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十七年"，在浩浩的歷史長河中，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歷程中，只能算是極短的一瞬間；當它被賦予特指的含義、承擔了特殊的歷史內容的時候，卻再也無法忽略它在文學史上的漫長——即使已經沉澱了半個多世紀，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國成立後的十七年文學中體現的兩個方面。
一：那時的文學史上最濃重的一筆就是政治性凌駕在文學性之上，政治運動造成了文學的盲從特徵。面對那時的作品，我們幾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息和那個時代人們的某些精神特徵，作品被強行要求放進一個形勢認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傾向。當高昂的革命熱情替代了文學的現實創造和詩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產生與這些要求相適應的文學規範。
二：這十幾年的歷程雖有種種的不足，但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占有相當的地位的。在中國近、現、當代文學史上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和豐富的藝術內涵。
作家作品
十七年文學時期也產生了很多藝術成就很高的文學作品，例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紅旗譜》《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創業史》、《紅岩》、《山鄉巨變》、《小城春秋》、《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三里灣》、《茫茫的草原》、《新兒女英雄傳》、《苦菜花》、《大波》、《戰鬥的青春》、《苦鬥》、《平原槍聲》、《逐鹿中原》、《艷陽天》、《風雲初記》、《陶淵明寫輓歌》、《改選》等。還湧現出如趙樹理、杜鵬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復、魏巍、姚雪垠、劉紹棠等優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漢等老作家也奉獻了不少好的作品。
特點
十七年文學呈現的特點也是非常鮮明的，因為是建國之初，全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他的領袖是非常崇拜，國人都非常積極向上，思想非常單純，這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了，所以這一階段的作品題材大約有三個：歌頌、回憶、鬥爭 。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人民；回憶戰爭歲月，回憶苦難年代，回憶過去生活；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舊思想、舊觀念作鬥爭。所以這個時期的少數作品藝術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體現文以載道的思想，作品的風格往往失之於簡單，人物也呈現一些程式化的傾向。
對小說這種文學體裁來說，突出點體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畫上。小說向來以在特定的環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節來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為己任，刻畫出來的人物有時是一種現實矛盾的綜合體，具有藝術表現力的意義。綜觀十七年文學史，典型在這裡被過分甚至無限制地誇大，集中表現為一個無數風靡一時的革命戰爭小說反覆出現的名詞：英雄。在當時，"題材的重要與否決定作品的價值大小"這一創作判斷標準要求作家只能選擇"重要題材"來表現，即只能表現光明的東西。其中只有那些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堅強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為作者和讀者共同關心、共同感興趣的焦點。如：和平英雄：階級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產英雄，等等。
談到英雄在這裡就不得不談到英雄崇拜。學過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我們最初在腦子裡形成的英雄觀念大多是來自古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說明英雄崇拜並不是那個瘋狂的年代特有的產物，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在中國卻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臘羅馬的英雄和中國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卻有著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類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擁有人性中醜陋的一面，而後者的英雄卻是在政治極端理想盲目化的社會條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個代表先進階級屬性、擁有高尚政治品質的固定積澱體；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並且各人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特點，例如《荷馬史詩》中的阿喀琉斯是個不折不扣的戰爭英雄，卻是一個英勇善戰卻易怒的統帥，而中國《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戰士》里的小武，他們除了"無我"地為集體而存在之外，很難在其身上找到與眾不同的特質。另一方面，為了體現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說幾乎都採用了絕對的肯定手法——這實際上也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頂天立地的，即使成為階下囚，仍氣貫長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對千難萬險，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勵著，沒有半絲半毫的退縮之意。
“十七年文學”中城市的隱匿更表現為城市文學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國文壇，原“解放區”作家占有著主導地位，他們這些人熟悉的是農村生活，在他們思想深處文藝為人民服務被理解成為農民服務，他們多年來追求的文藝大眾化，更確切地說是文藝的農民化。這就決定了他們的筆往往滯留在農村生活這一素材域中，而對他們身處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十七年文學中城市生活的隱匿，除了眾多作家本身就是鄉土作家以外還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認為是“罪惡的淵土”，及資產階級道德和社會腐敗產生的場所，再者都市文學本身就具有消費、娛樂的腐蝕性特徵在那個年代被認為是必須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間”也被簡約為“工廠”這一鬥爭資本家的場所，且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發方式、道德體系、價值取向、文學想像方式等完全束縛在鄉村文化範疇，反映的是作家們的鄉村情結。城市的隱匿，使得“十七年文學”文本中所表達的現代化訴求缺少精神、物質基礎的構建，同時也表現出極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學”似乎成了紅色中國、鄉土中國的書寫。城市的隱匿，對“十七年”城市題材文學作品藝術內容的改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表現在“十七年文學”日漸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禮俗的審美意義，而禮俗作為一種文化複合體，正體現出城鄉生活的差異性。城市生活有著較鄉村生活遠為複雜的人際關係、生活形式，對它們的應對是城裡人對自己心智的考驗，世故的城裡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應對中體會著生活的愜意。日常生活好似波瀾不驚的小溪，緩緩覆蓋人的生命，小市民們的世故、圓滑保護了他們，養成了他們生命力的內斂。在日常禮俗場景中，廣大市民人性的內容徐徐展現，其背後的文化結構呈現了出來。雖然這種文化結構多是固態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對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對它的呈現的基礎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對於北京的文化批判為思考起點的”，雖然他的作品因多顧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發的生機，這正是老舍的小說需發展的地方，而這發展並不能簡單化為剝離日常生活。
1949年以後，文學的意義秩序被規定在政治意識形態範疇內，它被要求能闡釋新中國“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場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絕，就連老舍，他最終還是中途放棄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說《正紅旗下》的寫作。“十七年文學”語境將對日常生活的疏離推到了極端，連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賴的最基本的關係——愛情和親情都遭到排斥。愛情和親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學創作的母題，但在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是中國作家們創作的禁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