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大亞洲主義“大亞洲主義”（TheGreatAsianism或Pan—Asianism）是孫中山先生於民國13年（1924年）11月28日應邀向日本神戶高等女子學校演講“大亞洲主義”的專題學術演講，其精義為：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是求一切民眾為和平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大亞洲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思想體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山先生政治理念的一部分。其思想源於中山先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中國、亞洲與世界政治情勢的看法。“大亞洲主義”的目的在於追求亞洲區域內民族與民族間，以及亞洲地區與歐美其他地區之間，發展平等自主的和諧關係，共同追求區域的繁榮與興盛。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致力於改變亞洲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平等的國際關係，呼籲以中、日合作為基礎，並聯合亞洲其他民族，建立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共謀與亞洲的亞洲區域主義。
換言之，民族主義、“大亞洲主義”，與世界大同的主張，構成一個體系建構。此一體系與當今世界同時存在國家、區域組織，與聯合國等三層次的結構，能夠相互融合互動共存的。因此，“大亞洲主義”具有發展國際區域主義的時代性與實用性的價值。然而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因大陸變局與國際情勢的變遷尚未能實現，待繼續努力。
目的及思想淵源
孫中山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倡和平 非“大東亞共榮圈”大亞洲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思想體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山先生政治理念的一部分。其思想源於中山先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中國、亞洲與世界政治情勢的看法。大亞洲主義的目的在於追求亞洲區域內民族與民族之間，以及亞洲地區與歐美其他地區之間，發展平等自主的和諧關係，共同追求區域的繁榮與興盛。
其原則，一方面要靠亞洲優勢國家（如日本）摒棄歐洲強權霸道的文化影響，發揮中國文化“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精神與作為，扶助亞洲弱小民族；另一方面要亞洲弱小民族認清時代趨勢，共同聯合起來，團結合作。當時由於中國已建立共和、進行現代化，所以中山先生主張日本先協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發展經濟，進而中日共同協助亞洲弱小民族，興盛亞洲。中山先生的亞洲區域主義國際觀是以經濟、文化與政治事務為主，反對武力與戰爭。
“大亞洲主義”（TheGreatAsianism或Pan—Asianism）亦稱泛亞洲主義。國父孫中山先生主張亞洲應復興王道文化，以亞洲王道文化為基礎，聯合亞洲各民族，解除基於功利強權之霸道文化之西方國家之壓迫，以完成亞洲各民族之獨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中國及南洋，以大亞洲主義為掩護，提出“大東亞共榮圈”口號，以遂其侵略野心，與大亞洲主義精神相去遠矣。大亞洲主義也是孫中山先生於民國13年（1924年）11月28日應邀向日本神戶高等女子學校演講“大亞洲主義”的專題學術演講。
其精義為：“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是求一切民眾為和平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1945年以前，日本人對亞洲主張之用語有大亞細亞主義、亞洲門羅主義、大東亞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等名詞。例如：1939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神川彥松（KamikawaKikomatsu）發表“美、日門羅主義”一文；1940年矢部貞治（YabeTelji）川周明（OkawaShumei）出版“建立大東亞秩序”；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73年出版大東亞戰史，以及戰後日本仍有許多學者偏好“大東亞”用語。因此，日本大亞洲主義一詞雖然出現於《中國現代史辭典》——史事部分，及日本講壇社（Kodansha）1983年出版英文的KodanshaEncclopediaofJapan以“Pan—Asianism”稱之，但是亞洲門羅主義或大東亞共榮圈兩名詞，及英文的’Japan’sGreaterEastAsiaCoProsperityShpere”已是絕大多數國際學者稱呼日本侵略中國及東南亞地區之亞洲政策的名詞。
產生的外因
大亞洲主義孫中山聯合亞洲國家共同抵禦西方列強的大亞洲主義方略產生的外部原因，是當時流行於日本社會的大亞洲主義思潮，這是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方略產生的重要外部推動力。
大亞洲主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日本社會廣為流行的一種社會思潮，曾在亞洲國家引起過不同程度的反響。大亞洲主義也稱大亞細亞主義，實際上就是一種倡導亞洲國家聯合起來共同抵抗西方列強侵略的思想理論。19世紀中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擴大在東方的殖民地和商品市場，奴役和剝削這些國家的人民，用野蠻的炮火轟開了東方國家的大門。面對西方列強的洶湧而至，中日兩國部分封建階級的統治者主張在不觸動各自封建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實行聯合，結成一個大團體，共同抵抗和驅逐歐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鞏固封建專制統治，以避免亡國的危險。
於是，大亞洲主義思潮在基於亞洲國家團結一致共同抵抗西方列強的基礎上應運而生。當時，在日本大亞洲主義思潮中主要出現了左右兩翼。以宮崎滔天為代表的左翼大亞洲主義者主張亞洲各國在平等的基礎上團結合作，共同驅逐歐美侵略勢力，在亞洲普遍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他們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以打擊西方列強在東方進行的殖民戰爭。以頭山滿、內田良平為代表的右翼大亞洲主義者主張以日本為盟主將亞洲國家聯合起來，在東方建立一個以日本為宗主國的軍事同盟。
孫中山在艱難頓挫的革命生涯中，為了廣泛宣傳中國革命和努力爭取外援，他大多數時間奔走海外，特別是在日本停留的時間最長，並與當時大亞洲主義的倡導者特別是以宮崎滔天等人為首的左翼大亞洲主義者接觸頻繁，極容易與當時在日本盛行的亞洲國家聯合共同驅逐歐美列強的思想產生共鳴。孫中山在當時日本社會廣為流行的大亞洲主義思潮的影響和啟示下，從當時中國革命和亞洲革命的實際需要出發，並結合自己的革命經歷與親身感受，通過對風行於亞洲社會的大亞洲主義思潮進行認真分析和深入研究，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聯合亞洲國家共同抵禦西方列強的大亞洲主義方略。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在很多公開或非公開的場所發表了許多關於大亞洲主義的思想言論，而且還以大亞洲主義為題在日本發表過專題演說，其所闡發的關於大亞洲主義的思想和主張，確實引人注目。
產生的內因
大亞洲主義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產生的內在原因，是他最早認識到中國革命與亞洲各國民族民主革命鬥爭的密切關係，並把中國革命看成亞洲人民爭取國家獨立和主權的重要環節，這是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方略產生的決定因素。
早在1895年，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中國面臨著被西歐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對此，孫中山憂心如焚。為了使中國免遭亡國的威脅，為了避免亞洲各國淪為西歐列強的奴隸，他倡導亞洲各國團結起來，共同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維護亞洲的和平與穩定。他說，如果歐美列強侵略和瓜分亞洲的勢頭持續下去，不僅中國，就連亞洲各國都將不可避免地"淪為歐美列強、白種人的奴隸的命運；如果中日兩國面臨歐美列強的侵略，中日兩國“非團結起來不可，這是"使中國越過殖民化的危機，是保衛亞洲的第一步”。1897年8月，孫中山抵達日本橫濱，他在與宮崎寅藏等人的談話沖再次闡述了中國革命和亞洲革命相輔相成的密切關係，並把中國革命看成亞洲革命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說中國革命是為支那蒼生，為亞洲黃種，為世界人道而興起，因此他希望日本援助中國革命，以救支那四萬萬之蒼生，雪亞東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孫中山真誠地希望中日兩國能夠密切合作，為共同維護東亞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而團結奮鬥。
孫中山認為，亞洲各國應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他希望各國團結一致，努力維持亞洲和平。1913年2月，孫中山訪問日本，於15日在日本東亞同文會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指出：亞細亞者，為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也；亞細亞之和平，亞細亞人應有保持之義務；現今在亞洲之獨立國，即日本及中國二國，而維持現今之東亞和平，猶不能不多所指望於日本；日本為亞細亞最強之國，中國為東方最大之國，使此兩國，能互為提攜，則不獨東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維持，蓋無可疑者。稍後，他在日本眾議院議長主持的宴會上談到，中日兩國"和睦相親，互相提攜，不僅在東亞和平上，且在世界和平上實有必要，並表示將來要在中日和睦友好、相互了解的基礎上，“與相知者共盡全力維護亞洲乃至世界和平。3月，他在長崎市長主持的歡迎會上重申，如果中日兩國相互合作，保持一致，就可雄踞東亞，在世界上亦成一重大勢力”。
孫中山強調，中日兩國“互為提攜”在維護亞洲和平乃至世界和平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作用。
主要內容
大亞洲主義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與當時日本國內盛行的“大亞洲主義”，不僅在稱謂上相同，而且在起源和某些基本觀點上確實又有諸多相似之處。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在日本國內流行有兩種“大亞洲主義”思潮：左翼“大亞洲主義”，以宮崎滔天為代表，主張亞洲各國在平等基礎上團結合作，共同驅逐歐美侵略勢力，建立民主國家制度；右翼“大亞洲主義”，以頭山滿、內田良平為代表，主張以日本為盟主將亞洲國家聯合起來，在東方建立一個以日本為宗主國的軍事同盟。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受到當時日本“大亞洲主義”思潮的影響和啟發，並與日本的左翼“大亞洲主義”主張十分接近。但應說明的是，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結合了自己的革命經歷，並從中國民主革命及亞洲民族獨立解放的實際出發，形成了自身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大亞洲主義”思想。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除了批評日本軍國主義因襲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道路，呼籲中日兩國攜手團結共同致力於亞洲民族解放與亞洲和平外，最主要的內容還有：
1、為抵抗歐美列強的侵略，倡導亞洲民族團結奮鬥，共同維護亞洲的和平與穩定。孫中山極力主張亞洲民族聯合一致，同西方列強堅決鬥爭，共同保護亞洲和平。1913年2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就對亞洲受帝國主義欺凌表現出強烈憤慨：“亞洲人口，占全地球三分之一，今日一部分屈服於歐人勢力範圍之下。”1924年11月25日，孫中山在日本神戶東方旅館與東南亞被壓迫民族代表座談時強調：“東亞民族處此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必須團結一致。”同年11月28日，他在對日本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作“大亞洲主義”的專題演講中又指出：大亞洲主義“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
如何改變亞洲民族的命運，從西方列強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孫中山認為，關鍵在於亞洲人聯合起來，同歐美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根據當時亞洲的實際情況，孫中山主要寄希望於中日兩國能團結一致，領導亞洲人民為解放奮鬥。他認為中國是亞洲最大之國，日本是亞洲最強之國，若兩國能真正相互提攜，則可以雄踞東亞，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席位，成為抵禦西方列強侵略亞洲的強大勢力。“假使中日兩國協力進行，則實力膨脹，不難造成一大亞洲，恢復以前光榮之歷史，令世界有和平，令人類有大同，各有平等自由之權利。”
由此可見，孫中山提倡“大亞洲主義”的目的，在於倡導亞洲的聯合，以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奴役，求得亞洲各民族自立於世界。
2、主張以亞洲文化為基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求得世界和平。孫中山從文化的視角將亞洲與西方加以劃分，認為亞洲文化是一種王道的文化，主張的是仁義道德，“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懼”，“是由正義公理感化人”。而西方文化注重的是功利和武力，西方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在孫中山看來，西方所持的這種文化便是霸道的文化。我們亞洲向來重王道文化而輕霸道文化。亞洲的王道文化優越於西方的霸道文化，應該是維護亞洲和平，追求大同世界所應堅持的文化。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於西方帝國主義，“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因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都是和平地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但要戰勝西方的霸道文化，必須向西方學習科學和發達的物質文明。這種學習，又必須以我們固有的王道文化作基礎，再學西方的科學技術，“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以此來戰勝西方，弘揚王道文化。
因此，孫中山認為處於受壓迫的亞洲具有自己的優越之處，即以仁義、和平為標誌的王道文化，這恰是在反對西方列強的壓迫中所要堅持的。而堅持自身的王道文化並非墨守成規，而是要同時積極學習西方的文明成就，以揚己之長，求自身之解放。
語境及其內涵
大亞洲主義所謂語境，即言語環境，是指人們在語言交際中所表達的各種言辭和不以言辭所表現的多種因素的總和。語言因素包括言辭的上下文、言辭中所運用的詞語、語氣等，非語言因素則指話語前提、話語的特定時空、話語情景、話語者的身份地位、心理和文化背景、語言交際的方式和對象等。
1、孫中山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對亞洲國家大肆殖民壓迫之時代，也是亞洲國家和人民謀求民族獨立和發展之時代。東西方民族利益的對立鬥爭遂成為當時世界政治格局的主要特點，亞洲國家反抗西方壓迫正成為時代衝突的焦點。以中國為例，當時西方列強為謀取在華利益，紛紛尋找代理，支持軍閥，極大地牽制了中國共和政體的建立和國家的真正統一。而孫中山從世界政治格局的大背景著眼，認識到中國革命乃是亞洲受壓迫國家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出了“大亞洲主義”思想，呼籲亞洲國家共同聯合以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壓迫。
2、當時的中國乃是亞洲國家中進行民主革命最早的國家之一。由於中國是亞洲最大國家，且在歷史上其文化、經濟的發達曾對周邊國家產生過重要影響，因此在亞洲國家反抗西方列強的鬥爭中仍然可以發揮自身的作用。而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增，已進入世界強國之列。孫中山希望兩國共同攜手，擔當起亞洲解放的領袖，為亞洲的和平作出較大貢獻。
3、孫中山倡導“大亞洲主義”乃是呼籲亞洲國家聯合起來，共同抵禦西方列強的壓迫，求得弱小民族的解放，其目的在於民族的平等和世界的和平。所以孫中山明確提出，講“大亞洲主義”，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打不平的問題，就是團結亞洲民族抵抗歐洲列強壓迫的問題。孫中山在其革命實踐中，十分重視和關心亞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⑧早在1905年，正在為推翻滿清王朝而奔波的他就曾表示“中國革命黨成功之時，則舉全力援助亞洲諸被保護國同時獨立”。⑨孫中山身體力行，幫助越南、緬甸、印尼等國建立革命團體。他強調，亞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他的革命思想也遠播東南亞各國以及朝鮮半島和南亞次大陸。
4、“大亞洲主義”應以王道文化作為道德基礎，在亞洲民族反抗西方殖民求自身解放中發揚光大。孫中山認為亞洲是最古老的文明發祥地，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亞洲文化不僅達到了很高水平，而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內涵——仁義道德。這種文化是感化人、要人懷德的文化。這種文化不贊成“行霸道”，反對壓迫人，是“行王道”的文化。要造就“大亞洲主義”，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作基礎。仁義道德，就是“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
5、被壓迫民族在求解放的革命過程中，不僅需要固守自身文化的優勢，更需要慎重選擇文化的發展方向，在為自身謀解放的同時，應該支持和扶助其他民族的獨立解放，從而為世界和平貢獻力量。孫中山在闡述“大亞洲主義”思想中，嚴肅地抨擊了日本軍國主義參與西方列強奴役壓迫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行徑，並且指出，日本必須“詳審慎擇”，或者作霸道的鷹犬，或者作王道的干城。如果日本作鷹犬則中日兩國從根本上不能相容，如果作王道的干城則必須改變追隨列強侵略的政策而另樹一幟，真正站到亞洲被壓迫人民的一邊，援助中國和亞洲各國反對西方強權的鬥爭。
綜上所述可見，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的內涵是從爭取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的目標出發，倡議亞洲各民族聯合起來，共同抵禦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亞洲國家必須固守和發揚自身文化的優越之處，以此作為團結鬥爭之基礎，同時學習西方之長處，審慎選擇自己的文化發展方向，以求被壓迫民族的共同解放和平等。
意義
大亞洲主義19世紀代三四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開拓東方市場和擴大殖民地，先後用堅船利炮打開東方國家的大門。特別是1840年，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打開中國市場，通過可恥的鴉片貿易發動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並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約》，侵奪中國大量主權。隨後，美國、法國、沙俄等侵略者接踵而來，乘機索取特權，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自此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面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步步加深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嚴重民族危機，孫中山萌發了強烈反對西方列強侵略的思想，他揚棄了當時流行於日本社會的大亞洲主義思潮的思想內容，多次發表了關於亞洲國家特別是中日兩國聯合起來共同抵禦西方列強侵略的思想言論，形成了孫中山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大亞洲主義方略。隨著孫中山對帝國主義本質認識的越來越深刻，他又與時俱進地把聯合亞洲國家共同抵禦西方列強的大亞洲主義方略，逐步升華為聯合世界被壓迫人民反對壓迫者的戰爭理論。這是孫中山獻給人類社會的寶貴精神財富，是對人類和平事業做出的傑出貢獻。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產生，是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是中國人民反帝鬥爭和亞洲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相結合的實際需要，是亞洲民族團結、共同抵禦歐美列強侵略的實際需要。
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給中華民族造成的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孫中山萌發了強烈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想，在揚棄流行於日本社會的大亞洲主義思潮的基礎上，經過認真分析和研究，並從中國革命和亞洲革命的實際出發，提出了亞洲國家聯合起來共同抵禦歐美列強侵略的大亞洲主義方略。
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方略與日本左翼大亞洲主義的主張十分接近，但與右翼大亞洲主義則有本質區別。日本右翼大亞洲主義者強調亞洲國家大聯合，共同驅逐歐美侵略勢力，但卻主張建立以日本為霸主的新的殖民體系，帶有濃烈的侵略色彩。孫中山從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必須與其他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相結合的高度出發，闡述了實行大亞洲主義的必要性。孫中山反覆論述中國的“次殖民地地位”和“奴隸地位”，
其原因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因此，倡導亞洲國家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和驅逐歐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孫中山在日後大亞洲主義的宣傳中摒棄了關於侵略擴張的思想成分，強調實現大亞洲主義必須以“王道的文化”為基礎，兼學歐洲的科學技術用以自衛，反對“霸道的文化”，這樣更有利於正義和人道，有益於民族和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