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11年, 尤里斯·伊文思在家人的協助下拍攝了紀錄片《茅屋》,這是他的第一部電影習作 。1917年,中學畢業,進入鹿特丹市高等經濟學院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儘管荷蘭當時是中立國,但是伊文思仍然被征入伍。
1920年,復員後繼續在鹿特丹市高等經濟學院,他一面上學一面經營父親的照相器材商店阿姆斯特丹分店;其間,他還參加學生運動,擔任過荷蘭“學生聯合會”主席。1922年,畢業後,伊文思入德國夏綠丹大學攻讀照相化學與照相技術,開始接觸在德國出現的各種政治與文藝思潮 。
1924年,伊文思入德國德勒斯登市的“伊卡”和“歐納曼”工廠實習與工人階級接觸後,他明確表示自己“站在工人一邊”,不久轉入“蔡斯”工廠實習。
1926年,回到荷蘭,擔任“卡比”公司技術部主任。由於經常同荷蘭知識界接觸,他開始對電影感興趣,並看到了被荷蘭當局禁映的蘇聯影片《母親》 。不久,他在荷蘭創立第一家電影俱樂部“電影聯盟俱樂部”,並從此廣泛接觸電影技術。
1927年,在荷蘭的一家小酒吧拍攝了短紀錄片《齊迪奇紀事》 。1928年,第一次赴巴黎,試圖探討攝影機的表現可能性,並在那裡拍攝了一部4分鐘的短片《對運動的研究》 。不久,他又回到荷蘭,在一位工程師的建議下,經過長期觀察與周密準備後,用3個月時間完成長10分鐘的紀錄片《橋》 。
1929年,拍攝紀錄片《礁石》,以紀錄片形式表現了一個失業漁民的生活 ;同年,他用3個月在阿姆斯特丹市完成了短紀錄片《雨》 。此後,應荷蘭建築總工會之請,攝製了紀錄片《我們在建設》,並根據此片的素材編成了一批短紀錄片。此外,還為荷蘭共產黨機關報編輯宣傳片《毀與建》。1930年,執導紀錄片《須德海》 。
1931年,拍攝了宣傳片《工業交響曲》 (又名《菲利浦收音機》) ;同年,應“國際化學處理木材協會”之請,在波蘭、荷蘭、比利時、德國、法國拍成介紹用木餾油塗木材的加工處理工藝的紀錄片《木餾油》。
1932年,再次應邀赴蘇聯,並應有關部門之請,在鋼鐵工業中心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拍攝紀錄片《英雄之歌》 (又名《共青團》、《青年人的話》) 。
1933年,比利時西南部博里納奇煤礦工人舉行大罷工,伊文思應比利時進步紀錄電影工作者亨利·斯篤克之請,不顧當局迫害,利用布魯塞爾的一個電影俱樂部——“銀幕俱樂部”提供的資金秘密的拍攝了紀錄片《博里納奇》,表現了煤礦工人的悲慘境遇與互助團結精神 。
1934年,完成表現圍海造田的紀錄片的拍攝工作,伊文思在編輯是將它做成了有聲片,並在結尾出加進了表現經濟危機的新聞片鏡頭,使影片有了新的思想內容。為了區別於1930年由范唐根編輯的《蘇德海》,影片最後改名為《新的土地》。
1935年,與流亡蘇聯的德國進步戲劇家馮·范根海姆台作撰寫關於季米特洛夫的電影劇本《戰士》,後因故停筆;同年,應邀赴美國講學,並為美國洛克非勒基金會攝製了一部教育短片。
1937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伊文思明確表示支持共和派,並與海明威等一些美國知識界人士創立“今日歷史電影公司” (後改名為“當代歷史電影公司”),奔赴西班牙拍攝《西班牙的土地》,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表現人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紀錄片。
1938年,拍攝記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 。1940年,應美國農業部之邀,赴美拍攝宣傳農業電氣化的影片《電力和土地》;同年,應“斯羅昂基金會”之請,在紐約大學資助下,籌備拍攝紀錄片《新的疆界》,表現美國南部學校生活,後因資助人破產及美國準備參戰等原因,未能完成影片的拍攝。
1941年,應美國南洛杉磯大學之請,在該校文藝科學系任教;同年,赴加拿大拍攝新聞紀錄片《警報!》。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應美國紀錄電影工作者卡普拉之邀,為美國國防部特種任務局攝製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中的第一集《認識你的敵人:日本》 ;同年,為美國拍攝的紀錄片《一個美國大兵的故事》擔任技術顧問。
1944年,與法國進步電影工作者合作,著手攝製反法西斯紀錄性故事片《海之女》,由於女主角嘉寶在政府壓力下拒演,使影片的拍攝工作半途而廢。同期,荷屬東印度公司政府任命伊文思為即將獨立的印度尼西亞的電影專員。不久,印度尼西亞宣布獨立。荷蘭政府對年青的共和國實施封鎖政策,不準伊文思等進入印度尼西亞領土。伊文思指責政府的行動違背民主傳統,與他本人信念不符,而辭去“電影專員”職務。
1946年,在澳大利亞逗留期間,在悉尼的碼頭工人協助下,秘密拍攝紀錄片《印度尼西亞在呼喚》,該片記述澳大利亞碼頭工人拒絕為荷蘭船隻卸裝運往印度尼西亞的武器等情況 。
1947年,應邀赴捷克斯洛伐克訪問,拍攝表現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成就的紀錄片《最初的年代》。後因政治原因,南斯拉夫部分未編入影片。
1950年,伊文思應邀赴波蘭,在羅茲電影學院講學,拍攝反映華沙“世界和平會議”的紀錄片《和平一定在全世界勝利》;同年,與蘇聯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紀錄片《世界青年聯歡節》,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彩色片 。
1952年,應東德和波蘭當局之請,攝製表現業餘腳踏車比賽的《華沙—柏林—布拉格和平賽車》。1953年, 應蘇聯作為發起國的“世界工會聯合會”之請,在32個國家的電影工作者協助下,以密西西比河、長江,恆河、伏爾加河、尼羅河、亞馬遜河等六條河流為線索,拍攝了記述沿河人民生活境況的《激流之歌》。
1955年,獲得“世界和平獎”。1956年,應“世界民主婦聯”之請,拍攝分別表現巴西、中國、法國、義大利、蘇聯婦女生活的紀錄片《五支歌》;同年,以民主德國“德發電影製片廠”藝術顧問的身份,參加該廠紀錄片《我的兒子》與故事片《傳奇英雄》 (與法國合拍)的拍攝工作。
1957年,被聘為“中央新聞電影照製片廠”的顧問,向中國電影工作者授課;同年,伊文思回法國巴黎,根據喬治·薩杜爾提供的創意,拍攝紀錄片《塞納河畔》,該片獲得法國坎城國際電影節紀錄片“金棕櫚”獎和美國舊金山電影節的“”金門獎。
1958年,他在中國的一些地區訪問,原擬以“電影通訊”形式,拍攝一系列短片,定名為《中國來信》,後將在內蒙、南京、無錫等地拍攝的表現中國北方、南方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的勞動熱情與昂揚的精神面貌三部短片合編成一部影片,原名《雪》,後根據夏衍的建議定名為《早春》 。
1959年,為義大利電視台拍攝電視紀錄片《義大利不是窮國》。1960年,伊文思首次赴非洲大陸,為獨立不久的馬利共和國政府拍攝表現非洲人民覺醒的紀錄片《明天在南圭拉》。1961年,應古巴“電影藝術與工業學院”之請,赴古巴講學,與古巴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紀錄片《旅行日記》 (又名《古巴紀行》)和《武裝的人民》。
1962年,應智利的聖地亞哥大學實驗電影研究所之請,拍攝抒情紀錄片《在瓦爾帕萊索》,該片表現了智利海濱城市瓦爾帕萊索的風光和人民的生活 ;同年,應荷蘭電影資料館及荷蘭電影科學院之請,回荷蘭主持“伊文思回顧展”。1963年,執導紀錄片《Le petit chapiteau》。1964年,執導紀錄片《Le train de la victoire》。
1965年,在法國南部拍攝以風為主題的紀錄片《西北風》,由於製作人的限制,影片未能按他的原意表現出應有的氣勢 ,該片獲得第31屆威尼斯電影節聖馬可獅獎-最佳紀錄片;同年,赴越南拍攝紀錄片《天空和土地》。
1966年,被迫僑居國外20餘年的伊文思被準予回到祖國荷蘭,他決定拍攝一部反映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影片《鹿特丹—歐洲之港》 ;同年,在祖國逗留期間荷蘭文化大臣擬向伊文思頒發榮譽獎金,伊文思本人拒絕接受。
1967年,與法國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紀錄片《遠離越南的地方》 ;同年,與羅麗丹合作執導反映越南“非軍事區”居民生活的紀錄片《十七度緯線》 。1968年,拍攝紀錄片《人民和槍》。
1969年,在越南拍攝紀錄片《會見胡志明主席》;同年,其個人自傳《攝影機和我》出版 。1970年,執導紀錄片《Le peuple et ses fusils》。
1972年,在中國拍攝系列紀錄片《愚公移山》 ,整部影片共放映12小時,其中最長的是《上海汽輪機廠》 (131分鐘),最短的是《球的故事》 (11分鐘);同年,在訪問新疆之際拍攝紀錄短片《新疆的少數民族哈薩克族》;此外,還執導了紀錄短片《新疆和維吾爾族》。
1976年,執導紀錄片《足球風波》,該片獲得第2屆法國凱撒獎-最佳短片-紀錄片;同年,執導紀錄片《藥店》。1978年,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授予他榮譽博士稱號。1980年,執導紀錄片《上海第三醫藥商店》 ;同年,為表彰伊文思對中國人民的友誼,紀念他從事電影工作50周年,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辦了“伊文思創作回顧展”。
1984年,拍攝紀錄片《風的故事》,此片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 ,他憑藉該片獲得第2屆歐洲電影獎特別成就獎。1988年,威尼斯電影節向90歲的尤里斯·伊文思頒發了終身成就獎 。
個人生活
1989年6月28日,尤里斯·伊文思在法國巴黎去世 。
主要作品
導演作品
時間 | 名稱 | 類型 |
1988年 | 《風的故事》 | 紀錄片 |
1980年 | 《上海第三醫藥商店》 | 紀錄片 |
1977年 | 《維吾爾族》 | 紀錄片 |
1977年 | 《Les kazaks》 | 紀錄片 |
1976年 | 《藥店》 | 紀錄片 |
1976年 | 《足球風波》 | 紀錄片 |
1976年 | 《愚公移山》 | 紀錄片 |
1970年 | 《Le peuple et ses fusils》 | 紀錄片 |
1968年 | 《17度緯線》 | 紀錄片 |
1967年 | 《遠離越南》 | 紀錄片 |
1967年 | 《天堂 - 地球》 | 紀錄片 |
1966年 | 《鹿特丹: 歐洲之港》 | 紀錄片 |
1965年 | 《西北風》 | 紀錄片 |
1964年 | 《瓦爾帕萊索》 | 紀錄片 |
1964年 | 《Le train de la victoire》 | 紀錄片 |
1963年 | 《Le petit chapiteau》 | 紀錄片 |
1961年 | 《Carnet de viaje》 | 紀錄片 |
1961年 | 《Pueblo en armas》 | 紀錄片 |
1960年 | 《Demain à Nanguila》 | 紀錄片 |
1960年 | 《Italia non è un paese povero, L'》 | 紀錄片 |
1960年 | 《義大利不是一個窮國》 | 紀錄片 |
1958年 | 《塞納河畔》 | 紀錄片 |
1958年 | 《早春》 | 紀錄片 |
1958年 | 《中國來信》 | 紀錄片 |
1958年 | 《The War of the 600 Million People》 | 紀錄片 |
1957年 | 《塞納河畔》 | 紀錄片 |
1957年 | 《指南針》 | 紀錄片 |
1956年 | 《大冒險》 | 紀錄片 |
1956年 | 《烏蘭斯匹格傳奇》 | 紀錄片 |
1955年 | 《Mein Kind》 | 紀錄片 |
1954年 | 《激流之歌》 | 紀錄片 |
1952年 | 《Wyscig Pokoju 1952. Warszawa-Berlin-Praga》 | 紀錄片 |
1951年 | 《Мы за мир》 | 紀錄片 |
1951年 | 《Peace Will Win》 | 紀錄片 |
1947年 | 《Pierwsze lata》 | 紀錄片 |
1946年 | 《印度尼西亞在呼喚》 | 紀錄片 |
1945年 | 《認識你的敵人日本》 | 紀錄片 |
1943年 | 《Action Stations》 | 紀錄片 |
1943年 | 《Corvette Port Arthur》 | 紀錄片 |
1942年 | 《我們的俄羅斯前線》 | 紀錄片 |
1940年 | 《權力與土地》 | 紀錄片 |
1939年 | 《四萬萬人民》 | 紀錄片 |
1937年 | 《西班牙土地》 | 紀錄片 |
1933年 | 《Misère au Borinage》 | 紀錄片 |
1932年 | 《英雄之歌》 | 紀錄片 |
1931年 | 《菲利浦收音機》 | 紀錄片 |
1930年 | 《Zuiderzeewerken》 | 紀錄片 |
1930年 | 《須德海》 | 紀錄片 |
1929年 | 《雨》 | 紀錄片 |
1929年 | 《Branding》 | 紀錄片 |
1929年 | 《Regen》 | 紀錄片 |
1928年 | 《對運動的研究》 | 紀錄片 |
1928年 | 《橋》 | 紀錄片 |
1927年 | 《齊迪奇紀事》 | 紀錄片 |
編劇作品
時間 | 名稱 | 類型 |
1977年 | 《維吾爾族》 | 紀錄片 |
1977年 | 《Les kazaks》 | 紀錄片 |
1965年 | 《西北風》 | 紀錄片 |
1958年 | 《塞納河畔》 | 紀錄片 |
1958年 | 《早春》 | 紀錄片 |
1958年 | 《中國來信》 | 紀錄片 |
1939年 | 《四萬萬人民》 | 紀錄片 |
1937年 | 《西班牙土地》 | 紀錄片 |
1933年 | 《Misère au Borinage》 | 紀錄片 |
1930年 | 《Zuiderzeewerken》 | 紀錄片 |
1929年 | 《Regen》 | 紀錄片 |
監製作品
時間 | 名稱 | 類型 |
1942年 | 《我們的俄羅斯前線》 | 紀錄片 |
攝影作品
時間 | 名稱 | 類型 |
1977年 | 《維吾爾族》 | 紀錄片 |
1968年 | 《17度緯線》 | 紀錄片 |
1933年 | 《Misère au Borinage》 | 紀錄片 |
1930年 | 《Zuiderzeewerken》 | 紀錄片 |
1929年 | 《Regen》 | 紀錄片 |
1928年 | 《De brug》 | 紀錄片 |
剪輯作品
時間 | 名稱 | 類型 |
1929年 | 《Regen》 | 紀錄片 |
1928年 | 《De brug》 | 紀錄片 |
文學作品
時間 | 名稱 | 出版社 |
1980年 | 《攝影機和我》 | 中國電影出版社 |
獲獎記錄
威尼斯電影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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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電影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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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凱撒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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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評價
尤里斯·伊文思熱愛人民,他的紀錄片主題總是人民,他始終和勞苦大眾站在一起;伊文思的作品中搬演的情況是比較多的,他強調主觀真實的紀錄;伊文思認為音樂恰當的使用更能表達影片的目的,但是一定要再現真實的聲音。他的片子中人民的身影是普遍且始終存在的。他用自己伊文思式的審美體驗,真實地紀錄他所親身觀察到的每一處事件始末,但他的真實又是充滿藝術的,正因為伊文思電影人與藝術家的雙重身份,人們可以感受到在他影片畫面與音樂中迸發出的獨特魅力 (《藝海》評)。政治元素是伊文思電影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否認這一點等於否認了伊文思。對伊文思的生平和創作來說,越想試圖排除政治元素或民族情感的文化分量就越會失去意義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