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山丹四壩灘遺址位於山丹縣城南約5公里處的石溝河東岸。早在1948年，山丹培黎學校開挖水渠時偶然在這裡發現一批陶器等文物。195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黃河水庫考古隊開展考古調查．在此又採集到一批遺物。當年，安志敏先生撰文認為該遺址發現的兩批陶器獨具特色，以夾砂粗紅陶為主，多飾濃重的彩繪且凸起於器表，既不同於馬廠類型，也有別於沙井文化，應單獨命名為四壩文化。當時未發現共存的銅器，所以推測該文化屬新石器時代，但在後來正式發掘的各遺址中普遍出土銅器，因此，學術界才確認這是一支純屬青銅時代的遺存。
1976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在玉門火燒溝進行該文化的第一次正式發掘，清理墓葬312座，出土銅器200餘件，陶器近千件，還發現有精製加工的金、銀耳環以及玉器等。這次發掘收穫頗豐，但令人遺憾的是資料至今未全面發表。
1987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吉林大學考古系聯合對酒泉乾骨崖、民樂東灰山遺址進行了發掘，清理墓葬354座，出土陶、石、骨、銅、金、銀、玉器等1000多件，較全面地揭示了四壩文化的基本面貌，其中東灰山資料全面發表。特別引起農史專家感興趣的是，東灰山文化層中採集到了完整飽滿的小麥粒，這是我國境內最早的小麥標本。小麥起源於西亞，東灰山的發現表明至少在青銅時代我國已開始栽培小麥。
2003年6月，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在酒泉西河灘首次發現了四壩文化的大型聚落遺址，此前的發掘均僅限於墓地。據報導，截至目前，已發現房址50餘座、窖穴60多座、燒烤坑350多座、陶窯5座、祭祀坑20多座，為了解當時人類居住、生活狀況提供了新鮮資料。
經過試掘的還有酒泉下河清的兩個遺址，重點調查的有民樂西灰山、安西鷹窩樹、玉門沙鍋梁等遺址。
四壩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肅省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區，東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東部哈密盆地一帶。目前，火燒溝遺址有4個碳測數據，東灰山遺址有1個數據，年代約為距今3900年—3400年。相當乾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
【文化特徵】四壩文化內涵豐富，獨具特色，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銅文化。它的某些器型與彩繪圖案和馬廠類型、齊家文化較為接近，說明曾接受了它們的強烈影響。但三角形器蓋、砷銅製品的大量存在，以及某些其他特點又與中亞文化接近。陶器質地較粗，多為夾砂陶，器形多樣，以罐、壺為主，四耳帶蓋罐、腹耳壺是其代表性器物，有的造型較奇特。彩陶豆、方鼎、陶塤有強烈的地方風格。彩陶均施紫紅色陶衣。彩陶比例較大，如火燒溝墓地彩陶超過半數以上，黑彩居多，紅彩偏少，色彩濃重，有凸起感，既有燒窯前繪製的，又有出窯後繪製的，所以部分彩陶的彩已脫落。紋飾有三角紋、折線紋、條帶紋、蜥蜴紋、回紋和圓點紋等。
四壩文化的墓葬形制因地而異：火燒溝多為長方形豎穴偏洞墓，有單側的生土二層台，葬式以仰身直肢單人葬為主；東灰山多為圓角長方形和長橢圓形豎穴土坑墓，多有頭龕、腳龕或側龕，無葬具，流行亂骨葬；乾骨崖多為長方形豎穴土坑積石墓，無龕，部分有木質葬具，流行亂骨葬和多人合葬。
房址為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式兩種：半地穴式均為長方形，地面經硬化處理，並有1至數個燒烤坑和數個儲藏坑；平地起建式房址較複雜，多為長方形。西河灘遺址還發現一座主室帶三面側室的“三室一廳”建築。儲藏坑和燒烤坑形制多樣。陶窯為4座一組，窯室多呈圓形。
四壩文化的一大特點是金屬器物的大量使用。火燒溝墓地有312座墓葬，出銅器的達106座，乾骨崖墓地出銅器的墓接近l／2，其中青銅數量超過紅銅。銅器大部分由鑄造而成，火燒溝出土的一件四羊銅權杖杖首為分鑄，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分鑄銅器。根據測定結果，四壩文化的銅器合金成分複雜，既有錫青銅和鉛錫青銅，又有砷青銅以及其他合金製品。北京大學李水成教授曾經指出：四壩文化普遍發現砷青銅，這一特徵與西亞、南歐及北非的早期銅製品相同，反映出四壩文化有可能與外界存在某種形式的聯繫。從上述情況看，當時的冶銅專業人員已掌握了採礦、冶煉、製造和鑄造成型等生產工藝，冶銅業更趨完善。
四壩，這個簡單而樸素的名字，因為幾隻陶罐和一堆陶片而載入史冊，聞名考古界。
四壩，這個並不起眼的地方，就因為埋藏了四千多年前的古代文明而至今神秘莫測，令人神往。
翻開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四壩文化與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一樣占有重要位置。四壩文化作為中國史前文化考古中一種獨特而稀有的文化類型，因其地處河西走廊中部的古弱水河畔，對研究古弱水流域和河西地區的史前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但是，由於諸多因素和條件所限，四壩灘遺址自發現命名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進行過大規模考古發掘，而同類型的文化遺址除玉門火燒溝等少數幾處墓地被保護性發掘外，在河西走廊還未曾找到更多四壩文化類型的史前聚落遺址，致使考古界對四壩文化的研究一直不得深入。可四壩，這個簡單而樸素的名字，因為幾隻陶罐和一堆陶片而載入史冊，聞名考古界。
四壩文化，是公元前2000年主要分布於甘肅河西走廊地區的一種早期青銅時代文化，因最早發現於山丹縣四壩灘，故被考古界命名為"四壩文化"。四壩灘遺址是甘肅三大史前文化遺址中發現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遺址，也是新中國建立初期最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四壩灘遺址，位於山丹河（古弱水）西南岸至川口河東岸的四壩灘上，規模較大，總面積約40多平方公里。1947年被山丹培黎學校師生墾荒開渠時首次發現，遂由民國甘肅省政府派文物專家裴文中一行來山丹實地考察。面對遺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碎片和灰層，專家們讚嘆不已，認為這是"一起了不起的考古發現，證明早在幾千年前，山丹的先民們就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過。"但限於當時的條件，遺址未能進行考古發掘，專家們只得抱憾而去。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專家建議下，把山丹四壩灘遺址"這一了不起的考古發現"重新提上議事日程，即於1953年再次派考古專家組來山丹對四壩灘文化遺址作局部考察發掘，共清理出文化灰坑3處，堆積層厚0.6-3米；出土文物中比較完整的有各類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陶器中素麵較多，部分彩陶紋飾清晰，圖案對稱精美，線條簡潔流暢，說明當時的先民們已經掌握了相當的制陶和彩繪技術。石器中有石刀、石斧、石鋤和敲砸、刮削器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把石鋤和石斧，形體較大，磨製光滑，刃口鋒利，上端均有直徑38毫米的柄孔，說明使用時可能安裝過木製手柄；從磨製的精細程度看，令人很難相信出自四千年前的古人之手。在如此精美的文物面前，我們只能嘆服，早在四千年前的四壩文化先民們不僅學會了製做陶器供生活使用，而且懂得用堅硬的石塊打磨工具為生產生活服務。正是他們，用智慧的雙手點燃了古代文明的星火，也延續了今天現代文明的文化淵源。
1953年發掘該遺址時，存量最多的是紅陶殘片和疊壓一起的灰坑，尤其發現了一隻直徑約8厘米的陶製紡輪和兩處窯址。專家依此推測，該遺址很可能是新石器時代一處較大規模的制陶作坊。但從後來縣境內陸續發現的其他四壩文化類型遺址看，也不盡然。如壕北灘遺址也出土了類似四壩遺址的大量紅陶碎片、窯址、爐灶和石臼等生活用具；東樂山羊堡灘遺址除發現有2處陶窯和大量陶片外，也出土了較大的石鋤及大量子母磚；還有花寨樓莊的過會台遺址，除散落大量的夾沙紅陶片外，同樣發現有石鏟和石敲砸器，灰坑中還存有多種獸骨。從這些遺址中陶器與生產生活用具混雜的現象分析，上述遺址不僅僅是單一的制陶作坊，而應該是先民們的生活聚居地。而代表四壩文化的四壩灘遺址中除了大量陶器外，同樣有石斧、石鋤等生產生活用具存在，更應該是較大規模的制陶和部族聚落遺址無疑。單看那鋒利帶柄的石斧和與今形體相似的石鋤，我們不能不聯想到四千年前的先民們早已在用磨製的石斧砍柴伐樹，用帶把的石鋤翻土種植，用鋒利的石刀刮削農具、摘取穀物或剝殺獵物……把原始人類生活過得有滋有味。四壩灘作為先民們的生活聚落遺址，還有一條重要依據就是所處的地理位置。四壩灘位於山丹古弱水南岸和川口河東岸之間開闊平台之上，三面環水，便於人類生存。史載"大禹導弱水至合黎"----山丹祁家店立有《禹導弱水碑》，這裡用一"導"字耐人尋味。導，不同於一般的挖和治。民間傳說大禹導弱水前，龍首山與嘹高山相連一脈，山丹盆地一片汪洋。為先民生存，大禹率眾九九八十一天，鑿開兩山連線處，貫通河道，這才導弱水西流去，才有了後來供人類繁衍生息的四壩灘、壕北灘和山羊堡灘這些古文明腹地。現在四壩灘西岸的水平流沙沉積層就是當年被水淹沒的地理見證。由此可以看出，史前四壩文化時期，這裡水流充足，土地肥沃，植被豐茂，既適應農耕又易於漁獵，是人類生存的好地方。如四壩出土的彩陶圖案中就有類似耕地的平行波折紋，有水域波浪紋，還有月牙形的魚頭紋和網狀紋，這些圖形紋飾，自然來源於他們的生活場景，也是先民們耕種土地和打魚狩獵的文物見證。沿著古人留下的蛛絲馬跡，一步步探尋下去，我們仿佛看到這樣一幅人類生活的畫面：4000年前，有一大群人生活在四壩灘上，這裡三面環水，碧波蕩漾，高地上綠草如茵，大樹參天，自然環境非常優美。這是一個半農半牧的原始部落，人們分工有序，有的耕種土地，有的打魚狩獵，有的打磨工具，有的燒制陶器，有的砍柴剁草，有的搭建茅屋……到了晚間，他們圍在一堆堆篝火旁，敲打著陶罐石器說唱跳躍，好不熱鬧，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遐想歸遐想。雖然我們今天不能直接看到四千年前的人類生活場景，但隨著考古界對古文化遺址的逐步發現發掘和深入研究，河西地區的史前人類生活生存狀態總會浮出水面。
1987年，省文物考古隊保護性發掘了民樂六壩灘東灰山遺址，專家們根據出土文物（陶石器）的面貌、特徵分析研究，認為與山丹四壩灘遺址的完全相同，當屬同一文化時期。由此斷定，這是又一處較大規模的典型四壩文化類型遺址。該遺址的發掘，確為深入探究四壩文化的內涵、特徵提供了有價值的物證。如遺址中發現的窖藏炭化了的小麥、大麥、糜、粟籽粒，進一步證明四壩文化時期的先民早已從事農耕生產了，不僅種植糜粟，而且會種小麥、大麥，這在全國都屬罕見發現。再考察東灰山與四壩灘遺址出土的各種石器的磨損痕跡和光滑程度，足見當時使用石制農具已相當熟練，刀耕火種的農業生產也達到了一定水平。同時，依照人逐水草而居的規律，專家們還推測出鄰近山丹古弱水的六壩東灰人的居住地很可能就在山丹四壩灘上，或常年徙往於水流湍湍的弱水河畔。如果專家的這一推論成立，居弱水中上游的四壩灘被視為古弱水流域的人類集中聚居地就更有依據了。由此推測，周圍的壕北灘、山羊堡灘、民樂六壩的東灰山等，都應是四壩文化部落的分支或同部落的分居點，他們可能早就融為一體，或相互往來，傳授技藝，交換食物，過著原始的部族生活。
這裡，如果我們把四壩文化視為史前人類文明的星火，那么，它點燃和照亮的不僅僅是弱水流域，而應該是整個河西走廊，乃至西部大地。
2003年，一個驚人的訊息轟動了中國考古界--四壩文化的火種在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被發現。
舉世矚目的西氣東輸工程進入甘肅境內施工階段，同期展開沿線文物調查工作的省文物專家組在酒泉西河灘工地意外地發現了一處大規模史前文化遺存。經發掘清理，有房舍遺址33處，儲藏窖31處，燒烤坑321處，陶窯4處及大量珍貴文物。專家考證，該遺址確屬早期四壩文化聚落遺址。這一意外收穫著實令專家們興奮不已，因為苦苦尋找了半個多世紀的四壩文化同期遺存終於在距四壩遺址300公里外的西端被發現。這一重大發現，填補了我國考古界一項重要的考古空白，見證了50年代考古專家對四壩文化的研究推測，證明早在4000年前，甘肅河西走廊就已經發育了獨具地方特徵的青銅文化。由此我們看到，四千年前的四壩文化火種不只燒到玉門火燒溝，確實點燃過整個河西走廊。
至此，四壩灘文化遺址雖沒進行大規模考古發掘，但四壩文化同類遺址的相繼發現同樣令考古界所振奮，為河西人民所自豪。尤其象西河灘遺址的發掘，已為深入研究四壩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證和相關線索，對認識四壩文化的豐富內涵、地域特徵及文化分期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隨著考古界對四壩文化的深入研究，對史前河西走廊的人類生存環境、生活方式、生產基礎、社會形態、民族構成、觀念世俗、文化交流等相關問題研究也必將獲得重大突破，取得新的進展。可以說，深入研究四壩文化，將是打開河西地區史前文明之謎的鑰匙。我們期待著不久的將來能夠對四壩文化的發源地--山丹四壩灘遺址進行保護性發掘，揭去她的神秘面紗，讓四壩文化大白於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