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思想反清思想的形成
洪秀全，廣東花縣官祿布人，1814年出生於一個中等農民家庭。青年時代的洪秀全，也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曾四次參加科舉考試，力圖走“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科舉的老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光宗耀祖。
1843年，即鴉片戰爭失敗後一年，他第四次赴廣州應試，結果又名落孫山，為此他憤怒萬分地說：“不考清朝試，不穿清朝服，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士吧！”為不平之心所刺激的洪秀全，“發現研讀孔子不再是獲取功名的途徑。正當日後宏圖偉業岌岌可危之機，聖經的真相，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基督教的教義也就深入其心。”〔1〕當時， 他讀了1837年赴廣州應試得到的被束之高閣的《勸世良言》，“如夢初覺”，遂拋棄了科舉致仕的老路，創立了中西結合的拜上帝教，決心“要開創新朝”，來代替滿清封建王朝。這是洪秀全早期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對於洪秀全由讀書做官到造反當皇帝的思想轉變，中國史學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標誌著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另一種則認為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是1847年形成的。這裡就涉及到洪秀全早期著作，即1845～1847年《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的理解問題。現將這三篇著作，略加剖析。
反清思想《原道醒世訓》抨擊了當時“世風日下”是“一出於私”造成的，提出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直之世”——“大同世界”，來代替那個“陵奪斗殺之世”的舊世界。
《原道覺世訓》強調上帝與妖魔的對立，提出“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當共擊滅”“閻羅及其妖徒鬼卒。”
這三篇文章，太平天國後來把它們編為《太平詔書》頒行。其中前兩篇文章，有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勸人為善”，即“改邪歸正”，沒有明確提出以暴力推翻清朝統治的觀點。後一篇文章，在宗教外衣下提出以暴力推翻妖魔即後來的清朝皇帝“鹹豐妖”的思想。正是依據這一史實，有的專家學者認為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要到1847年才形成。筆者認為1847年前洪秀全暴力反清思想雖然未完全形成，但反清思想早已形成。
1847年5月，洪秀全從廣州羅孝全學習聖經之後，第二次來到廣西，與紫荊山創立拜上帝教的馮雲山會合，終於確立了反清的具體革命計畫。最後在上帝教信徒與地主武裝衝突中，於1850年底開始“團營”，要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反動統治。 
綜上所述，金田起義前洪秀全反清愛國革命思想的形成，經歷了“改邪歸正”到“斬邪留正”兩個階段，也就是說當和平改革已不可能時，才採取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過程。因此，我認為將“改邪歸正”和“斬邪留正”完全對立起來是不正確的，因為“改”和“斬”的目標都是針對清王朝的，不同的僅僅是手段，即和平改造還是暴力革命的問題。
發展及其實踐
洪秀全在宗教外衣下的平等平均思想，代表了廣大貧苦農民的利益和要求，所以金田村點燃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兩湖三江， 終於在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南重鎮南京，匯合成燎原之勢。
隨著太平天國初期勝利發展的實踐，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也有了一個飛躍的發展。他把原始基督教的“太平之世”與儒家大同思想熔於一爐，並把歷史上千百年來億萬農民追求的平等平均思想提高到一個消滅私有制的新階段，從而將中國歷史上舊式農民戰爭推向最高峰。
定都天京後，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反清與反孔相結合和對外政策三個方面。而《天朝田畝制度》是其集中體現。
反清思想《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的一個立國綱領，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內容，其核心是土地問題。
《制度》根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即土地國家公有的原則，宣布廢除封建土地私有制，並規定平均分配土地的辦法。《制度》規定，“凡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女。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所謂雜以九等，就是按田畝產量，把土地分為上上、下下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壞田），好醜各一半”〔5〕。
對於受田年齡，規定“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於十五歲以下一半”。《制度》還規定：“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薴、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至於人民“所有婚聚彌月喜（喪）事，具用國庫，不得多用一錢。”由此可見，農民分到的田，只是使用權，而所有權則歸天王的國家所有。
《制度》規定：“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二母雞、二母彘（豬），無失其時。”“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為之。”〔6〕可見， 《制度》要建立的仍然是“男耕女織”的個體小生產自然經濟。《制度》沒有提到商業，是很自然的事。
總之，《制度》在土地問題的基本精神是：試圖在小生產基礎上，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由天王所代表的太平天國國家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進行平均分配，以達到“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目的。這是《原道醒世訓》中“大同”思想的深化與發展，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思想。
洪秀全的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設計，集中表達了千百年來貧苦農民追求消滅私有、壓迫、剝削，創建一個天下為“公”、“共同富裕”的“太平”世界的理想。馬克思把這種消滅“私有制”的思想稱之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孫中山也把洪秀全的“均產主義”稱之為“社會主義”。
把反清與反孔結合起來，是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在天京，太平天國掀起了一個“敢將孔孟橫稱妖，經世文章盡日燒”的排儒高潮。洪秀全試圖從制度和精神文化兩個層面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他這種把“奉天討胡”的政治革命與反孔的文化革命同時並舉的做法，儘管有嚴重的局限性，但在近代社會變遷的模式上具有先驅意義，開創了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併力求把兩者融合起來的新途徑。這個問題，我寫了《洪秀全與中國傳統文化》、《洪秀全反孔的再評介》等文，不再贅述。這裡只想補充一點，造反可以不要儒學，統治卻終究以儒術更為應手。
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第三個特點，則是順應時代的需要，提出獨立、平等、友好的對外交往原則。
早在金田起義前，洪秀全曾說：“如果上帝助吾恢復祖國，我當教各國各自保管其產業而不得侵害別人所有；我們將彼此有交誼，互通真理及知識，各以禮相接，我們將共拜同一天父，共崇敬同一之天兄世界救世主之真道。”〔7〕這是主張國與國、 民族與民族之間應當平等友好交往，不得侵害別人所有，干涉他國內政。這具有一定的反對外國侵略意義。
當1853—1854年英、法、美第一批公使訪問天京時，北王韋昌輝根據上述平等友好交往的原則，在回答英國公使文翰時說：“吾等不特彼此相安無事，而且可以成為親密的朋友。”〔8 〕雖然洪秀全尚有自詡為“天下萬國真主”的大國主義思想，也不能掩蓋他對外平等友好的開放立場。對於這一點，甚至連法國公使布爾布隆也承認：“廣西革命軍人對外國態度是友好的。”這與清朝閉關鎖國政策，形成顯明的對照。
洪秀全要創建的太平天國，是千百年來貧苦農民夢寐以求的沒有壓迫、剝削，國與國、人與人、男與女平等的理想國家。正是這一理想，匯集了廣大貧苦農民，並成為他們反清的強大精神力量。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經過北伐，特別是西征和天京破圍戰的勝利，於1856年5月控制了長江中下游湖北、安徽、江西、 江蘇廣大地區，把太平天國事業推向全盛時期。
反侵略思想
1856年太平天國進入全盛時期，“開創新朝”事業大有希望的時候，革命最高領導集團內部發生了親痛仇快的內訌悲劇。這次內訌是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東王楊秀清“逼封萬歲”開始，中經韋昌輝濫殺無辜，到1857年石達開率精銳出走結束，歷時近一年。內訌造成嚴重的惡果：一是這次“天京王殺王”的悲劇，使首義諸王或死或走，只留下天王孤家寡人一人外，前期領導核心全被破壞，“自壞長城”；二是清軍乘機攻占武昌、九江、鎮江等長江中下游戰略要地，到1858年清朝重建圍困天京的江南大營；三是更為嚴重的損失是“人心散亂”，廣大將士產生了嚴重的信仰危機。當時太平軍內部有首民謠云：“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依舊讓鹹豐。”因此，當時曾國藩曾說：“洪楊股匪，不患今歲不平。”太平天國面臨著由盛轉衰的嚴重危機。
太平天國之所以沒有象曾國藩預期的那樣被鎮壓，是有其主客觀原因的。客觀上一是當時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不可能集中全力鎮壓太平天國；二是各族人民的反清起義仍處於高潮，分散了對天國的壓力。主觀上是洪秀全提拔了陳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輕將領，重建領導核心，“振作同心”，艱苦奮戰，於1858年繼三河大捷之後，又取得二破江北大營的勝利，使太平天國得以“稍可自由”。
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向西方學習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如果說，前期洪秀全向西方學習還停留在宗教上，那么後期則觸及到學習西方經濟、政治等實質問題。這一新的發展集中表現在他批准頒布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學習西方的政綱《資政新篇》上。
歷史影響
反清思想太平天國以喜劇開始，以悲劇結束。洪秀全創立的拜上帝教隨著太平天國的失敗而煙消雲散，接著興起的是以中國傳統文化反對基督教的教案，直至19世紀末匯合成近代中國第二次農民運動——“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從愛國回到中世紀，這正是義和團與頑固派發生感應的內在原因。
太平天國運動在戰爭中確實有嚴重破壞江南經濟的一面。正如王韜所說，當時江南“幾於百里無火煙，其中人民大半死亡，室廬焚毀，田畝無主，荒耕不棄。”〔9〕蘇州府九縣一廳，人口由1831年的340萬降到1865年的128萬。這個破壞中，湘淮軍、侵略軍和太平軍都應負責， 全加在太平軍身上，是不公正的。事實上，任何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的國內戰爭，儘管有破壞，卻是革命的、合理的，因為它推動了歷史前進。
總結翻清思想
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批判立場是沒有疑問的。如“白骨如山”一詞，或是反映清兵的殺戮，如嘉定屠城等；或是反映清朝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無論如何，紅樓夢都不是一部為清朝歌功頌德的作品，或與政治無關的言情小說。因此是對清朝“太平盛世”的否定，是作品反清思想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