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馬匹是當時的主要運輸工具9月16日，紅軍路經崔穀倉。楊景華即遵照土司的命令為紅軍開倉放糧，給每個過路紅軍提供十斤小麥，在崔穀倉囤積30萬斤的小麥全部開倉放完，他們又打開另外一倉，放出半倉，讓過路紅軍全部裝上了糧食，解決了紅軍北上糧草不足。
1936年，紅二、四方面軍出川北上，蔣介石聞訊以後，又命令朱紹良以魯大昌的新編14師和楊積慶的地方藏軍，在岷縣、洮州(今臨潭)和西固(今舟曲)嚴加防範，同時急調胡宗南部進入陝甘、調川軍兵將進入甘南地區，圍堵紅軍。
8月5日，紅二、四方面軍進入楊積慶所轄迭部溝一帶。楊積慶土司再次給紅軍讓路濟糧，支援紅軍通過藏區。他還主動撤除所轄迭部的防衛，秘密派人為紅軍帶路，讓紅軍沿著紅一方面軍北上路線向前進發。僅紅軍從達麻寺到鸚哥花園，一路上就得到了土司幾百石糧食的接濟。使紅四方面軍順利再克臘子口，在臨潭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當紅軍離開藏區後，楊積慶土司又命令所屬和中部落收留、安置失散在藏區的紅軍傷病員200多人。
事件經過
博峪事變1937年8月25日，駐岷縣國民黨軍師長魯大昌糾合楊積慶手下團長姬從周、秘書方秉義等人，以楊積慶私通紅軍的罪名密謀倒楊。農曆七月十七日，魯大昌派兵駐守臨潭新堡。七月二十七日，魯派竇德海、方秉義等帶領便衣隊40餘人，在博峪與姬從周部會合，假借奉上級之命與姬共謀除掉楊積慶。隨即與方秉義、安國瑞、常永華及在博峪的大小頭目，放出監犯，殺了楊英，向保全司令部進攻。當夜，楊積慶突聞槍聲大作，急忙將孩子推向炕角，逃出住地，躲避在山神林水磨附近。姬得知後，領兵去山神林搜尋。楊在水磨中認為自己部屬尋找，便出來打招呼，姬部隨即將楊用亂石擊斃。此次事變中，楊積慶及長子楊琨夫婦等五人殞命，其余眷屬被軟禁於力賽官邸。
次日，國民軍在博峪召開會議，會上宣布了楊積慶私通紅軍等“八大罪狀”，提出剷除封建土司制度的口號，並成立卓尼臨時維持委員會，推舉姬從周為主席，方秉義為委員。
楊積慶被殺後，長憲趙希晉和楊錫齡之長子楊景華等人聞訊後，在禪定寺發出雞毛信，調出北山諸旗、朱扎七旗、車巴溝旗藏兵報仇。北山總管楊麻周接雞毛信後，帶領精悍藏兵200餘人，從麻路巴龍、草岔溝、上卓尼向卓尼開進，禪定寺僧眾及附近藏兵均雲集在卓尼洮河兩岸。農曆八月十三日黎明，楊麻周率領藏兵數百人，攻破木耳橋，再戰石媳婦，克博峪村。姬從周戰死，方秉義逃往岷縣，維持委員會潰散。楊麻周派數十人駐守博峪，追回楊氏財產，並親自赴力賽接回楊氏夫人楊守貞等親屬，移居禪定寺僧綱衙門。
1937年8月25日，“博峪事變”後，楊積慶和長子同時遇難。楊積慶年僅8歲的次子楊復興繼任第二十代土司併兼任洮岷保全司令。
楊積慶被魯大昌策劃的兵變殺害後，第二十任繼任土司楊復興為人處事謹慎小心，從小聰明好學。在母親的精心安排下於禪定寺設私塾，潛心修習國文、藏文。
1947年，18歲的楊復興，自籌路費代表卓尼48旗藏民，去南京晉見蔣介石。向蔣介石提出要到陸軍大學學習深造的要求。翌年春，楊復興入陸軍大學將官班學習，並被授予少將軍銜。
1949年9月，在彭德懷、王震等人的感召下，楊復興率部起義。
1950年，楊復興宣布廢除卓尼土司制度，從此結束了卓尼300多年的土司制度歷史，成為卓尼歷史上的最後一任土司。
至此，始於1418年卓尼土司制度，在先後歷經了明、清和民國三朝，共20代，532年之後，終於宣告結束。
後世紀念
1950年2月，阿拉善蒙古親王達理扎雅之女達芝芬，在阿拉善成婚。婚後，他們乘坐汽車返回甘肅途中，在西安，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副總司令員、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元帥的熱情接見。席間，彭總談起當年紅軍北上途經甘南時，曾得到過楊積慶土司的大力支持，並對楊積慶土司的犧牲，表示沉痛哀悼。同時還希望楊復興繼承先父遺志，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多做貢獻。
同年10月，周恩來總理，親自致信楊積慶先生次子楊復興先生，對當年楊土司讓道濟糧表示感謝。
1994年，甘肅省人民政府追認楊積慶為革命烈士，楊成武將軍親筆為楊積慶題寫碑銘。
事件結局
事變發生後，田崑山、薛達等人受省府委託處理卓尼事變。薛達仗義執言，秉公辦理。後來，楊復興繼任卓尼第20代土司併兼任洮岷路保全司令。為了不使兵權旁落，薛達兼任了保全副司令一職。
新中國成立後，楊復興先後擔任卓尼縣縣長，卓尼藏族自治區行政委員會主任，歷任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長，甘南軍分區副司令員、西北軍政委員會民族委員會委員等要職。
而兩度固守臘子口，企圖阻擋紅軍北上，並陰謀殺害楊積慶土司的國民黨新編第十四師師長魯大昌，在升任國民黨新編第二軍軍長，時隔不久，又被調任第八戰區東路總指揮，從此失去實際軍權。在蘭州出沒於高級軍政官員中，作囤積居奇的生意。1949年蘭州解放時魯大昌畏罪潛逃居岷縣，不久，被人民解放軍某部捕獲。1962年10月1日在蘭州病逝。
積極作用
卓尼縣城東的博峪卓尼的土司制度始於明朝。據史料記載，早在金末元初時，元忽必烈邀請西藏薩加法王八思巴去內地講經傳法，途經卓尼時，見此地風景優美，蒼松翠柏，遂將原喇嘛老桑八代之密宗紅教寺移建於卓尼，即今禪定寺。約在元末明初，藏王赤熱巴巾派來安多地區徵稅大臣噶·益西達爾吉的長子些地，為了尋找宜農宜牧的地方，率部歷經艱險，來到卓尼，立根創業，成為當地藏人的首領和禪定寺的施主。
公元1418年(永樂十六年)，些地以功被授予正千戶及世襲指揮僉事兼武德將軍，為第一世土司。這時的些地似銜接漢藏兩種文化板塊的一顆鉚釘，已集族權、神權、政權為一身的世襲土司和寺主。正德元年(l5O5)，第五代土司旺秀承襲父職，這時，卓尼上司的努力範圍已有很大拓寬，在統領境內所有藏民的基礎上，還收容了明洪武初列洮洲地區充軍、屯地的一些民兵。旺秀有個弟弟從小出家為僧，後來做了卓尼寺的堪布，在他的管理下寺院的發展有了很大的起色，從此形成卓尼寺塔布一職均由楊氏一門世襲的慣例，即“兄為土司，弟為僧綱”。正德三年(1508)，旺秀進京朝見明武宗，賜姓楊，更名為烘。自此，歷代土司沿用漢姓，有了漢名，從此達到了光宗耀祖，保證其統治地位的百的，也因此而在文化方面與漢文化漸漸貼近，有了朝廷賜予的這張王牌，就可以威鎮屬民，牽制各地方勢力間互相吞併的危險，且將下屬地域武裝入邊疆兵奮之列，在君從臣屬的前提下，形成了在政治、經濟、宗教、軍事上具有相對自治權力的政教合一的統治集團。
清康熙四十九年，皇帝不僅頒賜“禪定寺”匾額，還正式設立僧綱衙門為寺院政教的最高權力機構，規定卓尼楊土司逢弟兄二人時，一人繼任土司職務，另一人為禪定寺僧綱;土司單傳時，則可身兼二職，總領政教大權於一身。卓尼上司不僅是轄區的最高統治者，而且是最高的宗教領袖，政治和宗教地位都是由土司家族世襲繼承，“政教合一制”是土司政權的核心部分。
卓尼土司實行“政教合一”的政權制度和“寓兵於民”的兵役制度，這一具有顯明特點的土司制度作為封建國家的政權機構和地方少數民族政權，它為其統治區提供了具有共同的語言、地理環境和共同經濟生活的社會物質條件，在政治上維護了中央政權的統一;在經濟上穩定了社會生產並發展了民族經濟;在民族關係上，能較好地處理藏族同漢族和其它少數民族的關係;在文化上，弘揚了藏族的傳統文化，又重視學習吸收漢族文化，促進了其轄區社會的進步，對加強其統治區的凝聚力起了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