浙江寧波）人，時為常州路儒學教授，據《毗陵續志・元秩官題名》，大德七年曾出任常州路照磨。按，照磨為元官名，即“照刷磨勘”的簡稱，為中書省、行省、六部等屬官。主掌審核錢穀出納、營繕料例之數計、文牘、簿籍等事，秩正八品。參與《大德毗陵志》編纂工作的陳希程在序文中披露本書修成始末：“肅政廉訪使謝副使監治毗陵，需毗陵沿革，儒學教授鄞山梅泉劉蒙令纂次以呈，並令旁搜博採，編修此書”，最初曾名為《新修毗陵志》。
本書收入於明永樂《常州府志》的主要內容有序文、地理、至到、坊鄉、戶口、文章等近2萬字，其中，賦稅、戶口、學校、坊鄉等條目內容資料翔實，價值尤高。
2、《泰定毗陵志》
元文志仁纂。原書10卷，泰定二年（1325年）成書。該書早佚，除《永樂大典》引征僅“常州府太平倉” 一條外， 未見於其他書目著錄。明永樂《常州府志》收錄本書約4萬字。纂者文志仁，字心之，巴西（今四川綿陽）人，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曾出任常州路照磨（《毗陵續志・元秩官題名》）。
《泰定毗陵志》與《大德毗陵志》二者成書時間雖相隔僅20年，但《泰定毗陵志》的修纂與《大德毗陵志》似乎無遞修關係，二者勢如參商，互有未見，各自為文。
《泰定毗陵志》的修纂發軔於元仁宗在位時期的著名事件“延�經理”。先是，“延�改元之明年，郡以經理田糧無籍可稽，訪尋舊志，得於前治中徐朝列家。是冬，會儒學尊經閣成，爰命工鋟諸梓，而文獻之徵矣。”這本新刊的“舊志”，應該就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現存最早的常州地方志書,成書於南宋度宗鹹淳四年（1268年），由常州知州史能之主纂的《鹹淳毗陵志》（30卷）無疑，而絕非《大德毗陵志》，因為序文緊接著就說：
越四年秋，郡幕官趙璧君以舊志所編悉前代故事，我元混一以來，郡縣沿革，制度更張，與夫田野日辟，生齒日繁，造作貢賦，有程有則，崇學校，興科學，置郵驛，立祠宇，紀綱粲然，規摹宏遠，其可不筆諸簡策哉？遂議同摹，白其事於郡。郡官嘉其議，下所屬州縣採摭事實，將纂輯成書，以續前志。會公將代，事竟因循。
趙璧想編纂一本元朝當代的毗陵地方志，並為此做了大量資料採集工作，但因為任滿，而成未竟之舉。《泰定毗陵志》的“終成正果”是在常州路周姓主政官員的推動下，由文志仁最終纂成：
至治癸亥，郡侯周太中到任，慨然以修志為念。乃屬郡文學文君志仁竟其事。
我國古代主政地方官甫一到任,往往先查閱當地誌書以�解地情、民情，而由臨民官監修本地方志，也歷來是我國古代各級官府的一大傳統。修成的志書往往會體現出地方官的政績乃至失誤。同時，志書中所載述的山川水利、疆域民情、地理沿革以及食貨風物等，又會被續任的地方官奉作“輔治之書”而十分珍視。
《泰定毗陵志》序文提及：“毗陵自經兵燹，志之不存且四十餘載。”反觀《大德毗陵志》作者劉蒙在自序中也有類似話語：“以毗陵為季子采邑，為浙右名藩，尚禮之遺風餘韻甲於他壤。自火於兵，志不存亦三十餘�，謂之闕典可也。”兩篇序文中提到的“志”，都應確指傳世的《鹹淳毗陵志》無疑。所以可以肯定，《大德毗陵志》和《泰定毗陵志》一樣，修纂時都是直接參見的《鹹淳毗陵志》，但後者卻未參見過20年前成書的前者，留給後人似有“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遺憾。如果事實果真如此，令人費解之處在於：二書的修纂都是同為常州路的官府行為，成書時間又相去未遠，兩位主纂人又先後出任本路照磨，後者怎�會不知曉前者呢？那�，這是否就可以說明《大德毗陵志》行世未久就已散佚？而散佚的原因是否就像參與編纂工作的陳希程在該書序文中曾提及前代舊志難覓，是因為“舊板不存，而舊本之藏在人間者，亦秘而不肯出。”舊志的這種散佚宿命完全有可能在《大德毗陵志》本身再次上演。當然，這一切都有待進一步考證。
明永樂《常州府志》引錄該書於賦稅、戶口、站赤、秩官題名、學校、詩文等條目記載詳備，價值頗高。特別是詩文一項，保存了多篇已經散佚的元代文章，具有很高的文史價值。
3、《宜興風土舊志》
佚名纂。除《永樂大典》徵引“太湖”一條外， 據目前所見的各版宜興志均未有收入其中內容來看，此書已佚。明永樂《常州府志》引錄該書約兩萬餘字，但未有該書相關序文保留，不知為何人所修和修於何時。點校者據該書收錄“雲峰天福萬壽禪院”條，有“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僧子清建”，認為此志最早也應修於元代。事實上，這個推算不夠精確。
明永樂《常州府志》卷三《至到》記�宜興界域四至時，引錄了該書內容中有應天府、常州府、蘇州府、湖州府等地名，這些地名稱謂皆始於元末朱元璋攻占集慶（今江蘇南京市），建立割據政權時期。據《明史・地理志》“應天府”條：“元集慶路，屬江浙行省。太祖丙申年三月曰應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 這一點足以說明此書最早應修於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最晚修於明洪武元年（1368年）
從被引錄內容看，該書記述宋事較多，其中於鄉、都、鎮記載尤詳，不僅有大量地名，還有位置、風俗、傳說等等，是�解中世紀常州地方基層社會面貌不可多得的材料。
4、《元一統志》
元孛蘭�等著。成書於元大德七年（1303年），共1300卷。此書大約於明代修成《大明一統志》後遭摒棄、散落，至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已經散佚無傳。民國間，金毓黻先生據今國家圖書館、大連圖書館及各收藏家所藏零頁抄得15卷，又自諸書輯佚，得4卷，此本刊入金氏所編《遼海叢書》中。建國後，趙萬里先生在金氏輯本基礎上，增加了從《永樂大典》中新輯出的軼文，編為10卷，於196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明永樂《常州府志》所引的有趙氏版本未收佚文約2000字，包括“古蹟”中的“鴨城”、“浮翠亭”，“人物”中的“胡宿”、“蔣堂”、“蔣重珍”、“尤袤”等十餘個條目，可補《元一統志》之闕。
5、《江浙須知》
佚名纂。該書著於元代，明《永樂大典》徵引有“至到”、“戶口”和“衙門”三條，歷來並無任何公私藏書目錄著錄。根據明永樂《常州府志》所引的數千字內容看，不僅有“至到”等一般地理書的內容，而且還有元代常州各級官吏的員額編制及俸祿，是研究元代常州地方官職及政治的主要資料之一。另，明楊士奇編《文淵閣書目》卷四所收書目中有《浙江須知》，元代以前常州府屬浙西地區，因此，很可能《江浙須知》與《浙江須知》為同一本書，因散佚待考。
6、《毗陵續志》
明張度修，謝應芳纂。原書10卷，明洪武十年（1377年）成書。《永樂大典》收入元人史孝祥《江陰州儒學君子堂記》文一條。 明永樂《常州府志》收錄約5萬字。纂者謝應芳在《續毗陵志序》一文中說：“然由元初而至於今，百有餘年，曾無紀述之者，誠曠典也。洪武十年春，中憲大夫張度蒞政之初，以朝廷命天下郡邑纂修志書，於是會聚耆宿之士，稽古訂今，博採見聞，撰次成帙，凡一十卷。” 《毗陵續志》的修纂也是直接參見《鹹淳毗陵志》，可能未見元代大德、泰定所修當地兩部志書。該書“敘略”云：
舊志止於宋鹹淳丙寅，德�以來，曾無纂緝。乙亥春，元兵攻常州……冬十一月，城陷，……元兵遂屠其城，故一郡之文獻泯滅斯盡。明年，宋亡，元有國近百年。壬辰、丙申，是州又兩罹兵燹，雖官府圖籍亦皆蕩然無遺矣。今朝命訪求典故，顧茲郡邑無所考據。洪武丙辰春，始於它郡購得鹹淳舊編，補綴脫簡，以徹省部。然自元迄今未有紀述，是用諮詢遺黎，及以近歲案牘稽諸事實，群分類聚，編次成冊。
前面筆者曾推繹過《大德毗陵志》可能成書不久即已散佚。《泰定毗陵志》的散佚時間有可能在“敘略”中提到的壬辰（1352年）和丙申（1356年）常州的“兩罹兵燹”，所以，明初修《毗陵續志》未見此兩部元代志書。
明永樂《常州府志》所錄本書內容甚多，大量元至明初的珍貴史料藉此得以保留。其中，秩官、俸祿、公署、坊鄉鎮、貢舉、文章、人物記載尤詳，為我們研究元明鼎革易代政治官僚制度的差異及傳承、官員待遇提供了大量史料，另外，各處公署如司獄司、稅務、倉、庫、驛站、急遞鋪、惠民藥局、養濟院等場址的沿革因襲，也是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二
明永樂《常州府志》正文共50餘萬字，其中一半以上的內容不見於其他志書，對研究宋、元、明初常州、無錫、江陰、宜興等地的歷史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
首先，它直接記述了元、明社會發生的一些重大史實和事件，對於解讀當時的歷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茲舉例如下：
（一）元初毀禁城牆與元末明初重築城牆
元朝在平宋戰爭的過程中，為削弱新征服地區城市的防禦能力，先後下令拆毀淮河、長江流域，乃至福建、廣東、四川等地城市的城牆，這在《元史》及元修地方志中有多處記載。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九月，元朝占領南宋都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就命有司“隳沿淮城壘”。之後，拆城的範圍持續向南擴展，同年十一月，“隳襄漢、荊湖諸城”。十四年二月，“隳吉、撫二州城”。 十五年三月“命塔海毀夔州城壁”；八月“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禮義城等處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鎮守，餘悉撤毀”。 這種拆毀城牆的行為在元修方誌中更是屢見不鮮，《至順鎮江志》：“元混一海宇，凡諸郡之有城郭，皆撤而去之，以示天下為公之義。” 《至正四明續志》：“國朝混一區宇，無恃偏壕支壘之險固，郡城之廢，垂六十有餘載。” 《大德南海志》：“天兵下南，平夷城壁，樓櫓雉堞，一切盪除，以後因之，不復修治。”
但是，到了元末，由於各地義軍風起雲湧，元政府不得不下令重建城牆。此時，割據一方的朱元璋也在儒士朱升提出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建議下，加固城池，並且在明開國前後，對南京等城市進行大規模修復改建，據《明史》記載，僅僅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一月，“凡築寧海、臨山等五十九城。” 明永樂《常州府志》所收《毗陵續志》，亦有多處相關元末明初在常州重修、增修城池的記載。如無錫縣：“舊子城一百七十步，元因之。歲久而圮，至正乙未重修。……本朝洪武初復加修治。周回1620丈，高2丈，濠深2丈，闊7丈。辟四門，皆有重屋。”江陰縣：“舊無城，元至正丁酉始築土城。本朝�以磚石，比舊增加。周回九里三十步，高一丈五尺，濠闊四丈二尺，深七尺。置四門，仍舊名，曰春暉、天慶、朝宗、愛日。門皆有樓。”
（二）民族分化政策與民族融合
眾所周知，元代實行民族分化政策，即所謂的“四等人”制度，將全國民戶劃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前三種人統稱為“北人”，南人為原南宋統治區的民眾，南北分線大致以淮河為界。四種人在國家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上享受不等的權利，以南人地位最低。《泰定毗陵志》詳細記載了常州路及在城錄事司的南人、北人的戶口數據。又，元以居民所從事的職業劃分戶籍，如軍戶、民戶、站戶、鹽戶等等，統稱諸色戶計，作為政府徵收賦稅的主要對象。據《泰定毗陵志》記載，常州路諸色戶計，總計211652戶，1099163口。南人207690戶，1084225口；北人3962戶，14938口。其中，在城錄事司南人戶4223，口21800，北人錄事司戶1634戶，口5240。
從中可以看出，常州一路主要居民為土著南人，僑寓於此的北人戶不足2%，且主要居住於本路錄事司所在地。各別縣諸如晉陵、武進，僅有北人40戶和29戶，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儘管如此，仍然反映了元代各民族雜居融合的時代特徵。
除此之外，元《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以及明《毗陵續志》都有對本朝及前朝常州人口數位的詳細記載。特別是《大德毗陵志》運用引徵文獻記錄了從晉代以來各種地方志中載記的常州一地各時期戶口數位，包括晉、南朝宋、隋、唐、後周、宋，沿襲至元代，特別是唐、宋兩代各時期的人口數字，為我們重建古代常州人口變遷情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線索。另外，元末農民戰爭對於常州人口的破壞非常大，其恢復過程也相當漫長。如宜興人口，據《毗陵續志》：元戶80119，明初實有戶37809，永樂元年是41740，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才恢復到元代人口記載的一半多。上述史料的貫穿，是研究常州人口史和民族史的重要資料。
（三）包銀制
《泰定毗陵志》“稅貢”條記載有包銀一項，常州路“歲辦包銀錢505戶，該鈔505錠。”
包銀是元朝政府以民戶為徵收對象的賦稅科差之一，最初實行於北方，後推行到江南地區。元憲宗蒙哥時期，定為每戶納包銀六兩，後只征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元世祖時期改為以鈔輸納，每戶鈔四兩。延�七年（1320年）十二月，元英宗至治改元詔書宣布：“減天下租賦二分，包銀五分。” 所以後來的史料就有“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 “又江南無地人戶科著包銀，每戶額納二兩，折至元鈔十貫。” 但是地方官府在實際徵收過程中，遠遠高出每戶二兩的標準，“而州縣征之加十倍”。 泰定間，元政府所征全部包銀差發，歲入高達11萬錠。
上引《泰定毗陵志》歲辦包銀505戶，應該是指那些無地商人和散居常州路的回回人戶，收鈔505錠，戶均一錠。但地方官府在徵收時，並非是統一按戶攤派的，而是依照各戶貧富不同及戶等不一而分別攤派不同數額。元代鈔法的換算，50兩為一錠。那�常州路的這些包銀戶所納竟然比規定標準高出25倍，可見官府盤剝之重；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視出常州路經濟狀況較為富庶，否則地方官府是無法從中漁利如此之多的包銀錢的。
（四）延�經理
延�元年，中書平章政事章閭向元仁宗諫言：“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為仁宗所採納，“於是遣官經理”。“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官民如有欺瞞隱騙，營私舞弊，皆量罪處罰。然而由於“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奸，以無為有，虛具於籍者，往往有之。”結果民不聊生，盜賊並起，逼出了江西寧都人蔡五九的反元起事。
儘管朝廷鎮壓了這次起事，但由於怨情沸騰，仁宗被迫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自延�五年為始，每畝止科其半。至泰定、天曆之初，又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經理後的江浙行省總計官民荒熟田995081頃。 《泰定毗陵志》記載了常州一路在延�經理過程中，自實官民田土的情況：“本路經理自實官民田土總計60264頃4分七厘1毫，官田土17661頃33畝1分4厘，民田土42603頃1畝3分2厘4毫。”另外還詳細列舉了經理後本路田、地、山、盪、雜產等具體資料，以及所轄各州縣的官民自實田土數字。這些資料，對於我們進一步深入�解延�經理這一元代重大事件具有重要價值。
（五）元代的站赤
站赤的設立，“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元代疆域遼闊，為加強對全國各地的聯繫和控制，元朝政府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驛傳體系，形成以驛站為樞紐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路。驛站分陸站、水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據《元史》統計，全國共設各類驛站達1500多處，其中江浙行省所轄計262處：計馬站134處，馬5123匹。轎站35處，轎148乘。步站11處，遞運夫3032戶。水站82處，船1627隻。 但具體到常州路，則為《元史》所未載，而《泰定毗陵志》和《毗陵續志》正好可以補《元史》之闕，據二書記載，常州路在城設定的水、馬站計有站船30隻，站馬60匹。”
除水、馬站之外，元代的驛傳系統還包括急遞鋪的設立。急遞鋪專門負責朝廷和官府緊急文書的傳送，“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則設一鋪，於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籍戶內，簽起鋪兵。”每鋪鋪兵5～16人不等，按規定，文書一晝夜要傳遞400里，路上行人必須避讓。 《泰定毗陵志》和《江浙須知》等志書都分別詳細介紹了常州路所轄各州縣的急遞鋪及鋪兵數額。據《泰定毗陵志》載，常州路設立急遞鋪23處，鋪司兵172名。《江浙須知》載：晉陵縣5鋪，司兵37名；武進縣5鋪，司兵40名；無錫州13鋪，司兵95名。《江陰志》記載江陰州東路6鋪，西路7鋪，共13鋪，各鋪所在地皆有名稱。這些對於我們考察古代常州的交通路線提供了重要線索。
（六）元代冗官現象
元代官府冗雜，疊床架屋，冗官冗員充斥其中，這點從《江浙須知》記載可見一斑：額設衙門56處，官吏264員名；有俸衙門34處，官吏182員名；管民官21處，官吏150員名。對於元代的冗官現象，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元代之冗官不僅普遍存在，而且還以官府名目繁多重疊、多員制�濫、高官劇增以及與蒙漢政治文化二元體制密切關聯等特色肆虐於政壇，從而使元代成為繼兩宋以後又一個官府和官吏冗濫十分突出的時期。”
其次，明永樂《常州府志》所收錄的散佚文獻，對於我們�解宋、元、明諸時期常州的經濟發展和文化教育以及其他諸多方面都有不可多得的價值。
常州處於經濟富庶的浙西地區，這裡歷來是歷朝政府財政倚仗之地。元人有言：“惟兩浙，東南上游，襟江帶湖，控扼海外。諸番貿遷有市舶之饒，歲入有蘇湖之熟，榷貨有酒鹽之利，節制凡百餘城，出納以億萬計，實江南根本之地。蓋兩浙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朝廷無南顧之憂。” 明永樂《常州府志》非常注重社會經濟方面的記載，故于田土開闢、賦稅錢糧諸項，官莊民田之產，夏熟秋成之賦，可謂錙銖備載，而“物產”、“土貢”之類，遍引古書，臚列名狀，詳加細述，為該地經濟、財政史研究提供豐厚史料。
常州素號“文獻之邦”，儒風蔚然。元代科舉制度雖一度停廢，但當地對於學校教育仍然十分重視，《泰定毗陵志》云：“聖朝一統，崇重儒道，每降德音，必及學校，廟宇損壞，隨即修完。”從教學內容來看，除儒學外，還有蒙古學、陰陽學、醫學等專業教育。在各級學校的設立上，既有郡學、州學、縣學，也有書院和義塾等，反映了常州文風興盛的局面。
明永樂《常州府志》還保留了大量其他書籍闕載的詩文，僅未收入《全宋詩》的詩歌作品便有一百多首。其中《泰定毗陵志》和《江陰志》中所引錄的大部分文章未見收入於各類文集和總集，基本上為孤篇。未收入《全元文》的就有十餘篇，如白挺的《常州路宜興州天申萬壽宮重新修造記》、文及翁的《重建武進縣記》等文章，不僅有極高的文史價值，而且補充和豐富了我國文學寶庫和史學寶庫。
再次，由於本書編纂於明代初年，因此其中收入的《至正無錫縣誌》等應該保存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宋元本原貌。如宋金交戰，宋人均稱金為“虜”，而清本諸書如四庫本《無錫縣誌》為避諱，均改“虜”為“金”。本書雖抄於清代，卻依舊保留了舊本原貌，仍稱“金”為“虜”。由此可見本書還具有很高的校勘補正功效。
最後，歷代所修方誌，散佚現象十分嚴重，因此通過古志中徵引過的材料，重新搜輯整理，恢復志書的原貌，對研究古代方誌的內容和性質，以及整理髮掘地方歷史文化，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書收入的多部散佚的常州方誌，若將之進行整理，對研究中國方誌編纂的演變，以及對歷史學、歷史地理學、方誌學、文學史、文獻校勘、目錄學等諸多學科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正所謂，零圭碎璧，猶可珍惜；殘膏剩馥，沾溉無窮。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地方文獻組）
(清)龔自珍：《定�文集・補》古今體詩下卷《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陸游：《修河碑記》，(清)陳夢雷、蔣廷錫輯《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722《常州府部藝文一》，齊魯書社，2006年影印本。
《元史》卷62《地理志五》，頁1494，中華書局，1976年點校本（下同）。
《明史》卷40《地理志一・・常州府》，頁921-922，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下同）。
《永樂大典》冊18卷2260、冊20卷2270、冊178卷19781。見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誌輯佚》（中華書局2004年）（下同），頁568-569。
《永樂大典》冊81卷7514。見《永樂大典方誌輯佚》頁569。
《永樂大典》冊18卷2260。見《永樂大典方誌輯佚》頁587。
《明史》卷40《地理志一・南京》，頁910。
《永樂大典》冊69卷7235。見《永樂大典方誌輯佚》頁572-574。
(元)謝應芳：《龜巢稿》卷14《續毗陵志序》，四部叢刊三編本。
《元史》卷9《世祖紀六》，頁188。
《元史》卷10《世祖紀七》，頁204。
(元)脫因修，俞希魯纂《至順鎮江志》卷2《地理・城池》，頁7，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元)王元恭修，王厚孫、徐亮纂《至正四明續志》卷3《城邑》，宋元方誌叢刊本，頁6469。
(元)陳大震原著：《元大德南海志殘本（附輯佚）》卷8《城濠》，頁50，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明史》卷3《太祖紀三》，頁45。
《元史》卷27《英宗紀一》，頁608。
《元史》卷184《王都中傳》，頁4231。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77《正始十事》，北京圖書館藏元人文集珍本叢刊。
《元史》卷184《王都中傳》，頁4231。
《元史》卷175《張�傳》，頁4077。
《元史》卷93《食貨志一・經理》，頁2354。
《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頁2592。
《元史》卷101《兵志四・站赤》，頁2596。
參閱李治安師《元代冗官述論》，《學術月刊》，2006年第5期。頁103。
(元)閻復：《江浙行中書省新署記》，周南瑞編《天下同文集》卷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珍稀古志再見天日。
古雅的栗色封面，寶藍色盒裝，散發著淡淡的墨香，七冊十九卷《明永樂常州府志》日前由市地方志辦公室隆重推出，標誌著常州古地方志孤本搶救工作再獲碩果。業界讚譽：這是常州文化事業的一項新成果，也是常州對中國史志文化的一項貢獻。
市政協委員、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朱玉林於2003年向市政協提交提案，呼籲政府儘快組織力量，整理重刊常州古地方志孤本、善本。該提案引起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副市長居麗琴親自予以批示、轉辦。作為職能部門，市方誌辦義不容辭承擔了此項工作，他們邀請專家學者，很快展開了對古籍的搶救，市政府撥專款予以支持。從2003年開始，市方誌辦確定用三年時間搶救整理《宋鹹淳毗陵志》、《明永樂常州府志》等三部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學術文化價值的古志書。
如今，方誌辦按照一年完成一部的計畫，如期出版了前兩部古志的重刊，第三部常州五大學派重要代表人物及其學術著作彙編，也已基本完工，預計明年付梓出版。
據了解，《宋鹹淳毗陵志》是現存常州七部古志中年代最早的，也是我國僅存的30多種宋代珍稀志書之一，歷來被公認為“名志”。原刻本收藏於日本私人藏書館，是當今世界僅存的原刻孤本。經過方誌辦的不懈努力，這本古稀方誌終於得以補齊、校勘、重刊出版，從而以善本的形式傳承於後世。
《明永樂常州府志》，也是一部珍稀志書，僅在上海圖書館有藏本。它是明代永樂朝以前常州一府四縣（武進、無錫、宜興、江陰）多部地方志的彙編，內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至到、城池、坊鄉、橋樑、風俗形勢、戶口、田賦、土產、宮室、壇遺、官制、公署、學校、兵防、古蹟、官寺、冢墓、宦績、人物、科目、仙釋、文章、雜誌等，保存了大量早已散佚的宋元志書和史料，特別是宋元時期的常州古志資料，從而彌補了常州元代無志書之缺陷，是研究常州古代歷史不可或缺的文獻資料。
我國著名方誌研究專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巴兆祥高度評價常州所做的工作，他認為，地方志是地方百科全書，地方志對於研究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具有極為重要的文獻價值。“常州地方志辦公室在當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下，繼點校《宋鹹淳毗陵志》後，緊接著又開始進行《明永樂常州府志》的點校工作，是嘉惠志林，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歷代常州府（毗陵）志序選錄
宋鹹淳四年《毗陵志》序毗陵有志，舊矣。歲淳佑辛丑，余尉武進。時宋公慈為守，相與言，病其略也，俾鄉之大夫士增益之。計書成且有日。越三十年，余承朝命長此州。取而閱之，則猶故也。嘻!豈職守之遵絀不常，而郡事之��靡暇，是以久而莫之續邪？抑有待而然邪？夫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辨地物，以詔地采。”蓋將使來者有考也，而可忽諸？毗陵自晉改邑為郡，至唐易郡為州。代更五季，民窳於兵。宋奠九�，江南既平，郡始入職方氏。一馬渡江之後，錢唐(塘)為天子行在所繇，是與蘇、湖、秀均號右扶。寰宇記所謂“人性吉直，黎庶淳遜”，其所從來古矣。今山川�發，民物庶蕃，謹固封圻，為國之屏壤，地非小弱也。而郡志弗續，非闕歟？乃命同僚之材識與郡士之博習者，網羅見聞，收拾放失；又取宋公未竟之書於常簿季公之家，訛者正，略者備，觖者補，蓋閱旬月而後成。雖然，余豈掠美者哉？事患不為，為而無不成。余之續之，所以成前人之志，而廣異日之傳雲。爾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鹹淳四祀月正元日，四明史能之敘。
元大德十年《新修毗陵志》序古者地有圖，以別州里之遠近；郡有志，以見古今之沿革。二者不能相無也。雖然，志又圖之詳者也。風土之所宜，人才之所鍾，仙佛之所都，名賢之所宦遊，須此焉。考是以一郡必有一郡之志，自不能忘言者。職此之故，以毗陵為季子采邑，為浙右名藩，尚禮之遺風餘韻甲於他壤。自火於兵，志之不存，亦三十餘祀。謂之闕典可也。余承乏郡文學，�騎旁午，問必首是。訪微索隱，書亡幾不復出。大德甲辰，郡侯仁卿趙正議由尚書出牧，慨然以修志為念。余考之方輿，節略而不可述；詢之耆舊，囁嚅而不能言。因循又年余。乙巳冬，廉車謝副使分按索是書甚切。講書陳希程執方冊，忽趨進而喜曰：“此某曩昔遊學時手抄也。近得於故篋中，亟以出示。觀其所載，雖未能詳，然亦得其大概。意者藉以成是書乎?”就委編次，酌古準今，增益其所未有，自附於叔孫��之舉，非敢曰備。是書也，始於乙巳之良月，成於丙午之端月。命工鋟梓，以啟其先，後俟識者訂正雲。鄞山劉蒙謹書。
元泰定二年《毗陵志》序毗陵郡有志，其來尚矣。毗陵自經兵燹，志之不存，且四十餘載。延佑改元之明年，郡以經理田糧無籍可稽，訪尋舊志，得於前治中徐朝列家。是冬，會儒學尊經閣成，爰命工鋟諸梓，而文獻之徵矣。越四年，秋，郡幕官趙君璧以舊志所編悉前代故事，我元混一以來，郡縣沿革制度更張，與夫田野日辟，生齒日繁，造作貢賦，有程有則，崇學校，興科舉，置郵驛，立祠宇，紀綱粲然，規摹宏遠，其可不筆諸簡策哉?遂議同摹，白其事於郡。郡官嘉其議，下所屬州縣採摭事實，將纂輯成書，以續前志。會公將代，事竟因循。至治癸亥，郡侯周太中到任，慨然以修志為念。乃屬郡文學文君志仁竟其事。蒙不鄙疏陋，俾�厥成。於是芟煩剪浮，列為一十卷。第〔弟〕見聞不廣，紀錄未詳，尚當考之圖經，詢諸耆舊，以增益其所未備焉。時泰定二年龍集乙丑八日暨陽劉文炳序。
明洪武十年《毗陵續志》序昔人謂九州之志，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郡志之作，本諸此乎?毗陵為古名郡，其山川、土田、風俗、名物之屬，登載舊志，固班班可考。然由元初而至於今，曾未有紀述之者，誠曠典也。洪武十年春，中憲大夫廣東張度來守是邦。下車之初，適朝廷命天下郡縣纂修志書。於是會集耆宿之士，稽今訂古，博採見聞，撰次成帙，以續舊編，凡一十卷。其間耳目所不及，�訪或未能盡。闕文遺事，詎容無之。然而百年之間，時有異同，事有因革。即是編而求之，亦可以概見矣。是歲丁巳十月既望，郡人謝應芳序。
明成化六年《毗陵志》序郡志，紀事之書也。辨土疆，陳職貢，同貫利，彰人文；凡一郡之事，鹹在所當紀，而尤貴體要焉。沿誦訓之制，遵筆削之旨，使統紀相承，名實不爽。如是而後可以質前聞而屬來裔。夫自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事掌四方之志。其後圖經起於郡國，集記出於風土，志輿地者亡慮數十百家。求其克盡體要，與歷代史志並傳，千古蓋不多見。此江文通所以有“作志之難”之論也。毗陵郡故有志，既多散軼，其存者惟宋鹹淳本。然�更多故，版籍漫毀。曆元至我國初，百有餘年，而鄉先生謝子蘭始為續志。嗣是而未有續者，又百年於今矣。理陳編於殘剝，益新制於雋永。太守莆田卓侯天錫、貳守河東謝侯庭桂，蓋嘗銳意於斯。屬時郡政多先務之急。成化己丑春，始聘郡士朱昱纂述之，以昱嘗潛心於是而有得者。繼集其徒施謹輩，以備討論，資繕寫；而亦不鄙謂予，俾粗加隱括，懊猥以菲才，待罪太史；修纂之任，屢叨上命，而顧使一郡之志廢為曠典，誠有未容以難為解者。乃取二志會而通之。而重閱傳記，旁采聞見，訂其舛訛，補其缺遺，門分匯別，詮次成編，凡為卷四十，而圖表不與焉。既成，二侯遂命工鋟梓，以傳其意。蓋將使四方之士，有志於遠覽者，取而觀之，則吾郡山川之勝，疆域之廣，物產之奇，宮室之美，皆宛然在目，庶少寄臥遊之意；而夫風俗之醇，治化之隆，典章文物之盛，後之人或有考焉，亦可無文獻不足征之嘆矣。昔吳人范石湖作志，郡士鹹薦的聞，而龔頤正為多。然則斯志也，余之有賴於朱君者，亦豈少哉?成化庚寅夏孟月既望，賜進士及第、南京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修國史郡人王序。
明成化六年《毗陵志》序嘗讀山海經，至所謂唯聖人能通其道，因竊嘆夫周知之不易，而況有所紀述者乎?毗陵志自宋州學教授三山鄒補之始為之十二卷。鹹淳間，郡守四明史能之復增益至三十卷。故其廣輪之數，庶政之殷，風氣所生，土俗所有，靡不具悉。爰歷我朝洪武初，鄉先輩謝子蘭又續成十卷。厥後雖兩經載筆，而世無傳焉。昱不揆末學，謹摭所聞，以補其遺闕；殆將一紀，寢食屢忘，不自知其為僻也。屬者郡大夫使言下及，猥以繆悠荒澀，豈敢自速其譏議哉?乃質諸故老，重加刪訂，上自三代，以至國初，考其沿革，為之表次。自漢、唐、宋以迄於今，錄其事為之志，總凡四十卷。有徵於前，無廢於後。閱八月而後成。凡文辭之豐褥，義例之詳明，皆一系乎舊刻。至如�羅剔抉，核其大不遺其細，固得以少置力於間哉。雖然，踵前人之餘緒，為一郡之成書，有不待山林槁朽之序辭。然而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深有懼焉。故為之如此。達觀博物君子，幸鑒之哉!成化六年十月既望，郡人朱昱序。
明成化十九年《重修毗陵志》序成化十八年春，新淦孫公偉德守毗陵三載，剛柔不偏，政事惟和，人用康×。惟靖江縣之新置，郡志未收，無以維繫人心，同歸於聖化。乃協謀貳守吳公廷用，而屬儒士朱昱氏增修之。其凡例卷帙。無改於前志，仍就少宰王先生而正焉。志成，復屬余序。余考毗陵，本周吳國；繼是歷代稱為名郡。我朝在邦畿之內，以近天日之光華，故其氣運轉而日盛，山川若增而勝，風俗乃還而淳，土產益繁，田賦愈豐；郊野多詩書之士，庠序有俊×之才，其用而見諸事功，光明正大可觀者，濟濟乎盛矣。時不有書，後世曷從而考之哉?前守卓公純嘏有見於此，乃合鹹淳、國初舊志而重修之。是以百有餘載之故實採錄無遺，筆削惟允，可謂明備矣。越今十有三載，才士師師，文物日熾，名魁鄉闈，而前後之相望；秩貳台省，而兩京之相輝。三輔欽亮之彥，莫之或先。厥休屢書不盡，豈惟靖江未收之為闕典哉?以靖江之收，而聯文獻之四邑，蓋欲島人就之觀化，即召公欲以周人化殷人進善之意也。夫然後上不負縣其地，而遂一視而同仁；下有幸編其戶，而與四邑而同文。此其著已然之跡，而冀成未然之化。豈曰小補哉!於乎!善觀禹貢者，必觀其聲教之訖，有以知唐、虞重華之德被於遠；善觀斯志者，必觀其文物之盛，有以知聖世文明之化篤於近。王畿為四方之本，化篤於近而舉於遠也，必矣。然則斯志之增修，豈徒然哉?亦足以觀世道之升也。用序以著之。成化壬寅歲孟秋吉旦，賜進士及第、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前經筵官同修國史金溪徐瓊序。
明成化十九年《重修毗陵志》序毗陵志以成化己丑修纂成書，梓行於時久矣。自己丑迨今，又十有三祀。其間典冊之頒，官尹之遷，政教之施，人才之成，民數之登，物產之滋，災祥之見，與夫宮室河渠之興復，詞章翰簡之述作，其類不一，所宜增修。而其為事最鉅，則靖江之建縣，郡治之繕城，尤不可無紀述者也。太守新淦孫公偉德有見於斯，乃舉前守卓公純嘏故事，禮聘郡士朱君(上矛下心)易而屬筆焉。(上矛下心)易於是�閱搜訪，比類續書，文雅事核，視昔尤備，而猶不自滿。假會余歸自南雍，乃請於公，俾為訂定，余辭之，以來京師曾無幾何，而公以書成告矣。余嘗載考石湖作志，止於紹熙。自紹熙已後，至於紹定所未續者，則郡守李公儔老，俾其寮屬，用褚少孫史記例補成之。然則公之所為是編之續，似亦不為無據也。雖然，卓公已久陟藩省，公今繼之，且薦歷華要。而余與(上矛下心)易，去此亦將老矣。嗣是以續於方來，補其闕遺，傳之無窮，則尚有望於後之君子云。成化十九年春正月上浣，南京吏部右侍郎、郡人王(左亻右與)書。
明正德八年《常州府志續集》序常州府，古毗陵郡也。舊志防於宋教授鄒補之，而續於鹹淳太守史能之。然尚未備也。後百餘年，我國初鄉先生謝子蘭始續成之。自是又百餘年，為成化己丑，郡士朱昱殫力採摭，補其闕遺。歷歲既久，適前守莆田卓公屬以編輯。時王文肅公方在史館，乃為訂正，協而成之，為四十卷。既十有五年，郡守新淦孫公以靖江縣治建置未錄，且慮政有損益，久而復湮，仍屬以續之。而文肅公方為南都少宰，政務頗暇，再加(上隱下木)括，遂刻以傳。其考據之精核，義例之詳審，文辭之體要，固無容議矣。然迄今又三十年於茲。政以時異，俗以習殊，制度有因革，財賦有盈縮，人物有隆污，則又不能無可紀者。正德辛未，渤海李公來理郡事，適當多事之餘，城池既固，逋寇已平。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乃閱舊志，謂宜增續。顧愷不肖，索居寡儔，屬以詮次。愷惟作志之難，古今尚矣。明春秋者，或不知琅琊之為�；專紀載者，或未識“金根”之為車。人材或病於臧否之不公，歲月或患於亥豕之多誤。舉其一不知其二，得於此或遺於彼。豈能免當世之訾議乎?雖然，天下事未有不廢於因循而成於強勉者。使人皆畏其難而莫之肯為，則將來之責誰其任之?用是不敢以寡陋辭。乃合五邑之所纂集者匯而次之，稍加(上隱下木)括，分為八卷，名曰府志續集，姑以為他日秉史筆者之助。且復於公曰：“請藏之庫笥，以備遺亡之萬一。”公曰：“然，可矣。與其藏之蠹毀，孰若梓之可久乎?”於是復屬愷為之序。正德八年歲在癸酉中秋日，致仕運使、錫山後學張愷識。
明萬曆四十六年《常州府志》序先是常州府有志矣，百餘年而未修。武進自入國朝，二百五十餘年矣，竟未有志，人人兩謂缺典。萬曆乙巳，南昌晏侯懷泉綰符武進，既以績署上考，計日優陟矣。忽一日見柱，以武進志請余，鶴徵力謝不敏。晏侯不之許也。歐陽府公宜諸亦以郡志見委。不久而府公晉秩去，晏侯請之愈勤，強為具草，以俟作者。府志竟寢，余之南。太常王府公鍾嵩以屬之顧光祿。光祿結撰未畢，而王公以憂去。郡志又寢，及今且十四五載矣。羅山劉公海輿實來守常，以其迎刃�解之才而持之詳慎，以其纖芥必嚴之操而用之寬和；奸蠹盡剔，弛廢具舉，打蝗禱雨，天不能為之災；課藝掄文，士實大受其賜。思及郡志，必欲以其餘暇之力，而竟此久遠之謨也。即余鶴徵而圖之曰：“子不嘗為武進創乎?何難於一府續也?”鶴徵曰：“此未可以一概論也。識非有進於將至，精已盡銷於耄及。莊生所稱陳人已爾，又焉能為?凡五往返，逾數月而懇懇不已。又遴選諸生之足任遍(編)纂者五人，且出五邑之新志，與顧光祿所修人物誌九卷以示之。鶴徵不得不拜命。其凡一如武進志：一地理，二財賦，三文事，四武備，五名宦、名將，六人物，七辭翰，八摭遺。悉與諸生分任之。凡有涉於地理，則屬之惲生茲；凡有涉於錢穀，則屬之張生劍光；其文事、武備、名宦、名將，則屬之吳生瑞；辭翰、摭遺，則屬之吳生鍾巒；諸年表，則屬之湯生桂禎；人物則余鶴徵得以臆見臆聞而進退之，以請裁於劉公。未幾而督學使者校士。又未幾而棘闈登俊。諸生勉強完役，余獨與湯生為之校讎，又安能精核而詳考，以幾成章而成書哉?劉公又以志完，余鶴徵當有一言於其首。余以為志如此，安足言成書?又安足以期行遠?雖然，少不自揣，嘗有志盡括郡縣之志，而本之畫野分圻之初，以觀其棋布星羅之局。審之沿革、離合之後，以判其連絡、渙散之情，或相使而為臂、指、首、尾，或相錯而為犄角、犬牙，或相依而為輔車，或相峙而為鼎足。又察其厄塞險要，以佐戰守攻圍，要其陵谷滄桑，以妙因應變化。呈之以圖，綴之以籍，則形勢之重輕，錢穀之虛實，戶口之繁耗，有不瞭然心目之間者哉?天下有變，則敵之得失、勝敗，我之制變、出奇，不下堂皇而決策矣。古人之貴圖籍，必以是也。乃檢之各志，無一言及之者。何其宜及而莫之及也?既而熟思之，國之利器其不可示人哉?子長善�侯之收秦圖籍，曰：“獨先入，收丞相、御史圖籍。”則知天下事惟丞相、御史能決策，故圖籍亦惟丞相、御史得而見之。則圖籍固朝廷之秘冊也，是以宜及而莫之及也乎?然則志地理者，亦僅可為幽人遊覽之勝，詞客吟詠之助，徒文具而已。以此概之，何往非文具哉?即人物一類，作志者無不難之。蓋以眾論之難合也。余鶴徵，仕也未嘗操賢否之目，退也未嘗為月旦之評。人倫冰鑒，實非所長。聞見幾何，而欲揚榷今古乎?春秋一書，聖人猶以知我、罪我聽之人，矧荒耄如不穀者乎?雖欲托聲文具，有所不敢，矧曰信史?近年之載與不載，以時為限，非有去取也。其他諸類，多見行當事，副在有司，其亦附之文具可乎?以此塞劉公之請，其能無余愧哉?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七月，太常寺少卿、郡人唐鶴徵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常州府志》序吾郡志自唐太常續王文肅而後，迄今七十餘年。時遠代更，事多湮沒。近者屢行纂葺，而鏇作鏇輟，究無成書。此其故由，當事者不能好文下士，未免秦越人之視肥瘠；又念刻費浩繁，畏難而中阻，往往托之空言而已。康熙二十九年，郡太守於公，以天子近臣，屢擢而蒞茲土。三年以來，利無不興，弊無不剔，民安訟息，俗美風淳。爰以志事進玉�而諮之。玉�謝不敏，公則式廬殷殷，用意逾篤。玉�乃曰：“公之舉誠善矣。然則費將安出?”公曰：“予固籌之。有俸金在也，遑他求乎?”玉�喜而從命。遂設館尚中堂西偏，下榻，授餐，凡兩閱月。因日取王、唐二志反覆展玩。大約王之長在簡，唐之長在詳。今以二志為師，或簡而未該者，則參之以詳；或詳而似冗者，則仍歸於簡。王、唐二志中之取裁以此；即王、唐二志後之取裁，亦莫不以此為準的。故以七十餘年之故實，事增文省，卷帙只稍溢於王，而較唐尚有所不及焉。若二志之未盡考校，而大有關於吾郡者，不得不一為正之。爾雅曰：“殷置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山海經曰：“南望諸毗，是毗陵之所由稱也。楚地產荊，故荊、楚二字可以通用。”自祝融錫土，奉炎帝之後為君，其去江南甚遠。泰伯自秦中由漢陽至荊州採藥，荊之人未有義之者；再至勾吳，吳之人義而君之，與荊何與?若雲荊蠻歸泰伯，是時祝融之後甚為昌熾，荊人安能舍祝融之後而奉泰伯乎?史記云：“禹治水於吳，通渠貫江湖。”則吳之名久矣。乃欲以荊、揚混而稱之，不大可哂耶?又按，歷代帝王起於西北；周都洛陽，以河南為中原。至曹魏以篡得中原，而江南為孫策所有。後與漢昭烈中分荊州，則以三國之年號為據。自晉未並吳之前，不套用魏文年號。唐季昭宗為朱溫所立，鏇為朱溫所弒。至天復二年，溫既篡位，晉岐淮南，移檄天下，恢復唐室，仍稱天佑。後唐莊宗滅朱友貞，詔廢溫父子為庶人。至唐清泰三年，石敬塘篡梁，而南吳徐義祖禪位於南唐李異。此十四年內，江南並未有朱溫、石敬塘之偽號。宋歐陽修不削朱、石，識者非之。逮明一統志改稱曰楊吳、曰南唐，順逆瞭然。然則作吾郡志者，豈可仍稱朱、石篡弒之號，以污我毗陵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自以荊蠻之稱被吾土，以朱、石之號被吾土，其名不正者已千百年。今遇我於公，深識遠略，毅然厘定，而予也得掭筆以從之。其為吾郡之幸何如哉!他如志中各類，公莫不斟酌，以歸於至當。倘一義未安，一字有誤，必細加改竄；而於人物列女，尤兢兢焉。大節在所必彰，寸長亦所弗棄。公之秉衡既定，而崔、劉兩廣文先生，以暨同學數子，互相參訂，一再而三，厥功甚偉。譾劣如�，不過整齊具文，謬得掛名末簡，愧何如乎!�伏思今天子右文崇儒。前年命天下纂修郡乘，頒付史館。其時期限迫促，僅得抄謄應命，魯魚掛漏，俱或有之。越數年，而於公始重加校輯，捐棠付梓。豈非一志之成，良非易易。然則公寧徒有功吾郡，其於國家之倚賴何如哉!是為序。時康熙歲次甲戌五月既望，郡人陳玉�椒峰氏撰於�圃。
清康熙三十三年《常州府志》序粵稽唐、虞之世，時巡以察民風；暨乎成周，采列國之詩，陳之太史。其間政治之得失，習俗之貞淫，按其詩，如入其疆而目睹之者。今郡邑之貴有志，猶昔日之采詩也。然詩所自作，率出士女、野人，就一時之歌謠裒而輯之。其事近，其詞簡，其任較易；而志之紀載山川險阻、賦稅盈縮、城市溝塗、陂澤原隰，代有異同。至人才之毓於其鄉與蒞於其土者，所言所行，巨細兼舉，又往往生不同時，事非目睹；網羅搜剔，顯微闡幽，芟繁就簡，使事跡炳麟，可鑑後世，則取裁為獨難。然以其難而竟置之，百年之間，徒見山高而水清；訪其軼事，故老俱無在者。或錄焉而不得其詳，詳焉而不既其實，是又不可不慎也。今皇上御極以來，政教覃敷，德化翔洽，薄海內外，慕義向風。纂修一統志諸書，製作明備。然猶宵旰靡寧，勵精圖治，亟亟焉以養民為務，填簡守令，使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大江之左，毗陵素稱劇郡，人文財賦，�蓄薈萃；聖駕南巡，兩被恩幸，擊壤歌衢，莫不戴堯天而負舜日矣。琨以葑菲末才，承乏守牧；夙夜冰競，思董率屬吏以噢咻之。既逾四稔，修舉廢墜，旌別淑慝，罔敢隕越。爰征往紀屬邑五志，次第纂修，厘然成帙，而郡志闕如。自明萬曆唐太常續修以來，距今八十餘年。雖亦有起而議修者，而鏇作鏇止，論者輒謂資無所出。余嘆息者久之。因閱張愷續志序云：“天下事未有不廢於因循而成於勉強者。”假令以無資諉，將使數十年未修之志，卒聽其汗漫無紀，湮沒不講已乎。況廢興沿革之事，雖多散見於邑乘，而有不可不統以郡志者；猶之邑必有令，郡必有守。而守之所司，綜大綱，持大體，不同於令。固以闔屬之要領，犁然在心，然後作而行之，可告無罪。倘其分野井疆、錢穀戶口、風俗淳澆、人材消長漠不之省，至有問而不能答；是曲逆之主者，同於絳侯之不知何以稱乃職也。余自膺任之後，旁徨未暇。甲戌春中，矢志輯成，首先捐俸，為纂修剞劂之費。而武進王令、無錫徐令、江陰劉令、宜興趙令，亦各捐俸一年以�其事。於是敬訪郡屬之博洽望重鄉國者，如陳中翰玉�、郡學劉廣文雷恆、武進學崔廣文學古、無錫張生夏、武進吳生恪立、宜興陳生履端，暨原任江陰令陸次雲，延集郡齋，各分輯校，商榷開纂，晝夜披閱。簿書少間，勤加考訂，迄夏五而告成，共集三十八卷。由是遐覽，山川形勢縈繞，可以臥而游也。稽察田賦，丁口耗增，林林總總，如在目前也。歲時豐歉，若金飢木穰之流行，循環往復，則儲備宜豫也。政教廢興，若夏忠商質之不同，因革損益，則酌劑隨時也。或崇賢祠春秋，或好德詳碑頌；其人雖往，而流風可百世也。或忠孝光國家，或節廉輝閭巷；不淡於所見，尚甘於所聞，可思而可慕也。下及文章謳詠、片簡單詞，發乎性情，關乎風化，莫不皎如貝列，了若星瑩；較之五邑之志，尤簡而嚴焉。是則一郡之廣，疆邑之延袤幾何里，煙火之參錯幾何家，孝友睦姻之相風者幾何族，出入友助之相望者幾何井，人之孰賢而孰偽，事之孰是而孰非，政之孰當而孰否，皆當代之治績散見而分布者，其謂黼黻太平之所可闕也耶?匯而修之，庶幾曉土地之宜，參古今之故，所行不戾於俗，鞅掌以供厥職，仰副聖天子慎簡守令之萬一，而昭茲來許；亦猶古人采詩之陳太史，如入其疆而目睹之，豈不快哉!若欲方之范成大之吳志，陸務觀之會稽志，名當時，垂後祀；琨之不文，又何敢望焉!康熙歲次甲戌八月下浣之吉，知常州府事、燕山於琨撰並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