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中晚期青銅器

商代中晚期青銅器

與考古學上的殷墟文化時代大致相當的商代青銅器。其中,屬於商代中期的青銅器,因發現不足,尚難明確判斷其上限。屬於商代晚期的青銅器,自武丁至帝辛時期已可系統地進行分期研究。

商代中晚期青銅器

正文

與考古學上的殷墟文化時代大致相當的商代青銅器。其中,屬於商代中期的青銅器,因發現不足,尚難明確判斷其上限。屬於商代晚期的青銅器,自武丁至帝辛時期已可系統地進行分期研究。商代中期青銅器介於商代早期與晚期之間,商代晚期青銅器則代表了高度繁榮的青銅文化,因此,商代中晚期青銅器對於研究中國青銅時代從初期到鼎盛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宋代以來,商代中晚期的青銅器即有發現。《考古圖》著錄的得自鄴郡河亶甲城的幾件商器,大概就是安陽殷墟出土的。
清代以來發現日多,清宮及民間都有不少收藏。從1928年開始在安陽殷墟進行科學發掘,對商代晚期青銅器的分期有所認識,使研究工作步入一個新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隨著各地商代中晚期遺址的發掘和各地博物館文物整理工作的開展,不僅在商王畿中心地區又有新的發現,而且找到了商代中晚期各方國的青銅器,從而促進了研究工作的進展。根據已發現的實物,可知其分布東抵山東,西至陝西,北達內蒙古,南到湖南,顯示出商文化所覆蓋的範圍。
商代中期銅器的發現較為分散,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劉家河、安徽阜南和肥西等地出土的青銅器比較典型。商代晚期的殷墟一期墓葬也有商代中期青銅器伴出。器形特徵:爵尾與早期相似,流已放寬,並出現圓體爵;斝的底部多向下鼓出,平底已較少見,足在空錐狀足的基礎上,出現了截面為丁字形的足;大口有肩尊,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厚重雄偉的造型;罍的體型比例則較早期有明顯的降低而呈寬肩的樣式;三足的鼎、鬲類器開始出現三足與兩耳對稱的配足格式;圈足類器的圈足鏤孔則普遍有所縮小,新增的器類有瓿。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變形動物紋,構圖簡略,但線條細而密集,與早期紋飾線條粗獷的風格有異;另一類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獸面紋,雙目突出,但頭像與體軀仍未明顯區分。高浮雕附飾也有較大的發展,特徵是線條輪廓渾圓,與晚期有別。一般仍不鑄銘文,但個別器物鑄有氏族徽記。
商代晚期青銅器指武丁至帝辛時之器,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頸橢扁體壺。觥、盂、鼎、鬲、簋、甗等食器有較大的發展。爵已盛行圓體型式。觚的腹部細長趨勢明顯。斝在前段仍是與爵、觚相伴的酒器,後段似已退出酒器組合之列。方彝發展較快。鳥獸形象的銅器也頗盛行。圈足器類的圈足上的鏤孔裝飾也出現由退化到消失的趨勢。這時期商代王畿和方國均出重器珍品,殷墟婦好墓的三聯甗、偶方彝、四足觥、鑒尊,湖南出土的四羊尊、虎食人卣、象尊、豬尊、人面方鼎,山西石樓出土的角狀觥,安陽西北岡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都是代表中國青銅藝術的頂峰時代的瑰寶。青銅器銘文也有所發展,尤其在殷墟文化後段,銘文加長,內容趨向記史,據此已能確定一批絕對年代可考的標準器,如傳世的廿祀簋、廿祀方鼎、十五祀小臣艅犀尊、小子倰卣、邲其諸器和出土於安陽後岡的戍嗣子鼎等。紋飾趨於繁縟,形成地紋和主紋相重疊的多層花紋。主紋普遍採用浮雕形式,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題,地紋普遍採用雷紋。花紋往往布滿全器。同時,扉棱和犧首等裝飾手法也有很大的發展。
參考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藁城商代遺址》,文物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5。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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