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方法論

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一書問世以後，其“多元方法論”或“認識論的無政府主義”等思想迅速在西方引起軒然大波。他展開了對邏輯經驗主義、批判理性主義、研究綱領方法論等的批判，指責他們要人們離開豐富多彩的客觀世界，去遵循抽象、僵死的規則和方法以重構科學理論。

將以庫恩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學派推向高潮的是美國的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　1924～)。他出生於奧地利的維出納,二戰期間應徵入伍,當過軍官。1947年入維也納大學學習,195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現任美國加州的伯克利大學和瑞士蘇黎世工業大學的哲學教授。主要著作有《反對方法》(1975)、《自由社會中的科學》(1978)等。
費耶阿本德的《反對方法》一書問世以後,其“多元方法論”或“認識論的無政府主義”等思想迅速在西方引起軒然大波。由於他對全部科學哲學流派進行的無情批判和犀利、激烈的言詞,給人們留下一種偏激過火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他對問題的深入探討,他的旁徵博引和一系列新穎的思想又為他在科學哲學界贏得了很高聲譽和地位。
一、“多元方法論”的提出
現代許多人把費耶阿本德看做一個否定方法和理性、主張自由意志和離經叛道的無政府主義認識論者。其實,費耶阿本德提出“多元方法論”和“什麼都行”原則並不旨在否定一切傳統方法和理性,只是旨在反對那些僵死凝固、“普遍適用”的方法;反對把僅僅在一定範圍適用的方法教條化,並由此推廣到一切領域和時代,脫離歷史和現實的傳統方法論的思想。據此,他展開了對邏輯經驗主義、批判理性主義、研究綱領方法論等的批判,指責他們要人們離開豐富多彩的客觀世界,去遵循抽象、僵死的規則和方法以重構科學理論。他們的觀點只會阻礙科學的進步,扼殺科學的活力。
(一)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批判
費耶阿本德認為,以前的科學哲學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邏輯經驗主義,因為邏輯經驗主義存在著嚴重的經驗主義、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他認為,在人類認識史上或科學史上沒有一成不變的知覺和事實,也沒有與之相應的不變的術語、概念、解釋及不變的語言系統和理論範式。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與變動性極不協調的一成不變的法則、原理和方法。他進而認為,在科學哲學中流行的一些原則,如“一致性原則”、“發現的邏輯和辯護的邏輯相區分”的原則、“觀察陳述和理論陳述相對立”的原則等等,都應該被取消。
(二)對批判理性主義的批判
對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的批判,費耶阿本德是從兩個方面發難的:一是波普爾的理論以問題開始的進化模式;二是否證的方法論。
對於第一個問題,費耶阿本德指出,實際上像制度、觀念、事業等問題並非是從問題開始;再者,所謂的問題有些經過調查研究之後發現本身是一種錯誤且並非存在於有關事件、性質中而一定要解決,它可以在人們的研究中不自覺地消失。
對於第二個問題,他指出,不能簡單地根據個別事實與理論不一致就否定理論。因為這些事實完全有可能是假的、非本質的。
(三)對“研究綱領方法論”的批判
費耶阿本德著重批判了拉卡托斯的基本價值判斷的觀點。他認為利用“基本價值判斷”為科學理論進行檢驗,至少消除了科學的兩個重要特徵:一方面由於科學分化成許多學科,每一學科又產生許多不同的理論,形成許多不同的學派,因此不同的科學家常常擁有不同的“基本價值判斷”,尤其在科學革命時期幾乎沒有什麼統一的東西不被破壞,沒有什麼原理不受到挑戰,沒有什麼固定不變的方法不能廢除。所以即使是對同一種理論也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基本價值判斷”只能給出不太充分的根據和理由,因此許多科學家接受基本價值判斷都是根據信念,並不驗證它,只是完全順從於他們的專家集團的權威;而且共同的科學智慧並不是十分共同的,而且它肯定也不是非常智慧的。所以基本價值判斷常常是不合理的。
從對以上幾種方法的批駁看,並不能說費耶阿本德否定一切具體的、特殊的方法和規則,他只是肯定一切具體的、特殊的方法都有一定的適用時間和範圍,要求人們不要用那些本身都有限度的規則和方法束縛自己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他主張人們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只要能獲得成功,“怎么都行”。不應該把各種可以利用的、且有可能奏效的方法排除在合法地位之外,因為人類想揭示的這個世界還幾乎是個未知實體,因此我們必須放飛思想,不要預先就束縛自己,不要受任何義務、命令、法則和權威的障礙。一種認識論描述也許看樣子比另一種更富麗堂皇,但是誰能保證它是揭露自然奧秘的最好方法?由此,他竭力主張“多元方法論”。
二、多元方法論
在方法論上,費耶阿本德反對的是單一、獨斷、萬古不變、所謂普遍有效的教條式方法,主張的是開放型的、自由創造型的、具有生命力的、能夠適應歷史變化的、促使人的個性充分發展的、能夠最有效地揭示外部世界深藏的秘密的方法,而這個方法就是“怎么都行”。所以,費耶阿本德的方法論與傳統方法論的根本區別就是:不把任何方法變成僵死的教條,同時又給任何方法以應有的位置。
費耶阿本德認為歸納法是經驗主義的最大教條,是阻礙人們引進推動科學進步方法的最大障礙。由此他在自己主張的多元方法論基礎上提出了幾種具體的反歸納方法。
(一)多元比較選擇法
費耶阿本德認為,反駁一種理論的證據常常是通過一種矛盾的選擇來揭示的,也就是說,一種理論的最重要方面是通過不同理論、不同觀點的比較而發現的,而不是通過分析。“一個科學家要想最大限度地增加他的見解的經驗內容,要想儘可能清楚地了解它們,就必須儘可能多地引進其他見解,即他必須採用一種多元方法論,把這些思想與其他思想進行比較,而不是與經驗進行比較。”而且他必須試圖修正而不是拋棄在競爭中失敗的見解。這樣一來,他接受的知識就不是一種集中理想見解的自身一致的理論,也不是逐漸逼進真理,而寧可說是一個互不相容、可供選擇的、日益增加著的知識海洋。在這種海洋中,每種理論、神話、故事通過競爭和選擇都對人類意識的發展作出貢獻,參加競爭的每個人也都對人類的科學文化事業作出貢獻。
費耶阿本德強調選擇方法是與他的“增多原則”相一致的,是針對傳統方法論的“一致性原則”提出的。他認為“一致性原則”不僅與科學實踐不一致,而且與經驗主義不一致;由於強調一致,消除了許多可供選擇的事實,排除了許多有價值的試驗,大大減少了理論的經驗內容,因而實質上也是減少了證明理論的事實總量。所以,即使某種理論獲得成功,也不是因為它完全與事實一致,而是因為缺少一種構成驗證的詳細說明的事實,是因為這類事實被排除,以致它的成功完全是人為的。事實上,只有藉助選擇才能使許多事實變得有利,才能使許多反駁理論有錯誤的事實不被排除。所以,選擇不是減少理論和事實的總量,而是增加理論和事實的總量。這是與他的多元方法論的“增多原則”相吻合的。
至於如何進行選擇,費耶阿本德認為:主要是通過選擇對象的對比,而選擇對象可以通過各種可想像的途徑和方法產生。關於選擇的方法和原則,他說:“正確的方法一定不包含使我們在否證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選擇的法則,它所包含的法則必須能使我們在已經驗證過的、而且被否證的理論中進行選擇。”否證的方法,由於強調“一致性原則”是不足取的。因為“事實”可能受到各種污染而使自身失去可靠性,這樣被否證的理論可能未必錯誤,因此如果把這類被否證的理論從選擇對象中排除,同樣可能丟失科學真理。
(二)特設性假設法
費耶阿本德所謂的“特設性假說法”指人們為了證明一種理論、宣傳和使人信服一種觀念,可以通過提出“為此目的”的假說來進行論證、說服的方法。費耶阿本德說,關於這種反歸納的、增加假說或理論的方法,通常為保守的科學家拒絕使用,他們認為新思想通常缺乏有利的證據。然而,這種方法卻是科學共同體中不可缺少的,因為,事實上許多新的觀念和理論萌芽都是特設性的。比如伽利略的“自然運動”就是為了與地球的旋轉運動相容,以及為了逃避有關塔的爭論的困境而提出來的;或者說,他的“自然運動”的新思想至少部分是特設性的。在這裡,舊意義上的原動力消失,部分是由於特設性方法的原因,部分是由於模糊地認識到與所有運動的相對性觀念不一致。因為要說明地球在運轉就要求有一種不同於亞里士多德理論的新的動力學;而新動力學的解釋必須能夠使地球運動,並倒過來成為反駁舊動力學的一個例證。要使這種解釋成功,第一步就要求構造一個有關地球旋轉的“特設性假說”。哥白尼和伽利略進行了第一步中的最初工作。這項工作由於伽利略利用一個成功的“特設性假說”捍衛了哥白尼理論,完成了從亞里士多德天文學到17世紀天文學的過渡。所以,反歸納的方法——“特設性假說法”是科學研究過程中切實可行、方便有效的方法,在科學史上它被廣泛套用和推廣。現在人們為了解決另外一些理論上的矛盾和困難,又提出了“特設性近似值”、“特設性測量”、“特設性推測”等過渡性的方式、方法,這些方式方法顯然都是“特設性假說”的衍生物。
(三)歷史回復法
關於這一反歸納的方法,費耶阿本德說:“科學史上一個新的時期是從一種向後退的運動開始的,它使我們回復到一個早期階段,在那裡理論更含糊,更少經驗內容。這種倒退運動恰恰不是一種事故,而有一定的功用,它是我們想要推翻現狀的實質。因為它給予我們詳細發展主要觀念的時間和自由,而且是為了發現必要的輔助學科。”比如在亞里士多德之後,關於古老“荒誕”的地球運動的觀念被拋到歷史的垃圾堆中長達2000年之久,只是到了哥白尼時代,通過歷史回眺的方法才將它復活過來,並鍛造成打擊其對立勢力的武器。
關於“歷史回復”最有力的證據是中國醫學的“死灰復燃”。費耶阿本德在他的幾部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國傳統醫學的復活與價值。他說,在中國由於新一代崇尚西方科學,排斥傳統科學與傳統方法,結果凡是與西方醫學不一致的東西都受排斥。老中醫被從醫學實踐中驅逐,草藥學、針灸都被看成陳舊過時的東西。但是,由於政治上的干預,“50年代的政治力量強迫大學重新講授傳統醫學,因而開創了世界上最有趣的研究路線”,從而也獲得了最有益的迷人發現,即產生了西方醫學不能夠重複的診斷結果和診斷方法;而且這種診斷一直沒有得到現代醫學的解釋,它暴露了西方醫學的缺陷。因此在中國,主張中西醫結合的道路,成為現代醫學成就的一個重要方面。
基於以上史實,費耶阿本德結論說:“哥白尼學說、原子論、伏都教、中國醫學等事例都證明最先進、最保險的理論也是不安全的。它能夠被那些已經拋進歷史垃圾堆中的無知自負的觀念所修正,甚至完全推翻。這就是今天的知識如何會變成明天的神話,而最可笑的神話如何會最終轉變成為最穩固的科學。”為此,人們甚至必須保留《創世紀》中所發現的人和宇宙的理論,精心地改造和修飾它們,並利用它們來衡量進化論及其他現代觀念的成功與否。通過這種衡量,人們也許會發現進化論並不像一般理論所假定的那樣好,它必須被補充,甚至被一種新的修改本取代。基於此種認識,費耶阿本德認為,許多現代最優秀的科學理論、科學觀念都並非現代所生,而是早就以含糊的形式包含在古老的觀念中。現存的天文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生物學、地質學、哲學和人文科學不僅可以追索到它們的原始形態,而且通過回複方式可以從古老的觀念中煥發出它們的青春。
(四)“非理性”方法
費耶阿本德在批判歸納法的基礎上,還把他所謂的“非理性”的方法引入其多元方法論。他通過對科學史的縝密考察指出,每一個歷史時代的社會條件、知識背景、民眾的心理因素、科學家的宣傳、技巧、情感等“非理性”方式都是推動科學進步的有力手段。伽利略引進“荒唐”的地球運動的觀念使哥白尼學說獲勝就主要是藉助上述非理性手段,即他是利用自己的豐富想像力提出的“相對性”原理,經過說服、宣傳、利用心理技巧和一切智慧的理由而最終使人們相信“地球正在運動是真實的”。伽利略不利用這種“相對性”詭計就不能克服阻礙人們認識地球運動的絕對運動的觀念,因為牢固樹立的絕對運動觀念完全像孩子般的理智一樣,足以保持“地球是不動”的低等信念。
費耶阿本德認為科學與藝術相似。在藝術中,表達的風格和優雅、表演的精煉和簡潔、故事的情節和吸引力是其重要內容。同樣在科學中,也要堅持理論的興趣、吸引力和創造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與宣傳、說服、偏見、想像等許多因素聯繫起來,尤其是說服,是職業科學家不應該逃避的。當一般的方法論藥方失去功效時,就必須堅持這種手段,也許要堅持幾個世紀,直到新的理論取得勝利。
費耶阿本德強調“非理性”在推動科學進步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基於對科學史的考察,另一方面是基於對科學史和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比較。在他看來,科學史不僅與人類社會發展中有許多類似之處,而且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他認為國家、政黨、階級、宗教,一切個人的意志、興趣無不滲透於科學,作用於科學。所以,如果說,宣傳、說服、組織、鼓動、喚醒民眾的覺悟和爭取先進階級的支持是政治革命勝利的保證,那么上述因素也同樣應是科學革命勝利的保證。可以說,正是由於伽利略運用了上述“非理性”手段才使一個進步的世俗階級產生對亞里士多德的舊體系、舊解釋及每一種證據的蔑視,才有對哥白尼的新方法、新結果和新的語言體系的重視,並逐漸吸收、接受。
除此之外,費耶阿本德認為哥白尼學說的勝利還在於它代表了新生階級的進步觀念。他說,“哥白尼是一個新階級觀念的象徵。這種新階級觀念可以追索到柏拉圖和西塞羅的古典時代,而且嚮往一個自由和多元的社會。這種天文學觀念與歷史和階級傾向相結合併沒有產生新的論據,但卻產生了一種對日心說的堅定信仰——而這一點在這一階段是需要的”。我們已經看到其他的理性觀念和科學理論在理性被壓倒的情況下,科學家們是如何利用熱情、自負、愛好和猜測等手段而使新的觀念和理論得以確立和發展的。然而,縱觀科學史,無論是邏輯經驗主義還是批判理性主義,對科學的發展都給予了不適當的說明,因為科學與他們的方法論規則相比是更為鬆散和非理性的。科學與以往方法論規則的衝突和差別就表明了所謂“理性規律”自身的弱點。與這些規律相比,鬆散、混沌或“機會主義”在科學理論的發現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這些“越軌”和“錯誤”是進步的前提。它們允許知識在複雜的困境中存在,允許人類保持自由、幸福的動力,允許非理性在科學發現過程中的重要角色。“甚至在科學內部,理性也不能和不應該是廣泛的,必須常常克服它和除去它。沒有一種法則在所有情況下都有效,沒有一種動力被要求始終使用”。因此,理性不可能獨霸科學,非理性也不能被完全排除在科學之外。科學中還同時存在神話、神學教義、形上學和其他世界觀。所以,為了獲得一種成功的世界觀,不需要有任何限制。這樣,“無政府主義認識論”就是科學進步和整體的文化發展所必需。反過來,“一旦理性和其他一些抽象的怪物,如職責、義務、道義、真理,以及它們的更具體的前輩——上帝結合起來,並被用來威嚇人類和限制人類的自由與幸福的發展時,理性就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