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出身的企業史大師簡介
小艾爾弗雷德·錢德勒小艾爾弗雷德·杜邦·錢德勒（AlfredDupontChandlerJr.，1918－2007）以企業史的研究而著稱。在很大程度上，企業史（美國人稱之為商業史）這一研究領域就是他開創的。在英語縮略語中，BC為公元前，AC為公元後，而美國的《商業周刊》曾借用這一辭彙讚譽錢德勒：“在商業歷史中，BC意味著在錢德勒之前（BeforeChandler）。”所以，商業史時代也被稱為AC（AfterChandler）。與錢德勒的AC相提並論，有人把德魯克也拉出來，稱管理學時代為AD（AfterDrucker）。由此，不難看出錢德勒的學術地位。據說，當錢德勒開始研究企業史的時候，全美只有13名相關學者，但當他2007年去世的時候，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有1300名學者。如果說，德國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為管理學提供了理想的組織模型，那么，美國的企業史學家錢德勒則為管理學提供了現實的組織演變軌跡。
錢德勒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60天，也就是1918年的9月18日。這一時期，正是美國公司走出國門、進軍歐亞的時期，錢德勒後來立志研究美國企業的發展與擴張史，正迎合了時代大潮。
錢德勒的身世對他的學術生涯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母親卡羅爾·錢德勒是杜邦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女兒（錢德勒姓名中的“杜邦”即源於此），父親是一個對生活充滿激情和理想的海員。這位海員曾率領全家用一年的時間，沿著當年查爾斯·達爾文追蹤物種起源的路線，駕船航行到厄瓜多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也許正是他父親的這種探索精神，影響著錢德勒追蹤企業進化史達六十餘年。而錢德勒的曾外祖父，就是在管理學史上十分著名的《美國鐵路雜誌》主編亨利·瓦農·普爾（HenryVarnumPoor）。在所有的親屬中，普爾對錢德勒的學術影響是最直接的。當年錢德勒進行企業史研究所依賴的第一手原始資料，就是普爾的遺產。另外，錢德勒還是美國歷史上傳奇人物、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的遠親。時間再近一些，錢德勒的外祖父，1903年至1916年間一直擔任杜邦公司的首席化學工程師，曾幫助杜邦公司完成了歷史上的首次改組。錢德勒出生於一個跟這么多企業名人“沾親帶故”的家庭，他對大公司的看法自然會帶上家族的烙印。屢清大公司的來龍去脈，解讀大公司的發展奧秘，或許就是日後錢德勒進行企業史研究的原動力。
錢德勒生來是一個擅長文字敘述的天才，青少年時代他就脫穎而出。六歲（也有人說是七歲）時，父親給了他一本適合國小六年級水平閱讀的美國歷史讀本。據他自己後來回憶說，他當時讀了19遍，並且在當時就決意要成為一名歷史學家。
青少年時代的錢德勒是一塊璞玉，尚需要高人的指點才能夠成為一名真正的大師。學生時代，錢德勒先後就讀於埃塞克特學院、北卡羅來納大學和哈佛大學。1940年錢德勒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參加了美國海軍，服役於大西洋艦隊攝影特遣隊。在軍隊里，錢德勒的具體工作是分析判讀航空照片，這種工作既需要對整個航拍區域進行巨觀把握，又需要不遺漏每個局部，並敏銳地觀察具體細節。這種工作方法上的訓練，對他後來的企業史研究不無裨益。另外，在服役於軍隊的這一段時間內，錢德勒深刻感受到了政府科層制體系的效率，使他對大型組織的運作有了切身的認識。
二戰結束後，錢德勒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重返哈佛研究生院。哈佛的學術氛圍和治學傳統，鑄就了錢德勒獨特的學術品質和深厚的史學修養。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師從著名的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Parsons）。在帕森斯的指導下，錢德勒攻讀了馬克斯·韋伯（MaxWeber）、埃米爾·迪爾凱姆（EmileDurkheim，也譯為涂爾幹）的著作，從而產生了對社會學的強烈興趣。尤其是帕森斯提出的“角色理論”和“結構功能理論”對他的影響最大，這為他後來運用社會學理論研究企業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他還參加了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建立的企業家歷史研究中心，成為一名年輕的研究助理，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尤其是“創新”理論，也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天賦、家庭背景、經歷、名師等，鋪墊著錢德勒的學術道路。在哈佛攻讀博士期間，他住在曾外祖父普爾的家中，普爾留下的許多當年鐵路建設的一手資料，促使錢德勒把博士論文的選題確定為普爾的傳記。於是，一部以自己的曾外祖父為題材的論著《亨利·V·普爾:商業編輯,分析家和改革家》誕生了。表面上看，這是一部人物傳記，實際上其內容則遠遠超出了人物傳記的範疇，是美國早期企業發展史的一部力作。1956年，這部著作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普爾傳記的寫作中，錢德勒形成了自己獨具一格的“歷史歸納”和“比較研究”方法。歷史學本身離不開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基本素養，他在這方面又得益於帕森斯和熊彼特。普爾當年絕不會想到，他留下的那一大堆資料，成為後代子孫躋身學術殿堂的階梯。博士論文寫作是錢德勒治學的開始，在讀博期間，他還參與了《羅斯福書信集》的編輯工作。
1952年錢德勒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日子裡，錢德勒的學術風格逐漸成型。除了修改出版普爾的傳記外，他還幫助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小艾爾弗雷德·斯隆撰寫自傳—《我在通用汽車公司的歲月》。
1962年，錢德勒出版了《戰略與結構:美國工商企業成長的若干篇章》。這一巨著後來被人們稱為錢氏三部曲的第一部，從此他在學術界聲名鵲起。該書以杜邦公司、通用汽車、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和西爾斯公司為代表，論述了分部制管理結構的產生完善過程。當早期美國企業通過縱向一體化和橫向合併兩種戰略競爭市場份額時，集權的職能制結構得以逐步確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美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國門，實行海外擴張和多元化戰略，管理結構也隨之改變，這就是上述四家公司發明的分部制管理結構。
1963年，錢德勒轉到霍普金斯大學執教。在霍普金斯執教的日子裡，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企業史研究工作，寫出了《鐵路:美國的第一個大企業》，並參與了《艾森豪文集》的編輯。1971年，錢德勒被哈佛大學重新召回研究生院，負責該校的企業史研究。1977年，他出版了錢氏三部曲的第二部—《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這部書通過引證大量原始資料，論證了美國企業誕生壯大過程中的關鍵變化—等級制管理團隊的出現和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兩權分離。在這種變化背後，支配這種變革的是企業對降低成本，進而提高競爭力的追求。錢德勒認為，在管理協調的效率大於市場協調的效率前提下，會導致企業管理層級制的產生。
從“進步運動”時期開始，美國人對大公司就充滿了警惕。在美國多數人眼裡，大公司的發家史滲透著罪惡。這種“為富不仁”的看法，倒符合馬克思關於資本來到世上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這一論斷。但錢德勒在《看得見的手》中，以翔實的資料和分析表明，美國的大企業，既不是惡棍式的強盜，也不是天使般的善人，它們僅僅是追求在市場競爭中獲勝。公司的各種戰略和策略，不外是適應市場的狀況做出各種調整而已。當市場不穩定的時候，企業會傾向於縱向一體化和橫向聯合；當市場較穩定時，如果市場的效率提高，企業會傾向於剝離非核心業務。
小艾爾弗雷德·錢德勒經過學術上的長期積累，1994年，錢德勒出版了他的三部曲最後一部—《規模與範圍: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此時，錢德勒已經是一位近八十歲的老人了，他把研究的視野擴展到了全球領域。經過詳細的考證，他論述了19世紀80年代到二戰結束這一段時期內，美、英、德三國企業興衰的原因，提出了“組織能力”的概念。他認為，組織能力是通過對生產、行銷和管理三方面的持續投資來獲得的，只有企業獲得了強大的組織能力，才能在市場競爭中建立起強大的進入壁壘或者突破先行者建立起來的進入壁壘。一旦企業獲得了這種組織能力，即使因為戰爭等原因而暫時失去市場，也會在短期內迅速恢復市場占有率。這可以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法和德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表現的巨大反差看出來。
從1993年開始，錢德勒將眼光放到了完成現代轉型後的四個高技術行業：消費電子工業、計算機工業、化學工業和製藥工業。在這項研究中，錢德勒以他一貫嚴謹的作風，詳細考證了這些行業在20世紀中期到21世紀初的發展，使他的研究更加具有了現實意義。在高技術行業的研究中，錢德勒將他創立的“組織能力”概念進一步深化，強調基於三種知識類型—技術、功能和管理的組織能力。在錢德勒的語境中，現代企業的成功越來越多地依靠以技術和功能為基礎的“綜合學習能力”，這並非說管理變得不再重要，而是在分部制管理結構和經理人地位確立後，管理不再是企業進行競爭的一個主要變數。在錢德勒看來，現當代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在於綜合學習能力的獲得和維持。獲得了學習能力，企業就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勝，否則就會被淘汰。
在2005年出版的《塑造工業時代：現代化學工業和製藥工業的非凡歷程》一書中，錢德勒為他的企業史研究做出了總結。他認為，縱觀三次產業革命，可以得出如下兩個結論。首先，每一次產業革命的長期領先者都是遵循優勢戰略而獲得成功的，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大公司的大規模收購和剝離活動的內涵。其次，各個產業（尤其是高技術產業）的成型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裡，企業必須抓住機遇進行相關投資，形成並維持自身的綜合學習能力，構築進入壁壘，一旦錯過機遇，成功進入這個行業的機會就會非常渺茫。
2005年完成這四個高科技產業的專門研究時，錢德勒已經是87歲的耄耋老人了，然而，這位企業史專家並沒有因為年齡而放棄創作，他依然孜孜不倦地進行相關研究。2007年5月9日，他在整理妻子的祖父威廉·拉姆塞（WilliamRamsay）的傳記時，不幸仙逝，享年90歲。
結構跟隨戰略
小艾爾弗雷德·錢德勒1962年出版的《戰略與結構：美國工商企業成長的若干篇章》（StrategyandStructure：ChaptersintheHistoryoftheAmericanIndustrialEnterprise），是錢德勒出版的第一本企業史專著。在這部著作中，錢德勒討論了美國大企業的成長與發展，以及企業的組織結構如何進行調整以適應自身的發展，其具體內容包括杜邦、通用、標準石油和西爾斯四家大公司的發展史，並演繹出美國現代公司及其管理架構產生和發展的普遍現象。通過這一系列分析和評述，他得出了著名的錢德勒命題—結構跟隨戰略。
錢德勒的考察聚焦於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前。這一階段，美國的第一批大規模一體化企業問世，這些企業的出現給工商企業管理帶來了眾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為了解決這些新問題，企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新的企業管理結構不僅要適應大力增長的生產力，提高企業效益，更重要的是要應對新的多項職能的出現。
當時的工業企業大多集中在製造業，根據錢德勒的歸納，製造業中的大型多職能企業的產生，來自於縱向擴張和橫向擴張兩種截然不同的途徑或戰略：“一種戰略是一家單一的公司通過創造它自己的銷售組織開始擴張和一體化。另一種戰略是一批生產企業按橫向聯合的方式—行業協會、合資共有、托拉斯或控股公司—把它們的製造業務相互合併，然後迅速地向前進入銷售領域或向後進入採購領域。”第一種戰略通常被採用新技術、提供新產品的企業所採用，而第二種戰略更多地被使用相對不太複雜的舊技術生產大宗商品的行業採用。通過這樣兩種途徑，企業來應對伴隨著市場快速成長而出現的機會和壓力。
相比於實現公司的縱向一體化而言，更加容易實施的是橫向的聯合和合併的一體化，而且生產能力過剩會大大刺激企業進行聯合。這種擴張、合併和一體化戰略，對公司結構的改變和各個管理層級的變革提出了相應要求。
1900年以後，工業繼續成長，分部制企業出現，大型的工業企業為了應對由城市化和先進技術所帶來的機會採取了三種成長戰略：一種是現有生產線的擴張，以供應更多的同一類型的消費者；另一種是在其他地區尋求新的市場和原料來源；還有一種是開發面向不同類型顧客的更大範圍的產品來創造新市場。不同的發展方式，在具體的運營和戰略上都存在著不同的管理問題。錢德勒具體考察了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和零售商業的西爾斯公司，通過不同的案例來揭示這些管理問題是如何被解決的。
錢德勒考察的這幾個公司，都是最早發明了多部門結構的公司。這四家公司的新結構都是獨立創建的，它們之間不存在模仿和借鑑。杜邦公司的新結構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它的側重點在於公司分部的創建；通用汽車公司同樣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發展新結構，但是它更加強調的是公司總部的發展；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於1925年開始重組，因為它已經擁有分部和總部，其主要問題是針對它們之間的職責區分；1929年開始重組的西爾斯公司，則同杜邦公司類似，所處理的主要問題也是公司分部的創建，不同的是，西爾斯公司為了保證業務範圍的擴大，更加強調重新調整高層領導的責任。這些公司的領導者，當時各自面臨的問題都是獨特的，因此他們各自的解決辦法都屬於創新。然而，這些公司的經理們可能沒想到，在若干年之後，他們的公司結構轉變成為範式，被其他公司紛紛效仿。錢德勒選擇這四家公司進行分析的意義，進而也凸現出來。
通過對這四個美國公司的發展歷史進行研究，錢德勒發現，隨著公司的發展、地理區域的擴大與多樣化程度的增加，為了適應公司戰略的改變，公司的組織結構實際上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錢德勒的研究同樣表明，在沒有受到強大壓力的脅迫下，管理者很少會放棄從前的傳統和習慣去尋求新的組織形式。只有當他們意識到企業面臨著某種困境或需要時，才會根據情況做出決策。這個決策就是戰略，而組織結構會相應做出改變。但究竟在怎樣的情況下才會出現企業的擴張戰略？才會導致多部門組織結構的出現？
錢德勒認為，企業在多樣化擴張戰略的引導下，規模逐步擴大，當積累一定資源後，會開始向不同地區或者向不同產品市場的方向發展。由於經營業務增加，高層經理的工作也日益複雜，決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都會加大，管理人員很容易淹沒在這些複雜的決策里，從而忽略真正重要的東西。因此，多部門結構的出現，可以將高層管理人員從日常的經營活動中解脫出來，使他們有時間和精力去關注真正與企業命運有關的長期計畫和決策。具體運營則由各個事業部的經理人員負責，他們處理日常管理事務，承擔管理責任，享有一定權威。在這種模式下，公司總部更多地偏重於戰略決策，分部經理更多地偏重於具體管理決策。多部門結構可以更有效地協調大規模的生產和分配，適應越來越多樣化並複雜化的企業活動。否則，當企業的經營擴大、新的戰略制定後，沒有進行相應的結構調整，組織面臨的只能是無效率。要想避免這種無效率，無論企業怎樣擴大經營業務，根據業務制定出怎樣的決策，組織都必定要做出相應調整與變化。這一觀點，被人們稱為錢德勒命題。
在論述戰略決定結構這一命題的過程中，錢德勒還對組織創新進行了分析。在他看來，每一個組織的管理者進行的戰略擴張和結構調整，都是獨立的創新活動。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這種組織創新隨時都會發生。
約瑟夫·熊彼特曾經在分析經濟行為時，對創新活動進行了具體區分。他將創新分為創造性革新和適應性反應。創造性革新能夠超越原有的常規和程式，而適應性反應雖然會使做出反應的個人或者企業發生重大變化，但從本質上仍未跳脫出舊有的習俗。
熊彼特有關創新的思想對錢德勒有著巨大的影響。在這個分析視角下，錢德勒通過他的企業史研究為熊彼特的理論框架提供了實質性的內容支撐。錢德勒考察的四家公司，在構建多分部結構的過程中，面對新的需要和形勢都創造了新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它們在創建基層部門、職能部總部和中心辦事處時，又停留在原有的業務常規上。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更加習慣對已有的管理方式進行適應性改造以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新澤西標準公司對所遭受的市場壓力進行了回應，但是並沒有刻意參考借鑑其他公司的組織結構，甚至連過去的經驗都沒有多加吸取。西爾斯公司參考了政府部門和商業機構的經驗，改變了現有程式來滿足新的需要。可以看到，儘管這些都屬於適應性回應，但這四家公司的舉動不僅僅是模仿。在進行創造性的革新方面，四家公司都表現為創立了多分部的組織結構。而導致這些創造性革新發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央集權的職能部門化結構和鬆散的分權化控股公司的缺點顯現，高層管理人員的管理負擔增加以至於無法承擔責任；企業運營過於複雜，少數高層管理者忙於進行協調、評估和政策制定等活動，難以兼顧長期的企業家活動和短期的運營管理活動。也就是說，只有這些情況發生，為了應對新的問題，多分部組織結構的創新才會出現。一旦組織結構跟不上企業戰略的變化，無效率就會出現，直至矛盾激化。
在對於組織創新活動的研究中，錢德勒發現，組織的創建者通常不會是組織結構的革新者，而能夠成為組織創新者的經理人通常都有某些相同的特徵。他們大多受過工程方面的訓練，對系統化和組織關係的界定等問題抱有極大興趣，而他們的教育和訓練背景與構建組織需要的方法之間似乎存在一定的關聯，工程專業對美國企業管理的合理化和系統化所起到的影響作用已經被證明，解決科學或工程問題所需要的嚴謹態度能夠幫助高層經理處理管理問題。除此之外，這些組織的創新者通常都比較年輕，並且沒有在某一職位上停留過長時間，沒有被特定的角色和行為模式所同化。這些特徵都有助於他們在面對問題時做出適當的決策，成為企業組織的創新者。
《戰略與結構》為錢德勒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他的這部書立足於歷史學的廣闊視野，採用了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運用了社會學的研究架構，通過大量的案例，將商業史融入了經濟學與一般歷史的範疇，將商業史和經濟學緊緊聯繫在一起，提供了一種研究管理問題的獨特角度，並且通過這種獨特角度提出了“戰略決定結構”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結論，開創了戰略管理理論。
錢德勒在《戰略與結構》中明確提出了戰略的概念，他將戰略定義為：“企業長期目標的決定，以及為實現這些目標所必需採納的一系列行動和資源分配。”錢德勒對於戰略概念的界定，在企業戰略管理問題研究上舉足輕重。關於企業戰略，有著眾多的人物和學派，其中影響較大的“設計學派”和“計畫學派”，在理論本質上同錢德勒的思想相一致。企業戰略的出發點是要適應環境，其實質是組織對相關環境的適應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組織內部結構變化的過程，因此，企業的組織結構必須要與企業戰略相對應。可以說，錢德勒對於當今盛行的戰略管理起到了重大的奠基作用，他所運用的戰略與結構互動的分析框架，構成了戰略管理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
“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
小艾爾弗雷德·錢德勒在經濟學領域裡，大概沒有人會忽略亞當·斯密的奠基人地位。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亞當·斯密的理論為自由市場經濟奠定了思想基礎。一句“看不見的手”，把自由市場的充分競爭原理概括得淋漓盡致。此後的經濟學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在圍繞“看不見的手”建立合乎邏輯的學說體系，現代經濟學的基礎也由此產生。
可以說，亞當·斯密在經濟學領域的地位幾乎是無人能及的。儘管經濟學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早已比斯密的時代更為豐富多彩，然而，到了今天，依然不斷有學者提出要“回到斯密”。斯密及其理論仿佛成為經濟學界無法逾越的高峰。然而，錢德勒卻對這座“高峰”發起了衝擊和超越。
錢德勒在1977年出版了《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TheVisibleHand：TheManagerialRevolutioninAmericanBusiness），主要討論美國企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管理革命。在這部著作中，錢德勒明確表示，這本書所討論的主題就是“現代工商企業在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方面已取代了亞當·斯密的所謂市場力量的無形的手。市場依舊是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創造者，然而現代工商企業已接管了協調流經現有生產和分配過程的產品流量的功能，以及為未來的生產和分配分派資金和人員的功能。由於獲得了原先為市場所執行的功能，現代工商企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最強大的機構，經理人員則已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經濟決策者集團。”
錢德勒不僅明確提出了和“看不見的手”截然相反的“看得見的手”的論點，指明了“看得見的手”已經在企業中取代了“看不見的手”，同時還在該書前言中列舉了為什麼管理協調“有形的手”取代市場機制“無形的手”的八個論點。
（1）當管理上的協調比市場機制的協調能帶來更大的生產力、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利潤時，現代多單位的工商企業就會取代傳統的小公司。
（2）在一個企業內，把許多營業單位活動內部化所帶來的利益，要等到建立起管理層級制以後才能實現。
（3）現代工商企業是當經濟活動量達到這樣一個水平，即管理上的協調比市場的協調更有效率和更有利可圖時，才首次在歷史上出現的。
（4）管理層級制一旦形成並有效地實現了它的協調功能後，層級制本身也就變成了持久性、權力和持續成長的源泉。
（5）指導各級工作的支薪經理這一職業，變得越來越技術性和職業化。
（6）當多單位工商企業在規模和經營多樣化方面發展到一定水平，其經理變得更加職業化時，企業的經營權就會和它的所有權分開。
（7）在做出管理決策時，職業經理人員寧願選擇能促使公司長期穩定和成長的政策，而不貪圖眼前的最大利潤。
（8）隨著大企業的成長和對主要經濟部門的支配，它們改變了這些部門乃至整個經濟的基本結構。
在錢德勒看來，管理協調這隻“看得見的手”，相比市場協調這隻“看不見的手”而言，能夠帶來巨大的生產力和豐厚的利潤，能夠提高資本的競爭力，由此管理的變革會引發生產和消費的顯著提高。這也就是錢德勒所謂的“企業的管理革命”。
《看得見的手》為錢德勒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在出版當年就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的紐康門（Newcomen）學術獎和哥倫比亞大學班克羅夫（Bancroft）美國歷史研究獎，後來還獲得了美國新聞圖書最高獎普利茲（Pulitzer）獎。錢德勒也因此獲得了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名。令人遺憾的是，據說由於瑞典皇家學院“很難確切定位錢德勒的地位”，使得他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但是錢德勒所提出的理論，在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影響深遠。
許多人看到《看得見的手》這一書名，就會把錢德勒的理論看做是對斯密的挑戰。在理解錢德勒的這種挑戰之前，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亞當·斯密那隻“看不見的手”。“看不見的手”是斯密對於市場機制的形象比喻，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供求關係。斯密認為，利己之心是人的本性，人類世界的一切經濟活動如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都是由此而來。然而人人都有的利己動機卻能夠造成利他的善果，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帶來了更大的社會利益。正常情況下，市場會以它內在的機制維持其健康的運行。人們進行經濟活動時，會依據利己原則進行理性選擇。這些選擇會自然而然形成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這些機制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著個人自覺地按照市場規律運行，使消費者依據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做購買決策，使生產者依據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做銷售決策。市場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根據價格的自然變動，引導資源向著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依靠這隻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會使每種商品的供給自然地與其有效需求相適應，形成自發的市場秩序。看不見的手能夠使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
僅僅從表面看，錢德勒所提出的理論似乎是成心要顛覆斯密那隻“看不見的手”。他的書名，不僅從字面上與斯密的觀點針鋒相對，理論的內容也截然不同。甚至有這樣的評論：錢德勒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對亞當·斯密的“輕微的嘲笑”。但是，認為錢德勒與斯密截然對立的看法，未免太過膚淺。
錢德勒“看得見的手”對斯密究竟是對立的否定還是有益的補充？這值得仔細推敲。在一定意義上，錢德勒確實同斯密不一樣。斯密的理論從本質上而言是否認管理的，他強調的是充分的經濟自由和完全的自由競爭，通過市場價值規律對企業經營進行調節，他反對國家的外部干預，主張把調節機制交給市場，由市場來控制社會的發展。總的來說，斯密強調的是企業外部的“自發秩序”。而錢德勒完全相反。他強調的是通過管理活動來協調經濟活動和分配資源，以管理活動部分替代市場機制。他主張的是企業內部的“人為秩序”。兩人的理論的確“南轅北轍”。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樣的差別來源於不同的時代環境。
斯密生活的歲月是在18世紀中期，當時啟蒙運動正在抬頭，英國處於產業革命前夕，理性主義的呼聲越來越高。斯密認為，經濟活動中的不自由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而這種不自由正是政府管制造成的。對政府管制的反抗，催生了斯密自由競爭的思想體系。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可以看出，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受到來自國家體制的嚴重阻礙，他想通過經濟手段來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推動社會福利的增進。而錢德勒提出“看得見的手”，所考察的對象是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這段時期的美國企業，這正是美國的農業經濟和鄉村經濟轉變為工業經濟和城市經濟的時代，美國經歷了生產和分配過程中革命性的改變，是大企業而不是政府在有力地改變著社會。錢德勒通過分析直接影響企業實現生產和分配過程的方式變革，看到了管理的巨大能量，所以他強調管理革命。可以說，斯密和錢德勒觀點的“截然相反”是來自於不同的時代背景，是為了解決不同的現實問題，而並非理論本身的兩軍對壘，更不是內在邏輯的針鋒相對。
儘管他們的理論有著巨大差別，但我們依然無法忽視錢德勒與斯密之間的內在關係。就斯密而言，他對管理學的早期探索和奠基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見本刊2007年第3期）。斯密強調的是企業外部的“交易”而非企業內部的“控制”，但是，管理學卻離不開斯密的理論，他的經濟人假設和分工理論構成了管理學的理論前提和技術前提。對於錢德勒而言，他提出“看得見的手”，恰恰不是對斯密的否定。在理論方法和邏輯前提上，錢德勒嚴格遵循了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和理性分析方法。錢德勒的“手”發揮作用是有條件限制的。他多次強調，大型企業的內部管理並不能取代市場對經濟發展的調節和促進作用，只有在管理機制比市場機制能夠產生出更大的生產力、企業內部協調成本比市場交易成本更為低廉的情況下，“看得見的手”才會發揮作用。這種論證，嚴格遵循著斯密開創的經濟學研究途徑，理論體系在本質上與斯密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本文才把錢德勒的貢獻看做是對斯密的“衝擊和超越”，而不是看做“對立和挑戰”。如果說，凱恩斯經濟學是從國家干預角度對斯密經濟學加以調整和修正，那么，錢德勒企業史則是從經理協調角度對斯密經濟學加以補充和發展。所以，錢德勒在更多情況下被人們視為經濟學家而非管理學家。他不是要把斯密擊倒在地的拳擊手，而是用斯密的手法在企業內部領域創立了新的組合拳。錢德勒的“經理資本主義”，同斯密的“市場資本主義”相比，恰好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斯密以市場逼進企業，錢德勒以企業拓展市場。如果把握不住這一點，就可能會對錢德勒的理論產生理解偏差。
錢德勒通過自己的研究，以企業史為紐帶，把經濟學與管理學很好地融合起來，並且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分析框架。儘管是對企業史的考察，但錢德勒的著作並不僅僅是大量企業史資料的羅列堆砌。他的每本著作都有非常清晰的分析框架和觀點，並通過大量企業史料來圍繞自己的觀點展開闡述，能夠發現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實質性變化，以分析和歸納提出史學家對管理學的一般概括，這是錢德勒進行研究的最大特點。可以說，錢德勒從企業史的角度研究經濟問題，最終的落腳點卻是管理的歷史作用。在他身上，不同學科的交叉滲透，形成了完美且融洽的匯合。
美國現代企業的誕生歷程
從184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美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各行各業出現了許許多多大公司，它們與亞當·斯密式的專業小工廠有著明顯區別。錢德勒在其代表作《看得見的手》中曾經說道：“……1840年時的一個美國生意人可能會發現，他對15世紀義大利的生意環境要比對70年後的自己國家的生意環境更為熟悉。”對這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的大型企業，美國國內外都以一種懷疑的眼光審視著這些怪物，觀測著它們的社會效應。人們有理由擔心，這種快速增長的大型公司，憑藉它們的經濟實力，有可能會損害公眾的利益和美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事情也好像正在驗證人們的疑慮，20世紀初，大型企業在美國國內外市場上呼風喚雨，幾乎無所不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約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由此，為了防範托拉斯對“自由”的傷害，美國在“進步運動”中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托拉斯浪潮。尤其是在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時期，《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開始得到嚴格執行，試圖給這些企業怪獸帶上用自由貿易原則鑄就的緊箍咒。
美國人反對托拉斯的理由十分簡單直接。按照斯密的理論，經濟的發展源於競爭，而大企業近乎壟斷的地位，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妨礙甚至限制自由競爭。在把“自由”看得無比重要的美國人心中，壟斷是十分可怕的。但是，現實的經濟發展，不是按照理論公式算出來的。按理，大企業的霸主架式，必然會降低競爭程度。既然美國經濟已經被大企業控制，這些大企業已經取得了壟斷地位，美國經濟應該是沒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的。但是，現實卻恰恰相反，美國經濟在世紀之交獲得了空前的蓬勃發展，1894年工業產量超過英國而躍居世界首位，1910年前後占世界工業生產的35%，到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前已經占世界工業生產的42%。
理論不能解釋現實，就只有變革理論。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美國經濟的起飛做出了各種解釋。例如，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道格拉斯·諾斯，就提出了“一國三方”的經濟發展模式：美國北部為南方和西部提供工業品，南部為北部提供棉花，西部為北部提供糧食、皮革等。三方有如一個“三足鼎”，共同支撐著美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針對這個問題，錢德勒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型理論。他認為，支撐美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正是這些大型企業，因為這些大企業存在著速度經濟以及管理協調的高效率，從而使美國經濟獲得了比斯密式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更高的發展速度。那么，美國現代企業誕生的自然基礎和社會基礎是什麼呢？它們誕生的過程是怎樣的？這些大型工業企業的內部結構又是怎樣的？這些疑問，錢德勒—給出了解答。他認為，美國工業企業的誕生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基礎設施的準備；分配與生產中的革命；現代工業企業的成型。
基礎設施的準備
美國是一個新興國家，版圖遼闊，市場巨大，資源豐富，人口增長迅速。特別是19世紀中期開始的“西進運動”，人口從東部城市大量向西部偏遠地區遷移。這種人口的遷移，使得人口的分布很分散，不易形成集中的市場，與此同時，多數人居住在農村，城市化水平較低。這種市場狀況，決定了在1840年之前，美國的商人們以一種原子狀態的離散分布方式撒布在廣袤的原野，猶如漫天繁星，不能聚匯為集中的經濟樞紐。這是一種典型的斯密式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
改變這種離散分布的重要因素，是運輸和通信革命。鐵路和郵政，對美國企業的興起產生了劃時代的催化作用。1830年，從紐約到芝加哥需要三星期的時間，到1857年只需要兩天。運輸革命的開展，不僅加快了物流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經濟的可預期性，企業主能夠根據市場情況及時做出相關決策，大大增加了市場的確定性。除此之外，美國鐵路的修建對經濟還存在間接的深遠影響。郵政與鐵路緊密伴隨。過去，通信靠的是驛站和馬車，1847年，通過鐵路遞送的郵路占10.8%，輪船遞送占10%，近80%郵路還是驛馬遞送。到1857年，鐵路就成了郵政的主幹。1852年，2.3萬英里的電報營業線，把通信革命推向新階段。信息傳遞速度的提高，郵費的降低，準確性的增加，使企業主如虎添翼。
鐵路管理不同於其他類型的小企業管理，它要求必須在廣泛的範圍內進行統一的協調經營，而不能進行簡單的分散化處理。這對當時的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為他們面臨的問題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對此，美國鐵路的管理者們展開了積極的探索，到19世紀80年代，美國鐵路的管理開始進入正軌，各種制度規章（包括會計統計制度、管理協調流程等等）已經完善（參見本刊2007年第3期《管理學的先驅》）。這種新型的制度，基本上被後來的大型工業企業全盤採納，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了進一步的改進。由於鐵路管理的複雜性，所有者或者家族不得不雇用領薪經理進行管理協調工作，從而產生了美國歷史上最早的經理人階層。隨著經理人階層的不斷擴大，美國鐵路的所有權與管理權逐漸分離，這一點對於現代美國企業乃至美國整體經濟的影響極為深遠。
鐵路的修建需要大規模的資金，適應這種需求，紐約資本市場擔負起了為修建鐵路籌集資金的任務。與此同時，各種現代金融制度規範逐漸完善，為日後美國其他行業的大型企業籌集資金創造了不可或缺的金融制度基礎。
分銷與生產革命
以鐵路為代表的現代運輸系統的發展完善是進行分銷與生產革命的必要條件，但是，前者並非是後者的充分條件，只有在現代運輸系統完善的基礎上，並且相關行業突破了大規模生產的技術限制，分銷與生產革命才會接踵而至。另外，美國現代運輸系統的完善跟分銷與生產革命在時間上並不是先後關係，而是隨著鐵路修建幾乎同步展開的過程，尤其是分銷系統的建立更是如此。
由於分銷領域的技術限制較少，對管理協調的要求相對較低，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第一批大型企業最早產生在分銷領域。他們逐漸取代了長期以來占據分銷領域的批發商，通過大規模經營降低成本，進而從小企業和批發商手中奪走市場份額。但是，錢德勒認為，規模的經濟性和分配的經濟性不在於規模的大小，而在於速度。這種經濟性不是來自建造更大的商店，而是來自提高庫存周轉率。這是大型分銷企業（大零售商、百貨商店、連鎖商店）在競爭中獲勝的法寶。
為了獲得速度經濟性，這些行業的企業家必須建立起合適的組織體系，並招聘必要的領薪水的管理人員，來對貨物進行合理的協調安排，同時也有必要建立內部的財務會計體系。
相比之下，生產領域尤其是第二次產業革命誕生的資本密集型工業行業，它們進行技術突破的難度比較大，需要更多的專利發明積累，所以，這些行業（機械、電氣設備、化工、金屬）的大規模生產在時間上要略晚於分銷行業。由於這些行業的生產需要進行協調的工序眾多，所以，更有必要招聘管理人員進行協調。在這裡，錢德勒認為，“通過能力”是衡量生產業績的重要指標。所謂通過能力（throughput）是錢德勒理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物質流在單位時間內通過生產過程的速度和數量。對這一概念，錢德勒在《看得見的手》中有明確的解釋。通過能力越高，生產設備的使用率就越高，單位成本就會越低。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些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創業者們當時面臨的問題是很嚴峻的，遠比我們今天想像的要困難得多。為了協調複雜的工藝流程，美國掀起了後來風靡全世界的“科學管理運動”，誕生了泰羅、甘特、埃默森等一大批管理的先行者，管理學由此發端。
現代工業企業的形成
錢德勒認為，“由一組支薪的中、高層經理人員所管理的多單位企業即可適當地稱之為現代企業”。現代企業是在現代交通運輸系統完善之後，伴隨著分銷和生產革命的開展而逐漸成形的。換句話說，分銷與生產革命的進程也就是現代企業形成的過程，這不是兩個過程，而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
在分配領域，由於不需要過大的初期投資，企業生產擴大所需要的資金主要來自於企業自身的留存收益，所以，股權（即所有權）仍然主要集中在個人或家族手中，創業者或家族代表仍然掌握著高層管理的決定權。在這些行業中，創業者只需要招聘必要的中層管理者來協調貨物在企業內部的流動即可，故現代企業產生的時間較晚。只有那些由於經營的原因遇到了財務困難的企業，才會吸收外部投資（主要是銀行），客觀上促使股權分散，兩權逐漸分離。
在錢德勒看來，現代企業的一個重要的標誌為管理權與所有權的分離。由於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生產過程更為複雜，這些企業的創業者必須招聘更多的管理人員，組成等級制的管理團隊，負責企業的日常運營。同時，這些行業都需要較大的投資，單靠企業的留存收益不足以滿足這種巨大的資金需求，故金融勢力對這些行業的初期發展影響較大，這使得企業的股權日益分散。然而，銀行金融家對工業行業的經營既沒有經驗，又沒有興趣。在這種情況下，招聘高層管理人員對企業進行總體管理協調就提上了議事日程。當一個企業的中層和高層皆為支薪的經理人員所控制的時候，現代企業的雛形就誕生了。錢德勒經過考察後認為，管理人員掌握了企業的高層決策權以後，並不會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負責任，相反，經理人會逐漸將管理工作當做一種終生職業，而不是一種短期行為，與企業的所有者往往單純看重短期分紅利益不同，經理人員更能夠採取有利於企業長遠發展的戰略，即使短期內會損害股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企業自身組織結構的完善與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上進行的戰略與職能的競爭，貫穿著企業生命的始終，沒有孰先孰後的問題。戰略與職能的競爭促使企業的結構隨之改變，同時，企業的結構對戰略與職能的競爭也有著重大的影響。一戰之前，美國企業最主要的競爭戰略是橫向合併與縱向一體化，市場主要面向國內，在這種戰略下，幾乎所有美國企業採取的是按職能分部的集權化結構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企業逐漸採取海外擴張和相關多元化的戰略，而按職能分部的集權化組織結構對此不適應，導致了管理的混亂，企業難以獲得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於是產生了對新的企業管理結構的需要。以杜邦、通用汽車為代表的美國大公司最早探索並發展了多部門企業結構（即管理學上常說的事業部制）。這種新的結構適應了戰後的現實，進一步提升了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至此，美國現代企業基本形成。
美國現代企業形成以後，與競爭對手在國內外展開了卓有成效的職能和戰略上的競爭，二戰後，其他國家的大型企業也逐步採取了多部門結構。隨著時間的發展，多部門結構與剛剛誕生時相比，發生了一些完善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高層管理人員職能的逐步明確（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分配資源和制定計畫）和研發在企業活動中地位的與日俱增。
錢德勒通過追述美國企業的產生髮展歷程，為我們展開了一幅壯美的歷史畫卷，在這幅畫卷中，充滿了許許多多的傳奇故事。這一個個傳奇，構成了世界史上美國崛起的場景。這幅歷史畫卷的散序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恬淡生活，而結尾則是超大型企業的一種交響樂式的巨大轟鳴。在這一過程中，熊彼特定義的企業家具有耀眼的作用，他們為了降低單位成本，著眼於企業內部的協調和改進。經理人的歷史功績，就是把過去完全依賴於市場協調的功能不斷內部化，轉變為管理協調功能。從管理學角度看，錢德勒的研究，不會給經理指明具體的操作方向，但是，卻能給經理定位出歷史坐標。了解錢德勒的理論，有助於我們從巨觀上把握管理學的時代意義。
美、英、德三國資本主義的比較：組織能力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
錢德勒從美國企業史開始他的學術生涯，20世紀70年代後，他把視野擴展到全球。經過十餘年的潛心研究，他終於在1990年完成了煌煌巨著《規模與範圍：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ScaleandScope：theDynamicsofIndustrialCapitalism）。在這本著作中，他以美國、英國和德國為樣本，全面考察了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最終推出了他的結論—組織能力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
美國:競爭性的管理資本主義
錢德勒認為，現代企業有兩個基本特徵：其一是它含有一些不同的組成單位，是典型的多部門多單位結構；其二是由一些專職的、領薪水的管理人員組成等級制管理團隊，由他們從事管理協調，支配企業。在美國，經理的作用特別重要，所以，錢德勒把美國的資本主義，稱為“競爭性的管理資本主義”。這種管理資本主義是由現代企業構成的，經理人員在其中發揮著支配性作用的制度。
美國本是英國在北美的十三塊殖民地，獨立之後，通過購買、吞併等手段，最終成為橫跨北美大陸的大國。與此同時，美國的人口迅速增加，這不僅包括本國人口的迅速繁衍，而且包括從其他國家來到這裡追尋“美國夢”的大量移民。由於美國相對於英國是一個後發國家，多數人口生活在偏遠的農村，特別是由於“西部大開發”，很大比例的美國人散居在中部大平原和西部洛基山區，而美國的工業化速度又非常之快，廣闊的市場催生了大型公司。運輸和通訊革命為大公司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迅猛的鐵路化，與鐵路相伴隨的電報網，之後貝爾發明的電話，更加提高了人們通訊的準確性和及時性。鐵路與早期美國小企業管理上的最大的區別是，鐵路必須要進行集中的統一管理和調度，英國式的承包制對鐵路不再適用。在這種現實需要面前，鐵路界的精英們集中精力探索並設計出了管理鐵路的組織方法及財務方法，在世界歷史上首次規劃出大鐵路（尤其是遠程運輸鐵路）的集權化管理方案和分權化管理方案。鐵路模式的示範和推廣，為經理占據支配地位的管理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
在大企業的發展進程中，《反托拉斯法》所起的作用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與一般人不同的是，錢德勒在分析了大量數據之後認為，雖然《反托拉斯法》的立法目的是針對標準石油式的巨型公司，但在事實上，它也同樣禁止那些中小企業出於維護自身利益而結成共同體或卡特爾。從這個意義上講，《反托拉斯法》沒有保護中小企業的利益。當然，該法絕對不允許在美國市場上出現獨占式壟斷，這一立法意圖恰恰加速了寡頭壟斷的形成。同樣，錢德勒也反駁了所謂“金融資本主義”的說法。他認為，美國的銀行代表幾乎從來沒有在工商企業的董事會中獲得決定性的權力，他們最多只有否決權。作為金融行家，他們對企業經營無法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
在文化教育領域，隨著工業化社會的誕生，各種各樣有關工程、管理的學術團體紛紛成立，各大學也迅速設立了這類課程，為工商企業培訓管理人才。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技術革命，對於美國資本主義起了巨大推動作用。在這段時間裡，各種新技術不斷湧現。電力、化工、機械等行業的新發明層出不窮，為大規模生產和分銷提供了前提，也有助於企業在集中化的基礎上實行相關多元化戰略，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上述因素，不僅促成了美國現代企業的誕生，而且在一定意義上也決定了它們的成長方式以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方式。錢德勒認為，美國企業設立之後，通過橫向合併、縱向一體化、進入新地域市場（尤其是海外擴張）和進入新產品市場（即相關多元化）四種戰略迅速壯大。這四種戰略沒有明確的時間先後順序，在某一段時期，某個企業採取的戰略可能是其中的一種或多種。
從美國企業的整體來看，橫向合併和縱向一體化是早期主要採用的戰略。橫向合併主要發生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在20世紀20年代也發生了一些小範圍的合併，但是這些合併主要發生在業務相互補充的企業之間，而不是相互競爭的企業之間。合併的目的不是要支配市場，而是為了實行多元化。相比之下，縱向一體化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前要常見的多，其目的要么是消極地控制原料來源或市場銷售，要么是積極地對行業進行合理化改革，以降低成本。
一戰以後，世界各地尤其是歐洲市場的打開，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到國外投資，開始占領全球市場。同時，出於轉移戰時過剩的生產能力之需，美國公司逐漸開始多元化經營。這兩種戰略，都對原來公司僅僅局限於一個小的地域範圍內或少數生產線的管理體制提出了挑戰。適應這種戰略，以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為代表，多部門企業結構被設計出來並不斷完善，這又反過來支持了美國企業的海外擴張和相關產品多元化戰略。
在實施各種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普通機械、電子機械、石油、橡膠、化工、金屬等行業，因為能夠通過大規模生產和分銷降低成本，這些行業的企業家會增加對生產、行銷和管理三方面的投資，進一步擴大先行者的優勢，逐漸構築起強大的進入壁壘，從而實現企業的持續成長。相反，那些沒有這樣做的企業，則往往擺脫不了業績下滑甚至倒閉的命運。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福特公司，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亨利·福特作為美國汽車大王獲得成功的傳奇經歷，但是，正因為過於相信個人，他沒有及時在管理方面進行投資和改革，所以福特公司幾乎招致了滅頂之災。而在相同的年份，在斯隆的領導下，通用汽車借鑑杜邦公司的做法，進行企業結構的改組，組建等級制的管理團隊，實行了恰當的戰略，業績蒸蒸日上。
關於上述四種發展戰略，錢德勒進一步指出，前兩種戰略（橫向合併和縱向一體化戰略）並不涉及組織能力。“這種組織能力是在企業內部組織起來的物質設備和人的技能的總和，包括每個運作部門—工廠、辦公室、實驗室—以及這些運作部門的員工的技能。”也就是說，在企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即使沒有這種組織能力，只要創始者能夠進行必要的財務和業務監督，企業仍然可能得到快速發展，這方面以杜蘭特時期的通用汽車公司為典型。但是，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經營活動會越來越超出企業創始者的精力範圍，此時，對管理進行投資就變得非常必要。在此基礎上，錢德勒指出，正是這種現實的需要，使得美國誕生了新的經理階層，促進了管理權與所有權的分離，最終形成了美國的競爭性管理資本主義體制。
英國：個人資本主義
在錢德勒的眼中，管理資本主義制度一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才在英國最終確立。那么，在此之前英國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呢？錢德勒認為，英國長期以來存在的是個人管理和家族管理的資本主義，這裡的“個人管理”具有雙重含義：一種是指企業的個人式管理，另一種是指管理的個人式方法即“風格”。而這種對生產、行銷和管理缺少投資的體制，使英國企業沒有形成自己的組織能力，進而導致了英國在20世紀緩慢發展的落後狀態，相對於美國和德國，英國的落後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英國這種個人管理式資本主義也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由英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因素決定的，英國的經濟社會和歷史文化狀況是這種制度產生的土壤。錢德勒認為，決定英國資本主義與美國、德國不同的因素具體如下。
首先，英國本土僅僅包括英倫三島，國內市場狹小，人口增長緩慢，在第二次技術革命開始的時候與美國的人口持平，但到一戰結束後，美國的人口已經是英國的兩到三倍。此外，由於工業革命發端於英國，所以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國家，這樣就造成了不多的人口集中在少數幾個城市群周圍的局面。
其次，鐵路和通訊革命的影響不明顯。由於在鐵路、電報、輪船和海底電報問世之前英國就開始了工業化，這些運輸和通信上的革新對工業體制的影響大大低於在美國和德國對工業體制的影響。在美國和德國歷史上影響巨大的鐵路和通信革命，在英國幾乎沒有對工業化造成任何影響。
再次，英國的市場狀況使得英國的企業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自己或家族的力量掌握整個企業運營狀況的相關信息，這使得英國企業家在擴大生產、經銷、研究與開發的投資以及對領薪管理人員的招聘、培訓和提升方面躊躇不前。這種價值觀也反映在英國的教育機構中，英國大學一直是“紳士、政治家和行政官員的搖籃”，在培訓經理人才方面做出的反應是緩慢的。
英國企業誕生以後，往往通過合併購置的方式獲得發展。但是，英國企業的這種發展戰略與美國企業的合併戰略是完全不同的，因為英國企業的合併無非是為了合作控制市場，參與合併的企業並沒有進行合理化改革，組織結構沒有根本變化，從而也就實現不了生產和銷售的規模經濟。與之相對應的是，美國企業的合併往往是通過職能和戰略的競爭來擴大市場實力的第一步，美國多數合併而成的企業會接著進行相關的合理化和集中化，以獲取規模經濟的好處。
由於信守個人管理的傳統，除了石油、橡膠、化工產業內的幾個代表性的大公司之外，英國企業家沒有及時對生產、銷售和管理三方面進行相關投資，沒有形成自身的組織能力，這就造成了英國企業在美國和德國企業的強大競爭面前不斷失敗。在錢德勒的眼中，英國由原來叱吒風雲的“日不落帝國”淪落為經濟上的“二流國家”，為組織能力在現代企業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最好的反面說明。
德國：合作的管理資本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