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概況
作品名稱：南山集序
創作年代：清代
作者：方苞
作品體裁：散文
作品原文
南山集序（1） 壬午之冬，吾友褐夫卜宅於桐城之南山而歸隱焉（2），從游之士刻其所為古文適成，因名曰《南山集》。其文多未歸時所作，而以茲所居名焉，著其志世。
余自有知識，所見聞當世之士，學成而並於古人者，無有也；其才之可拔以進於古者，僅得數人，而莫先於褐夫。始相見京師，語余曰：“吾非役役於是而求有得於時也（3）。吾胸中有書數百卷，其出也，自忖將有異於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一無所累，而一其志於斯，未能誘而出之也。”其後各奔走四方，歷歲逾時相見，必以是為憂，余以代為憂。而自辛未迄今十餘年（4），而莫遂其所求（5）。
吾聞古之著書者，必以窮愁；然其所謂窮愁者，或肥遁不出仕宦（6），而中秩名尊身泰（7），一無所累其心，故得從容著書以自適也。自科舉之法行，年二十而不得與於諸生之列（8），則里正得而役之（9），鄉里之吏，鞭笞行焉。又非貴游素封之家（10），則所以養父母畜妻子者，常取足於傭書授經（11）。窘者拘囚（12），終身而不息，尚何暇學古人之學而冀其成耶？故土窮愁別必不能著書。其事若與古異，而以理推之，則固然而無足怪也。
褐夫少以時文發名於遠近，凡所作，賈人隨購而刊之（13），故天下皆稱褐夫之時文，而不知此非褐夫之文也。其載筆墨以游四方，喜述舊聞，記山水之勝，而以傳序說請者（14），亦時時應焉，故世復稱其古文，是集所載是也。而亦非褐夫之文也。褐夫之文，蓋至今藏其胸中而末得一出焉。夫立言者，不朽之末也（15），而其道尤難。書傳所記立功名守節義與夫成忠孝而死者，代數十百人（16），而卓然自名一家之言，自周秦以來，可指數也（17）。豈非其事獨希，故造物者或靳其才（18），或艱其遇，而使皆不得以有成耶？褐夫之年長矣，其胸中之書，繼自今而不出，則時不贍矣（19）。必待身之無所累而為之，則果有其時耶？故余序是集而為褐夫憂者倍切焉。因發其所以，使覽者知褐夫之志，而褐夫亦時自警而亟成其所志也。同里方苞撰。
作品注釋
（1）南山集序：該文寫於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九年後，《南山集》案起，方苞因該文牽連入獄。
（2）卜宅：選擇住所。1701年（康熙四十年），戴名世以十餘年教書賣文所得，在桐城南山硯莊買房一所，地五十畝，準備隱居，第二年末即從江寧遷居於此。
（3）役役：形容勞苦不息。是：指古文寫作。
（4）辛未：1691年（康熙三十年），約在這一年，方苞與戴名世相識。
（5）遂，滿足。（6）肥遁：退隱。《易經》：“上九，肥遁，無不利。”孔穎達註：“子夏傳曰，‘肥，饒裕也。……上九最在外極，無應於內，心無疑顧，是遁之最優，故曰肥遁。”後因稱退隱為“肥遁”。
（7）中秩：古人以十年為一秩，“中秩”意為中年。
（8）與於諸生之列：意為人於諸生（秀才）的行列。
（9）里正：古時鄉村長官稱里正，每里百餘屍，明代以後改稱里長。役：役使。
（10）貴游：無官職的貴族，有時亦泛指權貴。京封：無官爵的富人。
（11）傭書：受僱於人做抄寫等事。授經：指教書。
（12）拘囚：囚犯。
（13）賈（gǔ古）人：商人，這裡指書商。
（14）以傳序說請者：意為請作傳，寫序。
（15）不朽之末：古人認為人生不朽之事有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這句意為立言（著書立說）雖為不朽之事，究竟處於“三不朽”之末。
（16）代：每個朝代。
（17）指數：屈指可數，寥寥無幾。
（18）靳（jìn近）：束縛，限制。
（19）不贍（shàn善）：不充裕。這一年戴名世已五十歲，所以方苞有“時不贍”之憂。
作品賞析
1711年（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發生，方苞因此序牽連入獄。此後，一些人為了脫去方苞與《南山集》的關係，否定此序為方苞所著。如李塨《甲午如京記事》載方苞語：“田有文不謹，餘責之，後背余梓《南山集》，余序，亦渠作，不知也。”（《恕谷後集》）後蘇諄元《方望溪先生年譜》謂“其序文實非先生作也”，可能據此。據方苞文集，方苞多次說過自己以《南山集序》牽連入獄，但從未說過此序系別人嫁名偽作。《南山集》刊行後，印版即存方苞家，“背余梓《南山集》”之說，全不可信。可知此序確為方氏所著，李塨所記不足為據。此序不載方氏文集，錄自《戴南山先生全集》卷首。文中表現了方苞對戴名世為人為文的讚賞，表現了戴、方之間深摯的友情，特別指出戴氏之文不是此集中文，真正的戴氏之文在其胸中，對於戴名世來說是知己之言。
作者簡介
方苞（1668—1749），清代散文家。字鳳九，號靈皋，晚年又號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1662—1722）進士。1711年（康熙五十年）因文字獄牽連入獄，得人營救，兩年後出獄。後官至禮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當時頗有影響。主張寫文章應講究“義法”，“義”指文章的內容，要符合封建的綱常倫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結構條理，語言雅潔；從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所作文章多宣揚封建禮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義。有《方望溪先生全集》傳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