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邯鄲轄區內，沿滏陽河之北自東向西北洺河兩岸，不足30公里的範圍內，分布著存在邯鄲故城、鄴城遺址、大名和廣府四座都城遺址，都城遺址分布密集，聯繫密切，時間跨度教大，人稱“四都連城”。
邯鄲城
邯鄲為戰國時期趙國的都城。公元前386年（趙敬候元年），趙敬候平定公子朝叛亂後，因都城中牟在叛亂中損毀嚴重，且地近魏國，容易得到支持公子朝的魏國的侵犯，故遷都邯鄲。此後歷經成侯、肅侯、武靈王、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幽繆王，直至公元前228年秦軍攻破邯鄲，趙國在邯鄲共歷8代國君，建都158年[1]。趙都邯鄲在趙武靈王時期達到了其鼎盛時期。趙武靈王實施“胡服騎射”，北略中山，驤至燕代，雄踞中原，使邯鄲成為我國北方最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秦漢時期，邯鄲雖已不是國都，但也仍是全國名城。秦統一中國後，為天下36郡之一邯鄲郡的治所；西漢時期，是除都城長安之外，與洛陽、臨淄、宛、成都並稱的“五大都會”之一。
鄴城（臨漳城）
鄴城（臨漳）為邯鄲市轄區內建都時間最久的古都。東漢末年，鄴城為冀州刺史治所，先後為韓馥、袁紹所居，並得到進一步建設。公元204年，曹操破袁尚，居鄴城，領冀州牧，開始大規模建設改城。著名的銅雀、金風、冰井三台即在此時築成。公元213年曹操封魏公，以鄴為魏都。公元216年曹操進封為魏王后，又以此為王都。曹丕稱帝洛陽後，又與洛陽、長安、許昌、譙並定為“五都”之一。曹魏對鄴城的建設是鄴城作為都城建設的起點。公元335年，後趙皇帝石虎將都城從襄國（今邢台市）遷都鄴城，對鄴城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冉魏、前燕這兩個短命朝代，也將鄴城定為都城。公元534年，北魏從洛陽遷都鄴城，史稱東魏，又對鄴城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繼東魏而起的北齊也以鄴城為都。總之，在曹魏之後，鄴城歷經後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五代，均為都城，輝煌時期長達370餘年。人口達百萬之眾，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大都市。可惜的是，鄴城在580年8月在北周權臣楊堅平定相州刺史尉遲迥之亂後焚毀，城內居民全部被南遷45里，導致徹底毀滅。
大名城
鄴城雖徹底毀滅，但其東南的大名卻因大運河的開通、漕運的發達而勃興。自三國魏文帝黃初二年（公元221年）至民國26年（1937年）“七七事變”的1700年間，大名先後是郡、州、府路、道的治所，為天下聞名的大都市。大名在歷史上也曾短暫作為國都、長期作為陪都。大名歷史上曾兩次短暫作為國都，第一次是五代後唐，晉王李存勖於公元923年在此登帝位、建都城，建後唐，都名東京，年號同光；第二次是叛宋降金、被金封為藩國大齊皇帝的劉豫，建都大名府，都名北京。大名作為陪都的歷史很長，有7次之多。第一次是戰國初期，魏武侯以鄴為別都。第二、三、四、五次是五代時期。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都曾將其作為陪都。在五代短暫的53年(907年—957年)中，魏州城作為當權者的北方陪都約40餘年。第六次為宋仁宗為防少數民族遼契丹的侵擾，於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採納呂夷簡的建議，將大名府升為陪都，欽定大名府為北京。北宋期間大名府作為陪都凡70餘年，為鞏固北宋中央集權，抵禦遼兵入侵，留下了不朽篇章，成為其陪都歷史上最長、最輝煌的一頁。第七次是叛宋降金的大齊皇帝的劉豫，在遷都汴京後，仍將鄴城作為陪都，稱北都。從金以降，大名府在北宋以後，雖因失去軍事重鎮的作用，且數罹兵燹、水毀，多有殘毀，走向衰落，失去陪都的地位，但也一直為路、府、道、專區治所所在地。這在全國地級市中是絕無僅有的[3]（P9）。
廣府城
另外，太極名城廣府鎮雖沒有作過正式政權的都城，但卻作過隋末農民起義領袖竇建德建立的大夏政權的都城。竇建德於618年稱夏王，建都樂壽，國號夏，公元619年遷都洺州(廣府)。竇建德在城內建萬春宮，設定百官，分治郡縣，並推行了鼓勵農桑，減免賦稅，保境安民的政策，贏得了部下和境內百姓的愛戴。在此期間，大夏國的農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境內社會秩序安定；軍隊亦擴充到了20多萬人。竇建德以廣府城為中心的政權在與宇文化及和唐軍逐鹿中原的戰爭中多次取得過重大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