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員構成
理事長：曾培炎，原國務院副總理
執行副理事長：8人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王春正、
經濟學家厲以寧、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
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
中石油集團總經理蔣潔敏、
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魏禮群。
常務副理事長
鄭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副理事長：10人
香港國際商會主席馮國經、
廣東省原省長盧瑞華、
中央外事辦原主任劉華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台、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兼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
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副主任委員徐榮凱、
中投公司董事長樓繼偉、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
智庫溯源
“這個新智庫是溫家寶總理親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來國家發改委下屬的國際合作中心和對外開放諮詢中心兩大智庫。”參與國經中心籌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說，溫總理早在2008年11月就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複雜多變的情況下，僅靠經驗，靠少數人的智慧是很難作出正確決策的，必須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加強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這事實上為新智庫成立後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們)將著眼於國際經濟方面的重大熱點焦點問題，開展戰略性、巨觀性、前瞻性研究，不斷形成一批針對性強，可操作性強的研究成果。”曾培炎在3月20日的成立儀式上說。
國經中心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點研究的19個課題，包括金融危機第二次衝擊波的可能性、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中美戰略經濟合作、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中俄中亞能源資源合作研究、各國政府決策機制及智庫在政府經濟決策中的作用等，“都是當下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劉克崮說。
新智庫成立後的首次重大活動，是計畫於6月下旬在北京舉辦的“全球智庫峰會”。這次大會將邀請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庫和全球500強企業領袖，為擺脫金融危機和中國經濟平穩增長出謀劃策。
所有這一切，都使外界對這個“中國最高級別智庫”在未來高層決策中的角色充滿聯想。
半官半民
國經中心的組建，被認為是這種轉型的探索之一。
高層次、超部門，是對新型智庫的第一個期待。有前國務院副總理掛帥領軍，國經中心的高級別不言而喻。作為非營利性社團組織，國經中心目前常設的研究人員有上百人，其中部分為事業編制，而它的開放式研究平台可實際調動的人力則遠超這一規模。
“針對金融危機這樣複雜經濟現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門、跨地區、跨學科的。”劉克崮介紹說，因此，國經中心的成員分別來自國家行政部門、各社會團體、大型企業、港澳商會、金融機構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單一部門和社會集團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庫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半官方半民間”的身份。
劉克崮走訪了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等7家國際高級智庫，他的結論是，中國的智庫體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辦民的智庫，“官方智庫受到體制內的各種因素影響，民間智庫又離決策層比較遠，對高層的意圖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國高級智庫的“官民結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在進入白宮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蘭德公司等智庫任職。離開白宮後又重回智庫。“智庫精英既接近民間又熟悉政府運作，知道決策層要什麼”。
因此，作為對半官半民的探索，國經中心吸收了許多像曾培炎這樣的“退下來的老同志”，他們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間，又能因原來的職業經歷而將社會意見快速反饋至高層。
智庫未來
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中國智庫最終的成型與確立將會是在民間，民間智慧以及網際網路渠道可能是智庫大放異彩的決定因素。但袁岳並不這么看，他說：“現代型的智庫是集體作業、多人分工協作的，現在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智庫機構，仍然沒有擺脫個人作坊式的模式。”
《超限戰》的作者喬良也許是唯一一個向世界輸出過中國國防思想的中國人，據說美國五角大樓人手一本，認為他的思想預見到了“9.11事件”。他此次接受採訪時舉了個例子：在香港回歸之前，柴契爾夫人說了一句話——“你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柴契爾夫人這句話揭示了智庫的一個元命題，即智庫是為未來服務的，30年、50年、100年，而不是侷促地為當下服務。
我們的所謂智庫目前基本還在忙著“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他們的智庫已在探討將來的問題及其各種可能性。在此次智庫峰會上，中糧老總寧高寧的一句話深得媒體好評：中國遠遠還沒有達到對外輸出資本的國力，什麼時候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諮詢公司和智庫到國外掙錢了，中國才能成為大國。而現在我們都要靠全球的智庫來辦事。
國家智商
中國智庫成長道路的一種典型模式：邊緣化生存、商業化運作、專業化發展。成立於1992年的零點集團，伴隨著中國跨越式的經濟發展，“自身發展既不快也不慢”，與這個時代合拍。袁岳覺得零點兼跨三個角色：調查、管理諮詢、決策諮詢。“如果比喻成蓋樓房，調查是地基，管理諮詢是第一層樓，決策諮詢就是第二層樓。”他說，“調查不是最終的追求，從一開始，零點就有社會性和提供公共政策的目的。”他們曾遊說北京市政府，將寵物管理費由每年5000元調低至900元，這一遊說被採納。
袁岳從實操性的角度總結了中國智庫與國際上的智庫存在的差距：一、個體化。二、資金來源的單一化。三、人力資源的嚴重不足。
與零點調查集團同時期成立的安邦諮詢集團也是一家民營信息諮詢公司，它也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智庫的角色。在它長期推出的30種信息產品中，其客戶包括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以及4000多家企業，其中覆蓋1/3的世界級500強企業。
1998年從科技部“下海”到安邦的研究員、現任總分析師的賀軍說：“10年來我看到五六茬信息諮詢公司起來又倒下了。”他對中國智庫的現狀用了一個比喻——“一麻袋土豆”，“小個很多，大個很少，專業性不夠”。
目前，安邦集團已經是整個行業的“定價標桿”，而當年他去這個公司時，在北京南城一個車隊的舊樓里辦公。從小公司發展到現在的“戰略信息綜合服務商”，可謂智庫行業發展的一個縮影，現有7個分公司分布全國。
賀軍所著《政策思維》一書中，披露了大量案例，他的特點是迅速對時局變化提出預警、專業分析和策略應對。2007年5月，他在簡報中向客戶提出預警；而一篇名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機與進程》的文章早在2002年就擺在央行和國家外管局的案頭；在中美關係接近冰點的時候，他準確作出了“政經分離”的判斷。
中國政府內有大量信息傳遞渠道，為什麼還需要安邦這樣的外部公司呢？“我們在行業內充當意見領袖的角色。”賀軍這樣說。像北京市政府，則是他們長達10年以上的合作方。
一個國家的智商並不是由民眾腦袋的總和來決定的，相反，智庫的智力水平和人才優勢以及發展規模才決定了國家智商。如果說政府是國家主腦，智庫則是小腦，維繫格局平衡。政府是國家左腦，主理性建設；智庫則是右腦，主形象思維、提供預測和想像力。
遺憾的是，作為中國人，我們現在還不敢給自己的智庫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