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外匯市場基礎知識
（二）、主要貨幣對比較研究
1、美元 2、歐元 3、日元 4、英鎊
5、瑞士法郎 6、澳元 7、加元8、人民幣
（三）、貴金屬研究
一、黃金
1、黃金的歷史
2、國際黃金市場的簡介
3、黃金投資常識
4、黃金投資的相對優勢
5、黃金的基本分析
6、黃金的技術分析
7、圖形分析
8、影響黃金價格的因素
二、白銀
（一）美元
一、美元的特性
美圓是全球硬通貨，各國央行主要貨幣儲備，美國政治經濟地位決定美元地位，同時，美國也通過操縱美圓匯率為其自身利益服務，有時不惜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美國的一言一行對匯市的影響重大，因此，從美國自身利益角度去考量美國對美圓匯率的態度對把握匯率走勢就非常重要。
舉例來說，遠的是1985年“廣場協定”，當時美國面臨過高美圓匯率導致的創歷史記錄的巨額貿易赤字，而日本投資持有大量的美圓資產。美國施壓，於1985年9月，同日，德，法，英達成五國聯合干預市場的協定，各國拋售美圓，使美圓有序下跌，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最終美圓持續大幅貶值，美圓對日圓在此後不到三年時間，貶值50%。持有美圓資產的日本投資者損失慘重，日圓匯率的大幅上漲也最終促使日本經濟陷入長達十餘年的衰退，日本對美國世界經濟霸主地位的挑戰也一敗塗地。
近的就是2004年10月後美圓一波大幅下跌，歐元創了歷史新高1.3670。其間歐洲方面一再呼籲干預美國干預匯率，以避免歐元匯率過高導致歐元區經濟成長受挫。但美國方面只是口頭申明堅持強勢美圓政策，但不願聯合入市干預，因為美圓貶值對美國緩解貿易赤字有利。結果市場更添做空美圓信心，年底前美圓一路大跌不回頭。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了解美國方面對匯率走勢的真正意圖對於投資者是何重要。
美國國內金融資本市場發達，同全球各地市場聯繫緊密，且國內各市場也密切相關。因為資金隨時能在逐利目的下於匯市，股市，債市間流動，也能隨時從國內流向國外，這種資金的流動對匯市影響的重大影響不言而喻。比如，美國國債的收益率的漲跌，對美圓匯率就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在匯市關注點在美國利率前景時。因國債對利率的變化敏感，投資者對利率前景的預期的變化，敏銳地反應在債市。如果國債收益率上漲，將吸引資金流入，而資金的流入，將支撐匯率的上漲，反之亦然。因此，投資者可以從國債收益率的漲跌來判斷市場對利率前景的預期，以決策匯市投資。
（二）歐元
一、歐元的特性
歐元占美元指數的權重為57.6%，比重最大，因此，歐元基本上可以看做美圓的對手貨幣，投資者可參照歐元來判斷美圓強弱。歐元的比重也體現在其貨幣特性和走勢上，因為比重和交易量大，歐元是主要非美幣種里最為穩健的貨幣，如同股票市場裡的大盤股，常常帶動歐系貨幣和其他非美貨幣，起著領頭羊的作用因此，新手入市，選擇歐元做為主要操作幣種，頗為有利。
同時，因為歐元面市僅數年，歷史走勢頗為符合技術分析，且走勢平穩，交易量大，不易被操縱，人為因素較少，因此，僅從技術分析角度而言，對其較長趨勢的把握更具有效性。除一些特殊市場狀況和交易時段（如04年底，歐元在聖誕和元旦的節假日氣氛和交易清淡狀況下，對歷史新高做出突破，後續行情表明此為假突破，為部分市場主力出貨之狡猾手段），一般而言，對重要點位和趨勢線以及形態的突破，可靠性都是相對較強的。
一國政府和央行對貨幣都會進行符合其利益和意圖的干預，區別在於各自的能力不同。上面提到美國方面，因其國家實力和影響力，以及政治結構帶來政府對貨幣的干預能力頗強，可以說，基本上，美元的長期走勢可以按照美國的意圖，而歐元區的政治結構相對分散，利益分歧較多，意見分歧相應也多。因此，歐盟方面影響歐元匯率的能力也大打折扣，根本不能與美國方面同日而語。當歐美方面因利益分歧在匯率上出現博弈時，美國方面占上風是毋庸質疑的。正如前面所說，04年歐元上漲過程中，歐盟方面的口頭干預只能對歐元短線的走勢產生影響，沒有實際入市干預，也是因為歐洲方面明了，如無美國方面的配合，效果也是不如人意的。
（三）日元
一、日元的特性
因為日本國內市場狹小，為出口導向型經濟，特別是近十餘年經濟衰退，出口成為國內經濟成長的救生稻草，因此，經常性地干預匯市，使日圓匯率不至於過強，保持出口產品競爭力成為日本習慣的外匯政策。日本央行是世界上最經常干預匯率的央行，且日本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干預匯市的能力較強，因此，對於匯市投資者來說，對日本央行的關注當然是必須的。日本方面干預匯市的手段主要是口頭干預和直接入市。因此，日本央行和財政部官員經常性的言論對日圓短線波動影響頗大，是短線投資者需要重點關注的，也是短線操作日圓的難點所在。
也正因為日本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聯繫，特別是與要貿易夥伴，如美國，中國，東南亞地區密切相關。因此日圓匯率也較易受外界因素影響。例如，中國經濟的增長對日本經濟的復甦日益重要，因而中國方面經濟成長放緩的訊息對日圓匯率的負面影響也愈來愈大。
日本雖是經濟大國，但卻是政治傀儡，可以說是美國的小夥計，唯美國馬首是瞻。因此，從匯率政策上來說，基本上需要符合美國方面的意願和利益。如1985年的“廣場協定”正是政治上軟弱，受制於人的結果。因此，上面所提到的干預匯率，也只能是在美國人“限定”的框架內折騰了。
石油價格的上漲對日圓是負面的，雖然日本對石油的以來日益減少，但心理上依舊。
二、日元的歷史數據分析
1、 日元升值永遠的痛
本周一，紐約匯市美元兌日元比價跌至近3年來最低點，不知對於飽受升值之苦的日本，是不是該又一次“聞之色變”了？
日元升值似乎是日本經濟永恆的中心話題，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這個焦點似乎從未“褪色”過。雖然將日元升值與日本經濟的一蹶不振以因果關係掛鈎起來，不免過於簡單化，但日元升值肯定在極大程度上加劇了日本的經濟衰退。否則，很難想像，為什麼日元升值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故事會說服如此多的頂尖學者，並流傳得如此之廣。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孫立堅教授就是“日元升值拐點說”的贊同者之一，作為親眼目睹“失去10年”的留日博士，對這個問題，他無疑很有發言權。想當年，日本人是懷著愉悅的心情接受日元升值的，孫教授這樣描述道：“似乎每個日本人都沉醉在‘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這樣的肥皂泡中。”然而，隨著泡沫破滅，人們認識到這種愉快十分短暫，而帶來的痛苦卻相當漫長。
升值又升值
1971年在美國華盛頓，美國財政部長康納利與日本大藏大臣水田三喜男進行了一場談判。康納利要求日元兌美元升值18%,而水田三喜男則堅持升幅必須在17%之下，為了渲染日方主張的合理性，水田三喜男講述了一個有關日元的故事———17%對日元來說是非常不吉利的數字，因為1930年日本重回金本位時，日元升幅就是17%，這次升值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蕭條。
可能是水田三喜男講故事的能力打動了對手，12月在華盛頓史密森博物館召開的西方十國財政部長會議上，日元升幅最終定在16.88%，達到1美元兌308日元，並以此為基準匯率，上下浮動2.25%。這就是“史密森協定”，通常被劃定為日元升值的第一階段，以此為起點，日本繼續由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轉換。
我們猜想當時水田三喜男肯定是用聳人聽聞的手法來講述上面那個故事的，但後來的一連串事實表明，這種誇張一點不過分，相反，日元升值故事所具有的悲劇色彩甚至要遠遠超過水田三喜男當初的估計。
資料顯示，“史密森協定”簽訂當年，日本經濟曾一度衰退，增長率由上一年的10.2%降到了4.3%，但景氣在1972年1－3月達到谷底後立即回升，1972年日本出口增長率保持在19%的水平，貿易順差額達到51億美元。
沒有達到擊垮對手的目的，美國人再度出手，1973年2月宣布美元兌黃金貶值10%，日本只得讓日元向浮動匯率制過渡。由此，日元升值進入第二階段，從1973年到1985年，日元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浮動匯率。
在這段時期，日本的汽車產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日本車以低成本和高質量迅速贏得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1975年，日本一躍而為世界汽車出口第一大國。可以說，汽車市場格局的嚴重不均衡引發了日美間長達數年的貿易摩擦，也為日元再度升值埋下伏筆。
另一方面，口子越拉越大的巨額貿易差也是美國不能忍受的。1981年日本對外貿易順差為87億美元，到1985年增至461億美元，其中對美出口的增加率達74%；80年代中期時，日本已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經濟規模抵兩個德國；1985年日本又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對外淨資產高達1298億美元，而美國當年則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在種種“威脅”之下，美國又一次寄望於匯率。
1985年9月，在美國發動下，OECD七國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簽訂了日本人迄今耿耿於懷的“廣場協定”，規定美元對世界其它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日元被迫升值。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一位專家曾做過這樣的比喻：“美國的政策就是讓日本人用自己的鍋煮熟自己。”
事實證明了這種說法，日元匯率此後進入了長達10年的升值周期，這便是日元升值“登峰造極”的第三階段，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在1995年還達到過80：1的水平。後來眾多學者公認的觀點是：正是“廣場協定”吹啟了日本的泡沫經濟，也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的罪魁禍首之一。
泡沫復泡沫
在國際金融界專家口中，日元升值的故事是這樣被講述的。自從世界匯率體制脫離布雷頓森林體系後，日元對世界主要貨幣開始踏上漫漫“升值路”。按照在日元研究領域非常有權威的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I·麥金農的說法，日本陷入漫長而痛苦的“日元升值綜合症征”。
眾所周知，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在二戰後突飛猛進，這跟鎖定22年之久的固定低匯率的保護分不開，日企不必理會匯率上下，只需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生產、出口等方面。因此，“廣場協定”帶來的匯率比價驟升，使外貿首當其衝受到打擊，日貨的國際市場價格大幅上揚直接削弱其競爭力。出口增長的放緩導致依靠“外向型經濟”的日本陷入了由日元升值帶來的不景氣———“日元升值蕭條”。數據顯示，1985年10－12月出口同比負增長；1986年出口額減少15.4%，經濟成長率由前一年的4.4%降至3.0%。除此之外，國內物價暴漲、勞動力成本急劇攀升，大批製造業企業紛紛轉移陣地，去海外謀求生存空間，日本產業“空洞化”現象加劇。
為了扭轉經濟下降的勢頭，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銀行開始大幅降息，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1986年一年裡，日本4次降低利率，累計調低近2%，1987年2月更是一度把官方貼現率降到2.5%的歷史低點。另一方面，由於存在升值預期，“熱錢”大量湧入，而日本政府為了維持匯率，阻止日元進一步升值，不得不放出大量貨幣干預市場。孫立堅解釋說，市場上資金過剩，加上低利率，兩種因素相加作用，資金自然而然流入了獲利最快最高的行業———房地產和股票，房地產、股票的價格隨之飈升，泡沫經濟由此而生。
各個行業、各個地區此起彼伏的一輪又一輪泡沫在1989年底達到頂峰。當時，日經平均股價漲到38915.87日元的歷史新高。1986年到1989年，東京市中心地價提高了2.7倍，打個比方，如果把東京23個區的土地全賣了，就可買下整個美國。土地價格嚴重偏離實際價值的嚴峻事實擺在面前，日本政府意識到必須採取果斷的措施了，1989年11月25日，日本銀行將貼現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試圖通過緊縮的貨幣政策來阻止銀行向投機者貸款。
金融緩和時代的終結也宣告泡沫經濟走到盡頭。幾乎一眨眼的工夫，日經平均股價從3.8萬日元跌至1990年2月至4月的約2.9萬日元；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價也一路下探，根據標價，1991年、1992年間，東京地區住宅土地的降幅為22%，大阪地區為36%，名古屋地區為13%。
日本人為升值、為泡沫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沉重，泡沫破滅後“消失的10年”就是最好的證明。嚴重的通縮、過剩的商品、資產價格無底線地下滑……最嚴重的，10年中，日本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指標都創下戰後最壞紀錄，在戰後西方經濟成長格局中保持的優勢地位，尤其是對美國的優勢地位，也喪失殆盡。
低點再低點
從“廣場協定”到“日元升值蕭條”，從“泡沫經濟”到“消失的10年”，日元升值給日本上的這堂經濟課真是“代價慘重”，作為深刻反思的結果，“低日元”已越來越成為日本匯率政策的主導取向，甚至成為日本政府整個對外經濟政策和巨觀調控體系的核心內容。
外交學院經濟系主任江瑞平認為，為了達到阻止日元升值或誘導日元貶值的目的，日本不惜損人利己、以鄰為壑。典型案例就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後，在日本官方操縱下，日元兌美元匯率由1995年的高點79：1貶到1998年的低點147：1，這相當程度上直接誘發並惡化了亞洲金融危機。而現階段，日本政府又是故伎重施，不斷動用大量資金干預外匯市場，日元匯率成功地被穩定在116至120日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日本財務省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今年截至7月底，日本已投入9萬多億日元乾預日元匯率，超過了歷史最高的1999年全年7.6萬億的投入。為減輕國際社會對此的批評和譴責，從今年開始，日本還將公開干預改為秘密干預，原來，日本政府在委託中央銀行干預市場前，會提前公開表示，事後還會宣布何時、何地、動用了多少資金進行干預。
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希望日幣貶值再貶值，但誰都明白，有些事情是無法挽回的，有意義的是，如何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不讓1985年日本在美國壓力下輕易退守的歷史重演。(陸綺雯)
| 來源：《解放日報》 | （責任編輯：李欣玉） |
2、
（四）英鎊
一、英鎊的特性
英鎊是曾經的世界貨幣，目前則是最值錢的貨幣，因其對美元的匯率較高，因而每日的波動也較大，特別是其交易量遠遜歐元，因此其貨幣特性就體現為波動性較強，而倫敦做為最早的外匯交易中心，其交易員的技巧和經驗都是頂級的，而這些交易技巧在英鎊的走勢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因此，英鎊相對歐元來說，人為因素較多，特別是短線的波動，那些交易員對經驗較少的投資者的“欺騙”
可謂“屢試不爽”。因而，短線操作英鎊是考驗投資者功力的試金石，而那些經驗和技巧欠缺的投資者，對英鎊最好敬而遠之。
英鎊屬於歐系貨幣，與歐元聯繫緊密。因英國與歐元區經濟政治密切相關，且英國為歐盟重要成員之一。因此，歐盟方面的經濟政治變動，對英鎊的影響頗大。例如，近期法國荷蘭的公投反對通過歐盟憲法，造成的政治動盪，歐元大幅下跌，就拖累了英鎊跟隨下跌。
此外，英國發現北海石油使其成為G7里少數能石油自給的國家，油價的上漲在一定程度上還利好英鎊，相對日圓，那英鎊對日圓的交叉就有較好的表現。
（五）瑞士法郎
瑞士是傳統的中立國，瑞士法郎也是傳統的避險貨幣，政治動盪期，能吸引避險資金流入，另外，瑞士憲法曾規定，每一瑞士法郎必須有40%的黃金儲備支撐，雖然這一規定已經失效，但瑞士法郎同黃金價格仍具有一定心理上的聯繫。黃金價格的上漲，能帶動瑞郎一定程度的上漲。
瑞士是一小國，因此，決定瑞郎匯率的，更多的是外部因素，主要的是美元的匯率，另外，因其也屬於歐系貨幣，因此，平時基本上跟隨歐元的走勢。
瑞士法郎貨幣量小，在特殊時期，特別是政治動盪引發對其大量的需求時，能很快推升其匯率，且容易使其幣值高估。
（六）澳元
一、澳元的特性
澳元是典型的商品貨幣（商品貨幣的特徵主要有高利率、出口占據國民生產總值比例較高、某種重要的初級產品的主要生產和出口國、貨幣匯率與某種商品（或者黃金價格）同向變動，等等），澳大利亞在煤炭、鐵礦石、銅、鋁、羊毛等工業品和棉紡品的國際貿易中占絕對優勢，因此這些商品價格的上漲，對於澳元的正面影響是很大的，另外，儘管澳洲不是黃金的重要生產和出口國，但是澳元和黃金價格正相關的特徵比較明顯，還有石油價格。例如，近幾年來代表世界主要商品價格的國際商品期價指數一路攀升，特別是04年黃金，石油的價格大漲，一路推升了澳元的匯價。
此外，澳元是高息貨幣，美國方面利率前景和體現利率前景的國債收益率的變動對其影響較大。
（七）加元
一、加元的特性
加元也屬於商品貨幣，是西方七國里最依賴出口的國家，其出口占其GDP的四成，而出口產品主要是農產品和海產品。
同時，加元是，非常典型的美元集團貨幣（美元集團指的是那些同美國經濟具有十分密切關係的國家，這主要包括了同美國實行自由貿易區或者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以加拿大、拉美國家和澳洲為主要代表），其出口的80%是美國，與美國的經濟依存度極高。
表現在匯率上，就是加元對主要貨幣和美圓對主要貨幣走勢基本一致，例如，歐元對加元和歐元對美圓在圖形上保持良好的同向性，只是在近年美圓普遍下跌中，此種聯繫才慢慢減弱。
另外，加拿大是西方七國里唯一一個石油出口的國家，因此石油價格的上漲對加元是大利好，使起在對日元的交叉盤中表現良好。
（八）人民幣
一、人民幣的特性
二、人民幣的歷史
1、人民幣迷霧
人民幣進入敏感之秋
1971年11月，在美國華盛頓史密森學會的一間小屋子裡，美國財政部長康納利與日本大藏大臣水田三喜男之間進行了一場談判。康納利要求日元對美元升值18％,而水田三喜男則堅持升值幅度必須在17％之下。為了渲染日方主張的合理性，水田三喜男以聳人聽聞的方式為康納利講述了一個有關日元的故事。他說，17％對日元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吉利的數字。原因是，在1930年當日本重新回到金本位的時候，日元升值的幅度恰好就是17％。而在那次日元升值並最終導致日本經濟被拋進蕭條之後，主導這次日元升值的大藏大臣被人暗殺，成為這次日元升值的犧牲品。
水田三喜男講故事的能力打動了談判對手，康納利最終同意將日元升值的幅度定在16.88％。這次談判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即將徹底崩潰的時候展開的，從此之後，世界匯率體系開始告別那一代人熟悉的美妙而又穩定的時光。雖然水田三喜男在談判中肯定是用某種誇張的手法來講述上面那個故事的，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水田三喜男的這種誇張一點都不過分。相反，日元升值故事所具有的悲劇色彩甚至要遠遠超過水田三喜男當初的估計。
現在，在國際金融界的專家那裡，日元升值的故事是這樣被講述的。
自從世界匯率體制脫離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後，日元對世界主要貨幣開始踏上不斷的升值之路。按照日元研究領域非常有權威的經濟學家麥金農的說法，日元開始陷入漫長而痛苦的“日元升值綜合症”。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三十年之中，日元從380日元兌1美元的水平升值到現在的120日元兌1美元的水平。在90年代中期，日元曾經還創下過80日元兌1美元的紀錄。這種長期升值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日本資產價格的急劇膨脹。這種膨脹在1980年代末期達到了最高峰。在那兩年，日本的股市和房地產雙雙創出了令人咋舌的戰後最高紀錄，長期被壓抑的日本民族主義情緒通過日元升值這種隱含方式得到了最淋漓盡致的宣洩。然而，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日本經濟由於資產泡沫的破裂，開始進入了不可思議的無休止衰退之中。“日本病”迅速取代“日本奇蹟”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熱門研究課題。
雖然，將日元升值與日本的經濟衰退以因果關係聯繫起來，肯定有簡單化的嫌疑。但日元升值肯定在極大的程度上加劇了日本的經濟衰退。否則，我們就很難想像，日元升值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故事，為什麼會說服如此之多的頂尖學者並流傳得如此之廣。與日元升值的故事截然相反，另外一個顯然更具有戲劇性的貶值事件是亞洲金融危機。這個事件的結果經常被解讀為在一夜之間洗劫了新興國家在幾十年之中積累的財富。如果日元升值的故事還帶有某種學術色彩的話，那么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公眾事件。其對亞洲普通民眾所產生的心理衝擊引發了巨大的情緒反應。顯然，這次貶值在這個地區的普通民眾的頭腦中首次但卻難以磨滅的留下了關於“匯率”的印象。但不管是貶值還是升值，這些故事的廣泛傳播以及由此激起的好奇心都在提示我們：在一個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匯率對於一個經濟體的命運具有何等敏感的意義。
然而，在事隔30年之後，另一個大國的貨幣——人民幣，正在變得越來越像當初的日元。其匯率水平以及與此直接相關的超級出口能力，成為人們關注和議論的焦點，開始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這種敏感性可以在國際、國內兩個方面清晰的觀察到。
或許是吃夠了日元升值的苦頭，日本在國際場合成為了要求人民幣升值最有力的鼓吹者。這雖然多少具有諷刺意味，但並非全無道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主要貿易大國大量逆差的主要來源。在日本人看來，低估的人民幣已經成為威脅世界貿易平衡的主要敵人。與此相適應，一個頗具蠱惑性的推斷在全世界迅速流傳：中國正在向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不僅如此，日本還試圖將對人民幣的這種壓力帶進國際組織的正式議程。在今年2月21日召開的七國財政部長會議上，日本財政大臣鹽川就公開指責人民幣匯率過低，他呼籲中國政府改變人民幣匯率制度，以便人民幣能夠反應其真實的匯率水平。在這次會議上，鹽川正十郎表示，人民幣匯率制度不僅導致了日本通貨緊縮，也導致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因此，“中國有必要制定一個有利於世界經濟的政策”。鹽川的這次講話，是大國首腦第一次以正式的方式提出人民幣問題。它給予我們一個強烈的暗示：在未來的一些年中，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及匯率水平將逐漸成為大國首腦們又一個經常性的話題。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日本在七國首腦會議上的這項提案最終流產，但無論如何，作為最重要的貿易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通過國際組織對人民幣持續施加壓力的能力不容低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剛剛過去的2002年中，日本的對華貿易仍然享有50億美元左右的順差，這可能是導致日本人講話不夠硬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日本的觀點在國際上並不缺乏呼應者。幾乎就在日本指責中國的同時，許多國際投行的經濟學家開始以富有想像力的方式將歐元區的經濟不景氣歸咎為人民幣的低估。在西方最具影響力的商業報紙《華爾街日報》，在評論人民幣問題的時候，以其特有生動性描述到：歐元在今年的巨幅升值表面看上去可能是由於美元疲軟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卻可能來自遙遠的多的地方：北京。
有趣的是，在對華貿易中忍受了最大逆差的美國，卻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表示了奇怪的沉默。對此，人們做出了各種政治和經濟上的解讀。但清楚的是，隨著美國財政及貿易雙赤字的不斷增加，以及美國經濟高機率的衰退前景，美國對人民幣施加壓力的日子可能已經為期不遠了。畢竟，美國在對華貿易中有著1000億美元的巨額逆差紀錄。所以，無論就影響力而言，還是就其理由上的名正言順程度而言，美國人對人民幣可能施加的壓力都將舉足輕重。雖然美國官方還沒有對人民幣問題做出正式表態，但主流輿論似乎已經成功地塑造了一種氛圍：人民幣問題應該也必須成為一個嚴肅對待和討論的問題。美國財經媒體對人民幣日漸增多的討論就是這種趨勢的明證。看來，這種對人民幣地好奇和焦慮心態蔓延到美國政界將只是時間問題。
與國際上的趨勢相對應，中國國內對人民幣的討論也開始日漸增多。這倒不儘是針對國際輿論所做出的回應。而實在是因為這樣一個不能迴避的事實：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不僅一直在逐年攀升，而且早已經達到了相當令人驚訝的程度。到2002年年底，這個數字達到了50％左右。這意味著中國GDP的一半必須通過與外部經濟體系的交換來形成。雖然由於發展階段的不同，人們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實際數據存在爭議，但不管如何，中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都相當顯著。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的任何變動都將對中國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鑒於中國外貿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肯定會進一步提高。這可能就是中國領導人對人民幣匯率諱莫如深的真正原因所在。中國一位非常知名的經濟學家曾經告訴我們，在前任最高經濟領導人那裡，人民幣匯率問題是一個非常有禁忌的話題。他暗示，這實際上是一個不允許公開討論的問題。人民幣匯率對中國領導人神經所具有的刺激性由此可見一斑。中國領導人對人民幣匯率問題保持的審慎態度是正確的，因為在中國外貿依存度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政策上任何錯誤決策都可能斷送中國經濟延續了20多年的增長趨勢。這大概並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說法。雖然中國主管官員最近一再表示中國匯率制度及匯率水平是合適的，但很顯然，隨著國際上對人民幣關注程度的日益提升，中國領導人繼續堅守以不變應萬變的原有匯率政策的迴旋空間已經變得日益狹窄。無疑，人民幣正在進入一個敏感之秋。但弔詭的是，人民幣究竟應該走向何方卻依然是一個遠未得到清晰回答的問題。
升，還是貶？這是一個問題追溯起來，人民幣真正為人關注的時候應該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算起。當所有的亞洲貨幣都劇烈貶值之後，人們一直以提心弔膽的心態觀察著人民幣的動向。雖然中國領導人一再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擔心中國能否承受住周邊國家的貶值壓力，並最終引發新一輪的競爭性貶值風潮。很顯然，那個時候的人民幣，面臨的是強大貶值預期。然而，中國再一次顯示了它令人迷惑的一面。不僅人民幣沒有貶值，而且中國經濟仍然以同樣高的速度繼續增長，期間甚至沒有經歷過哪怕短暫的衰退。這一方面為中國領導人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中國經濟的確具有某種不為人知的神奇本領。今天人民幣被賦予的強烈的升值預期大概就是建立在這種對中國潛在競爭力的重新認識之上的。短短5年多的時間，人民幣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禁讓人感慨時運變遷之莫測。很難想像，在短短的5年時間中，支持人民幣基本面的中國經濟會發生什麼重大變化。隱藏在人民幣預期劇烈起伏之後的只能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人們對人民幣的認識已經迅速發生了變化。這說明，那些經常以科學和理性名義出現的經濟學預測是多么的不科學、多么的不理性。至少，它非常善變。這一點，在匯率問題上似乎表現得格外突出。日本傑出的貨幣問題專家，曾經擔任日本財政部次長的行天豐雄的一次經歷能夠很好的說明這個問題。一次，他問一位日本最棒的外匯交易員，在做出交易決定時會考慮哪些因素。這位交易員答覆說“有許多因素，有些是非常短期的，有些是中期的，有些則是長期的”當行天豐雄進一步追問，所謂長期究竟是多長的時候，這位交易員不假思索但卻非常嚴肅的回答：十分鐘吧。很容易猜測，在覺得荒誕之餘，行天豐雄肯定會對隱藏在當今外匯交易之後的理性程度表示震驚。這個例子描述的雖然是更加瞬息萬變的外匯交易市場上的情形，但就做出判斷所需要的證據之可靠程度而言，經濟學家與外匯交易員之間的距離可能並不太遠。儘管經濟學家聲稱（我們也相信）他們掌握了更多的知識，但清楚的是，這些知識對準確預測匯率走向仍然顯得相當脆弱。在有些人看來，人們在匯率問題上積累起來的知識根本就是最複雜但同時也是最無用的學問。不過這也難怪，匯率問題的討論畢竟是在一個更加宏大的經濟體系中來展開的，其牽涉到變數的複雜程度遠非一個單一的經濟體系可以比擬。這種尷尬和疑惑，在以前對人民幣的判斷上已經體現出來，在以後也會同樣表現出來。儘管如此，討論一下人民幣正反雙方所依據的理由仍然是非常有益的。
毫無疑問，就目前我們觀察和感覺到的事實來看，人民幣確實存在強烈的升值預期。支持這種預期的，既有許多強勁的數據，也有許多不可捉摸而且極易變化的心理因素。這首先表現中國不斷的增長的外匯儲備上。中國的外匯儲備從1994年匯率並軌之後，開始一路強勁增長。到2003年1季度，這個數字已經超過3000億美元。對中國貿易和債務所導致的用匯需求來看，這個數字無疑已經大大超標。針對中國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情況，現任央行行長周小川早在1997就表示，“我國補充儲備不足的目標已經實現，可不刻意追求外匯儲備的增長”。而現任央行副行長，曾經擔任過外匯管理局局長的吳曉靈最近也表示，“結合我國外匯充盈的實際情況，我們外匯管理思路應有所轉變，即從以往的管住外匯轉向怎樣更好地為國民經濟服務”。與此同時，國內和國際上許多學者甚至指出，中國超高的外匯儲備實際上對資源的一種極大浪費。的確，就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而言，人民幣的確有很大的升值壓力。但如果我們認識到，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在強制結匯背景下實現的，我們就必須對中國外匯儲備的真實基礎保持必要的審慎。換句話說，中國現行的匯率制度並不能真實的反映市場對外匯的實際供求。在市場沒有真正形成之前，外匯的潛在供求是很難被發現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均衡價格是很難被模擬出來的。如果說現行的匯率制度能夠反映什麼東西的話，那么，它頂多反映了官方對人民幣和外匯的某種意願。它既不能代表企業也不能代表居民個人對外匯的真實供求。同樣的道理，那些以黑市影子價格以及中國外匯市場價格作為人民幣匯率趨勢的依據的說法，也會遇到同樣的麻煩。實際上，極少數對人民幣持有貶值預期的專家，正是從外匯交易變化莫測的特性來陳述他們的理由的。他們告誡：如果人民幣真正實行自由浮動，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可能超過升值壓力。新興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已經一再被歷史經驗所證實。
支持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第二個因素可能是中國的貿易順差數據。這個數據經常被人們認為是一個觀察匯率中長期走勢的一個有用指標。按照這個指標，中國貿易順差越大，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壓力越大。在2002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繼續增加，達到３０３．５億美元。相對於中國6000億美元左右的進出口總規模，這個數據似乎並不嚇人。考慮到中國國內需求正處於快速的轉型時期，中國貿易的順差趨勢能否繼續維繫或者能夠維繫多久，實在是一件很難做出肯定判斷的事情。事實上，在剛剛過去的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已經罕見的出現了10億美元的逆差。這是1997年來的第一次。雖然有財經官員和經濟學家堅持認為，中國的首季逆差只是由於一些偶然因素造成，並沒有改變中國貿易的總體趨勢，但從這個數據在財經官員和經濟學家中所激起的驚訝表情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在這之前，幾乎沒有人對這個突如其來的逆差有所準備。這多少說明這個問題的複雜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難以預測的特性。在這個意義上，財經官員及經濟學家的樂觀態度，可能更多的只是在表達某種信念，而不是可能發生的事實。對這種基於樂觀信念所做出的預測，我們還是保持必要的懷疑為好。轉型即意味著多變和不可捉摸，這個特性在中國貿易問題上可能同樣有效。
就長期趨勢而言，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PPP）匯率可能是支持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有許多人曾經對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匯率做出過測算，其中與現行匯率偏離最大的測算是，人民幣在現有基礎上被低估了4倍。這就是說，按照購買力評價，人民幣匯率對美元的匯率應該是2比1。雖然也有人做出過不同的估計，但有一點則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幣被顯著低估了。一般而言，按照購買力平價，開發中國家的貨幣低估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有些人據此認為開發中國家的貨幣存在長期的升值趨勢。但這種說法似乎經不起經驗證據的證明。起碼，我們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確鑿和普遍的歷史趨勢。實際上，購買力平價理論雖然被當作一種解釋框架而被無奈的接受下來，但仍然存在著廣泛的爭議。而這些爭議對購買力平價理論的解釋能力經常是致命的。這不僅是因為由於價格變動所導致的統計上的困難，更是由於籃子中商品的不完備性。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你不可能用購買國內電影的價格去衡量購買好萊塢電影的價格，你也不可能用購買國內會計事務所服務的價格去購買畢馬威的會計服務。這裡面牽涉到難以度量但十分重要的文化影響力的問題。有些商品你是無法在國內用人民幣能夠買到的。而這些具有獨特文化價值的專利和服務在貿易中卻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份額。顯然，在考慮人民幣的匯率問題的時候，以人民幣為象徵的文化共同體的文化影響力問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而這一因素恰恰是最難以度量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些以購買力平價為依據而樹立起來的對人民幣的信心，並不具備堅實的邏輯基礎。更不能給我們以確定的趨勢感。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引發人民幣升值預期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心理因素。這個因素在金融市場上已經被證明具有巨大的作用，但卻往往被人忽視。我們判斷，這個因素在人民幣最近幾年越來越強烈的升值預期中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為了緩解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中國官方一直竭力維持人民幣的正面形象。這種心態鼓勵了國內媒體對人民幣匯率的片面宣傳。由於一國貨幣與民族自豪感之間的某種天然聯繫,媒體對人民幣升值前景的刻意渲染，非常容易吸引普通民眾的注意力並贏得新聞上的成功，然而，這種煽情式報導中的誤導和非理性成分相當大。仔細留意中國的財經新聞，傾向於人民幣可能貶值的觀點在近幾年幾乎已經銷聲匿跡。這種非常不平衡的報導方式很容易塑造普通大眾對人民幣的單邊預期。很明顯，對於這種能夠很好滿足民族主義情緒的宣傳手法，公眾是非常樂於接受的。想當年，日本人也是帶著這種愉快心情來接受日元升值的。在1980年代末期，當日本人享受著日元大幅提升的購買力在世界各地大肆收購各類資產的時候，對日元升值的好感大概達到了頂峰。但後來的結果說明，這種愉快不僅短暫，而其帶來的痛苦卻相當綿長。這個教訓，在中國更加特殊的輿論的環境中尤其值得汲取。外匯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和專業的領域，不用說普通公眾，就是許多政府官員也可能鬧出笑話。1971年，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剛剛出台的時候，一群日本政治家訪問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陣寒暄之後，一位日本政治家向主人問道：“我們可以參觀一下你們存放特別提款權的金庫嗎？”。完全可以肯定，中國許多官員現在對匯率問題的認識深度並沒有超過這群可愛的日本政治家。更不用說那些對匯率問題完全無知的中國普通公眾了。所以，對人民幣問題儘量客觀和平衡的報導，有助於中國公眾對人民幣問題前景形成更加健康的預期。站在投資的角度說，做一些對沖總是要更安全一些。
在所有支持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因素中，最容易被人理解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因素。這個因素雖然很難與人民幣匯率水平建立邏輯上的聯繫，但卻最容易被人們以直觀的方式聯繫起來。顯而易見，人民幣節節攀升的升值預期與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所謂一支獨秀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的確，無論就公眾還是專家的經驗而言，恐怕沒有什麼能夠比中國經濟的一枝獨秀更讓人對人民幣的前景著迷了。雖然人們可能並不知道這中間的奧妙聯繫，但人們的預期似乎從來就是以經驗而不是以理性來作為依據的。很多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就是奇蹟的化身。2003年一季度中國經濟9.9％的超常表現，給我們提供了中國經濟奇蹟的又一次強化訓練。根據一位在製造業慘澹經營了多年的朋友的感受，去年四季度以來，他的生意好得有些反常。顯然，除了迷惑之外，他對目前的局面有點忐忑不安。的確，奇蹟的另外一層含義就是不可思議和出人意料。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們對人民幣的前景也懷有同樣的忐忑。因為我們並不敢肯定，中國經濟是不是會給我們一次意義截然相反的驚訝。
人民幣，何以升值？何以貶值？
匯率之所以讓人迷惑，是因為它牽涉了諸多的國際因素。迄今為止關於人民幣的討論大多數也正是沿著這一思路來展開的。然而，如果我們將人民幣匯率問題置於中國國內問題的背景上來討論，可能會得出一些更有啟發性的線索。誠如前述，中國的外貿依存度相當之高，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順理成章的推論就是，人民幣匯率的任何調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非常廣泛和深刻。中國是一個大國，但它的外貿依存度之高看上去卻不像一個大國經濟。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將在國內各階層，各行業中引發廣泛的收入再分配。在這個意義上，人民幣匯率遠遠不像夏令時那樣，是一項對每個人都同樣公平的中性政策。既如此，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制定，可能就不像我們看上去那樣完全掌握在決策者手上，而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各行業博弈的結果。這種博弈我們或許看不見，但它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之中。換言之，在中國國內各種問題逐漸尖銳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調整可能將主要取決於各種國內問題的壓力，以及中國領導人在各種壓力集團利益之間的權衡。而不是其他什麼國際因素。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將會發現，人民幣匯率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前景。
無疑，在今後一段時期，農民和農業問題將是中國社會中的一個主要問題。農業一直是中國經濟最幼稚的產業之一。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中國的農業更被直接置於國際農產品的競爭壓力之下。在很多年之前，中國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就已經高於國際市場，這個趨勢到現在仍然沒有停止。雖然有人驚異於在加入世貿組織一年多之後中國農業所表現出的抗擊打能力，但中國農業生產率之低以及競爭力之弱則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個因素恐怕遲早都會發生作用。基於某種短期的超常表現而引發的樂觀情緒，肯定是相當輕率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匯率進一步升值，外國農產品的相對價格優勢必然會進一步擴大，並直接導致中國農民生存狀況在現在已經相當困苦的基礎上進一步惡化。這是一個不必深入討論就能夠了解的答案。在這個問題上，當政者恐怕來不得半點僥倖。鑒於中國農民的人數之多，農業生產率之低在相當長一個時間中是一個難以改變的事實，我們覺得，人民幣實際上面臨著巨大的貶值壓力。...將農民和農業問題重新變成政府的頭號問題，並不是無緣無故的。這暗示，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已經達到了難以容忍的危險邊緣。雖然中國農民缺乏表達管道並在與中國其他階層的博弈中一直處於非常劣勢的地位，但當他們退無可退的時候，這一隻沉默的力量將會顯示出他們重要性。對於中國的中上階層而言，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可能僅僅意味著多賣或者少買一些進口商品，而對於中國農民來說，則可能直接意味著生存問題。孰輕孰重，一目了然。這決定了，在人民幣匯率上，農民問題的影響可能是潛在的，但卻是關鍵的。在這個問題上，回顧一下日本的情況將是有益處的。由於有許多驚人的相似性，許多人從日元長期的升值趨勢看到了人民幣升值某種必然性。然而，正是在農民問題上，日本與中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日元之所以能夠忍受長期升值（雖然它帶來了巨大的損害），乃是因為，日本幾乎沒有農民問題。戰後日本的收入轉移政策十分成功，日本農民的生活水準在許多方面甚至比誠實居民還要高。這與中國的現狀形成了尖銳對比。中國農民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決定了中國社會容忍人民幣升值的能力要比日本社會脆弱得多。極有可能，人民幣的升值將摧毀中國農民對這個社會的最後一點忠誠。如此看來，人民幣匯率實在是一個關乎中國社會穩定的典型的國內政策。在同樣的向內看的惟度上，我們還可以發現，人民幣匯率還與另外一個敏感的國內問題直接相關。這就是失業及與貧富差距問題。
近年來，中國的失業問題以出任意料的速度開始變得嚴峻起來。所謂出人意料，並不是是指這個問題是最近幾年才發生的，而是指它在最近幾年才被人“假裝”發現的。這個“假裝”的姿態對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尤其適用。人所共知，支撐中國強大的出口能力的，是中國勞動力的低廉價格。在這幾年，這甚至被作為解釋中國經濟奇蹟的關鍵密碼。人民幣升值將直接提高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削弱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比較優勢，進而導致中國國內失業率的擴大。如果考慮到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在中國出口中所占到的份額，我們有理由判斷，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失業問題將具有巨大的負面影響。在中國的沿海地區走一走，人們就很容易發現，出口企業已經成為容納中國鄉村勞動力的龐大蓄水池。倘若這部分企業受到打擊，將水放出來，對中國就業問題的影響可想而知。在人民幣還沒有升值的情況下，現在已經有很多有力的跡象顯示，中國勞動力成本正在不斷提高。與失業問題相聯繫，中國的另外一個問題也特別引人注目，這就是貧富分化問題。在日元的長期升值過程中，日本國內貧富分化問題顯然要比中國現階段要輕微得多。中國現階段已經形成了貧富嚴重分的社會結構（其程度和速度遠遠超出了人們在改革開放之初的謹慎估計），這種結構與日元長期升值過程中的日本有明顯的不同。這種區別可能在隱喻，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與日元升值全然不同的社會分化效果。雖然人民幣匯率可定不是中國社會分化的原因，但它很可能起到某種加速和催化的作用。一個近乎直覺的判斷，人民幣升值可以提升城市中產階級對進口品的消費能力及消費胃口，但卻與中國貧困階層的消費滿足感無關。因為城市中產階級恰好是進口產品最主要的消費群體。相反，人民幣升值將減少貧困階級的就業機會，而就業，正是中國貧困階級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話）訴求，是保證這個群體能夠保持穩定最主要的手段。中國階層分化對匯率的敏感性，可能也是人民幣匯率政策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重要國內因素。
...在就任中國總理之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將中國金融改革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很明顯，這位新任的中國總理是在暗示中國人，金融體制改革以及國有銀行的壞帳問題，已經對中國的經濟穩定和金融安全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威脅。站在這個角度上看，中國的金融問題也可能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銀行系統積累了大量的壞帳，其數字相當驚人。從理論上看，這等於是在說，中國經濟中潛伏著相當大的通貨膨脹壓力。事實上，化解銀行壞帳最極端也最傳統的方法，就是通貨膨脹。在這一點上，人民幣存在著沉重的貶值壓力。中國多年以來遠遠超過GDP增長速度的貨幣增長的奇怪現象，讓我們很難估計中國經濟中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究竟有多大？但不管怎樣，潛藏著的通貨膨脹壓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幣貶值壓力並不會自動消失，只是爆發的時間及方式不能確定而已。從本質上講，貨幣是一個國家信用。一個積累如此巨大的壞帳損失的國有銀行系統，肯定已經在極大的程度上傷害了人民幣作為貨幣的信用。信用受到嚴重傷害的貨幣，當然存在著值壓力而不是相反。這一點，雖然還有許多人（尤其是中國人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但市場總會尋找機會來發現並加以懲罰。
作為一種相對的資產價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肯定會讓中國變得更加昂貴起來。對於嚴重依賴外資的中國經濟來說，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這不僅將導致外資流入的減少，還會導致國內資金的大量外流。其中原因很簡單：成本的提高使國內投資機會日益減少。這個現象在日元長期升值的過程中，表現的非常明顯。這種現象的另外一個附帶後果是，分流資金將被大量引向國內投機領域，引發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價格的急劇膨脹。日元升值伴隨著日本資產價格的高速膨脹，並非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其中教訓非常值得記取。實際上，中國國內已經有了這方面的明顯跡象。房地產市場的熱度自不必說，股票市場在經過接近兩年的調整之後也開始蠢蠢欲動。在最近一次中國證券市場的回升中，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說法：如果將人民幣的潛在升值因素考慮進去，中國股票的價格應該翻一番。如果人民幣果真有這種升值能力，這的確是一個難以反駁的觀點。但反過來，這也讓我們更加清醒的看到，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後果。正如諾貝爾經濟學將獲得者蒙代爾先生所言，“在我聽來，人民幣升值是個餿主意，……中國當局應該從日本的不幸中吸取教訓。”顯然，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外部觀察家，蒙代爾先生反對人民幣升值。而作為生活在中國經濟內部的人，我們的上述議論則試圖說明，人民幣匯率應該以中國國內的主要問題為依歸，在目前的水平上進一步貶值。
（文/袁劍，摘自中國思維網。本文僅供參考，文章觀點與本站立場無關）
（三）貴金屬研究
一、黃金
1、黃金的歷史
| 黃金的歷史 |
公元前三千年，黃金在古國埃及第一次被人類所認知。從此以後就與人類的發展形影不離的交織在一起。黃金憑藉其耀眼的光彩，成為人們用於裝飾的首選材料。 |
外匯市場交易時間
國際各主要外匯市場開盤收盤時間（台北時間）：紐西蘭惠靈頓外匯市場：04：00-12：00
澳大利亞外匯市場：6：00-14：00
日本東京外匯市場：08：00-15：30
新加坡外匯市場：09：00-16：00
英國倫敦外匯市場：15：30-23：30（冬令時間16:30-00:30）
德國法蘭克福外匯市場：15：30-00：30
美國紐約外匯市場：20：20-03：00（冬令時間21:20-04:00）
香港：09:00-16：00
外匯學習進階
新手在投資前建議要做好以下準備工作。對新手可以少走彎路。1.不要聽老匯友說什麼不用看書，也不用看技術資料，多炒就會了。我覺得新手必須知道的一些外匯基礎知識還是要學習的
例如，你是否知道什麼是K線，什麼是壓力線，如何使用模板，5根均線如何使用等等。
2.蠟燭曲線圖這本書，完全是外匯聖經，推薦你看這邊匯友必看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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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次投入，前期不要投，也不需要投資，因為都可以申請模擬賬戶，什麼時候，你模擬的有感覺了，在去投資。
5.選擇主流平台，不要去碰嘿平台，框進去的全部都是新人。還有什麼返點的呢什麼的，我都不大相信。
6.把炒黃金當成理財，不要當成投機。我感覺這個是個理財的方向。要做理財的人，要做投資，不做投機，投機的都是賭徒。
7.對了。如果你是新手，可以先去AETOS美匯國際註冊外匯模擬賬戶，進行模擬來了解這個市場並且學習相關知識，在模擬中你就會慢慢的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