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清朝]](/img/b/8bf/nBnauM3X2EDN5UjMxMzMyMTN0QTMyUTM4kDOyQTNwAzMwIzLzMzL0c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劉墉[清朝]")
人物簡介
劉墉，清乾隆、嘉慶兩朝重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潔、峭直敢諫聞名於世。其書法味厚神藏，有廊廟氣度，是清代最有名的帖學大家，作書喜用濃墨，故世人又稱其“濃墨宰相”。
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墉於北京驢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歲。去世的當天，他還曾到南書房當值，晚上還開宴會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嘯亭雜錄》記載，劉墉死時，說他“鼻注下垂一寸有餘”，暗合佛語中的“善於解脫”之意。不管怎樣，劉墉可算得上是無疾而終，壽終正寢，功德圓滿。
生平事跡
劉墉生平（書籍）劉塘於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一年後散館，授編修，進入仕途，再遷侍講。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劉統勛（時任陝甘總督）因辦理軍務失宜下獄，劉墉受株連而遭逮治，鏇得寬釋，降為編修。次年六月，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月，提為安徽學政。任職期間，針對當時貢監生員管理的混亂狀況，上疏“請州縣約束貢監，責令察優劣”，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補救辦法，“部議準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調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他又上疏：“生監中滋事妄為者，府州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
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寧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間，失察所屬陽曲縣令段成功貪侵國庫銀兩，坐罪革職，判死刑。乾隆帝因愛其才，特加恩詔免，發軍台（清代西北兩路傳達軍報及官文書的機構，即郵驛）效力贖罪。次年赦回，命在修書處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寧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遷江西鹽驛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陝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劉統勛病故，回家服喪。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劉墉服喪期滿還京，清廷念劉統勛多年功績，且察劉墉器識可用，詔授內閣學士，人直南書房。十月，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並派辦《西域圖志》及《日下舊聞考》，任總裁。次年七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不久，復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曾劾舉秦州舉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懲辦。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劉墉以劾舉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學政績顯著，遷戶部右侍郎，後又調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撫。時值湖南多處受災，哀鴻遍野，無災州縣也盜案迭起，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聲載道。劉墉到任後，一面查明情由，據實彈劾貪官污吏，建議嚴辦；一面稽查庫存，修築城郭，建倉儲谷，賑濟災民，並準許民間開採硝石。僅一年余，庫銀充實，民糧豐足。劉墉贏得了百姓的愛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遷劉墉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書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館總裁。此時，御史錢灃彈劾山東巡撫國泰結黨營私等。劉墉奉旨偕同和珅審理山東巡撫舞弊案。劉墉至山東，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訪，查明山東連續三年受災，而國泰邀功請賞，以荒報豐。徵稅時，對無力繳納者，一律拿辦；並殘殺進省為民請命的進士、舉人9人。及至濟南，經審問，查清國泰已知貪贓案發，遂湊集銀兩妄圖掩飾罪行。劉墉如實報奏朝廷，奉旨開倉賑濟百姓，捉拿國泰回京。
此時，皇妃已為國泰說情，有的御史也從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護國泰。劉墉遂以民間查訪所獲證據，歷數國泰罪行，據理力爭，終使國泰伏法。在處理國泰一案上，劉墉不畏權要，剛正無私，足智多謀，與錢灃一起挫敗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撓，成功地執行了大清律法，為民除了害。後來，民間曾據此事寫成通俗小說《劉公案》，對這位“包公式”的劉大人大加頌揚。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書房阿哥師傅們久不到書房，劉墉身為總師傅而不予糾正，被降職為侍郎。不久，授內閣學士，提督順天學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遷都察院左御史，鏇擢禮部尚書，並再次兼管國子監事務。五月，又署吏部尚書。嘉慶二年（1797）四月，授劉墉為體仁閣大學士。五月，奉旨偕同尚書慶桂到山東辦案，並察看黃河決口的情況。察看黃河之後，他上疏請求於秋後在決口處“堵築”，下游“寬浚”。朝廷採納了他的意見。嘉慶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後奉旨辦理文華殿大學士和珅植黨營私、擅權納賄一案。劉墉不畏權勢，很快查明和坤及其黨羽橫徵暴斂、搜刮民脂、貪污自肥等罪行20條，奏朝廷。皇上處死了和珅，沒收了他的家產。
嘉慶四年底，劉墉上疏陳述漕政，對漕運中的漏洞體察至深，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嘉慶皇帝看後，深以為然。嘉慶六年（1801），劉墉充任會典館正總裁。
書法大家
劉墉 行書 手卷劉墉不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書法家，是帖學之集大成者。在乾隆之際，翁方綱、梁同書、王文治、劉墉並享書法聲譽。當時，人們稱翁、梁、王、劉“四大家”。其書法藝術成就，當推劉墉最高。
亦有以來其與翁方綱、成親王永瑆、鐵保並稱“翁劉成鐵”。包世臣《藝舟雙楫》稱：“文清少習香光，壯遷坡志，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近人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稱“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搖脈聚，近世行草作渾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範圍者，吾故謂石庵集帖學之成也。流傳書跡較多，著有《石庵詩集》，刻有《清愛堂帖》。《小楷冊》，書於嘉慶元年（1796）。紙本墨跡，凡24行，共360字。各頁均縱11.8厘米，橫 6.9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劉墉的書法，初看圓潤軟滑，若團團棉花，細審則骨絡分明，內含剛勁。劉墉精於小楷，其特色由此件作品可窺一斑。他書的蠅頭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氣象，結體絲毫不令人覺得拘緊，點畫潔淨講究。尤其粗重與纖細交織在一起，加之偶爾揉入行草筆意，使得整個作品在規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動活潑的情趣，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後世人們稱許他的小楷“不僅有鍾繇、王羲之、顏真卿、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風致”，實不為過。
羅鍋逸事
劉墉就是家喻戶曉的“劉羅鍋兒”，因為他為官“忠君、愛民、清廉”，深得百姓喜愛。有關他的事跡廣為流傳。當代的影視劇作家也很了解民眾這種渴盼清官的心理，於是，劉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鏡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兩位是和珅和紀曉嵐）。在劇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貪官和珅成了死對頭和歡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總是顯得笨手笨腳，經常弄巧成拙，想算計人反遭算計。乾隆皇帝對他又愛又恨、又有點無可奈何。這個人物寄託了中國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願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義的化身，甚至連他的羅鍋兒也讓人不惟不覺其醜陋，反成為他的標誌性特徵。其實，螢屏上的劉墉和歷史上的劉墉並不完全重合，從形象到事跡有許多地方源自劇作家的想像。
劉墉真的是羅鍋兒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選官標準。
在封建社會，選官向來是以“身、言、書、判”作為首要條件的。所謂身，即形體，需要五官端正，儀表堂堂，否則難立官威。所謂言，即口齒清楚，語言明晰，否則有礙治事。所謂書，即字要寫得工整漂亮，利於上級看他的書面報告。所謂判，即思維敏捷，審判明斷，不然便會誤事害人。在這四條標準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為觀瞻所系，不能不特彆強調。
劉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書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順利過關。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劉墉不會是“羅鍋兒”。姜緯堂先生早在1996年時，就曾在《北京晚報》上專門撰文《劉墉綽號“羅鍋”考》，指出過這一點。
還有一個旁證，可以從側面說明一定的問題。按照當時制度，舉人應會試三科不中者，還可以應“大挑”一科。這一科不考文章，只論相貌，標準是“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八個字，以字形喻體形、相貌。“同”指長方臉，“田”指四方臉，“貫”指人的頭大而身體直長，“日”指身體端直而高矮肥瘦適中。以上這四個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選的可能；“身”指身體不正，“甲”指頭大身子小，“氣”指一肩高聳，“由”指頭小身子大。這四個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個就會落選。可見，清代選官很重視被選者的相貌，所以，劉墉即使算不上儀表堂堂，總也不至於體有殘疾。
當然，“劉羅鍋”的稱號，也事出有因。史書上記載，嘉慶帝曾稱劉墉為“劉駝子”，可見他確實有些駝背。不過，劉墉當時已經年屆80歲，難免會駝背彎腰，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認定劉墉年輕時即為“羅鍋”，那就不準確了。可見，從形象言之，歷史上的劉墉與民間傳說和文藝作品中的劉墉並不一致。
坎坷仕途
劉墉書卷劉墉出身於山東諸城劉氏家族。這個家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為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勛更是一代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說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復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
劉墉生長在這樣世代書香、以科舉仕進為榮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後來他成為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也證明了其學識的淵深。但不知什麼原因，滿腹經綸的劉墉卻遲遲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至少目前尚未發現他在30歲之前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
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歲的劉墉才因為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鏇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預備資格，一般從科考成績優異的進士中選拔，然後在庶常館學習深造。期滿考試合格者，授翰林院編修。清代翰林雖然薪俸較薄，但作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近臣，號稱“清貴”，“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而且，大臣死後如果想得到皇帝賜謚的“文”字，則必須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舉仕進者尤重翰林出身。應當說，劉墉在仕途上開局良好。
劉墉任職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開始，劉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後20餘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他由學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撫大員。在做地方官期間，他基本上還是秉承了乃父劉統勛的正直幹練、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對科場積弊、官場惡習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頓，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諸城縣誌》稱讚他：“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為學政知府時，即謝絕饋賄，一介不取。遇事敢為，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同時，他也不遺餘力地貫徹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書，興文字獄，捉拿會黨，積極推行文化高壓政策。
劉墉做過提督安徽學政和提督江蘇學政。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並賜詩，其中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劉墉能夠不辱門楣、有所建樹。在出任江蘇學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詩相贈，可見對劉墉抱有厚望。劉墉也不辱使命，很是嚴肅認真。據清人筆記記載：“昔日劉石庵相國視學江蘇，嚴肅峻厲，人多畏憚。”劉墉曾先後兩次提督江蘇學政，相隔近20年，為官處事風格也由峻厲剛急轉為平和舒緩，但嚴肅認真則是一貫的。以劉墉第二次出任江蘇學政時，按試揚州為例，因為把關嚴格，使得許多想以作弊矇混過關者，最後不敢入場。
從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時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劉墉浮沉宦海已經整整18年。說來，劉墉的仕途並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編修時，其父劉統勛因事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與諸兄弟一起下獄；後外放劉墉做安徽和江蘇學政。因表現卓異，得到乾隆皇帝賞識，擢山西太原府知府。這段時間裡，劉墉的官運並不怎么“亨通”。
劉墉能夠在重罪之後出任江寧知府，說來還是沾了父親的光。此時，劉統勛聖眷正隆，先後以大學士之職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劉統勛七十壽辰之時，乾隆皇帝不僅親書匾額志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府知府。
劉墉也十分珍視這次機會，“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創作於嘉慶初年的彈詞《劉公案》，就是主要以劉墉在江寧知府任上決斷疑案、為民做主的故事為藍本改編而成的。雖然其中必然夾雜著彈詞藝人的想像誇張和道聽途說的內容，未必都是實錄，但說明劉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寧知府任上，確實有政績、有政聲，是難得的賢能官吏。著名詩人袁枚也在一首詩中稱讚劉墉說：“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短脰（dòu)。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志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意思是說，劉墉到江寧後，對下屬要求嚴格，使其不敢耀武揚威，對百姓關愛拯其脫離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故宮博物院劉墉書法筆跡此後，劉墉歷遷江西、陝西、江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墉被授湖南巡撫。其官職全稱是巡撫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制各鎮，兼理糧餉，駐長沙，兼理軍民事務，成為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在湖南任期內，劉墉繼續以前的作風，盤查倉貯，勘修城垣，整頓吏治，鎮壓反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劉墉的政績可謂斐然。《清史列傳》上面說他：“在任年余，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習，撫恤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谷，開採峒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將其所辦大事都列舉出來了。《湖南通志》也讚揚劉墉撫湘期間，所行諸事“民以為便”。
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書房行走。當時和珅炙手可熱，劉墉遂“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這又表現了劉墉為人和為官的另一面。劉墉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同時也是官場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場的規則做事，包括應付上級和同僚的圓滑趨避之術。大體說來，他任地方官、能夠獨當一面的時期，主要表現了清勤剛正的一面，“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入京以後，正好碰上和珅專寵於乾隆，擅弄威權，排斥異己，劉墉只好以靜默自守，以滑稽模稜取容。
滑稽模稜，情非得已劉墉剛入京的幾年仕途還算順利，做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其間還處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國泰是山東巡撫。其父四川總督文綬是劉墉的老上級。更關鍵的是，國泰的後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紅人和珅。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錢灃參劾山東巡撫國泰專橫，以向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歷城、益都等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責成和珅、劉墉等同錢灃一起前往核查。
國泰與和珅過從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辦國泰等的訊息後，立即派家人通風報信，使得國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項填補虧空的時間。赴山東途中，和珅還以言辭威脅錢灃。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劉墉深知和珅與國泰的關係，因此常與錢灃密商對策。到山東歷城縣後，和珅說不用徹底核對，只要抽查幾十個庫就可以了，並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錢灃要求先封庫，第二天徹底拆封。結果發現，庫里的銀兩“多系圓絲雜色銀”。通過盤詰庫吏得知，這些銀兩是從各商鋪借來充數的。於是，出告示叫各商鋪前來認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前來認領，庫藏為之一空。
在這件事上，劉墉自始至終支持錢灃。他的態度對於案情最終水落石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很顯然，劉墉支持錢灃，同時也就得罪了和珅。從這件事我們看到，劉墉仍不失其“剛正”。此後的幾年裡，劉墉似乎總是在犯錯誤，受指責。乾隆對他顯然並不滿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劉墉因為漏泄他和乾隆帝關於嵇璜、曹文埴（zhí）的談話內容，不僅受到申飭，而且失去了本應獲授的大學士一職。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託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因他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劉墉兼理國子監，發生鄉試預選考試中諸生饋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彈劾。結果劉墉受到處分。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因為連天陰雨沒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這個情況十分惱怒。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被責處得尤其嚴厲，降為侍郎銜，不再兼職南書房。乾隆皇帝還專門為此下了一道上諭，大意是說，因為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勛之子，念及統勛為朝廷效力多年，才對劉墉加恩擢用。而劉墉在府道任上還算勤勉，及至出任學政就不再認真辦事，在湖南巡撫任上官聲也平常。入京為尚書，辦事情更是一味模稜兩可。我曲意優容，未加譴責，原以為他會感激聖恩，勤勉辦事。不想竟然發生上書房諸師傅曠工七日之久，而劉墉置若罔聞之事。並說劉墉這樣事事不能盡職，於國則為不忠，於父則為不孝。其過失甚大，實在不能寬恕。應當說，措辭相當嚴厲。
乾隆五十八年，劉墉為當年會試主考官。因為安排失當，閱卷草率，違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規定，劉墉等至少要罰俸10餘年。乾隆皇帝雖然作了寬大處理，劉墉還是被“嚴行申飭（ｃｈì）”。
劉墉《致友人書札》嘉慶元年，因為大學士一職空缺多時，破格增補戶部尚書董誥為大學士，而資歷更深的劉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諭中，又一次批評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並舉例說，皇帝曾向劉墉詢問新選知府戴世儀可否勝任。結果劉墉對以“尚可”。而戴本來十分庸劣，斷難勝任。可見，劉墉平日裡對於銓選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稜兩可之詞敷衍塞責。要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
嘉慶二年，授劉墉體仁閣大學士，但仍舊指責他“向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並說“茲以無人，擢升此任”，可見其評價。當然，以上兩條嘉慶初年的上諭，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見。
人際關係
劉墉與乾隆
乾隆畫像乾隆、劉墉、和珅、紀曉嵐（紀昀）是這些年來電視螢屏上經常出現的“歡喜冤家”，或是乾隆、劉墉、和珅一組，或是乾隆、紀曉嵐、和珅一組。歷史上，他們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關於劉墉與乾隆的關係，民間有很多傳說，比如說劉墉是皇太后的乾兒子，那么就是乾隆的乾兄弟了。還有“和珅使壞，劉墉參萬歲”的傳說，這個傳說還被編入了傳統相聲《官場斗》。總之，把劉墉說成是連皇帝都不怕，連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當然，這些事沒有什麼根據，也不可能發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種良好願望。那么，歷史上的劉墉與乾隆的關係究竟怎樣？
上文已經說過，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勛的兒子。他前期在官場中的榮辱進退，很大程度上與其父的遭際有關。而劉統勛是乾隆皇帝頗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總的看，這個時期乾隆對劉墉還是比較關照的。劉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蘇學政，乾隆都有詩相贈。可見關注與期許。後來，劉墉因陽曲知縣段成功虧空案被判斬決，乾隆也是看在劉統勛的面子上從輕發落並重新起用。
當然，劉墉作為官場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關係。乾隆四十二年秋天，當時任江蘇學政的劉墉向乾隆皇帝奏請自行刊刻乾隆的《御製新樂府》、《全韻詩》，使之在江蘇全省流布，並建議敕發各直省刊刻。這一建議自然讓乾隆皇帝覺得很舒服。此後一段時間裡，劉墉的官職也升遷很快。
劉墉入朝為官後，雖然多次因懶於任事、行事模稜受到乾隆皇帝申飭，但官位還算平穩。據說，乾隆六十年禪位於嘉慶時發生過一件“爭大寶”之事。據當時一位參加過禪位大典的朝鮮官員給其國君的報告說，臨當受賀時，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璽，劉墉於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賀，自己入內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寶。“半日力爭，卒得大寶而出，始行賀禮”。如果此記載屬實，則證明，劉墉在大事上依舊保持著“勁直”之風，並非一味模稜。同時也隱約看出，做了很長時間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與新君嘉慶的關係似乎更密切些。
劉墉與和珅
和珅畫像劉墉與和珅的關係，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習慣於把二人的關係描述為忠奸對立、水火難容。的確，劉墉並不阿附和珅，而基本採取的是獨善其身的做法。朝鮮書狀官徐有聞說，“和珅專權數十年，內外諸臣，無不趨走，惟王傑、劉墉、董誥、朱珪、紀昀、鐵保、玉保等諸人，終不依附。”但通過前文的分析已經可以知道，當劉墉入京任職之後，他首先是調整了自己的為官處事策略，變剛直方正為滑稽模稜，所以不可能和權勢遮天的和珅做針鋒相對的對抗。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乾隆帝“龍馭上賓”之後，已是體仁閣大學士的劉墉卻積極參加了對和珅的處理，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後的次日，嘉慶帝即奪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職務，並復劉墉上書房總師傅一職，入內當值，以供隨時諮詢。隨後，各省督撫及給事中，紛紛上章彈劾和珅，要求將和珅處以凌遲。不過，劉墉等人建議，和珅雖然罪大惡極，但是畢竟擔任過先朝的大臣，不得不為先帝留下面子，請從次律，即賜令自盡，保其全屍。
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擊報復，避免案件擴大化，劉墉等人又及時向嘉慶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後事宜。結果，在處死和珅的第二天，嘉慶帝發布上諭，申明和珅一案已經辦結，藉以安撫人心。
和珅之案結束後，劉墉受贈太子太保。可見嘉慶帝對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處理，頗得時人的稱讚。由此也可見，劉墉並未因公務而泄私憤，而是充分體現了一位群臣領袖應有的風範。
劉墉和紀昀
紀昀畫像如果說劉墉與和珅處於對立面的話，那么，他與紀昀的關係則相當融洽。紀昀出自劉墉之父劉統勛的門下，兩人有師兄、師弟之誼。大學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筆記》中記載，紀昀與劉墉關係極好，紀昀才思敏捷，劉墉字寫得很好，故紀昀常請劉墉為自己寫對聯。比如“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是紀昀非常喜歡的詩句，生前他曾將此詩作為自輓聯。紀昀去世後，劉墉即將其寫下來，作為輓聯相贈。
劉墉與紀昀都好收藏硯台，兩人也時相贈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劉墉贈給正任都御史的紀昀一方硯台，還特意在上面題識：紀昀喜歡我的黻（fú）文硯，因而我把它送給他，而書之以銘文，“石理縝密石骨剛，贈都御史寫奏章，此翁此硯真相當”。這在當時被傳為佳話。蔣師瀹（ｙｕè）也題此硯說：
城南多少貴人居，歌舞繁華錦不如。
誰見空齋評硯史，白頭相對兩尚書。
嘉慶八年（1803），劉墉又曾送給紀昀硯一方，稱：“送上古硯一方，領取韓稿一部。硯乃朴茂沉鬱之格，譬之文格，為如此也。”紀昀也記載到：劉墉送我硯一方，左側有“鶴山”字，認為是宋代的東西，但我並不以為然。但劉墉又說，“專諸巷所依託，不過蘇黃米蔡數家耳。彼烏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說，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稱是蘇東坡、米芾等人的東西，怎么會假冒魏了翁的名號呢？紀昀承認，劉墉所言，“是或一說矣”。
嘉慶九年，劉墉去世之前，還給紀昀送過硯，紀昀在硯上題詞說，“余與石庵（劉墉）皆好蓄硯，每互相贈送。亦互相攘奪，雖至愛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聲色貨利相矜，而惟以此事為笑樂，殆亦後來之佳話歟？”
除了寫詩贈硯，兩人還經常在一起暢談佛法。可見兩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