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東畫派
為什麼“王畫”會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眾矢之的？為什麼一個發端於偏壤的畫派會統領清代畫壇數百年？四王的繪畫藝術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圍繞著這個畫派的起落沉浮發生了什麼動人的故事？20世紀20年代前後，北洋軍閥統治前期，在中國滿布陰霾的天空中，響起一聲春雷，一場崇尚科學、反對封建迷信、抨擊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爆發了。
出人意料的是，在這場文化革命中，屬於美術範疇的中國畫會成為重要內容之一。1919年1月，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袖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撰文，“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因為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採用洋畫寫實的精神。”
改良中國畫的主張並非陳獨秀首創。最早提出改良中國畫的是戊戌變法領袖康有為。1917年，康有為在自己的美術史論著《萬木草堂藏畫目》的序言中明確提出“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由畫論之謬也。請正其本，探其始，明其訓。”
也就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後來深深地影響了現代中國畫的徐悲鴻也發出了“中國畫學之頹敗，至今日已極矣”的哀嘆。
在這樣一批名宿大家的推波助瀾聲中，中國的文化領域迎來了一次“美術革命”，美術革命的對象正如陳獨秀所言，是要革“王畫”的命。
所謂王畫，指的是四位姓王的畫家———王時敏、王原祁、王鑑、王翬的作品。
在太湖進入東海的三條主要河流之一的婁江東面，是著名的歷史名城太倉，也稱婁東。這裡不僅是鄭和七下西洋的始發地，也是崑曲和江南絲竹的發源地。300多年前，這裡還誕生了一個在中國美術史上舉足輕重的畫派，這個畫派的影響力甚至一直延續到了今天。這就是以王時敏、王原祁、王鑑為核心的“婁東畫派”。
婁東畫派是清代初期，一直延續到清代中晚期一個在江蘇的重要畫派。這個山水畫派不僅僅在江蘇地區流行得非常廣泛，甚至影響到全國。
婁東畫派的代表人物都姓王，王姓在明清時期一直是太倉的望族。在中國美術史上，婁東畫派和四王是兩個相互糾纏和重疊的概念。四王中的三王———王時敏、王鑑、王原祁都出生在太倉，王翬則出生在離太倉不遠的虞山。王翬年輕時就追隨王鑑學畫，後經王鑑介紹，到太倉做了王時敏的入室弟子，日後自成一派稱為虞山畫派。
婁東畫派與四王畫
四王在婁東一帶，學習和推崇以明代畫家董其昌倡導的南宗山水畫法，很快就形成了特有的婁東畫風。在繪畫風格與藝術思想上，婁東畫派深受董其昌的影響，他們大量臨 摹古人作品，在借鑑古人
立意、布局、運筆、色彩、線條等方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在以臨古為主的藝術實踐中積累了深厚的筆墨功夫，重視筆墨的趣味和美感，在作品中表現出平淡天真、超逸蕭散的文人畫審美特徵。
興起
一個發端於偏僻的婁水之畔的畫派，為什麼能夠成為統治中國畫壇近300年的盟主呢？對這個畫派產生重要影響的董其昌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又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呢？事情還得從清兵入關的時候說起。 清順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6月，南征的清軍已經圍城3天。就在不久前，傳來了清軍在揚州和嘉定屠城的訊息。兵臨城下，太倉城中有威望的士族們聚在一起商量對策，這其中就有曾在明崇禎朝做過太常寺卿的王時敏。天平的一頭是名節，一頭是全城百姓的生命，孰輕孰重？王時敏在痛苦和矛盾中反覆掙扎。
終於，在血色殘陽中，王時敏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壓力，率領士紳們打開了太倉的城門。
降清之後，王時敏拒絕了滿清朝廷的入仕邀請。這位背負著極大精神壓力的老人把餘生都傾注在了讀書作畫上。正是因為王時敏寄情于山水的逃避，才有了後來的婁東畫派，他的孫子王原祁
才能成為引領一代畫壇的傑出領袖。
王家四代人從王錫爵開始，歷任明清兩朝的重臣。權重一時，又是文人世家，收藏了大量的名人字畫，收藏之富在江浙一帶是屈指可數的。
王時敏的孫子王原祁就是在名人真跡的浸泡下長大的，從小在他的思想中打下了一個深深的烙印。
王時敏非常鍾愛這個孫子，竭盡所能傳授繪畫技藝。王原祁從小就顯示出極高的繪畫天賦。據說曾經有一次，王時敏看到書房的牆上掛著一幅畫，怎么也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畫的，直到小孫子笑出聲來，才驚詫地發現，這幅和自己難辨真偽的畫居然是13歲的孫子畫的。
儘管收藏有大量的名人真跡，但王時敏指導孫子用的教材，最主要的卻是一本他自己年輕時學畫用的冊頁，冊頁是他的老師董其昌親手繪製的。
董其昌
說到婁東畫派，董其昌是一位不得不說的人物。董其昌字玄宰，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曾做過太子的老師。明代後期著名的畫家、書法家、書畫理論家、書畫鑑賞家。他在中國美術史上的突出貢獻，就是提出了南北宗畫論。他按照佛教禪宗的分法把中國畫分為南北兩宗，兩宗的主要區別是風格：南宗是文人畫，有書卷氣，有天趣，是“頓悟”的表現；北宗是行家畫，只重苦練，無天趣可言，是“漸修”的表現。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將中國繪畫分為南北宗時，將繪畫的目的是“為寄”、“為樂”，還是“為功”、“為利”，作為衡量判別一位畫家究竟隸屬何方陣營的重要尺度。董其昌崇南貶北的繪畫思想，深刻地影響了王時敏、王原祁，深刻地影響了整個婁東畫派。
當時的董其昌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大家，能夠得到他親自傳授的人寥寥無幾。在王錫爵還在明朝任首輔的時候，由他一手提攜起來的董其昌就已經成為王家的繪畫教師，王時敏和董其昌的關係實質上是半師半友的關係。
王時敏盡得董其昌衣缽，他又把這衣缽原原本本地傳給了孫子王原祁。
大量學習真跡，爺爺的悉心傳授，加上天資聰穎，王原祁很快成長為一名遠近聞名的畫家。
清代著名畫家數以千計，王原祁為什麼能夠脫穎而出，成為有清一代畫壇的領袖人物？這和王原祁盡得董其昌的精髓，畫風酷似董其昌有著莫大的關係。因為，就在王原祁出名的時候，北京的紫禁城裡出了一位同樣是天資聰穎的皇帝，他不僅酷愛書畫，而且酷愛董其昌。
清康熙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02年。坐落在北京朝陽門外的東廟剛剛被整修一新，康熙皇帝帶著許多文武大臣一起到東廟參加落成法會。皇帝為廟宇題寫匾額是法會上少不了的頭等大事，令人意外的是，康熙剛剛為東廟題寫完匾額，又提筆專門書寫了“谷詒堂”三個字，賜給了隨行的一位大臣。
這位地位特殊、備受榮寵的大臣，就是來自江蘇太倉的畫家王原祁。兩年前，他剛剛被康熙欽點進入南書房擔任供奉畫家。
這一年，王原祁已整整60歲了。或許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在他生命中的最後15年，會得到大清皇帝的賞識，從此官運亨通、地位顯赫。
王原祁先在康熙南書房為內廷鑑定書畫，後來奉旨主持編纂了中國書畫史上的一部類書巨著———《佩文齋書畫譜》。70歲以後，王原祁榮升翰林院掌院學士、經筵講官，畫名大噪朝野。
作為一位文化藝術素養極高的皇帝，康熙對董其昌可謂是推崇備至。他曾說過“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楮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在繪畫方面，康熙也非常贊同董其昌的南北宗畫論，以溫潤平和的南宗畫法為正統。康熙的喜好同樣也決定了一個時代藝術的走向。
康熙喜歡董其昌，畫法和風格都盡得董其昌精髓的王原祁自然就因此備受恩寵。這種恩寵並不僅僅對王原祁，也澤被了以董其昌為指歸的整個江南畫家群體乃至文人階層。於是，一個以王原祁為領袖，以王氏家族畫家為核心的畫派開始迅速崛起和壯大，集結了數以千計以南宗畫法為創作
綱領的山水畫家。這在中國美術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自幼就受中原儒家文化薰陶的康熙，當然知道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對於鞏固大清政權有多么重要。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漢族文人對政府的牴觸和隔閡。
康熙要籠絡漢族的文化人，這個時期正好也是他對漢族的文化和藝術很有興趣，於是就倡導董其昌的字，實際上也是封建統治的一種手段。而對於像顧炎武、黃宗羲這樣在學術界有威望而又拒不出仕的人物，康熙也一概包容，從不追究。王原祁的爺爺王時敏就屬於這樣的情況。
在康熙23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時候，路過曲阜，專門去拜謁孔廟。他帶著一行人馬，在孔廟門外就下了馬，然後走入甬道之後，他對著孔子的像行三跪九叩大禮。在當時來講，對漢族的士大夫和漢族的官吏們影響非常大，康熙皇帝用他自己的行動來證明他是尊重儒家文化，尊重漢人傳統所遵從的孔子的這種先知先聖，所以他在拜謁孔廟的時候，同時也給孔廟大成殿寫了匾額———“萬事師表”，一直到今天這個匾還在曲阜的大成殿裡面掛著。
當康熙對著孔子這位漢族文人心目中的聖賢拜倒的那一刻，無數漢族知識分子的內心已經完成了對異族統治者的認同。
重用王時敏的孫子王原祁，使之成為天下畫壇的領袖，也是康熙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重要手段之一。
康熙自己對漢文化有興趣，從統治的角度來看，他必須精通漢文化，必須團結漢族的文化精英，他的統治地位才能夠鞏固。他對婁東畫派的愛好，並把其放到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都是跟他的這個觀點和思想是一致的。婁東畫派也是因為有康熙的這種抬舉和倡導才能夠形成力量。
滿清統治者對於漢族文人的懷柔政策逐漸得到了認同，滿清王朝也迎來了持續百年的康乾盛世，而發端於太倉的婁東畫派也開始成為眾人追隨、引領中國畫壇的第一畫派。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統領畫壇數百年的第一畫派，在近現代的地位卻一落千丈。
在西方文化介入近現代中國文化變革，西方藝術成為現代中國藝術的主要參照系的情況下，康有為、陳獨秀把矛頭直指王畫，後來在現代中國畫壇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徐悲鴻等人又把這一思想延續了半個世紀，婁東畫派的作品幾乎成了反面教材，被視為腐朽和落後的代表。這是因為四王代表的是一種對傳統技術的集大成，在四王時代已經把所有的傳統技法、觀念做了一個薈萃。
直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中國以博大的胸懷吸納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視野逐漸開闊了的中國畫壇才開始重新審視婁東畫派，認真品味那些誕生在康乾盛世的偉大作品，王畫的藝術和社會價值因此被重新發現。
太倉的文化底蘊，婁東畫派的傳承，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民眾之中，在民間。
今天，當我們再回過頭去看明清的繪畫，宋元的繪畫，我們沒有辦法超越，我們拿不出一個整套的哲學、文化、美學體系，能夠再畫出一種新的繪畫，能夠跟那個時候去相提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