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塗通今(1914-),福建省長汀縣塗坊鎮塗坊村人。長征中走出的醫學博士,將軍,我國神經外科創始人。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福建軍區後方總醫院護理員,1932年10月考入紅軍衛生學校第二期,1933年畢業後任紅九軍團八團醫生、兵站醫院主治醫生,參加了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紅九軍團改編為紅四方面軍第32軍,任第96師衛生所醫生、所長,中央教導師醫務主任等。到達陝北後,進入延安中國醫科大學學習。抗日戰爭時期,任軍委衛生部後方第四醫院醫務科長、延安國際和平醫院主治軍醫,1944年進入中央黨校第二部學習。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松江軍區衛生部部長,東北民主聯軍東線兵團後勤部衛生部部長,東北野戰軍衛生部副部長。參加了開闢東北解放區的作戰行動和遼瀋、平津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四野戰軍暨中南軍區衛生部副部長。1951年進入蘇聯醫學科學院神經外科研究所學習,1955年獲醫學副博士學位,1955年進入蘇聯軍事醫學科學院特別系進修。1956年回國後,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副校長、校長,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顧問,解放軍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1960年晉升少將。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1988年7月榮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譯著有《蘇聯神經外科手術學》、撰寫編譯《急症神經外科學》等10本專著等。
少年時代
1914年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祖父是貢生,父親是文盲。塗通今讀了幾年私塾和高小。 1929年,紅軍占領長汀,塗通今的父親參加了農會和赤衛隊,塗通今參加了少先隊,1930年參加縣蘇維埃宣傳隊。
活動年表
1914年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塗通今讀了幾年私塾和高小。
1929年,紅軍占領長汀,塗通今的父親參加了農會和赤衛隊,塗通今參加了少先隊,
1930年參加縣蘇維埃宣傳隊。
1932年,在當區蘇維埃代表的父親的支持下,塗通今毅然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當時,蘇區正處於反“圍剿”鬥爭期間,戰鬥的傷亡使得紅軍對於醫護人員的急需凸顯,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塗通今參加紅軍後立即被分配到福建軍區後方總醫院。入院第二天有個考試,題目是“為什麼要學看護?”乍一看題,塗通今這個高小畢業的孩子懵住了,猛然間,他想起醫院大門上的一副對聯:“為救護前方歸來的英勇將士,為培養無產階級的醫學人才”,憑著記憶,他把這句話一字不落地寫在答卷上。發榜時,塗通今名列第一!
做了8個月的看護工作,塗通今被選送到位於江西興國縣茶嶺的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學習。這是他接受正規醫學教育的起點。也就是在紅軍衛生學校的緊張學習中,塗通今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2年10月塗通今考入紅軍衛生學校第二期,學員近30名。李治當時是專職教員。紅軍衛生學校成立於1931年,開始稱紅軍軍醫學校,賀誠是第一任校長,第一期學員25名,有張汝光、劉放、游勝華。1932年紅軍軍醫學校改稱紅軍衛生學校。
1933年,紅軍衛生學校和傅連璋的紅色醫務學校合併,李治負責教解剖、生理、細菌,孫儀之教病理、內科和診斷。
1933年,塗通今畢業,紅3師8團軍醫。不久紅3師與紅12軍合併為紅9軍團,他仍在8團任軍醫。長征開始時,他擔任紅9軍團兵站醫院1所主治醫生。到遵義後,紅 9軍團兵站醫院撤消,他擔任紅9軍團司令部衛生所所長。紅9軍團改編為紅32軍, 他擔任96師衛生部醫務主任。長徵結束後,96師師部劃歸中央教導師,任師醫院1所所長、師衛生處醫務主任。抗日戰爭爆發後,塗通今歷任八路軍第4後方醫院 醫務科科長、幹部結核病療養所副所長、八路軍第2後方醫院醫務科科長。
1938年12月初,塗通今被派往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特訓班”進修深造。在這裡,他認識了王黎。
1940年,學校改名為中國醫科大學,塗通今在該校學習了4年。
1942年畢業,任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外科主治醫生。他曾經為兩個團撲滅 了疥瘡。解放戰爭,塗通今任松江軍區衛生部部長,接管了哈爾濱偽滿軍醫大學,改編為東北軍醫大學,兼任校長。
1945年8月28日,塗通今去中央組織部請示工作,彭真告訴他,黨中央已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決定,黨校和延安的大多數幹部都要到東北去,原定去山東、中南及華東等地的幹部也要改變方向折向東北,塗通今也在此列。 匆匆告別王黎後,塗通今先去了瀋陽,後又跟隨陳雲去了哈爾濱,任松江軍區衛生部長,
1947年任東北民主聯軍後勤部東線衛生部部長,
1949年任四野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四野入關後,他擔任中南軍區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組建華中醫學院,兼任院長、黨委書記。
1951年,塗通今與錢信忠、潘世征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留蘇生。塗通今以優異成績被蘇聯醫學科學院神經外科研究所錄取。塗通今在蘇聯學習期間,熟練掌握了俄語,在神經外科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詣1955年取得副博士學位。繼入蘇聯醫學科學院特別系學習。
1956年,塗通今回國,任第四軍醫大學副校長、校長、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九一叄”事件後,塗通今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臨時幫助工作,任代理院長和書記,主持全院工作。1956年在第四軍醫大學組建了神經外科。塗通今在臨床中開展的從小腦幕上入路切除聽神經瘤、延腦叄叉神經脊髓束切斷術以治療叄叉神經痛、第叄腦室後部腦瘤切除術等,填補了國內空白,開創了我國神經外科的新局面。
1961年翻譯了蘇聯《神經外科手術學》。編審了《實用神經外科學》、《野戰外科學》,
1984年主持翻譯蘇聯《血管內神經外科學》,引進了腦血管疾病治療新技術。
1995年主編了《急症神經外科學》。他撰寫的學術論文和編譯的醫學著作,總計在25種以上。
1964年晉升少將。榮獲叄級八一勳章,叄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1983年,由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改任副兵團職顧問。他還擔任了《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和《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的副主編,撰寫編譯了《急症神經外科學》等10本專著。
1995年11月5日,在中華醫學會成立80周年紀念大會上,塗通今被授予“對醫學科學及學會發展建設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的表彰狀。
長征中走出的醫學博士
老紅軍中還有博士。一共三位。他們是錢信忠、塗通今、潘世征。
塗通今,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的醫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留學前蘇聯的醫學博士,我國神經外科創始人。
情緣
千里姻緣一線牽
1938年12月初,塗通今被派往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特訓班”進修深造。在這裡,他認識了王黎。
王黎是河南人,1920年生。1937年八九月間,日本侵華戰爭正處於高潮,在家鄉一所中學裡讀一年級的王黎受進步師生的影響,決心放下書本,參加全民族的救亡運動。開明的父親帶著17歲的她幾經輾轉,到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辦事處的人告訴她延安生活很苦,她說不怕苦,辦事處的人又問想學什麼,她已在門外看了招生廣告,脫口而出:“學醫。”就這樣,她與60多名進步青年一起,從西安步行到延安,先入抗大五大隊學習,以後被動員到醫大學醫,分配在已編入學員二大隊的藥科調劑九期。1939年,黨中央為了加強敵後根據地建設,決定調二大隊全部和學校部分工作人員到冀察晉根據地工作。可是出發途經黃河時,二大隊的調劑九期又奉命返回學校,編入包括“特訓班”在內的一大隊繼續學習。
“特訓班”和調劑九期住在一個院子裡,朝夕相見。塗通今是大隊支部的組織委員,王黎是調劑九期的黨小組長,他們經常在一起開會討論問題,一起參加生產,一起組織文體活動,漸漸地,王黎熱情、能幹、堅毅、肯吃苦的身影在塗通今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揮之不去。怎么辦?他便利用組織委員的身份經常找王黎談工作,一談就是半天。
其實,塗通今在醫大是數得著的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幹部學員,學習成績非常優異,又是大生產運動中的勞動模範,嚴肅穩重,一身正氣,王黎早已偷偷地愛上了他。
當時醫大的大部分女同志,每到周末和節日都外出跳舞去了,而王黎總是留在家裡,她關心塗通今,常把他的衣服拿去洗補,或是趁此空隙拿著這樣那樣的問題求教於他。
一次,趁同學們在一起討論的機會,塗通今走到王黎面前,小聲問:“畢業後,你有什麼打算?”王黎爽快地說:“上前線,打日本鬼子。”塗通今又追問:“個人問題怎么解決?”王黎一愣,臉紅到耳根,張了張嘴沒出聲,轉身跑開了。
1941年春,王黎調劑九期畢業,分配到延安劉萬家溝留守兵團野戰醫院藥房任司藥,塗通今怕她一走就杳無音訊,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他特意趕到王黎實習的西河口藥廠看她。心有靈犀一點通,兩顆相愛的心終於有了歸屬。1941年5月1日,在美麗的延河邊,在神聖的寶塔山下,塗通今和王黎這對熱血青年共築愛巢。次年春,塗通今醫大畢業,分配到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工作,王黎則生下一個男孩,取名為塗柳果。
解放後,塗通今奉命到南昌去兼管一所醫學院,王黎放棄了在武漢的事業,帶著3個孩子與他同行。到南昌後,地方衛生廳急需人才,向塗通今要人,他只好讓王黎去幫忙,結果,塗通今的一句話,王黎就成了沒辦任何手續的轉業軍人,直到退休。每當提起這件事,王黎的話語中就有許多遺憾,但卻沒有半點怨言。
從哈佛燕京圖書館找到紅軍的衛生資料
關於紅軍衛生工作的資料,大部分在戰爭年代已經遺失,但是有一部分,是上世紀90年代從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找到的。為此事,專門訪問了原軍事醫學科學院政治部主任、現已離休的高恩顯將軍。
“這應該‘歸功’於當年國民黨圍剿蘇區的總司令陳誠。他當時下過一道命令:任何從蘇區得到的文字資料,哪怕是隻字片言,也要上繳。不料,他為了蒐集紅軍情報所建立的‘石叟資料室’(陳誠號石叟),為我們保存了不少寶貴資料。陳誠晚年在美國定居,去世前將這批資料贈給哈佛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在國內找了幾十年都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資料,卻在上世紀50年代,得知了這批東西的下落,但不知其內容。直到上世紀90年代我的孫女高星在美國讀高中時,才與哈佛燕京圖書館聯繫上,從一位整理這批資料的美籍華人吳女士那裡得到目錄,最終得到了其中有關紅軍衛生方面資料的複印件。”
這批從美國回流的資料,現已載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學教育史》。我在其中紅軍衛生學校第二期學員名單上的28人中,找到了“塗通今”這個名字。從《紅軍衛生學校招考第四期簡章》可以看出,當時紅軍的醫學教育以實用為主,相當全面,所列課程如下:解剖學、生理學、組織學提要、藥物學、診斷學、細菌學提要、外國文(日文、德文)、病理學提要、內科學、外科學、衛生勤務、皮膚花柳提要、耳鼻咽喉提要、軍隊衛生、毒瓦斯預防、眼科提要、法醫提要、臨床實習。
“長征中的救治條件現在無法想像”
毛澤東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歷史上曾經有過像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個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二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重溫這段話,我們依然感到震動——沒有比它對長征的偉大和艱苦概括得更為準確的了。
長征開始時,塗通今從第九軍團八團醫生調任兵站醫院主治醫生。那年他20歲。
塗將軍回憶說:“我們紅九軍團由羅炳輝率領,在長征中處於右後衛位置,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收容主力部隊掉隊的傷病員。遇有敵情時,紅軍常常要急行軍或強行軍,有時候一天一夜趕百多里地,體弱掉隊的很多。如果發生戰鬥,還會有大批傷員下來,我們醫務人員就要捨生忘死地把傷員搶救下來。”“當時的救治條件現在無法想像:能夠找到一塊門板搭一個手術台就很不錯了,手術刀是民用剪刀代替的,沒有繃帶就把被子撕成條。還得有人舉著油燈照明。藥品和醫療器械是無價之寶。上世紀30年代消毒滅菌和抗感染的藥物極少,長征中就更是金貴稀缺了。受技術和物質條件的限制,當時只能做一些諸如消毒、包紮、固定、止血、縫合、取子彈、取骨片這樣的處置和小手術,至於斷肢和內臟手術,根本沒法做。我救護過的傷員不計其數。現在看來,有不少同志由於沒有得到手術和輸血輸液的機會,本可以得救的,卻失去了生命。”
“我的助手,一個20齣頭的小伙子,姓楊,相當肯乾,可愛、聽話,開始是肚子疼,行軍打仗都忍著,後來肚子越來越大,知道可能是闌尾炎,但是沒有抗生素,沒有消炎藥,最後腸穿孔了,眼睜睜看著不行了。到了赤水河邊的茅台鎮附近,大家流著淚把他埋了,向他默哀。”
長征中最常見的病是什麼
“在蘇區時,總衛生部部長賀誠總結了四種常見病:瘧疾、痢疾、疥瘡、下肢潰爛。長征時增加了戰傷、肺炎、腸傷寒,胃腸病是第一位。長途行軍,挨餓受凍,保證部隊健康,更顯得重要,這是戰鬥力的直接保證。為了預防和減少疾病,衛生人員還肩負著向部隊傳授衛生、防病知識的任務。比如我們要告訴部隊喝開水而不要喝河溝池塘里的水,沒有條件燒開水時也要儘量喝井水。另外,行軍打仗全憑一雙腿腳,部隊打綁腿就是為了避免叮咬劃傷、下肢潰爛。根據我們的經驗,部隊到達宿營地後,無論如何要爭取用熱水泡腳,睡覺時作‘倒腳運動’,改善足部的血液循環,預防腳痛和腳皰。所以條件再艱苦,每個班也要背兩個盆,一個洗腳,一個燒水。”
“過雪山草地之苦永生難忘”
雪山、草地,埋葬了不知多少紅軍戰士的地方。
過雪山草地,是黨中央為了避開敵軍的強大勢力而作出的艱難抉擇。但是在這裡,紅軍雖然避開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造成的痛苦和犧牲,卻並不亞於戰鬥中的傷亡。對此,塗將軍有著切膚之痛。
“雪山海拔在5000米上下,終年積雪,經常颳起七、八級甚至十級以上大風。山上除有少數民族走過的羊腸小道外,根本無路可尋。其實部隊上山前已經詢問了當地人,選擇了最好時機,並有嚮導引路,還向全體指戰員進行了教育,要求大家做好防護準備,比如用有色棉紗保護眼睛防止雪盲;上山的當天,食足穿暖並帶開水;每人準備一根棍子,用於探路或做拐杖;上山時要緩慢行進,一個腳印跟著一個腳印,以免陷進雪坑。但即使如此,爬雪山時大家還是感到意想不到的困難。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個個氣喘,面色青紫,明顯缺氧,這實際上就是高山反應不全症,不過,那時不知道這個病。”
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索爾茲伯里寫道:“雖然幾個月來的行軍和缺糧已使大家十分疲乏,開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順利,可是,沒多久,進入了一個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見了。山上沒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掙扎著往前爬,卻沒有氣力,但誰也沒有想到會死,也不知道海拔一萬四千或一萬五千英尺的高山上氧氣如此稀薄。有的人掙扎著要站起來,結果卻永遠倒了下去。”
過草地時,塗通今已是左路軍第32軍8團衛生所所長。“我們部隊是從甘孜出發的,經阿壩到臘子口共走了40多天。草地一望無際,海拔在4000米以上,空氣稀薄,氣候多變,時雨時風時雹,遍地有草無木,除小山坡略乾燥外,大都是水草地,行走時只能踏著草叢墩子走,稍一踩偏,就有陷入泥坑的危險。因為空氣稀薄缺氧,戰士們個個面色如土,所以行軍速度放慢下來,即使緩慢行走,也感到十分吃力,呼吸急促,甚至跌倒。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用注射強心針或樟腦酒精嗅聞的方法治療了一些病人。40多天,帶的糧食早就吃完了,缺衣少食,饑寒交迫,許多人倒下就起不來了。我們採集野菜充飢,甚至把皮帶、皮鞋燒焦煮熟吃。衛生所有10餘人,發給我們一頭氂牛馱糧食,等糧食吃完了,我們只好把它殺掉吃了。”
“再苦再累,我們衛生人員的工作也不能稍有馬虎。每日到達宿營地後,首先選擇一塊比較乾燥的山坡,搭起帳篷支上爐灶,撿來乾牛糞點上火,消毒醫療器材,給病人看病、換藥、發藥,包括傷病員燙腳、開飯,我們醫務人員也盡力幫他們做。有一次,我們正準備搭帳篷拾牛糞,忽然天氣驟變,雨水冰雹齊下,十幾人個個澆得像落湯雞,牛糞打濕了,火也點不著了,我們真是傷心著急啊。風雨一過,滿天星斗,我們又開始工作了。休息對我們來說有時真比吃飯還重要。”
“過雪山草地之苦,真是讓人永生難忘。1949年10月1日,當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時候……”說到這時,塗將軍說不下去了,嘴唇顫抖著。在我兩次採訪中,他第一次流淚了。我知道,他想起了犧牲在長征路上沒見到新中國的戰友們。
索爾茲伯里眼中的塗通今
1984年,76歲的《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全美作家協會主席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第五次來到中國,想圓一個多年的夢想——了解長征,走長征路。這位對二十世紀影響人類世界發展的大事件有著特殊興趣的資深記者,曾經在二戰時與埃德加·斯諾同為蘇聯戰場的戰地記者,從斯諾口中得知了許多關於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傳奇事跡,多年來未能釋懷。那年,他花兩個多月的時間,懷揣心臟起搏器,帶著打字機,和妻子一起沿著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路線,“主要乘坐吉普車、小型客車和指揮車,行進在當年紅軍男女戰士們完全徒步走過的地方”。那次,他還採訪了許許多多長征的倖存者、我黨我軍的高級幹部。時任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的塗通今,與原總後衛生部部長孫儀之一起,也接受了索爾茲伯里的採訪。
那是一個春天的上午,在北京國際俱樂部飯店,索爾茲伯裡帶著一個年輕的助手,與兩位中國將軍對面相坐。兩小時的談話中,塗通今向他系統地介紹了紅軍長征中的衛生工作。後來,索爾茲伯里在他1986年出版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對塗通今做了這樣的描述:“塗通今醫生1984年是解放軍醫學研究所所長,他高高的個子,銀灰色的頭髮,儀表堂堂,戴著角質架的眼鏡,講起話來措辭嚴謹,有權威性。他說,空氣稀薄使人變得虛弱。每個人跌進泥沼之中,就像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樣。醫生用樟腦和嗅鹽搶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沒有醒過來。”
成為獨當一面的台柱子
經過長征的考驗,到達陝甘寧邊區後,塗通今被調到中央教導師衛生處,先後任直屬醫院所長和醫務主任。在多所醫院任職期間,塗通今痛感自己的醫術和醫學理論還遠遠不能適應革命的需要。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多長征幹部都走上了領導崗位,但是塗通今不以為技術工作不足道,決心走工農幹部知識化的道路。1938年,他走進了革命的最高醫學學府——八路軍衛生學校,即後來的中國醫科大學,從此邁上了人生更廣闊的舞台。
1942年,塗通今被分配到延安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任外科主治醫生。在這裡的三年,塗通今完成了從部隊一般醫生向外科專科醫生的轉變。也正是從這裡開始,塗通今逐漸成為我軍醫務工作獨當一面的台柱子。1943年,他在延安創造性地用三周時間為1500名戰士集體滅疥;解放戰爭時期,他出任東北松江軍區衛生部長、東北民主聯軍東線衛生部部長、東北野戰軍及第四野戰軍衛生部副部長。在此期間,他接管偽滿醫院,培養醫務幹部,創建軍區醫校,為大兵團作戰培養了許多醫務工作者。遼瀋戰役中,他指揮部署了六萬多名傷員的救治,保證了70%的歸隊率。由於工作出色,他於1949年初被派往西柏坡向周恩來副主席匯報工作。
留學蘇聯成為紅軍博士
1951年,國家派200名學生赴蘇聯留學,其中醫學30名,全是研究生,每人攻讀一個專業。塗通今的任務是學習神經外科,為歸國後創建我國神經外科作準備。與塗通今同往的紅軍幹部還有錢信忠(今年94歲,曾任我國衛生部部長)、潘世征(1961年去世前任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他們分別學習保健組織和普通外科。
在蘇聯莫斯科布爾登科神經外科研究所,當塗通今被介紹說是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有人還呼喚著毛澤東的名字。塗通今深感自豪。
但是,神經外科對他來說卻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塗通今同樣沒有退縮,他憑著刻苦、憑著經驗、憑著長征精神,邊實踐邊上課,出色地完成了神經生理、神經內外科及神經解剖學學業,還掌握了流利的俄語。1955年7月,塗通今的學位論文《三叉神經節及其後根腫瘤的診斷和治療》的答辯在蘇聯醫學科學院學位委員會上全票通過,他由此獲得蘇聯醫學副博士學位。當年他41歲。
回國後,塗通今在西安第四軍醫大學創建了全軍神經外科訓練中心。此後,塗通今以一個神經外科專家和教育家的身份為我國我軍的醫學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先後任四醫大副校長、校長、解放軍總後衛生部副部長、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等職。1964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從一般部隊醫生,到多發病常見病醫生,到外科醫生,再到神經外科專家,塗通今成就了他的事業歷程;從鄉村娃娃,到紅軍戰士,到我軍幹部,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軍,塗通今完成了他的信仰軌跡。正如一副慶祝他九十大壽的對聯所說:“塗謀大業紅軍博士救死扶傷功德譽天下,通今博古軍校師長辛勤耕耘桃李滿中華”。
功勳榮譽
1964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曾榮獲叄級八一勳章,叄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等。
2011年獲得“劍橋世界傑出華人榜(第一屆)”醫學教育領域傑出華人榮譽。
著述
翻譯蘇聯著:《神經外科手術學》編審:《實用神經外科學》、《野戰外科學》
主持翻譯蘇聯:《血管內神經外科學》
主編:《急症神經外科學》
副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
撰寫編譯:《急症神經外科學》撰寫編譯了等10本專著。撰寫的學術論文和編譯的醫學著作。
愛心
支援災區和捐助“希望工程”。
1996年,塗通今家鄉遭受水災,王黎拿出原本要買按摩器的錢,又從生活費中拿了些,湊了1000元錢寄給了災區。
不久,他們聽說長汀縣一所國小的學生們非常清苦,又捐贈3000元,
為長汀縣一所國小建起了“希望書庫”,同時,又給家鄉老區促進會寄去了600元。
1999年底回閩西,老兩口看到長汀一所國小設施簡陋,掏出身上僅有的1000元錢捐贈給學校,錢雖然不多,卻是兩位老人的拳拳愛心。
回聲
塗校長是我國神經外科事業的開拓者,在醫學教育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王忠誠(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神經外科專家)
塗老是我軍衛生戰線上一位難能可貴的人物,是工農幹部知識化的典範,是人民軍醫又紅又專的楷模。
——陸增祺(解放軍總後勤部原部長助理兼衛生部長)
奉獻育新人,桃李布三軍。——陳敏章(原衛生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