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作為全球經濟的關鍵成員，印度的崛起具有重要的經濟和安全含義。而對於這一重要變化，外部世界才剛剛意識到。如果你想更好地理解正在發生和未來將會發生的變化，本書無疑可以為你指點迷津。
內容簡介
本書全面介紹了20世紀最後十年印度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和嶄新變化：加入WTO之後印度企業的成功表現、一個充滿自信的中產階級的出現、核能力的展示等等。作者對崛起的印度的外交事務和對外經濟政策進行了深入探討，分析了印度的文化和智力“軟能力”在塑造印度全球形象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還高度肯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主張並鼓勵兩個發展中大國加強合作和學習，為全球的繁榮與持久和平共同發揮積極作用。本書是繼尼克森、基辛格等人的著作之後又一本大國戰略方面的力作。
作者簡介
桑賈亞·巴魯，當代印度最知名的經濟評論家之一，現任辛格總理的新聞顧問和發言人，此前曾擔任印度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印度時報》和印度《經濟時報》副主編、聯合國發展計畫署顧問等職，堪稱印度國家戰略的權威人士。
目錄
序
導言
印度經濟崛起的戰略影響
外交政策的經濟考量：印度的新思維
何謂經濟安全
開放經濟下的國家安全
咎由自取
印度和世界：學會兩條腿走路
國家安全經濟學
孟買呼籲
競爭優勢：能力、市場與中產階級
經濟外交的成果
馬德里僵局：印度和九國集團的堅定立場
大國夢：印度實現潛力所面臨的挑戰
外交中的商務：當今世界的貿易與旗幟
戰略要求
令人沮喪的邊緣政策：回憶一場剛被忘卻的危機
戰爭中對恐怖活動的經濟制裁
一個不明智的勸告
誰需要施捨？
誰害怕全球化？
估量競爭
做好自己的事情
辛格的外援政策
印度在坎昆會議前啟動FTA盛宴
外交政策中的經濟因素
慢車道的WTO和快車道的自由貿易協定
重視對外貿易中的進口
開放的市場開放的社會
亞洲即印度？
印度和東協：正在形成的邁向孟加拉灣共同體的經濟關係
亞洲經濟危機和印度對外經濟關係
南亞對話：事關和平與安全的經濟事務
應對信任貿易和恐怖主義
南亞的雙贏競賽
南亞可以一起崛起
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選舉的經濟影響
其他鄰邦的經濟往來
IT與信息經濟：印美關係的壓艙石
印度中國和東協的鄰邦關係：若干外貿和外交問題
拉奧先生訪問華盛頓
超越核政策：對簽署CTBT的一個更寬泛的看法
誰害怕企業黑名單？
海外信息界印度人：海外印度人的全球性網路
交往的條件
長期和短期的印美關係
大事不發生，情況很不妙
印度和美國：跳出南亞的框框
普京時代的印俄關係展望
八國集團峰會：不僅僅因為它存在
經濟掛帥：中國的改革
東方曼哈頓：中國所見所感
太平洋上的壓抑情緒：美中的對峙
中國的經濟外交藝術
新的大博弈：亞太經合組織東協+3和新近的JACIK，變化中的亞洲均勢
超越邊界的經濟事務：印中關係指引著印巴關係
時刻關注中國
印度是紙老虎嗎？
韓國企業時代的來臨
外交政策中的國家與市場
印巴卡爾吉爾衝突的經濟影響
商業地理：時間空間和技術
傳媒對國力的增強效應：印度軟體的軟實力
鏡頭放寬點
印度往何處去？
附錄 印度在國際事務中嶄露頭角
致謝
媒體評論
2005年8月15日，在新德里紅堡發表的獨立日演講中，總理曼莫漢·辛格說：”在一個國家的歷史上，一個時代來臨了，這是一個可以創造歷史的時代。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的起點上，世界期待著我們有所作為，在全球的舞台上盡顯身手。我們的發展已經沒有外部約束。如果說還存在一些障礙的話，那也全部來自我們國內。”本書對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如何克服這些內部障礙以及印度崛起所產生的影口向，一定會大有裨益。因此，我們要感謝桑賈亞·巴魯·博士。
——蘇布拉馬尼亞姆（K. Subrahmanyam），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主席
這些有關經濟和安全問題的文章，內容豐富、思想深邃。任何想關注印度的人都不應該忽視這本優秀的著作。只要你購買和閱讀本書，一定會受益匪淺並陶醉其中。
——賈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和法學教授
這是一本雄辯的著作，如果要深入考察印度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不斷演變的戰略和經濟角色，本書一定要讀。
——納拉亞納·穆爾蒂（N.R.Narayana Murthy），印度Infosys公司創始人
作為全球經濟的關鍵成員，印度的崛起具有重要的經濟和安全含義。而對於這一重要變化，外部世界才剛剛意識到。如果你想更好地理解正在發生和未來將會發生的變化，本書無疑可以為你指點迷津。
——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主席
書摘
印度經濟崛起的戰略影響
當全世界還在試圖理解冷戰結束對全球勢力均衡和不同國家在新的全球體系中的地位與關係會產生何等影響時，並且，在印度的經濟改善對全球和亞洲勢力均衡的影響尚未得到充分評價之前，哈佛大學一位最傑出的戰略思想家對後冷戰時代國際體系的性質做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預測，至今，這一預測還令印度的戰略政策分析家們感到“於我心有戚戚焉”。亨利·基辛格在其研究西方外交史的《大外交》（1994）一書的序言中，對“世界新秩序”進行了思考，提出了如下猜測：
“21世紀的國際體系表面上將充滿矛盾：一方面是分崩離析；另一方面是不斷增長的全球化趨勢。在國家關係層面，新秩序不同於僵硬的冷戰體系，而更像18世紀和19世紀的歐洲國家體系。新的體系至少包含六大主要力量——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或許還有印度——以及眾多的中等規模和更小的國家。”
不可否認，美國仍然在軍事力量上占據著絕對優勢，不過，它也要接受其他經濟大國崛起的現實。最近，基辛格不斷重複他早先的看法，在強調其經濟成就重要性的基礎上，再次談到印度作為一個強國的“潛力”（基辛格，2000）。1994年，當基辛格認為印度是一個正在邁向“大國”地位的國家時，人們還不能想像印度可能出現一個1992～1998年那樣的高經濟成長階段，另外，印度也還沒有宣布自己擁有核能力。難道他有先見之明，還是他希望我們在定義印度的“國際主要力量”的身份時，關注其歷史因素和潛在力量？作為一個研究國家實力和現實政治的專家，基辛格在那時就應該非常清楚，印度不但能夠維持從20世紀80年代業已開始並且不斷加快的經濟成長態勢，而且，其經濟政策將打上現實主義的深深烙印。事實上，那時印度的外交政策正是遵循著現實主義原則，對此基辛格當然是心領神會的。然而，和許多其他的分析家一樣，如果基辛格仍然只看到一個那時還不確定的印度大國的“潛力”，那么，問題在於：印度需要採取什麼措施才能將潛在力量轉變為現實力量？
軍事分析家們認為，儘管印度已經宣布了其核大國地位，但是，印度要想成為一個被世界承認的、超過其近鄰的軍事和核大國，目前還存在巨大的信譽和能力缺口需要彌補。為了彌補這一“可能”和“現實”之間的缺口，最重要的莫過於印度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經濟發展和增長是印度作為一個“強國”重新崛起的根本所在。如果印度能夠成功地保持高增長率，獲得必需的財力用於國防和安全建設以及進行人力資本和社會福利的投資，以確保與鄰國之間的和平與安全，那么，基辛格的預言才能最終成為事實。
新的印象
不管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在冷戰期間對印度的印象如何，20世紀末，有兩個決定性因素迫使西方國家重新認識印度。首先，20世紀最後十年印度的經濟成就，以及印度在經濟政策和思想方面的轉變；其次，印度宣布擁有核武器。對於這兩個內生於印度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因素，美國不得不做出反應。近年來，美國在重新形成對印度的認識時，還有另外兩個因素需要考慮進去，它們雖然是“外生”因素，但卻影響到印美關係，即恐怖主義活動的上升和中國在亞洲的崛起。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即印度經濟的強大、它的軍事和技術能力，以及它作為一個自由和世俗的民主國家在對抗教派主義和恐怖主義中所能夠發揮的作用，將決定著21世紀印度與美國及西方世界之間的雙邊關係，反過來，這又影響到美國對未來幾十年內印度在全球地位的看法。
印度面臨的挑戰在於，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否處理好上述每一個因素——經濟成長與發展、國家安全、恐怖主義活動和中國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影響，從而增進國家安全和確保國民福利。印度如何處理這些挑戰，將直接關係到印度在21世紀的全球體系中國家能力的大小與性質及其國家安全。
經濟要求
在一本新近的傑作中，牛津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2001）在駁斥了最近有關國家能力經濟基礎的過於單純化的理論之後認為：
“托爾斯泰的問題是：‘國家前進的力量是什麼？’如果用‘動員’一詞來替代的話，這個問題可能更好回答。顯然，它不僅僅是購買力。儘管經濟財力很重要，但是它們並不是國家能力的唯一決定因素。一個國家的打擊力不僅僅包括其鋼鐵工業的產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國家即便不具備進行足夠的軍事動員的能力，只要它有更好的戰略、運籌和戰術能力，它依然能夠擊敗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對手。同樣，我們需要把一個國家的財政體系完善程度——它從納稅人手中集中財力和向投資者籌款的能力——考慮進去。而且，在重大衝突中，一個國家還必須能夠最有效地動員其平民。不同經濟部門之間必須形成適當的平衡，以便在最大可能地形成作戰財力的同時無損於國內的社會福利。因此，國家和私人部門官僚組織的素養及軍事組織的素養是同樣重要的。”（P418）
弗格森關注的是他所謂的財政力量的四個重要機構支柱：稅收徵集機構、代議制議會、國債體系和中央銀行，它們構成了經濟“能力方陣”。顯然，弗格森避開了國家能力的經濟決定理論，他認為：
“不論稅收體系多么有效率，不論議會多么具有代表性，不論國債市場多么具有流動性，也不論貨幣管理多么完善，最終，一個國家的合法性與如下無形之物具有密切的關係：傳統（過去受益的回憶）、感召力（當今領導人的吸引力）、公眾信心（對未來收益的信念，包括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以及宣傳（政府開動可用的媒體來鼓勵所有這些方面）。儘管卡萊爾（Carlyle）擔心現代性將把所有的人類關係都轉變為經濟關係，不過，真正的‘純粹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即在每一次交易中永遠只考慮最大化自己效用的人，還是極其罕見的，對於社會中的大多數人而言，這樣的人好比是怪物。在日常生活中，男男女女會使自身的經濟利益屈從於一些其他的動機，像賭欲、惰欲、性慾和破壞欲。”（P422）
儘管不藉助於經濟手段，國家也可以追求權力和提高其戰略能力，但是，從長期看，可持續的能力必須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
對於印度而言，毫無疑問，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挑戰便是如何加快經濟成長和發展的速度。經濟成就和經濟能力構成了國家安全和實力的基礎，對於印度這樣的開發中國家而言，情況更是如此。經濟實力將決定軍事實力，並且改變印度與其鄰國，特別是她的兩個主要對手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關係。印度具備保衛其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軍事實力，儘管如此，她仍然需要維持更高的經濟成長率，從而能夠改變亞洲乃至全球戰略均衡，實現自身發展利益的目標。也正是如此，印度的對手才會努力讓印度保持經濟上的弱國地位，這正好強調了經濟要求的重要性以及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戰略意義。
在其對印度國家能力的“潛力與希望”的調查中，科恩（Stephen Cohen，2001）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未來若干年內，印度能否通過發展技術、後勤服務和軍事力量，成為一個影響力不僅僅局限於南亞的大國？”這個問題綜合考慮到了成為一個大國所必需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然而，科恩過於強調印度的軍事、外交和政治能力，而相對疏忽了經濟能力。他注意到印度精英階層的“世界觀”與“自我評價”和印度的實際能力之間存在斷層，這非常正確。但是，在給後者下定義時，他卻沒有充分考慮到經濟成就的中心地位。實際上，要充分實現印度的戰略潛力和國家安全，經濟領域的穩健表現將至關重要。
在蘭德公司（RAND）的一項研究中（Yeh和Zycher，2000），經濟因素被直接納入到了對亞洲不斷變化的戰略實力平衡的計算之中。研究認為，如果印度在2000～2015年間能夠持續1992～1998年間的經濟成長表現，那么，亞洲的力量均勢就將發生一個大改寫。遵循這一觀點，特里斯（Ashleyr Tellis，2001）對印度經濟崛起的多方面戰略影響進行了分析，他說道：
“問題的本質在於，如果印度在未來二十年左右能夠維持大約5.5%的年均增長率，它將成為亞洲舞台上重要的角色。如果它能夠將增長率提高到5.5%以上的水平，那么，它在亞洲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會更進一步。”
“如果增長率能夠一直保持在7%甚至更高的話，這樣的經濟成就不但會不可阻擋地使印度成為一個強國，使它在亞洲地緣政治平衡中成為有影響的一極，而且，這也迫使全世界更加關注印度，把它作為一個具有地區影響力的戰略實體。”（p240）
在沙費爾（Teresita Schaffer）的《印度的崛起和美國在亞洲的政策選擇》一書中，這些思想也有所反映。該書把經濟成長的穩健性和治理視為決定印度國家能力性質的關鍵變數。沙費爾寫道：“印度崛起為經濟大國和國際事務參與者的程度將主要決定於國內的因素。在我們看來，兩個因素的驅動至關重要。第一是經濟轉型，它將對政治氣候、領導人競爭和印度的國際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第二個驅動力……是政治領導人的素質……”
經濟表現與經濟實力是政治與外交影響力和軍事實力的必要，儘管並非充分基礎，這樣的觀點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承認，特別是當人們看到蘇聯由於經濟上的失敗而崩潰，而在中國作為一個強國崛起的過程中，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之，我們認為，決定印度的國際形象和能力、戰略地位和重要性以及國家安全的並不是經濟成長本身，而是增長過程的本質特徵和印度解決當前所面臨挑戰的方式。所謂“本質特徵”，在這裡指的是增長成果的分配方式、增長對印度的全球競爭力和融入全球經濟的影響，還有增長的部門構成，即工業化的程度及其財政可持續能力。這些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在印度邁向強國地位的過程中，它所面臨的更大的安全挑戰主要來自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恰恰是社會和經濟的落後狀態，由此產生的不公平和政治動盪，以及經濟發展的質量威脅著近來備受關注的“本土安全”。
印度國家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戰來自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北地區的跨國恐怖主義活動。但是，如果不能處理好由於少數人群的社會和經濟落後，以及教派和種姓之間的緊張關係所引致的國內安全問題，那么，也就無法解決這一外部挑戰。不平等的經濟成長只會給國家安全帶來隱患。同樣，經濟落後狀況導致印度經濟缺乏國際競爭力，從而限制了印度融人全球經濟的程度。總之，穩定而持續的經濟成長是印度國家能力和安全的基石。
印度過去的經濟成就和當前的國家能力
如果說加快經濟成長是實現印度戰略潛力的關鍵所在，那么，問題是，印度現有的表現如何？以及，準確地說，經濟成就與發展潛力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有必要承認的是，促使印度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強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她的文明史、她對宗教和哲學所做的貢獻、她在知識方面尤其是在科學和數學上的成就、她的人口規模和構成、她的地理空間和位置以及她的軍事實力——而不僅僅是經濟成長。正如加維（John Garver，2001）在討論印度和中國的競爭時所提到的那樣，“人類創造的兩個最為璀璨的文明：中國和印度，毗鄰在亞洲大陸之上。創造了這兩個文明的民族不但有理由為她們的歷史與成就而自豪，而且，可以肯定，她們在當今世界還將發揮重大作用。”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近的一項統計工作通過清晰的經濟數據反映出這種歷史潛力。麥迪遜（Angus Maddison，1998）在對中國經濟成就的研究中構造了一組有關1700～1995年間世界總收入的數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前工業化和前殖民時代印度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據的突出地位，以及近年來她們對這一失去地位的不斷收復。1700年，中國和印度占到了全世界國民收入的45.7%（表1.1）。到19世紀末，這一比重滑落到24.2%，而到20世紀中葉時已經只有不到9%。隨著這兩個亞洲巨人在世界總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相應的，首先是美國所占份額的急劇上升，緊隨著是日本。歐洲的比重在19世紀末上升到超過40%的最高點，隨後也開始下降，目前大約和前殖民時代的水平相當。這些數據助長了印度的戰略和經濟決策界的信心，他們堅信，印度一定會重新恢復她在世界舞台上的強國地位。同樣，他們也注意到，經濟成就在塑造一個國家的戰略實力的過程中起著核心作用。
不可否認，儘管學術界對這些統計數據的可信度還存有懷疑，但是，20世紀後半期最驚人的故事莫過於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在印度之前，中國就開始了她的高增長路徑，在二十五年左右的時間裡便成功地使自己世界總收入中的份額翻了一番，從1978年的5.2%上升到1995年的10.9%。隨著其經濟上的成功，中國也成為奉行重商主義的貿易大國，其占全世界貿易額的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大約1%上升到2000年的4.5%。相比之下，印度的起步要更慢。不過，在整個20世紀，印度的經濟成長一直在不斷加速（表1.2）。
準確地說，最近一段時期印度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增長成就？在她的成就與潛力之間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距離？儘管印度起步較慢，但是，如果用一個更長的視角來看待其增長過程，那么，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增長速度在穩步加快。20世紀前半期，統計顯示印度實際上幾乎沒有增長，此後，在1950～1980年間，其GDP年均增長率為3.5%，在1980～1990年間為5.4%，在1990～2000年間為6.2%。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2～1998年間，經濟成長率超過了7%，儘管隨後在1998～2002年間有所下降——主要是由於工業部門增長放緩所致。這就引起了一些有關中期增長潛力的問題。如果全美工商業圓桌聯合會與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所（nbar—CSIS）的觀點可以被接受，那么，5.8%的年均增長率，即1980～2002年間所得到的長期增長率，不但無法使印度這個貧窮的人口大國解決發展問題，而且也無法使印度獲得一個強國所需要的外交和軍事地位。印度的決策者很清楚，只有在下一個十年內保持至少7%～8%的經濟成長率，才能夠完全解決印度的大規模減貧和應對人類發展的挑戰。戰略分析家們也認為，政府要想籌集足夠的財力來對傳統裝備的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和形成一個可靠的核威懾命令控制系統，這樣的一個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必須要保證的。
儘管還有這些需要警惕的不足之處，印度過去二十多年不斷加快的經濟成長已經產生了戰略性影響。如果中期的增長速度能夠提高到年均7%的水平，那么，各種戰略性影響也將隨之增加，我們下面來討論這些問題。
業已取得的戰略性影響
印度不斷加快的經濟成長以及更重要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政策已經影響到她與各國（或政治實體）的政治外交關係，這些政治實體遠的有美國和歐盟，近的有東協和中國台灣地區。不過，從戰略角度來看，受影響最深的還是莫過於她與兩個既是鄰邦又是戰略競爭者的國家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