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成就
精考據學，曾與姚文田同治《說文》，作《說文長編》45冊，有天文、算術、地理、草木、鳥獸之類。又輯鐘鼎拓本為《說文翼說》15篇；與丁溶同治唐《石經》，著《校文》10卷，對漢、魏、唐、宋石經仇校研究較深。﹝對漢、魏、唐、宋石經讎校研究較深，仇當作讎。﹞嘉慶十三年(1808年)詔開“全唐文館”，他由於已辭官歸田，無機會參與此事，感嘆道：“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當有總集，斯事體大，是余之責也。”於是發憤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使之與《全唐文》相接。收書3000餘家，每人加注小傳，足以考證史文。又遍檢群書，一字一句，無不校訂。唐以前文獻，皆薈萃於此，對保存和傳播唐以前古文獻有重要貢獻。輯校諸經、逸注及佚子書數10種，合經、史、子、集為《四錄堂類聚》，1206餘卷。為了著述，不惜重資購書，週遊四方，南至嶺南，北出塞垣，遇稀有之本，必精寫或以資購買，建藏書樓“四錄堂”，藏書至2萬餘卷。又翻檢當時諸家藏書目，如《世善堂書目》、《天一閣書目》、《萬卷樓書目》、《世學樓書目》、《傳是樓書目》等，又訪得山東孔氏、漢陽葉氏、陽湖孫氏等藏書之家，以至石刻本、釋道藏，無不翻覽。曾說黃丕烈聚書多宋本，雖與之為久交，然宋版本仍不能多得。感嘆道：“校宋本以供撰述足矣。”著有《說文聲類》、《說文校義》、《鐵橋漫稿》等多種。又權輯諸經逸注及夫子書等數十種，為《四錄堂類聚》千二百五十卷。
史書記載
《清史稿》
嚴可均，字景文，烏程人。嘉慶五年舉人，官建德縣教諭，引疾歸。可均博聞強識，精考據之學，與姚文田同治《說文》，為《說文長編》，亦謂之《類考》。有天文、算術、地理類，草木、鳥獸、蟲魚類，聲類，《說文》引群書、群書引《說文》類，積四十五冊。又輯鐘鼎拓本為《說文翼》十五篇，將校定《說文》，撰為疏義。孫星衍促其成，乃撮舉大略。就毛氏汲古閣初印本別為《校議》三十篇，專正徐鉉之失。
又與丁溶同治《唐石經》，著《校文》十卷，自序云：“余弱冠治經，稍見宋槧本。既又念若漢、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紹興各立《石經》，今僅嘉祐四石，紹興八十七石，皆殘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二十八石，巋然獨存，此天地間經本之最完最舊者也。夫唐代四部之富，埒於梁、隋，而鄭覃、唐元度輩皆通儒，頗見古本。苟能栞正積非，歸於真是，即方駕熹平不難，而僅止於是。今也古本皆亡，欲復舊觀，已難為力，可嘅也！然而後唐雕版，實依《石經》句度鈔寫，歷宋、元、明轉刻轉誤，而石本倖存，縱不足與復古，以匡今繆有餘也。獨怪數百年來，學士大夫鮮或過問者，間有一二好古之士，亦與冢碣、寺碑同類而並道之。康熙初，顧炎武始略校焉，觀其所作《九經誤字》、《金石文字記》，刺取寥寥，是非寡當，又誤信王堯惠之補字以誣《石經》。顧氏且然，況其他乎？烏乎！《石經》者，古本之終，今本之祖。治經不及見古本，而並荒《石經》，匪直荒之，又交口誣之，豈經之幸哉？余不自揆，欲為今版本正其誤，為唐《石經》釋其非，為顧氏等袪其惑。隨讀隨校，凡《石經》之磨改者、旁增者與今本互異者皆錄出，輒據註疏、釋文，旁稽史、傳及漢、唐人所徵引者，為之左證，而《石台孝經》附其後焉。”
嘉慶十三年，詔開全唐文館，可均以越在草茅，無能為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當有總集。斯事體大，是余之責也。”乃輯《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使與《全唐文》相接，多至三千餘家，人各系以小傳，足以考證史文，皆從蒐羅殘賸得之，覆檢群書，一字一句，稍有異同，無不校訂。一手寫定，不假效力。唐以前文，鹹萃於此焉。又校輯諸經逸注及佚子書等數十種，合經、史、子、集為《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