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氏後裔
在沒有遺址的情況下，找到後裔，進而依據後裔的居住地推斷孟浩然故里，不失為一條路徑。其中，一直沒得到認真考校的孟母段氏墓志銘十分值得研究。此銘於1958年出土於襄陽城南漢水左(東)岸的古院崗後崗村。系平整土地時從本村孟巷孟氏家族的祖塋地一明墓中掘出，因損毀較重，部分文字無法辨認。銘文如下：□□□第承直郎北京戶部清吏司主事、郡人峴濱柯維恭 □士第正議大夫、北京大理寺侍郎、郡人鳴峴鄭繼之 撰文 進士加四品明□□□□山東兗州同知郡人□蓭王繼聖 書
墓之有志也，以示不忘也，惟士□子□言懿行，足垂不朽者，必勒石，俾來禩有所考□□云：有母儀□，婦道可式可訓者，亦啟子壼范，亦楷模也。可無所志以銘乎？襄郡城南江之東，古院崗世孟姓者，乃唐孟浩然先賢遺裔也。奕業相延不知幾十代，傳及處士孟公希曾，娶孺人段氏，生伯子應元、仲子應旂。伯子娶劉氏，生孫五：(以下約300字述段氏婦道養育之恩，此從略)享年七十有七。說者曰：仁者必有壽，德厚後必昌，於郡孺人亦大快矣。孺人生於嘉靖辛卯二月十七日，卒於萬曆丁未八月十七日。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於處士之墓右。伯子應元□□□□□□□余志，予忝梓里，嘗慕浩然公而固有意於其志□□之不□志銘□□銘曰(以下銘文四句十六字，從略)○3
銘文可以說明的第一點是，古院崗後崗村孟巷的孟姓乃孟浩然遺裔。此點可從三方面得到肯定，其一是撰志年代距唐未遠，柯維恭、鄭繼之之說可信度高。孟浩然卒於公元740年，此墓志銘作於公元1607年，距唐僅800多年，其間僅隔宋元兩朝；其二，墓志銘撰寫者的身份顯赫，文史涵養高，應當言之有據。其中鄭繼之是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歷任四川副使、太僕少卿、大理寺卿、吏部尚書等顯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為萬曆四十年所修《襄陽縣誌》作序。像這樣的文化人，一般是尊重歷史、出言有據的。如果說撰志人諛墓，似無充足理由，因為墓主的身份是一介平民，其子孟應元也是處士，墓誌稱他“業儒，博通今古”，或許屬於鄉村知識分子，這樣的身份地位不足以使鄭繼之諛墓。再次，諛墓通常只在德行、業績等方面表現出來，至於宗族淵源，特別是與歷史名人相關的事體，古人是不敢輕下妄語的。
綜上所述，基本可以肯定，院崗孟巷孟姓為孟浩然後裔。而“古院崗世孟姓者”中的“世”乃世代之意，說明該地的孟氏家族自古及今居住於此，那么，據此推斷此地為孟浩然故居地當不為妄說。
地理原貌
據王維《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洲）○4”可知，孟浩然故居距蔡洲極近，那么弄清蔡洲的今昔位置對於考察孟氏故居是很有幫助的。 查《水經》：“(沔水)又從(襄陽)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沔水中有魚梁洲。沔水又徑桃林亭東。沔水又東南，徑蔡洲。”在“桃林亭”句下注曰：“又徑峴山東。○5”據《荊州圖經》：“峴山東南一十里，江中有蔡洲，漢長水校尉蔡瑁所居。○6”峴山是一個沒有移動的對照座標，其東南一十里處現在是漢水東岸名為大旺洲的村子。此村東三里即古院崗後崗村。大旺洲是不是古蔡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按記載古蔡洲在江中，而今天的大旺洲則在東岸上，這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古蔡洲移動了位置，由“江中”爬上了岸。
《水經注》說：“（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7”據上引《水經》，沔水從峴山始折向東南，經過蔡洲之後繼續向東南流去，而不是像今天這樣從峴山、鳳林山一帶垂直南下，沿西山而行。當年，在峴山之南與蔡洲之間有一個廣闊的角形地帶，洄湖即在其上。也就是說，蔡洲存在的時候，其北面、東面是主河道，其西是支流，支流岸上有大片陸地，陸地上有洄湖。但是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變遷發生了，後來主河道與支流換位，蔡洲西端受到江流沖刷，西岸也向西崩塌、拓展，其上的陸地向後退縮，洄湖崩塌於江水中（這就是洄湖消失的原因）。而蔡洲之東的河道漸漸淤塞、抬高，形成了新的東岸，實際上是東岸向西延伸了三里，並在岸上逐漸出現了大旺洲、老營盤等村落。於是江中的蔡洲消失了。這就是漢水即沔水千餘年來的演變大體情形。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知道了，蔡洲遠離峴山、鳳林山一帶的西岸，而靠近現在的東岸，即大旺洲一帶。古院崗後崗村距此三里，所以王維此詩有此句之慨嘆。
我訪問過世居鹿門山麓、漢江邊的周老漢，他79歲，他對我談到過大旺洲一帶過去的水災情形，獲知了兩點：第一，老漢聽上輩人傳說，漢水原來是經大旺洲村北向東流，與淳河相匯，再南折到鹿門山麓，流入宜城縣界。至今山麓的岩石上還留有拉縴磨出的深槽。後來，漢水改道向西南觀音閣方向流去。此說與《水經注》所說“(漢水)又東南徑蔡洲”中的“東南”二字完全吻合。第二，周老漢說，上世紀50年代沒修防洪堤，一漲大水大旺洲村邊就進了江水，可以行船。民國二十四年漢江發大水，洪水再次從大旺洲村北南下，水後在村東留下數里長的大沙包。古院崗後崗村老人亦有同樣說法，並舉出實證，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古院崗後崗村西一里余處仍有大面積的沙灘、沙包，這是當年河道通過的殘留物。第三，據古院崗後崗村老年人口口相傳，當年河道即從古院崗後崗村西通過，作為物證，村西高阜邊的石牌坊留有當年的拉縴磨出的凹槽。上世紀50年代，漢水上游沒建丹江水庫，秋汛時洪水衝上江岸，直達古院崗後崗村下。
查閱清代同治年間《襄陽縣誌》沔水地圖，大旺洲也標在江中，這圖正好與當年老人的說法相參證，並與《水經》暗合。
踏勘古院崗後崗村地形地貌，仍可清晰辨認舊河道河岸的大體形勢。該村村北俯臨一線高阜，高可十米餘，繞至村西即向南延伸直達鹿門山附近；高阜之西、之北是低平沙地。高阜之下有一條古溪當地人呼為北溝，沿高阜而行直達鹿門山下，匯入淳河，再入漢水。
潘新藻先生對這段沔水加按曰：“(沔水)至峴山之東，又向南折，復向東轉，東會淳河，抵鹿門山而西南轉入宜城界矣。○8” (“而”當是“之”字之誤。)
村北的河汊或回流，即為孟詩中屢屢稱述的“北澗”，現在的古溪“北溝”乃是其遺存。孟浩然的居家和田園因處於澗南，故稱“澗南園”。
《都下送辛大之鄂》：“予亦忘機者，田園在漢陰。因君故鄉去，遙寄式微吟。”《秦中苦雨思歸，贈袁丞相、賀侍郎》：“苦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皆稱家在漢陰。據上述，古院崗後崗村在漢唐時期地處沔水東岸曲隈，距離江中的蔡洲極近，其北為沔水支流或洄流，十分寬闊；據山南水北為陽，反之為陰的傳統說法，該村地處“漢陰”。據此，完全可以說，孟氏故里澗南園即在院崗村後崗孟巷。
有關地理
但陳貽焮先生認為“澗南園即在峴山附近○9”，“南園正在南郭外○10”，但這並不符合地理地貌的真實。峴山在城南七里，漢水西岸。查《水經》及注，以及其它文獻，襄陽城南漢水西岸特別是峴山附近，根本沒有這樣的水系。峴山之南雖有一個洄湖，但湖不是澗，且洄湖早有定名，孟氏不會自造新詞。而峴山之北至襄陽城之間乃一帶平曠之野，除一條襄渠（水）外別無水系，亦無所謂“北澗”。既然西岸無北澗，孟氏故里就不可能在這邊；而江東正有一個這樣的水系或地貌，且與孟詩描述相吻合。以下試就陳貽焮先生所論及之孟詩有關詩句或關鍵字，結合江東後崗村一帶地貌，再證後崗村即孟氏澗南園。首先說說“北澗”。孟詩《澗南即事，貽皎上人》中寫道：“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北澗泛舟》寫道：“北澗流恆滿，浮舟觸處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二詩描述了詩人家居時的日常生活。據詩意，孟氏故里不僅確有一個北澗，而且面積和流量都很大，可以泛舟其上，隨意遨遊。這是陳先生也確認的。如上所述，這樣開闊的水面在西岸峴山南北是不可能的。陳先生由上二詩推斷《白雲先生王迥見訪》一詩中“家在鹿門山，常游澗澤水”的“澗澤水”即北澗，白雲先生造訪是順路○11。我以為有理，但值得商榷。問題仍然在北澗。我以為把北澗置於後崗村則更合情理。該村處於鹿門山與襄陽城一線中間，而且緊靠魚梁渡口即南渡頭東岸，王迥出山入城必由此過江，順路造訪，實在是順理成章。若按陳先生意見，由於渡口西岸在峴山之北數里，那倒是不順路了。
次說“南渡頭”和魚梁洲。《送張祥之房陵》有“我家南渡頭，慣習野人舟。日夕弄清淺，林湍逆上流”之句。襄陽沔水古渡，城東有東津（渡），城南有南渡頭。南渡頭即“魚梁渡頭爭渡喧”之處，靠近城東南江上的魚梁洲。每一渡頭有兩岸，東岸在古院崗後崗村稍偏北，故孟詩稱“我家南渡頭”。因靠近南渡頭，所以《夜歸鹿門歌》中說“魚梁渡頭爭渡喧……我亦乘舟歸鹿門”；由於後崗村距鹿門山很近，所以能夠很短時間內就“忽到龐公棲隱處”。而渡頭西岸在峴山之北數里處（這是由魚梁洲的位置推定的），如果按陳先生之說，澗南園在峴山附近，那么到鹿門山去就無須溯江北上到魚梁渡頭了。其次，這裡到鹿門山的路程也較從江東出發為遠，不可能“忽到”龐公棲隱處。
陳先生認為《南山下與老圃期種瓜》一詩中“樵牧南山近，林閭北郭賒”之南山不指鹿門山而指峴山○12。這正好說反了。他認為鹿門山與襄陽相距三十里，“若指鹿門山，則論遠近就不當著眼於郭了。正因近郭，故有‘林閭北郭賒’句”。陳先生這裡顯然把“北郭”理解為襄陽城北之郭，即北門。問題出在對詩人視點的理解錯誤。我以為，這裡的“南”“北”者，當以澗南園為視點，即詩人立足於此而南北觀望和言說，那么，詩人站在東岸的後崗村，舉目南望，“南面之山”正是鹿門山；因為距此僅數里之遙，所以為“近”也。而翹首北望，“北面之郭”乃是襄陽城；賒者，遠也；因為襄陽城距此地約十五華里，較之鹿門山，所以為“賒”也。若南山系指峴山，北郭系指城北之郭（北城門），而“南園正在南郭外○13”，詩人何越“南郭”而言“北郭”耶？於理欠通，“南”“北”亦不能對舉（“南面的山”只能對應“北面的城”，而不能對應“城的北面”）。況且，若將澗南園置於漢水西岸一帶，則位處城南諸山東麓，詩人若要稱述山峰，則只能稱“西山”而不可稱“南山”了。陳先生對當地地理不熟，故解析該詩有牽強之處。
白居易《游襄陽懷孟浩然》亦可參證：
楚山碧岩岩，漢水碧湯湯。秀氣結成象，孟氏之文章。
今我諷遺文，思人至其鄉。清風無人繼，日暮空襄陽。
南望鹿門山，藹若有餘芳。舊隱不知處，雲深樹蒼蒼。
詩里明確說作者到了孟氏家鄉（“至其鄉”），又明確說南邊是鹿門山（“南望鹿門山”），據後四句的詩意，站在孟氏故鄉可以清楚地看見鹿門山上的樹木，但見白雲繚繞林間。說明此地距鹿門山不遠，若如陳說在峴山一帶，因有至少二十里之遙，且鹿門山海拔僅350米，只能看見一個低低的山影，哪裡能看見林木？且從方位上來說，在峴山北是看不見鹿門山的，在峴山南看鹿門山，鹿門山已偏東，則只能稱“東望”了。無論從距離之遠近或觀望之方向，考其實地，古院崗後崗村均正當其地。
再說“襄水曲”。《早寒江上有懷(江上思歸)》：“水落雁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襄水這裡指的是沔水即漢水，上文所述可知，古院崗後崗村當時所處位置正在沔水曲隈，正是典型的“襄水曲處”。而江右遠離漢水，無此地貌。（有人認為“襄水曲”中的襄水是指襄陽城南由鴨湖向東南分支而出的襄渠。這是不對的。因為這條水太小，名氣、氣勢均不大，不足以入孟詩；且無北澗、洞湖之類水域。鹿門山孟浩然紀念館裡有一幅南渠的照片，標明為“澗南園”故址，是很不妥當的。）
再說“冶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說“食鮮疾動，終於冶城南園”，陳先生認為這冶城當在襄陽近郭，峴山附近，因年代久遠，這箇舊時的小地名今已不傳了。又推測或因避諱“李治”而改“治城”為冶城，那就系指襄陽城了○14。後者顯然不通，澗南園與襄陽城絕遠，兩者不能同為一地。關於冶城的歷史資料的確十分匱乏，但據筆者近年實地踏勘調查，得知後崗村自古及今保留下一套完整的地名，該村中間稱為“都察院”（“院崗”一句即“都察院所在的崗阜”之意），村東村西分別有地名“東鼓樓”“西鼓樓”，村東田野稱馬道。老人稱本村早先是一座城。雖然目前尚無其它證據說明它就是冶城，但它是一座古代城池卻是可以斷定的。結合孟詩《游明禪師西山蘭若》中的“日暮方辭去，田園歸冶城”，說明冶城與南園同為一地，那么，結合以上歷史地理的考察，暫將它理解為孟詩中的冶城也是不無道理的。
最後說說“洞湖”。“洞湖”一詞，在孟詩中出現了兩次。《溯江至武昌》：“家本洞湖上”。《尋張五回夜園作》：“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湖。”有人認為“洞湖”是“洄湖”之誤，我則以為“洞湖”是實有其地，並非誤寫。理由一：筆誤不可能連續出現兩次，孟詩明明寫著“洞湖”，有什麼理由硬要說它是誤寫呢？理由二：如果說《水經注》上提到洄湖而沒提到洞湖，所以洞湖不存在，這推論也是不嚴密的。事實上孟詩里許多地名都沒寫進《水經注》等地理歷史著作（比如南澗、北澗），我們不能因此而懷疑它們的存在。理由三：恰恰相反，我認為洞湖是後崗村附近的一個湖。《水經》記載：“沔水又東南，逕邑城北。沔水又東，合洞口。○15” 邑城是東漢習郁的封地，在漢水西岸鳳林山之南數里處，其對岸就是古院崗村偏南一帶。對這一段話中的“洞口”潘新藻先生加按曰：洞水就是發源於棗陽的白水，即滾河，古時它從東津灣之南入沔，而後來改道北入淯水（唐白河）從樊城東北的龍口（古鄾子國，今張灣附近）入沔，“昔日洞口，當在邑城對岸之東南也，今淤。○16”漢唐時期，這一帶地勢低下，水網縱橫，在洞水入口處形成一個湖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此說成立，那么湖以水名，這個湖就應該是洞湖。後來洞水改道北走，湖亦漸淤，後人遂不能知，於是便臆斷其為洄湖之誤。
《尋張五回夜園作》中的“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湖”二句也告訴我們，洞湖非洄湖之誤。這兩句詩的意思是，聽說張五近來到龐公隱居的鹿門山做隱士去了，他的家遷移到那裡，離洞湖很近了。這兩句詩連起來說就是：“龐公隱”處“近洞湖”。如上所引證，鹿門山距洞水或洞湖是很近的。陳貽焮先生在註裡說：“據《清一統志》知襄陽西南郊有檀溪湖、鴨湖等不少湖泊。當時或有叫洞湖的，而其名今不傳，亦未可知。”陳先生只知江西有湖，而不知江東亦有洞水和洞湖，因有是語；但其態度是誠實可敬的。回到前頭再說《白雲先生王迥見訪》一詩中“家在鹿門山，常游澗澤水”的“澗澤水”是否北澗。我以為這是明確的，即它極可能是洞湖附近那一些大大小小的湖泊澗溪，因為“澗澤水”三字含義豐富，非止一種積水形態，澗為流水，澤為停水，洞湖近鹿門，王迥得以“常游”。
陳先生重點分析了《登鹿門山懷古》和《夜歸鹿門歌》二詩，以佐證澗南園“在襄陽南郭外峴山附近江村中”的觀點○17。陳先生把自澗南園乘舟赴鹿門的水程分為三段，其中第一段即起始段為“澗南園到峴山北面北澗入漢處北澗自西而東順流一段。”意思就是澗南園位置在峴山西北方向，否則怎么會“自西而東順流”才能到“峴山北面北澗入漢處”呢？但如本節第一段所論，峴山之北乃為平野，西北為望楚山等，其中沒有類似水系。陳先生的分析顯系想像所致。但陳先生分析後認為“自澗南園開船出發，到鹿門山不須很長時間”，並再舉《夜歸鹿門歌》等詩為證，這倒是極正確的。如上所述，院崗村距鹿門西麓不過數里而已。而且乘船前往，無須繞行，可直接南下到鹿門山西峰，再東折到主峰下登山。但我認為《登鹿門山懷古》所寫的這次游鹿門山並不是從澗南園出發，而是同朋友一起從魚梁洲或襄陽城出發，所以“乘流越江峴”，即經過峴山一帶。若從澗南園出發則無須經過峴山。作為佐證，詩中的“回艫”一詞值得注意，艫乃舳艫的簡稱，而舳艫者，“船方長為舳艫”也，錢大昕如是說。這樣的大船孟家是無力也不必置辦的；其次，舳艫是遊船的規模，說明同游者眾，非大船不可。《夜歸鹿門歌》所記不是偕友同行，所以只說“乘舟”而不說“乘艫”。詩里詩外沒有證據或線索說明詩人一定是從澗南園出發的。事實上詩人交遊廣泛，優遊山水，唱和宴集，居家的日子並不是很多的，在襄陽城裡宴集之後同游鹿門應是情理之中的。總之，歷史地理明擺在那裡，它是一塊硬骨頭，誰遇到它都得修正自己的揣測。
孟浩然故居澗南園確切位置歷來眾說紛紜，不能落實○18；究其原因，蓋在於對古襄陽沔水的歷史地理不甚瞭然，對其變遷缺乏研究，誤將澗南園放在了西岸，違背了歷史實際，所以無論怎樣解釋總有紕漏，難圓其說。現在還其歷史本來位置，則一通百通。當然尚有諸多未解之謎一時難以盡釋，故撰此拙文以待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