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奧托·威廉莫維奇·庫西寧（Kuusinen,Otto Wilhelmovich 1887-1964）蘇聯籍芬蘭人，芬蘭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活動家,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和書記。 當然在芬蘭，由於他在蘇芬戰爭中的行為，他可是被視作賣國賊的。
文藝青年
1881年10月4日,庫西寧出生在芬蘭中部勞卡村的一個裁縫家庭里。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不幸和貧困中度過的。他2歲喪母，15歲失去父親。庫西寧就讀的尤維亞斯庫良中學，是芬蘭1858年建立的第一所中學，有著優良的文化傳統和愛國主義傳統，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中學時代的庫西寧寫出了《母親的眼睛》、《窮孩子之歌》和《我的人民仍在期待著》等謳歌祖國、渴望自由的詩篇，被譽為青年詩人。1900年春,庫西寧讀完中學，同年夏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赫爾辛基大學歷史語文系。
當時，芬蘭工人運動正在發展,這對庫西寧的成長有很大影響。1904年他成為大學生中的首批芬蘭社會民主黨黨員。1905年,他寫成了《論海克爾的哲學觀點及其一元論》的畢業論文，獲哲學副博士學位。庫西寧在文學、音樂和戲劇方面很有造詣,寫了《喬托的創作手法和風格》、《歐爾那尼一評維克多·雨果的劇本〈歐爾那尼〉的主人公形象》,以及《從當代小說看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爾》等著作，並曾兼任過一家地方報紙的文學編輯。芬蘭著名文學和美學教授尤里·哈連對庫西寧抱有極大期望，經常以自豪的口吻誇耀自己這位“天才”的學生。大學畢業前夕，庫西寧受到出任芬蘭國立劇院院長的邀聘。這對許多人來說顯然是一種求之不得的職務,但庫西寧卻沒有踏上這條“前程似錦”的坦途,而是選擇了革命道路。同年11月芬蘭全國工人總罷工爆發後，他立刻參加並領導了工人赤衛隊反對芬蘭封建勢力及俄國沙皇專制制度的鬥爭,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議會鬥爭
1906年,庫西寧出席了芬蘭社會民主黨在奧盧舉行的代表大會。會上，代表左翼批判了黨內的改良主義傾向,主張“採取各種鬥爭形式和手段,其中包括武裝鬥爭”。在這次會上，被選為芬蘭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09年至1917年,庫西寧被選為歷屆芬蘭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委員，並在1911、1913年兩次擔任該黨主席。他還是芬蘭社會民主黨駐第二國際的代表,曾於1912年出席第二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會上投票反對戰爭。
1906年至1908年，庫西寧在芬蘭社會民主黨內主要負責政治宣傳和理論教育工作。擔任芬蘭社會民主黨機關刊物《社會主義雜誌》的責任編輯。還是該刊的創辦人之一。1907年至1916年期間，擔任芬蘭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工人報》政治欄的編輯。1911年至 1914年，參與芬蘭社會民主黨黨校的領導工作，親自講授政治經濟學，後來他把講義編寫成《政治經濟學工人讀本》，在國內外讀者中有一定影響。1908年，以《工人報》編輯的身份當選為工人議員。此後直到1917年，多次當選為芬蘭議會議員，是芬蘭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的領袖之一。
芬蘭作為隸屬於沙皇俄國的一個大公國,其議會自1908年起幾乎形同虛設。它無權制定和批准本國的法律,一切都要聽命於俄國沙皇。芬蘭政府的高級官員大都由俄羅斯人或親俄分子充任。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於1917年3月20日發出通告,廢除了由沙皇直接在芬蘭建立政府的法令。6天后,在芬蘭議會中占據多數席位的社會民主黨建立了以奧·托科伊為總理的政府。7月18日,以社會黨左翼領袖庫·曼納為主席的芬蘭議會通過了“權力法”,規定議會享有制定批准和頒布法律、組織政府權力。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拒絕這項法律,當月31日下令解散芬蘭議會。這時的政治形勢對於芬蘭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很有利。但包括庫西寧在內的許多芬蘭社會民主黨左翼領袖缺乏奪取政權的思想準備。因此在俄國臨時政府的壓力下解散了議會。
共產暴動
1917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庫西寧在赫爾辛基的一所秘密住宅里,第一次會見了在芬蘭政治避難的列寧。列寧表示,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將領導奪取國家政權的革命,建立工農革命政府。他要求庫西寧拒絕支持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這次會見使庫西寧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 同年11月14日,芬蘭工人階級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開始了全國總罷工。廣大芬蘭工人迅速發動起來,提出了奪取政權的要求。芬蘭社會民主黨的右翼領導人卻在聲勢浩大的罷工面前驚慌失措,致使這次總罷工失敗。11月24日列寧熱情洋溢地給庫西寧等芬蘭社會民主黨左派寫信,鼓勵他們領導芬蘭工人階級繼續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而鬥爭。
11月25—27日芬蘭社會民主黨召開非常代表大會,討論國內鬥爭的局勢和芬蘭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形勢對芬蘭工人階級有利。非社會民主黨人控制的新議會剛剛建立即受到全國總罷工浪潮的猛烈衝擊。在風雨飄搖中成立的普·埃·斯文胡伍德內閣十分虛弱,還未來得及建立起一支警察部隊和正規軍,僅僅依靠一些零散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地方武裝來維持政權。與此同時,工人赤衛隊卻已拿起了武器。庫西寧在會上作報告,力主採取革命行動奪取政權。史達林代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工農政府出席這次大會,發表了演說。他鼓勵芬蘭革命同志要為建立社會主義政權而勇敢地戰鬥。但與會的許多代表對芬蘭工人階級能否取得勝利表示懷疑,主張採取消極旁觀態度,讓芬蘭工人自發地去奮鬥。由於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思潮在芬蘭社會民主黨中仍有較大影響,芬蘭工人階級的這場鬥爭失敗了。
1918年1月12日,芬蘭議會批准斯文胡伍德內閣建立警察部隊。斯文胡伍德同時授權沙俄將軍卡爾·古斯塔夫·艾米力·曼納海姆組建芬蘭正規軍,對1917年11月革命進行瘋狂的反撲。這時,庫西寧等芬蘭社會民主黨左派領導芬蘭工人階級舉行了武裝起義,於1月28日攻占了赫爾辛基,建立了以赫爾辛基為首都的芬蘭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庫·曼納為首的革命政府組成後,庫西寧任教育人民委員，為共和國起草憲法。經過與芬蘭正規軍和德國侵略軍的激烈戰鬥，5月15日,新生的芬蘭社會主義共和國被資產階級扼殺。庫西寧同曼納、西羅拉等1,000多名芬蘭愛國者被迫到蘇俄尋求政治避難。對於這次革命的經驗教訓,庫西寧後來在《芬蘭共產黨成立大會致列寧同志的公開信》和《芬蘭革命》等著作中做了深刻總結。他指出,1918年春芬蘭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芬蘭社會民主黨中央的大多數領導人迷戀議會民主,不能站在工人階級的前頭領導革命;錯過了1917年11月奪取政權的有利時機,而1918年春資產階級武裝得比工人階級好;新政權未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沒建立一支正規的人民軍隊。
流亡蘇聯
旅居蘇俄期間,庫西寧和西羅拉等人致力於建立芬蘭共產黨的工作。由庫西寧擬定並在芬蘭共產黨籌建會議上宣讀的報告提綱,成為芬共的政治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1918年8月29日,在莫斯科召開了芬共成立大會,庫西寧被選為首屆中央委員,是芬共三人核心小組成員之一。 芬共成立不久,庫西寧提出了芬共領導人應輪流回國開展工作的建議,並請求首先回國。1919年5月27日,庫西寧回國,在赫爾辛基開展秘密工作,逐步建立起芬共的地下組織。與此同時,他巧妙地把非法鬥爭與合法鬥爭結合起來。1920年上半年,在庫西寧的影響下,芬蘭社會民主黨的一大批左翼革命者同該黨決裂,建立了新的合法革命政黨——芬蘭社會主義工人黨。該黨存在了3年,最後為芬蘭反動政府所取締。列寧在1921年的一次談話中曾指出,芬蘭共產黨幫助建立芬蘭左派社會主義工人黨,是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結合的範例。庫西寧這一時期還同芬蘭社會主義青年團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使之逐漸肅清芬蘭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成為青年共產國際的創始組織之一。芬共地下組織在庫西寧的領導下,與上述合法組織相互支持,恢復了《社會主義雜誌》,創辦了《芬蘭工人報》,《青年工人報》,和《女工報》等報刊,出版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著作。
庫西寧的地下活動引起芬蘭暗探局的注意。大批密探四處追逐他。芬共地下黨決定護送他出國。1920年6月,庫西寧化裝成農民在一對青年男女的護送下乘船離開祖國。兩天后到達瑞典。1921年初,他從斯德哥爾摩出發,取道挪威,回到蘇維埃俄國。
共產國際
1921年夏,列寧多次會見庫西寧,對芬蘭共產黨表示讚賞,邀請他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為大會擬定關於各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提綱。同年6月6日,庫西寧把寫好的《關於共產黨的組織建設及其工作方法和內容的提綱》草案送交列寧。不久,列寧給庫西寧回信,對這份提綱草案表示滿意,提出了詳細的修改意見。列寧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格里哥里·葉夫謝也維奇·季諾維也夫，稱讚庫西寧“了解情況並善於思考(這在革命者當中是很難得的)”,推薦他在共產國際三大上作組織問題的專題報告。同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庫西寧擬定的提綱草案為大會通過,他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庫西寧參加了歷次(第二次除外)共產國際代表大會。1921—1939年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主持了共產國際的日常工作。他曾一度兼任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共產國際》雜誌的編輯,寫有《正確之路(共產主義運動與俄共的經驗)》(1922年)、《列寧關於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組織工作的遺囑》(1925年)以及《青年與反對法西斯和戰爭危險的鬥爭》(1935年)等著作。 參加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運動；
共產國際中的“左”傾思潮對庫西寧有不少影響。他從促進世界革命高潮早日到來的主觀願望出發,積極參與共產國際對德國1923年10月革命的領導。他和共產國際的其他領導人一起,提前數月就規定了德國共產黨舉行武裝起義的確切時間和詳細行動計畫,甚至為臆想中的德國新政府擬定了宣言和施政綱領。屆時共產國際駐德共的代表卡爾·拉狄克和德共的一些領導人考慮到德國的具體情況,沒有執行庫西寧等人關於在德國各大城市同時舉行武裝起義的計畫。
1924年,庫西寧發表題為《在俄國的領導下》的文章,提出俄國共產黨(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問題。以後,他在《共產國際二十年》等文章中又重申了這一思想。這種思想同共產國際成立時所提出的各國共產黨平等互助的宗旨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三十年代初期,庫西寧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對中國共產黨內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表示讚賞和支持。這次機會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
傀儡政府
1939年11月30日,蘇聯同芬蘭爆發戰爭。當天,在離芬蘇邊境不遠的一個芬蘭村莊帖里約基,宣布成立以庫西寧為首腦的芬蘭民主政府。12月2日,這個新的民主政府同蘇聯簽訂友好互助條約。12月4日,庫西寧政府聲明,蘇軍是應它的邀請而入境保護和幫助芬蘭人民的。與此同時，莫洛托夫代表蘇聯政府拒絕同芬蘭政府進行談判,不承認它的合法存在。庫西寧的這些活動遭到芬蘭政府的抵制。1940年3月8日,蘇聯政府開始同芬蘭談判。3月12日,兩國政府簽訂和約。庫西寧政府也隨之消跡。
庫西寧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被選為蘇聯共產黨第十(1923年),至第十七次(1934年)代表大會的代表。史達林時期致力於共產國際的工作,對於蘇聯共產黨內圍繞社會主義革建設問題而展開的日益激烈的鬥爭,採取不介入的謹慎態度，完全贊同蘇共中央和史達林建立高度集中的工業經濟體制，實現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方針。三十年代,許多在蘇聯政府和國際任職的庫西寧的芬蘭同事先後被捕入獄，甚至連他的夫兒子也未倖免。
1940年3月,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位於蘇聯俄羅斯聯邦西北隅,西接芬蘭,東北瀕臨白海。從年起至1958年,庫西寧一直擔任該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衛國戰爭期間,他多次到視察,向游擊隊戰士進行宣傳鼓動工作。戰後,他在領導經復工作的同時,對共和國的文化建設事業給予較多關注。他創辦大學,支持出版芬蘭民族史詩《卡里瓦拉》,指導列寧著蘭文本的翻譯工作,兼任《新時代》雜誌的顧問,並為它撰寫多關於國際問題的文章。
晚年生活
庫西寧從1941年起被選為蘇共中央委員,1952至1953年共中央主席團委員。 1956年2月18日,庫西寧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表示完全贊同赫魯雪夫提出的內外政策方針。1957年6月庫西寧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發言,斥責“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從這時起,他重新成為蘇共中央主席員,並擔任蘇共中央書記的職務。他參加了1957年《社會主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宣言》、1960年《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以及1961年《蘇聯共產黨綱領》的起草工作。1958年,他當蘇聯科學院院士。1959年底,庫西寧受蘇共中央委託主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科書)》第一版問世。庫西寧為它寫了題為《論馬克思列寧世界觀》的序言。1964年5月17日,庫西寧因肝癌病故於莫斯科，終年8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