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日本經濟對比日本病（Japanese sickness；Japan's Disease），又稱經濟日本化，是日本經濟病徵的簡稱，是相對於另一種經濟問題荷蘭病的用語，日本病的表征第一為流動性陷阱的表現，伴隨長期經濟低迷通縮或接近通縮，巨大國債，多數人實質薪資倒退等現象綜合。
具體是指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初趕超美國經濟時逐步染上的、嚴重的經濟結構不合理和體制老化僵化等的病症。它使得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從90年代初至今仍未走出泥潭。
從1990年代初到現在，日本經濟成長幾乎經歷了兩個“失去的十年”：長期的經濟低迷或負增長。
特徵
經濟成長低迷：例如在2008年到2010年三年平均，歐（歐元區）美日分別為0.08%、-0.26%和-1.17%。
超低政策利率：2011年歐美日分別為1%、0.25%和0.1%。
政府債務餘額占GDP比率升高：2011年歐美日分別為88%、100%和233%（歐元區內的德國也高達83%）。
經濟情勢陷入流動性陷阱，超寬鬆貨幣政策難有成效。
財政改革不易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空間有限。
具體表現
內需不足
由於內需不足，導致經濟成長長期依賴外部市場，尤其是已開發國家市場，因此在國際上貿易摩擦不斷，本國貨幣升值壓力持續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外資、遊資不斷湧入，使本國物價和資產價格水平不斷高漲，從而導致本國的長期競爭力難以提升。
資產泡沫膨脹
在本國高儲蓄率及外資期待本幣升值的背景下，資產價格長期處於超高水平，資產泡沫持續膨脹。資產的泡沫導致本國企業和金融機構短期內超常規地繁榮，而泡沫一旦破裂，又反過來導致本國金融機構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出現嚴重的破損，從而使這些金融機構貸款不力，背上沉重的呆賬負擔；而政府沒有採取恰當的救市方式，又導致本國金融機構變成殭屍型機構，不能創造貸款、提供流動性，最終使得實體經濟長期陷入低迷的泥潭。
成因
沒有證據表明已開發國家再投入基礎建設對經濟有拉動效果，很多都成為閒置多餘建設。日本病成因由多種因素綜合而成，甚至有經濟學家認為日本病本質不是病，而是資本主義末期的必然結局，沒有任何相似發展的國家能逃脫，最終全世界都將走向日本病。
從表象而論日本病在經濟全球化後被凸顯出來，來自低所得國家的廉價勞動力輕易搶走高所得國的生產型工廠職缺，使高所得國的總體工作數量下降勞動力供過於求，較低技能的中下階層藍領勞工開始薪資下降或停滯，逐漸無法支付高物價國的生活開銷陷入貧困和支領政府救助，中產階級消費力下降導致更多服務消費類的職缺也開始裁員的惡性循環。
深層原因
日本經濟發展過分依賴外部需求，導致內需無法啟動，同時，企業的用工制度、金融機構的管理方式僵化，難以對資產泡沫破裂後的巨觀經濟環境作出應有的調整。
國際影響
2012年11月21日，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宇燕發言中認為，世界已開發國家整體都在“日本化”，未來幾年內保持最多是3%的低速增長。
傳統貨幣政策
傳統貨幣政策不起作用。美國、歐洲和日本現在利率非常低，都在1%甚至更低。要想讓貨幣政策起作用，必須用非常規的貨幣政策。由此有了QE3、OMT、日本央行擴大購買等等非常規的政策。
財政赤字
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歐洲就是如此，但儘管其看似債務危機很嚴重，但是實際上它的整個歐元區的債務占GDP的比重低於美國，更低於日本。所以，整體來講是債務高企，財政政策的空間也越來越小。
人口老齡化
日本、歐洲人口老齡化現象明顯，美國雖然現在是人口年齡最輕的，遠遠低於日本和歐洲，但它的整個“嬰兒潮”，戰後1945年以後出生的人群現在大部分已經退休。美國現在每天1萬人進入到領取退休金、養老金、醫療保險等等這些隊伍裡面來。所以，這個對於它整個的國內政策、財政政策、金融都有很大的影響。
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日本病徵兆
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日本經濟在其高速發展時期的水平。以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為例，中國水平在65—70%之間，而日本即便是在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這一比重也未超過30%。再從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看，中國已經達到5—10%的水平，而日本即便在貿易順差急劇增長的1983年—1987年間，這一比重最高也不過是4.1%。
中國的資產價格已經達到非常高的水平。2009年末、2010年初，A股市盈率已達35—40倍左右，與日本經濟高峰時期最高50倍左右的市盈率已相去不遠；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價格也非常高，國內的房價與租金比已經高達30倍以上，許多大城市的住宅售價中位數與家庭收入中位數的比例已達到15倍以上。與此緊密相關的是投資率和儲蓄率，中國的投資率近年來持續維持在40%以上，而日本即便在經濟發展的最快時期，投資率也在39%以下；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已經達到50%以上，而日本卻很少達到這一水平。
走大國發展之路
雖然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日本病”的症狀，但還不能說中國經濟已經陷入“日本病”，而且，中國也完全可以杜絕“日本病”，這是因為有兩個根本因素在起作用。
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比日本患上“日本病”的時期低許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今天的人均GDP水平在6000美元左右，而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的人均GDP已經高達2萬美元以上（以2005年美元為標準，自1984年以後超過2萬美元），因此，中國經濟調整的空間比之日本經濟要大許多，尤其是中國居民消費和城市化的提升空間，與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語。在相對如此之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上，中國完全可以在發展中解決自身的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這就好像處於青春期的少年完全可以通過適當的調理和建立良好的成長機制將自身的病因根絕。
中國可以根治“日本病”的第二個理由，是中國經濟的規模潛力遠遠超過日本。中國的人口規模是日本的十倍以上，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數蘊藏著比日本大得多的國內市場，只要我們進行深刻的體制改革，完全可以啟動國內的大市場，走出一條大國發展道路，從而治理“日本病”的病根。為了根治“日本病”病根，中國必須堅持大國發展道路。
防治策略
防治日本病的策略，關鍵是解決兩個方面急需改革的問題：設法提高內需。短期來看，這有賴於通過堅定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具體說來，就是通過大規模減稅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當中國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匯率計算達到8000美元時，也就是再過3年左右的時間，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將會進入上升通道，一旦這一格局形成，中國居民消費比例不斷上升的良好局面就會出現。
在資本市場不斷擴大這一市場上優良資產的供給，為占GDP比重高達170%（相當於8萬億美元）的存款提供有效的投資方向，以此化解資產價格不斷上漲的壓力。必須直面中國經濟總體規模超越日本經濟所帶來的憂思，認真研究“日本病”的形成機理，針對中國經濟中已經初現端倪的“日本病”症狀，加快結構調整及相關的體制改革，通過啟動內需、迅速擴大資本市場上優良資產供給的方式，從根本上消滅病根。杜絕了“日本病”，中國也可能發展出自己的病症，這需要進一步從經濟結構和體制上進行調整和完善，從而保持中國經濟的長期快速發展，最終在人均發展水平上趕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
日本失落一代
2010年日本出現了“失落的一代”的名詞，作為金融海嘯後的反思。該失落的一代專指出生於1989-1992年間的年輕人，到2010年為止他們大約剛好20歲，是成年和進入社會的階段。而在2010年日本的成人禮儀式中佐世保市的成人禮會場；有一年輕人喝醉酒鬧事，正在致詞的市長就脫口而出“社會冷酷啊！守點規矩吧！”隨即成為報紙頭條，也引發了社會上對這一代年輕人的反思和“失落的一代”名詞的出現。
日本調查21世紀前10年間收入階層分布變化表，日本總勞動力4500多萬人中年薪400萬日圓以上的中產人數十年來皆為下降共400多萬人，低薪群的人數卻也增加400多萬，而同時收入2000萬日圓以上的巨富卻增加2.2萬人，而此表統計的09-11年間日本受到世界衰退影響又減少了一千一百萬個工作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