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納[學者]](/img/e/ce0/nBnauM3XyMzN0gDOzQjN5ETO0QTMxcjN2UDOyQTNwAzMwIzL0YzL3Q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唐納[學者]")
人物經歷
唐納唐納，原名馬季良，1914年出生蘇州，比我年長5歲，也是大同鄉。他愛好文藝，喜看電影，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中英文俱佳，也是一位籃球健將，身手矯健。在求學時，寫影評、劇評，在《晨報》、《申報》上刊載，有相當知名度，參加夏衍主持的影評人小組，他加入電通影業公司，擔任編劇和演員，並主編《電影畫報》。那時，藍苹（原名李雲鶴，江青曾用名）從山東濟南來滬，在影劇界活動有年，她加入劇聯的無名劇社，以主演話劇《娜拉》（易卜生名劇）獲得好評。她也加入電通為演員。藍苹與唐納同年，愛出風頭，誇誇其談，可是學識淺薄，一見風度翩翩、談吐文雅的唐納，彼此一見傾心，投入熱戀的波濤中。1936年4月，電影明星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約唐納和藍苹一起到杭州旅行結婚。在西子湖畔六和塔前請沈鈞儒大律師證婚。喜訊傳到上海，頓成藝壇佳話。
可是，唐納和藍苹這一對好景不長。藍苹原來想利用唐納手中的筆來吹捧，使她嶄露頭角，一舉成名，而唐納手頭拮据，經濟上並不寬裕。藍苹的名利慾不能達到，就百般挑剔，唐納雖委曲求全，也無法挽救情感上的破裂。婚後不到3個月，藍苹匆匆出走，留書說回濟南探視母病，唐納感到事出意外，7月間火速趕到濟南，始知上當受騙。真心對待卻遭遇無情人，氣憤之下唐納在旅店服毒自盡，幸得及時搶救。不久，又跳黃浦江自殺，也得搶救下來。唐納為藍苹而兩番自殺，當年陶行知曾作詩相規勸，希望他正視現實，為國事好好活下去。愛好出風頭的藍苹，在業餘劇人協會上演的《賽金花》（夏衍編的話劇）中爭當主角，卻受挫於王瑩。她懂得了一點，演員要出名，必須受到導演的賞識，她便改換門庭，投靠名導演章泯，果然如願以償，在奧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話劇中，藍苹當上女主角，名演員趙丹和鄭君里擔任男主角。這齣戲是藍苹演劇史上的巔峰之作，筆者曾經觀看過。“八·一三”抗戰爆發，唐納擔任《大公報》的戰地記者，奔走於東部戰場。藍苹和章泯則一起輾轉到達延安。趙丹去了新疆。唐納其後到了陪都重慶，一度在英國新聞處工作，還為一家當地報紙主編影劇副刊。在重慶時，江青從延安秘密到渝裝假牙（即是在上海拍攝電影《狼山喋血記》時摔斷的），和唐納通電話，遭唐納拒絕。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唐納與安娜（陳潤瓊）邂逅，安娜是一位外交家的女兒，精通英、法文，擔任英文《自由西報》記者，兩人一見傾心，情投意合，因而論交。唐納仿西方風俗，每天向蘭心慧質的佳人送上一束鮮花，經常去西郊虹橋俱樂部度美好的周末。後來唐納到香港時，安娜在紐約，兩地書不斷。1952年，唐納和安娜在法國結婚，有情人終成眷屬。談情說愛的時光長達7年之久，彼此相知有素。不復早年那么少年孟浪了。1947年5月，《文匯報》因支持愛國學生運動及正確報導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實況，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查封停刊。女記者麥少楣被中統特務非法逮捕坐了黑牢。唐納、孟秋江等人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單，唐納不得不去香港避難。《文匯報》不接受國民黨的無理要求，斷絕了在上海復刊的打算。於是，香港《文匯報》在1948年9月9日誕生。當年的編輯部，編輯、記者、校對不過二十來人，除了香港有寓外的外，大都住在雲鹹街36號二樓的兩間租借的集體宿舍里，臨街的一間小房，徐鑄成和馬季良對榻相居。當時，宋雲彬的《中國近百年史》在香港發行，唐納擠出時間來閱讀，還作了眉批，好用功啊。他期盼將來能出版一部實事求是的中國近代史。那些日子，解放戰爭捷報頻傳，我們從上海去的同事興高采烈，準備“青春做伴好回鄉”之際。誰知道，1948年12月，唐納提出要離開香港到美國去，擔任《文匯報》駐聯合國的特派記者。我們好不訝異，回上海不是更好嗎？可是，唐納心頭有難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戰爭勝利，實現了我的願望。你們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他私下告訴一位年青編輯：“為了那位已離異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難保有命。”我們報社同仁還和他合影留念，祝賀他一帆風順，諸事如意。從此一別，好幾十年，也沒有通過信。只是20世紀50年代前期，風聞他的知交夏其言老兄說：“唐納和安娜在巴黎結婚了。”當時，海外關係是一大罪狀，我不能去電去函祝賀，只是心頭自白：有情人終成眷屬。直到1988年春，我有機緣出訪法國，作巴黎之行。下機伊始，行裝未卸，就在聖保羅旅社撥打唐納的電話，他大為驚訝，別來幾乎40年，居然又能聽到我的聲音了。他鄉遇故知，喜不自勝，我想到他開設的天橋大飯店相晤。天橋是唐納和安娜開設的一家中餐館。按照法國的規定，年逾60歲的店主，不能再經營了，唐納退下來，店務由安娜打理。他說：你初到巴黎，還是讓我周六來你處相聚的好。這樣，他周六傍晚親自駕駛轎車來我處。因為周末，人流車流忙的緊，花了30分鐘時間，好不容易找到泊位。我們在一家廣東中餐館就餐。他看上去身子硬朗、挺拔，沒有古稀人的老相，只是兩鬢斑白一些，說話還是吳儂軟語的上海話，我把一枚老新聞工作者的紀念章送給他，他說“我畢竟是中國的老報人”，順手把紀念章懸掛在胸前。他向嚴寶禮夫人問候，問起我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一言難盡啊。談吐中，我說到江青，唐納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文革”期間，江青禍國殃民的作為，唐納是清楚的，他不置一詞。只是對摯友鄭君里被江青迫害致死，深表憤慨。說：藍苹要我的那封信還在我處，怎能從君里處找呢？又是一個周末，我們第二次見面，互道珍重。我希望他能夠再回神州大陸一行，和親友們歡敘一堂。他說，如果健康允許，我打算明年成行。他囑咐我，替他從報刊、書籍中尋找關於他生平的資料，他準備晚年寫自傳，以正海內外視聽。返回上海後，我們數度通信，他惦記國內大事，囑我向國際書店訂閱《新華月報》航空郵寄一年。又要我寄些碧螺春等新上市的家鄉特產給他，以慰思鄉之情。真想不到，就是這一年的秋天，他一病不起，竟成永訣。終年74歲。唐納是一位愛國文化人，報壇前輩。他與陳潤瓊的女兒，他取中文名為馬憶華。我們在下一年的唐納追思會和母女見過面。憶華學的是醫科，如今也是一位有經驗的醫師了。
曾“為情輕生”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報章上出現了不少介紹唐納其人的文字，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總括而言，這些文字中，除了曾與唐納共事的幾位老報人的回憶有些真材實料外，其他的大都是捕風捉影，輾轉抄襲，且有不少杜撰成分。更有甚者，坊間一本號稱以“紀實手法”寫成的《唐納浮沉錄》，將其主要的人生經歷幾乎描繪成一部情海浮沉史，故事情節、人物關係大都出自虛構。 以訛傳訛、添油加醋，唐納的形象被塗抹得面目全非，哪怕是離表面的真實也越來越遠。唐納生前對此習以為常，雖有怨憤也無可奈何。國內某家刊物曾發表一篇涉及唐納1930年代婚事的文字，他看到後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不知是否我於二十餘年來看過諸如此類的文章太多了，並沒有引起很大的驚奇。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讓他亂抄亂襲去吧，我是不屑一理„„這種財迷心竅、唯利是圖的‘作家’我也見得多了，沒有對他們重視的必要。”
那么，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唐納夫人陳潤瓊編選的《馬季良（唐納）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有一段對著者的生平事略介紹：本名馬繼宗，1914年5月7日生於蘇州，父親馬培甫時任津浦鐵路局洋務譯員，母親費文英。兩歲時過繼給大伯馬含蓀為嗣，從小喜愛詩文。少時就讀於蘇州私立樹德初級中學，畢業後考入省立蘇州中學。從1930年開始，他以巨鈺、瞿覺等筆名在《吳縣日報》發表一些散文、短詩。“九一八”事變後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吳縣共青團委和蘇州進步青年發起成立的“社會科學者聯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還與進步青年佘增濤（史枚）、項志逖（胡繩）、吳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經常議論國事，探討救亡之道。1932年3月，因中共吳縣縣委和共青團組織遭破壞，馬繼宗亦遭當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馬繼良，後又用季良、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聖約翰大學。1933年，以唐納、羅平、陳陀等筆名在《晨報》“每日電影”、《申報》“電影專刊”、《新聞報》“藝海”等副刊發表電影評論，常有獨到見解，深受讀者喜愛。翌年秋，進華藝電影公司任編劇，為抗日影片《逃亡》主題歌《自衛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詞，由聶耳作曲而廣為流傳。後又進電通影業公司任編劇、宣傳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編導委員會副主任„„ 因唐納外貌俊朗，一表人才，被電通的導演看中，獲邀在喜劇片《都市風光》中出演男主角李夢華。他雖是初登銀幕，卻演得相當出色。正是在電通拍攝《都市風光》時，唐納與來自山東青島、本名李雲鶴的藍苹結識並相戀，在不久後發生了聳動視聽的婚戀風波，成為報刊花邊新聞中的男、女主角。
傳記作家葉永烈撰寫的《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對風波的前因後果記述甚詳：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納和藍苹，與同為演員的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舉行集體婚禮，由導演鄭君里主持，上海法學院院長沈鈞儒證婚，一時傳為佳話。5月底，藍苹稱到濟南探視生病的母親，竟一去不返，並來信表示斷絕關係，如雷轟頂的唐納6月下旬趕去濟南，遍尋無著，絕望中在旅店吞火柴頭自盡，幸被茶房發現送醫及時搶救過來。其實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啟威的藍苹聞訊來到濟南，在鄭君里勸說下和唐納回到上海。但兩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爭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納獲知藍苹竟插足導演章泯的家庭後悲憤欲絕，一氣之下跑到吳淞口跳入長江，幸被路人救了上來„„
但是，婚戀只是整個人生的一部分，單從這個視角認識和評判一個人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還容易流於片面。需要留意的是，藍苹在到上海認識唐納之前，經前男友俞啟威引導和幫助，已於1933年2月在青島加入了中共；因為一度失去組織關係，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團。踏入影劇界時，她絕對是一個左翼文藝女青年。1937年，她為了高遠的政治理想，放棄上海相對安逸的生活，奔赴條件極為艱苦的延安。在上海為藍苹舍妻棄子的導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後一直從事左翼戲劇工作。藍苹也好，章泯也好，儘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厭舊的記錄，政治上卻非碌碌之輩。與藍苹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納，其時是什麼政治面目呢？他與後來改名“江青”的藍苹，有沒有共同的志向呢？
中共黨員身份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上海、武漢、重慶再到上海，唐納稱得上是橫跨影劇界、新聞界的活躍人士。在上海，他編輯《大公報》“戲劇與電影”專刊，出演喜劇片的主角，還當過戰地記者；去武漢，他創作並策劃演出抗日話劇《中國萬歲》，轟動三鎮；到重慶，他進入英國新聞處當譯員，組織進步戲劇活動；回上海，他先任《時事新報》主筆，再任《文匯報》總編輯„„唐納中、英文俱佳，是公認的多面手。撇開給他帶來另類名聲的那段短暫婚史不談，以他在影劇和新聞方面的業績，也堪稱出類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納除了演員、報人的職業身份之外，還有一個當年罕為人知且以後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黨員。
《江青傳》在“沸沸揚揚的六和塔婚禮”一節中有個腳註，稱唐納認識藍苹時，“其實已加入共青團。後來，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另一處又轉述夏其言接受訪問時的回憶，他早年考上一家銀行當練習生，與同事馬驥善為好友，進而認識了其兄馬驥良亦即唐納，“那時候，馬驥良參加了‘C.Y.’，亦即共青團”。但對於唐納究竟何時加入中共，該書語焉不詳。
夏其言作為唐納青年時代的摯友，曾應新加坡《聯合早報》邀約撰寫《唐納與我》一文，回憶他與唐納相識於1936年，共同的憂國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們引為知交。一天，唐納說有個朋友是職業革命家，剛從國民黨反省院中逃出來，當局正在追捕，想找個可靠的藏身之所，問夏敢不敢接受。夏一聽是個進步人士，還是個傳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納的這個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濤），後來與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間。史枚很有學問，文史哲經，古今中外，無不通曉，夏尊他為師長。唐納三天兩頭來夏家，給史枚帶來許多外面的訊息。兩人一起談形勢，談救亡，談文藝，談著談著，一篇評論就出來了。唐納那時主編《大公報》的“戲劇與電影”專刊，上面許多鼓吹國防電影、宣揚救亡圖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間的產品。夏那時還只有旁聽的資格。聽著聽著，再加上讀了史枚推薦的不少進步書籍，也就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說：“我之能夠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說史枚是最早的啟蒙人的話，那么唐納應該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於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納作為他“最早的引路人”，應該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這一點上，還有一個文字記載可作為證據。2005年10月號《上海灘》月刊一篇題為《新聞界老戰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標題“唐納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寫道：“1936年，他（夏其言）結識了共產黨員唐納„„”該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後供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上海市委宣傳部，而夏其言在所屬機關報《解放日報》先後任經理、政文部主任、副總編輯直至離休。他們相互熟識，在文章中這樣表達不會沒有根據。
對這個問題尚不確定的是：唐納究竟是哪年正式成為中共黨員的？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團轉黨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即入團後經過一段時間考驗，直接轉為共產黨員。有可能當夏其言知道唐納是“C.Y.”時，實際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產黨”的英文縮寫）。這個推斷如能成立，唐納的黨齡應始於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見，儘管唐納與藍苹很快就分道揚鑣，但最初能走到一起並不是偶然的，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畢竟屬於同一陣營。
依照中共組織部門以1937年七七事變引發抗戰全面爆發的劃線原則，唐納在那之前投身革命併入黨，屬於“紅軍時期”的幹部，是名副其實的老革命。如果說演員、報人均為唐納的職業身份，那么中共黨員就是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當年向夏其言傳輸的革命理想那樣，是救亡圖存，解放勞苦大眾，建立一個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國。
可以說，中共黨員這一政治身份，是解開唐納“人生秘密”的一把關鍵鑰匙。
潛伏的報人
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為執政黨之前（甚至之後一個短時期），大多數中共黨員都處於秘密狀態，甚至在紅色根據地或革命隊伍里也是如此。所以，1948年赴港工作不久就遠赴海外的唐納，從未有過公開黨員身份的機會。從一些涉及唐納的回憶文字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面目並不清晰，但做著共產黨人才會做的事情，而且扮演了非常獨特的角色。
解放前曾參與婦女運動的童禮娟寫有《和許廣平相處的日子》一文，說1946年春節過後不久，在中共地下黨學委領導下，她和幾位同志一起參與籌建上海婦女聯誼會。許廣平、胡子嬰等被選為常務理事。為了擴大影響，婦聯會要辦會刊，因沒有經費，開頭用油印機印了兩期，不夠理想。許廣平出面聯繫到《時事新報》的半個版面，黨組織安排她去協助許廣平做些具體工作。有一次，她應許廣平安排到許家與馬季良（唐納）見面。“那天我比約定的時間稍早些先到，稍後，馬季良來了，他中等個頭，穿一身灰色西裝，學者風度。我們就在前半間靠視窗圍桌而坐，主要是許先生和馬季良交談，我只在一旁聽著。許先生很謙虛，不時徵求我的意見，我總是點點頭。最後大家商定，副刊半個版面，一星期出一期，刊名為《婦女生活》，因已有《學生生活》、《工人生活》副刊，這樣，可以保持名稱一致。”文中提到，《時事新報》是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所辦，這個副刊的稿件刊出後沒有稿酬，排版看清樣等工作由她去報社處理。她又說：“《婦女生活》出了幾期，許先生又聯繫到《聯合晚報》，這次是許先生寫了張字條讓我直接去聯合晚報社找主編馮賓符，馮和我談了些具體事情，刊名為《婦訊》„„”還說：“《聯合晚報》是上海地下黨領導的以民營面目出現的一張報紙，因是晚報，都是上午去報社工作。由於許先生堅持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的編輯方針，因而這兩個副刊團結教育了廣大婦女讀者。
亂世識佳人
1952年12月23日，唐納與陳潤瓊結婚。 1938年夏，唐納寫出了抗日話劇《中國萬歲》，由應雲衛導演，演出後獲得了各界好評。就在此時，他愛上了話劇女演員陳璐。同年10月，他們經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個兒子。唐納雖和陳璐結合，但對藍苹卻仍然念念不忘。他為陳璐取了個藝名叫“紅葉”，據說是為了和“藍苹”相對；他還寫了一首名為《千里吻伊人》的歌詞，據說也是為藍苹而寫的。1942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唐納離開上海赴重慶。陳璐和他們的兒子則留在了上海，後來陳璐改嫁了一個鹽商。在和陳璐分手後，唐納在數年中一直獨身，忙於寫作。1945年上半年，他才在藍苹、陳璐之後，愛上了女演員康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