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集解》作者簡介
李鼎祚，生卒年不詳。資州磐石（今屬四川資中縣）人。唐代經學家。
約生於唐朝中後期，曾讀書天州東四明山，歷唐玄宗、肅宗、代宗三代。仕唐為秘閣學士，以經術稱於時。官至左拾遺、秘書省著作郎、殿中侍御史。唐玄宗幸蜀，獻《平胡論》以討安祿山，召守左拾遺。肅宗乾元元年，又上奏在瀘、晉、渝、合、資、榮等六州界險要之地置昌州。著有《轄珠明鏡式經》、《周易集解》，代宗登位後，獻《周易集解》，為秘書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死後“資州人士為立四賢堂，繪其像以祀之”。
據劉毓崧《通義堂集》卷一引李氏《周易集解》跋云：“明皇幸蜀，鼎祚進《平胡論》，後召為左拾遺。肅宗乾元元年，奏以山川闊遠，請割瀘、普、渝、合、資、榮等六州界，置昌州，是時仍官左拾遺。嘗充內供奉，曾輯梁元帝及陳樂產、唐呂才之書，以推演六壬五行，成《連珠明鏡式經》十卷，又名《連珠集》，上之於朝，其事亦在乾元間。代宗登極後，獻《周易集解》，其時為秘書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
內容介紹
《周易集解》十七卷，唐代李鼎祚撰，為研究唐以前易學萬基是漢代象數之學的必讀之書。
《周易集解》李氏《周易集解》博採漢魏晉唐馬融、荀爽、虞翻、王肅、蜀才、崔憬等35家的易說，使瀕於失傳的漢代象數學及諸家易說（書中存錄的唐代崔憬《周易探玄》的部分內容，也甚為珍貴）得以保存至今，成為研究漢代易學的十分珍貴的資料。
《周易集解》雜采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乾寶、王肅、王弼、姚信、王虞、張瑤、向秀、王凱仲、侯梁、蜀才、翟元、韓康伯、劉讞、何妥、崔憬、沈瞵士、盧氏、崔覲、伏曼容、孔穎達、姚規、朱仰之、蔡景吾等三十五家之說。其中，主要匯集易學中象數派各家的注釋，又以引苟爽、虞翻、乾寶等人注釋最多。於王弼、何晏、韓康伯等義理派易學家的注釋也有所采，但總體上是排斥的。其主張就是《序》中所說的“刊輔嗣(王弼字)之野文，補康成(鄭玄字)之逸象”。除集前人註解外，李鼎祚自己也有一些注釋和評論，但數量甚少，有新義者更鮮。
編輯本段內容特點
李氏本人對《周易》體例及其性質的看法可略見於《序》中。他認為鄭玄易學“多參天象”，王弼易學“全釋人事”，就此兩家相比，鄭學高於王弼。這表明他是重視取象說的。他又認為《周易》既講天道，又講人事。元氣分為陰陽二氣，二氣又相交為三，便形成天象。從天地萬物到人身，皆符合天地陰陽變化的法則。從人事上說，天地形成後，就有天高地卑的差別，由此也有了人類生活中的君臣、父子、男女、夫婦之道。
文獻價值
此書為唐朝保存漢易的唯一文獻，所集之《易》注，雖亦及王弼、韓康之魏、晉《易》，然大半集漢《易》之說。於東漢之《易》注，引虞翻《易》獨多，與孔穎達《周易正義》言漢《易》，僅及荀、劉、馬、鄭而未及虞氏，大不相同。迨五代時，唐中葉尚存之各家《易》注，全部散佚，故此書之輯，又有保存古文獻之功。且成書之時，在孔《疏》之後，全書之內容，上及魏《易》百餘年前之漢《易》。由漢《易》直繼《易經》12篇之旨，庶可窺見通貫三古之《易》理。故此書猶繼往聖之絕學，無他書可媲美。然此書在唐代之影響不及孔穎達《周易正義》，流傳不廣。自唐五代迄明末，皆未聞儒林有重視此書者。清乾嘉之後，時重樸學考據，此書因保存漢《易》而始受重視。 此書有10卷本與17卷本兩個系統。其中孫星衍《岱南閣叢書》本10卷，《津逮秘書》、《四庫全書》、《學津討源》、《古經解匯函》、《叢書集成初編》等本均為17卷。清人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1994年中華書局出校點本）為後人研究此書之集大成，可資參考。
《周易集解》的篇卷
關於《周易集解》的篇卷，李氏在自序中稱十卷。晁公武說：“《唐錄》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並之耶?”他所說的“唐錄”蓋指《新唐書·藝文志》。
《周易集解》卷第二今查《宋志》所著錄者確如翁氏、黃氏所言。但兵書類還有：“李鼎祚《兵鈐手歷》一卷。”此若以類相別，似無可疑，而《新唐書·藝文志》五行類著錄：“李鼎祚《連珠明鏡式經》十卷。”如此，《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記》三卷是李鼎祚另撰的《索隱》，還是《連珠明鏡式經》分析而成，並不可確斷。因此，翁方綱、黃以周之說沒有充分的證據，更何況王堯臣明言七篇逸，又不著別撰之書!
《四庫全書總目》則稱：“今考序中稱：‘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明矣。’云云，則《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為十一卷。尚別有《索隱》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載蓋並《索隱》、《略例》數之，實非舛誤。至宋而《索隱》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僅存《集解》十卷，故與《唐志》不符。……蓋自宋以來均未究序中‘別撰《索隱》’一語，故疑者誤疑，改者誤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稱十七卷之故，致愈說愈訛耳。”《總目》未言《索引》為何為六卷，僅據推測以合十七卷之數，亦不可信從。胡玉縉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中以翁氏、黃氏之說以駁《總目》僅以疑攻疑而已。
以上諸說雖多不可信，但自宋以來，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卷數為十卷則無疑義。王應麟更認為是《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本身有誤。明代毛氏汲古閣重刊《周易集解》，對該書作篇章乃至字句的修改則變亂了《集解》原貌。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載極明：“是書《新唐書·志》作十七卷，《崇文總目》、《紹興續編四庫闕書目》、《中興書目》(自註：見《玉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則是書自宋以來止有十卷，無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自序中一十卷為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而宋以來之卷次遂不可復識矣。”由此可知，汲古閣在刊刻《周易集解》時好古求奇，將其書由一十卷改成一十七卷，合卷末王弼《略例》一卷，共十八卷。因李鼎祚自序稱：“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卷。”所以，又改自序“一十卷”為“一十八卷”，以與《新唐書·藝文志》的著錄相合。此後，十七卷本便廣為流傳。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採用者即此種本子，所以鼎祚自序作“一十八卷”。疏稱：“或作一十卷，《新唐書》作《集解周易》十七卷，《中興書目》、《通考》作十卷。”今傳《周易集解》多作十七卷，如《津逮秘書》、《四庫全書》、《學津討原》、《古經解匯函》、《叢書集成初編》所收即是。《雅雨堂藏書》作《李氏易傳》也是十七卷。只有《秘冊匯函》所收為十卷，題名《易傳》。四庫館臣於所輯《崇文總目》卷一“周易十卷，李鼎祚注”稱：“謹按鼎祚自序稱十八卷，《唐志》作十七卷，蓋刪去所附王弼《略例》一卷。”真可謂不加考訂的荒謬之說。
《周易集解》的刊刻與流傳
《周易集解》在唐代玄學《易》盛行的環境中輯集成書，自然沒有引起多大反響，儘管曾上之於朝，但其流布並不太廣。宋初王旦難王昭素“七日來復之義”，注意到了李鼎祚的意見。在慶曆年間又有科舉以《周易集解》中的內容為題者，由於其影響有限，以至賢良多下第。計用章於慶曆甲申(1044)七月序稱：“慶曆壬午(1042)相府策賢良六題，一出此書，素未嘗見，賢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謫北歸，復官漢東，至淮安太守平陽公館焉。公先德學士，蜀之儒宗，名為博士，因間以請，遂出先學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與其子彥孚習焉。”可知，李鼎祚之《易》於蜀中有傳本。計用章即從蜀地大儒平陽公處得《周易集解》而習之。 “彥孚即授卒業，且欲中都官文與先學士之意，因緘別本，屬所親眉陽孫景初募工刊刻以廣布。”慶曆本《周易集解》是目前可知的《周易集解》的最早刻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李氏集解》十卷”，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唐李鼎祚《易》”，當即是此種刻本。
北宋著名象數《易》學大師朱震已充分注意到了《周易集解》，並藉此對漢代《易》學有相當深的研究。他對《周集解》的運用，自然將其影響進一步擴大。此外晁說之學習《京氏易》，其於《集解》當有所參考。而《崇文總目》、《邯鄲圖書志》均加著錄。
儘管《周易集解》已由平陽彥孚刊刻傳布，但在南宋時仍然少見。資中郡守鮮于侃就說：李鼎祚“所注《周易》全經，世罕傳焉”。乾道元年(1165)、二年 (1166)，鮮于侃假守資州，在公事之餘，努力讀書，不稍停輟，晚而喜《易》，因謂李鼎祚乃資州人，自己“為其州，因斥學糧之餘鏤板藏之學官，俾後之士因以知前賢通經學古，其用力蓋非苟而已”。鮮于侃猶病該書舛脫嚴重，便向李燾借善本，但李氏之書舛脫之處仍然很多，於是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態度，將這種舛脫保留，不加臆改，態度十分審慎。“學錄鄉貢進士謝誨、學正新郪縣尉侯天麟校讎，教授眉山史似董其事”。四十七年後，鮮于侃之子鮮于申之以為“板復荒老，且字小，不便於覽者”，因此用大字刻之漕司，以便將《周易集解》廣為傳播，使其學不致泯滅。嘉定壬申(1212)三月甲子鮮于申之為之作序。可以看出，鮮于申之此次重刊《周易集解》主要是將小字本改為大字本。
從後來留存的影寫本中，我們仍可知道當時刻本的大體情況。清陳鱔從毛晉後代購得影寫宋本，在《宋本周易集解跋》一文中寫出道：“《周易集解》十卷，影寫宋本，首題‘易傳卷幾’，下題‘李氏集解’。今所行十七卷本作‘周易集解’，下雲‘唐資州李鼎祚輯’，非其舊也。前列《易傳序》，稱‘秘書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次載晁公武書，又次李燾書，又次鮮于侃書，又次侃子申之書。末附《易傳略例》，後載計用章序。每葉十六行，行十八字。自乾坤二卦以外，卦爻下俱列 ‘某宮一某月“二世’等字，作三行。凡遇‘貞’、‘恆’等字俱缺筆。”張金吾也曾藏過影寫宋刊本。他說：“此本《易傳》十卷，《略例》一卷，猶是宋時舊第，中遇宋諱若‘貞’、若‘殷’、若‘恆’，俱缺末筆，蓋影寫宋嘉定重刊本也。”陸心源對此也有記載。所以，嘉定本原名《易傳》，前有李鼎柞自序、晁公武書、李燾書、鮮于侃書及鮮于申之書，末附王弼《略例》一卷，後有計用章之序。
南宋時，馮椅《厚齋易學·附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王應麟《玉海·藝文》、元俞琰《讀易舉要》、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篇》均著錄《周易集解》十卷。
明嘉靖(1522-1566)時，宋季刻本《周易集解》“人間希有存者”，朱睦（木+挈）從李中麓處得此種刻本，並加以校勘付梓。朱氏於嘉靖丁巳冬序稱： “是編刻自宋季，人間希有存者。頃歲，予得自李中麓氏，復用校梓以傳，欲使聖人之道不致偏滯，而自漢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埃滅弗聞也。”此本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聚樂堂四亭氏刊本，書名《易傳集解》，後附有王弼撰，唐邢瓙注《略例》一卷。又有上海潘恩序。該書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注皆低一格，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上方有“聚樂堂”三字，中縫題作《周易集解》夠。
萬曆時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秘冊匯函》本《易傳》十卷，附《易解閒錄》一卷，漢鄭玄注，明胡震亨輯補。“胡震亨別從趙清常傳鈔本刊刻。有計用章後序，而無《略例》及鮮于侃與申之兩序。又附補鄭康成《易注》一卷，似較汲古閣、雅雨堂兩刻為佳”。陸心源以胡震亨刊本校影寫宋刊本，發現其中有許多錯訛之處。如 “卷一‘用九見群龍無道吉也’，胡本作‘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等等。“此外，句之脫落、字之訛謬，更難枚舉。凡乾寶之‘乾’，宋本皆作‘於’。《津逮》、《學津》兩本與胡本同，雅雨堂本與宋本多合，惟計用章序亦缺。”又用影宋本加以校勘，稱：“胡震亨秘冊匯函本雖分卷與自序合，奪誤最多”。
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周易集解》十七卷，附陸德明《易釋文》一卷、《周易略例》一卷。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有題記和校語。耿文光稱：“毛氏《津逮書》所刻《周易集解》有李氏自序，嘉靖丁巳朱睦（木+挈）序。”在毛氏的篡改之下，《周易集解》的篇卷與原本有了一定的出入。
萬曆(1573-1620)中，又有重刊計用章宋本。明代還有鮑山刊十卷本。
清代漢學復興，《周易集解》成為學者們了解漢代《易》學的橋樑，所以刊刻研究該書者比比皆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州盧見曾刊《雅雨堂叢書》，刻入《易傳》十七卷。北京圖書館藏有韓應陛校跋並錄孫堂校語一本，後附有《周易音義》一卷；又有朱邦衡跋並錄惠士奇、惠棟批註一本。盧氏序稱：“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傳，然板皆迷失，又多訛字。……為校正訛誤，刊以行世，並附宋王伯厚所采《鄭氏易》於後，以存古義。”陸心源於《儀顧堂題跋》卷l說： “雅雨堂本與宋本多合，惟計用章序亦缺。”
商務印書館版《周易集解》嘉慶三年(1788)孫氏岱南閣刊巾箱本十卷，每條先列李氏《集解》，後列王弼注，又自采漢儒說附於後，補李氏所不及固。同年又有吳縣周孝垓校刊，姑蘇喜墨齋張遇堯局鐫本。該本題《周易集解》，共十七卷，卷首李氏自序“一十卷”改作“一十八卷”。
張海鵬於清嘉慶十年(1805)刊照曠閣《學津討原》本，該年夏六月跋稱：“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繼得蘭陵孫觀察本，又心葵吳君處假雅雨堂盧氏本，互為參訂。……今從盧本，仍刻八十五卷。”
清代又有《古經解匯函》重刻盧氏本。嘉慶丙子(1816)張紹仁校宋本，在該年季冬記稱：“此《易傳》李氏集解十卷，次第雖不繆於古本，但其中之舛錯脫訛，幾不可讀。黃堯翁近從海寧陳君仲魚(陳鰉)借來汲古閣毛褒華伯影宋大字本，余因從堯翁轉假以校此本。影宋後有王氏略例，胡刻所無，別校於程榮本。”
《周易集解》刊刻次數眾多，版本情況複雜，這為我們校讎整理該書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但學者們的刊刻及序跋記文更充分顯示了該書應有地位和作用。
李鼎祚的編纂之功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一書中所表現出來的編纂方法特別精到，其中也反映出許多思想內涵，方法的得體深深影響了後人。
虞、荀為主，匯聚眾家李鼎祚在編纂《周易集解》一書時主要以匯集各家《易》說為主，在適當的地方加入自己的一些意見。其收集之廣，在《易》學上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李氏自序稱：“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中興書目》實考察出三十二家：“集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乾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膦士、氏、崔覲、孔穎達等凡三十餘家，附以《九家易》、《乾鑿度》凡十七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同此。明朱睦（木+挈）為《周易集解》作序，又增加伏曼容、焦贛二家夠。清朱彝尊著《經義考》雖引有朱序，卻在《中興書目》基礎之上考出伏曼容、姚規、朱仰之、彭城蔡景君四家，在《李氏周易集解跋》中又列出張倫一家。至此，除重伏曼容一家，共考出三十八家。最近，潘雨廷考出孔安國、延叔堅兩家。劉玉建考出《易軌》一家，並將所考各家以表列出。這樣，全書包括李氏本人的註解在內，共有四十二家之多。
與其他集解著作相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編纂上又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他不以本人的註解為主。“計全書共集《易》注二千七百餘節”，而李氏所加案語一百零八節而已，約占全書《易》注的5%還弱。這充分體現出李鼎祚匯聚眾家，以集解為席的編纂特色。
與許多集解著作以自己的評論判斷為主軸不同，《周易集解》所錄《易》注以虞翻、荀爽為最多，而虞氏之注“獨多近一千三百節”，約占全書《易》注的50%，荀氏之注“三百餘節”，約占ll%。二家《易》注所占比例如此之重，自然成為全書的核心和主軸。柯劭忞稱：“李鼎祚《周易集解》，撰集漢魏以來諸家《易》說，惟采虞氏義最詳，幾得原書十之七八。故納甲十二辟卦、旁通之卦、兩象《易》之說，尚可尋其門徑。”此說是可以信據的。
在集輯編錄中，李鼎祚不是取一舍一，也不是以己之意而橫加斷說。他以更寬宏的態度廣納眾說，即使互有矛盾之處，也適當保留。這就是不執己意的作風。乾隆六十年(1795)盧文弨為李富孫所輯《李氏易解剩義》作序，稱：“李氏(鼎祚)之為此書，未嘗執己之意，以決擇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異同之說，
《周易集解纂疏》《小過卦》艮下震上，虞翻認為：“俗說或以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妄矣。”他的主張是：“離為‘飛鳥’，震為‘音’，艮為止。《晉》上之三，離去震在，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按虞翻的解說，《晉》為《乾》宮遊魂卦，《小過》由《晉》而來。《晉》坤下離上，《說卦》“離為雉”，所以有“離為飛鳥”之說。《小過》內卦為震，《說卦》“震善鳴”，故“震為音”。《說卦》“艮以止之”，“艮，止也”，故“艮為止”。六五以柔乘剛，於義為逆，故“不宜上”。六二承九三，是以陰承陽，於義為順，故“宜下大吉”。可見他的取象並不是卦畫之象，而是源於《說卦》之象，《小過卦》本身不能說明問題時，他便根據京房八宮卦說來引申推導，迂迴曲折地從《說卦》引導出卦辭、爻辭所列的物象。李鼎祚於卦辭的解說下引用了虞翻的解說，不過，在《彖辭》下，他又引用虞翻所謂的“俗說”：“宋衷曰：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角，故曰‘飛鳥’。” 宋衷之解恰是虞翻所反對的，李道平直言不諱，說：“此即虞君所謂‘俗說’。”李鼎祚於此是不是疏忽呢?看來不是。其一，於虞翻之解不刪其評“俗說”之語，又在相近處引用這種“俗說”，這是極易察覺的重複和矛盾，一般學者都可以意識到。其二，李氏著作較為精練，全書引述有四十多家，並無繁雜之感，以其整體建構看，這也不是疏忽所能說明的。因此。我們認為李鼎祚於此是有意安排的。這說明什麼?說明他比較客觀地看待各家之說，無門戶之見。而以理是從。另一方面，虞翻所批評的“俗說”恰好簡潔明了，符合《周易》本身，有理有據，而虞氏本人所解則牽強附會，有穿鑿之弊。無疑李鼎祚在主象數時，又力圖去其無端的穿鑿。後來朱熹作《周易本義》即採用了“俗說”，稱：“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清《御撰周易折中》亦從之。於此可見一斑。《序卦》雙出，所輯不同
《周易》十翼之一的《序卦》是講求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的，經過它的論述，將六十四卦組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排除了隨意無序的淺近，賦予了經典更深的內涵。既然六十四卦是有序排列，何先何後各有原因，因此在註解每一卦時將《序卦》分散於各卦之前，無疑更能幫助理解《易經》的整體性、系統性。李鼎祚在纂輯《周易集解》時便考慮到了這一點。宋代理學大師程頤對此十分欣賞，在《伊川易傳》中沿襲了這一編纂方法。《讀易舉要》卷4：“崇政殿說書伊川先生河南程頤正叔撰《易傳》，止解六十四卦，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蓋李鼎祚《集解》亦然。”在兩部著名的《易》著的影響和帶動下，後世編纂者多沿襲不變。李鼎祚無疑是有創見的。
《序卦》分散於六十四卦之前，環環緊扣本是散布的六十四卦，但它削減了《序卦》本身的系統性和完整性，自然顧此失彼。為此，李鼎祚不避重複蕪雜之嫌，在卷後又將《序卦》單獨列出，其魄力確值得欽佩。與程頤《伊川易傳》沒有將《序卦》完整單獨地列在一起相比，李鼎祚的做法自然技高一籌。更為有意義的是李鼎祚對兩篇《序卦》集注並不相同，這種方式不僅更多地保存了古注，而且減輕了重複蕪雜的成分。
李鼎祚編集《周易集解》是《易》學編著上的一次創新。他以虞、荀二家為主，羅列眾家，簡而有要，並無繁稱博引、卷帙龐大的毛病，可以說編纂方式是十分完美的。李氏在編纂體例上先列經文，次引諸家註解，一般每條稱引一至二家，以避繁蕪。李氏自己的註解不多，均以“按”字標出，往往附於眾家解說之後。這種在認同前儒註解基礎上表述自己《易》學觀的編著方式，避免了有意異於人而強作新解之難、之嫌，對於那些態度嚴謹的學者來說，無疑是最恰當貼切的纂著方式。李鼎祚的編纂方法是一種繼承基礎上的創新，同時開啟了後人經書編纂的新路，尤其是後人編纂《周易》經解時多有仿效。
東漢末年，鄭玄雜糅今古文經學，打破了兩漢經學門戶之見，於是兼采諸家之長的集解注釋方式應運而生。如何晏《論語集解》、范寧《春秋穀梁傳集解》、杜預《春秋左傳集解》等等均是。這種方式在《易》學上並不太明顯。孔穎達《周易正義》中引諸家之說的並不多，以至於“詮釋文句，多用空言”。儘管如此，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編纂方法多少是從這裡承繼而來的。據《崇文總目》記載，陰顥有志於治《易》，陰弘道承其業，“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說，參定其長，合七十二篇”，著成《周易新傳疏》十卷，《崇文總目》稱其“於《易》有助”。陰弘道。史書無傳，《舊唐書·傅仁均傳》稱“貞觀初，有益州人陰弘道”，可知他是唐初人。《新唐書·藝文志·藝類》稱：“顥子，臨渙令。”陰弘道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易》學而參定其長，著成新書，本身就是一種集解體注釋方式，也可看出他在《易》學上喜好兩漢象數《易》學，至少不獨遵王弼的義理《易》學。這與當時王弼《易》學獨行的時代風氣頗為不同。李鼎祚與陰弘道同為蜀人，所著《周易集解》博引眾家，特別推崇象數《易》學，無疑受到陰弘道《周易新傳疏》的啟示。
陰弘道之書很快就佚失了，而李鼎祚之書則長期流存，影響漸增。後人對他的編纂方式很感興趣，於是仿效編著《周易》註解者也不乏其書。同為蜀人的房審權編著《周易義海》就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部。《鮚埼亭集外編》卷23《高氏春秋義宗序》稱：“諸經箋故既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摭拾之，《周易》則李鼎祚、房審權。”四庫館臣則稱：“自唐以來，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漢後三十五家之說，略稱該備，繼之者審權《義海》而已。”
房審權，宋熙寧年間蜀人。他“病談《易》諸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乃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鄭元，下迄王安石編為一集，仍以孔穎達正義冠之。其有異同疑似，則各加評議，附之篇末”。李鼎祚重象數，房審權則重義理，胡一桂稱：“《義海》專明人事，則象數之學必非所備矣。”焦竑也說：“主理莫備於房審權，主象莫備於李鼎祚。”其編纂形式與《周易集解》相去不遠，只是篇帙相形之下過於重大。正因為如此，李衡對其書作了改編，“經、《繫辭》、《說卦》、《序》、《雜》，《集解》凡五，始以家名者百，公(李衡)略其半；以卷計亦百，今十有一。第十二卷《雜論》一，是又創於公手，以補房生之闕者”。李衡又增益了房氏之後所出伊川程頤、東坡蘇軾、漢上朱震、龔原四家之說，最終撰成《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撮要》繼承了《集解》簡要的特點從而在流傳中取得了優秀。宋末元初著名易學家俞琰已稱：“房氏百卷之書，則未之見也。”至元修《宋史·藝文志》，已不再登錄房氏《義海》一書。胡一桂說：“今《宋志》載《撮要》而不登房生百卷，使湮沒無傳，亦可惜哉!”
《周易義海》而後，陳李衡《撮要》之外，馮椅《厚齋易學》也是此類著作。“其蒐采亦頗博洽。如王安石、張汝明、張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聞邱昕、毛璞、馮時行、蘭廷瑞諸家，其全書今皆不傳，尚籍是以存梗概”。此外元董真卿《周易會通》乃至明《周易大全》等更是如此。明代好抄撮諸家之書編成一書，在《易》著上同樣如此。雖其態度不如前人嚴謹，但編纂方式多少繼承了李鼎祚。《四部叢刊》本《牧齋有學集》卷38《複方密之館文》即稱：“若夫古今學《易》者精微之旨，無過於王輔嗣、韓康伯之流，宋人一往抹殺則過也。纂集之家遠則李鼎祚，近則俞琰、熊過，近代之談《易》者自李卓吾、管東翁之外，時未免為時人講章兔園冊子。”在心學盛行之時，纂集之作也有一席之地。至清代，《周易折中》之類的《易》著，也不免有《周易集解》的氣息在裡面。清李富孫甚至以諸家之說，未采入集解者尚多，於是查閱群書，蒐集遺文剩義，著成《李氏易解剩義》三卷，以補李鼎祚之未及。
《周易集解》保存了漢魏至隋唐時期的《易》注，成為了解研究這一段歷史時期《易》學發展狀況不可或缺的文獻資料。歷代學者從各個角度對李鼎祚保存文獻的功勞倍加稱讚。首先，從古代《易》學著作的存佚角度看問題，晁公武便對當時所存《易》注加以分析統計，《郡齋讀書志》卷1：“《隋書·經籍志》所錄《易》類六十九部，予今所有五部而已。關朗《易》不載於目，《乾鑿度》自是緯書，焦贛《易林》又屬卜筮，子夏書或雲張弧偽為。然則《隋志》所錄，舍王弼書，皆未得見也。獨鼎祚所集諸家之說，時可見其大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均采此說。《四庫全書總目》卷1《周易口訣義提要》又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新加以審視：“唐以前解《易》之書。《子夏傳》既屬偽撰，王應麟所輯鄭玄注、姚士粦所輯陸績注，亦非完書，其實存於今者，京房、王弼、孔穎達、李鼎祚四家，及此書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寶重也。”
其次，從保存聖賢遺旨，由此考見古《易》的角度考慮，宋計用章《周易集解序》稱：“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後或有惜之者。況此書聖賢之遺旨所存乎?”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42《李氏周易集解跋》：“由唐以前《易》義多軼不傳，藉此猶存百一，宜西亭宗正(朱睦（木+挈）)猶之亟以開雕。”《四庫全書總目》卷l《周易集解提要》亦稱：“蓋王學既盛，漢《易》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此書之存耳。是真可寶之古笈也。”校讎家們對此更有深刻認識。盧文弨說：“漢儒解《易》之書至多今皆不可得見，唯唐資州李氏所著《易》傳集解中採取三十餘家，後之學者猶得以見其崖略。”盧見曾《周易集解序》也說：“自孔穎達奉詔為《五經正義》，《易》用王氏，而兩漢之學亡矣。今幸李氏《易》傳尚存。”張海鵬則稱：“其解卦異者，家世變正，時來旁通，無義不備。漢人解畫卦之宗旨，賴以猶存，誠可寶也。”
歸有光對二者均有認識：“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為義疏，定為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注之一二。”皮錫瑞研究經學歷史，同樣指出：“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義，後人得以窺漢《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賴有此書。”
如果說宋元人主要是仿效《周易集解》在編撰《易》注的話，那么清代學者則是以補輯和分析眾家之注來進一步利用《周易集解》一書研究漢《易》。其中有名的如惠棟《易漢學》、《周易述》以輯補漢《易》為主，張惠言《周易虞氏義》以專研虞翻《易》學為中心。而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更充分利用原書，對漢魏《易》學作了一次全面梳理。林慶炳還對《周易集解》作補箋，成《周易集解補箋》一書，於光緒15年(1889)刻印。
李鼎祚《周易集解》與時代風尚
李鼎祚編纂《周易集解》正處於唐中後期，唐詩、科舉的興盛，《五經正義》的編修，使經學處於衰弱之際。在《易》學上，王弼、韓康伯玄學義理《易》獨統天下，兩漢象數《易》學幾成絕微之熱。《周易集解》的編纂與當時經學上少許學者的動向有相近之處，成為經學復興、時代反動的一個表征，從歷史的大背景中仍可看出其更富深意的一面。
經學衰弱南北朝時，經學出現分野，“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固。自隋統一天下之後，經學也開始走向統一。唐貞觀四年(630)，唐太宗為統一儒學，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貞觀十六年(642)《五經正義》修訂完成，中再經修改重訂，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行天下。此後，《五經正義》的經文、訓詁、義疏被規定成為當時惟一的標準，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義不合《正義》，就被斥為“異端邪說”，經學發展受到阻礙。
對《五經正義》進行深入貫徹是當時的科舉制度。唐政府採取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其中經學發展最受影響的是明經科。從《新唐書·選舉志》的記載來看，當時明經科考試的主要內容有“帖文”和“口試，問大義十條”兩項。“帖文”又稱“帖經”，相當於今天的填空題，要求舉子填寫出一段經文中被覆蓋的一行或幾個字。這種方式完全需要應舉者有良好的記憶能力，只要記得牢，也就不存在任何問題，其僵化死板不言而喻。口試大義主要由考官當面訪問考生經書大義，後來又發展成為 “墨義”，即以書面形式作答。考察評判考生回答的優良程度是以官方編寫認可的經文註解，尤其是孔穎達等編纂的《五經正義》為標準的，它要求考生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口試、墨義同樣是對考生記憶能力的大檢驗，完全扼殺了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創造力。由此被社會上有學之士輕視。
與明經科相比，進士科則長盛不衰。明經科只需熟讀默記經傳及其注釋即可中式，進士科重詩賦，則需要具有文學才能，而錄取的名額，明經又遠比進士為多，所以進士科比明科困難許多，當時便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唐眾科之中，最貴進士科，“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詩賦的興盛使經學相形見絀，走向衰微。
在經學衰微的年代裡出現與眾不同，有所創意的新作，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新唐書》卷200：“大曆時，(啖)助、(趙)匡、(陸)質以《春秋》，施士丐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苣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丐、子陵最卓異。”朱彝尊以“獨未及鼎祚”為憾，已將李鼎祚《周易集解》與之並為一類。唐代經學的轉變猶以啖助、趙匡、陸質的《春秋》學為重，將李鼎祚與他們並列，也就認可了李氏在《易》學上具有開一代新風的含義。全祖望對此更有深刻認識，他曾考究唐五代時的《易》學成就，將李氏《集解》別列一派，又以保存文獻之功而倍加重視。《鮚埼亭集外編》卷23《周易義序》稱：“唐人經學最草草，見於史者不過數家，《易》只推蔡廣成一人。廣成所著《啟源》十卷，《外義》三卷，明人《一齋書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見。其餘則陰洪道、陸希聲、東鄉助、高定諸家，恐皆無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輯三十六家之緒言，在唐人說《易》，別為一派。其餘則郭京、邢瓙之書，然則文徵《易義》足備正義以後之一種，不可聽其無傳也。五代則蒲乾貫有《易》學，亦談象數者。總之關、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傳者，皆當存之，以備時代，不當苛論於其間。”
在《唐經師從祀議》一文中，全氏更對唐代經學作了全面考察，深入細微，足資參考。其言曰：“唐之經學可謂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餘風，能以經術立言，自後詩賦日盛，而經學之衰，日復一日，稍有講明其際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壺挽末俗。然使無此數人，則經學將遂為啞鍾，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學派也。……其三百年中有為兼通五經之學者，陸氏而後曰褚無量，曰馬懷素，曰王元感，曰元行沖，專門名家之學《三禮》則魏文貞公征，其後有成伯璵，《易》則李鼎祚、蔡廣成，《春秋》則啖助、趙匡，《詩》則施士丐，斯數人者，猶能守先聖之緒言以傳之後，雖其言未必醇，而不為無功於經言乎。……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趙氏其書尚存，多為後學所采，則亦不可泯其勞矣。”在經學衰微的時代里，少數學者識別精明，眼光深邃，在困難的環境中將經學不斷推向前進，他們在經學史上承上啟下，其作用自當另眼相待。全祖望認識到了這一點，他不僅再次將李鼎祚列入啖助、趙匡等開一代學術新風的學者之列，更有力地說明他們在經學發展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以此看待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方為深切透闢。
唐初孔穎達修撰《周易正義》，他捨棄了兩漢象數《易》學，而以王弼、韓康伯的玄學《易》為基礎，再加詮釋，在官方勢力的影響下，一時義理《易》學獨攬天下，習學象數《易》學者寥寥無幾。宋人趙師秀(紫芝)就有“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之句。《四庫全書總目》卷l《周易正義提要》更評論說： “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注，而眾說皆廢。”然而“《易》道廣大，無所不包”，義理《易》學一枝獨秀，而捨棄兩漢象數《易》學的成果，不免精華與糟粕不辨而有所偏頗。李鼎祚看到了學術上的缺陷，認為象數、義理均含《易》道，不應有所偏滯。在義理《易》學橫行的時代，他矯枉難免過正，《周易》集解更多地以象數《易》學的面目出現。《四庫全書總目》卷3《周易窺余提要》稱：“自唐人以王弼注定為《正義》，於是學《易》者專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義，博採諸家，以為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而當時經生不能盡從其學。”看來，李鼎祚的努力在當時並未得到廣泛認可。
在象數《易》學式微的情況下，李鼎祚敢於獨樹異旗，別為一派，逆時而動。這看似違背《易》學發展的事，卻恰恰推動了《易》學向前發展，人們可以再次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審視象數、義理兩大派，各取所長，綜合提高。李鼎祚的努力無疑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其《集解》自然獨樹新風。
編輯本段歷史評價
《周易集解》保存了易漢學的許多文獻資料，是考輯唐以前易學的重要參考書。清代漢學家特別重視《周易集解》，把它視為表彰易漢學和批評魏晉玄學之易學的榜樣。今天我們研究易漢學也要倚重於此書。
李鼎祚與《周易集解》甲已廣為人知，但真正知曉其人生平事跡，其書篇卷流傳情況的人卻寥寥元幾。孟子講知人論世，從李鼎祚的生平及其書的刊刻流傳中更能加深人們對《周易集解》一書的認識。李鼎祚在編纂方法上以集解為主，收錄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四十二家《易》注，而以虞翻、荀爽之注為主軸，博採眾長，不執己意任意去取。保存了漢魏至隋唐時期一些重要的《易》注，為清人復興漢代《易》學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素材。李鼎祚在繼承前人基礎上所創新的頗富新意、優點突出的編纂方法引來房審權、李衡、程頤等人的效仿，影響也是十分深遠的。
李鼎祚在編纂《集解》時雖以集解為本，但他仍以多種方式表述了自己的《易》學觀點。他義理、象數兼重，而尤以補輯象數《易》為己任，將編纂工作做得十分完美。就是在義理上，李鼎祚也有獨特的表現，他在王弼、韓康伯的路上繼續融合《易》、《老》，在鄭玄、乾寶等以史證《易》的基礎上也有所進步。李鼎祚所提出的“聖人之言連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對整體系統地把握儒家經典的深刻內涵仍有指導意義。
李鼎祚在經學衰弱、象數《易》學式微的情況下，敢於創新，在艱難的環境下推動了易學的發展，也為經學的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成為那個時代值得珍視的少數幾部經學著作之一，從而深深影響了《易》學乃至整個經學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