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別武昌
欲歸常恨遲，將行反愁遽。
殘年念骨肉，久客多親故。
佇立望江波，江波正東注。
注釋譯文
無內容
創作背景
無內容
作品鑑賞
別離，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永恆的傳統題材。江文通說：“別雖一緒，事有萬端。”自《詩經》以來，在詩詞中寫別離的作品，真可以說是到了車載斗量的地步。然而奇妙的是，凡屬傑作，俱可謂各極其妍，少有重複。如果說主題是樹，那么在這棵“別離”的大樹上，永遠找不到兩片相似的葉子。古典作家的本領，就是能各具其神，競相比美。元代詩人揭傒斯的《別武昌》，就是這棵大樹上一片閃光的葉子。詩人要離開久住的武昌了，心情很矛盾，無可排遣，故而來到了他多次憑欄悵望的江邊，望著江水，思緒萬千。但他僅用了這樣六句詩，就較好地表達了這一思念，寫出了複雜而深厚的感情，在藝術上是很值得借鑑的。
因為詩很短，總共只六句三十個字，不能多作迴旋，所以他一開頭推到讀者眼前的，就是矛盾的焦點。歲末年終，更加思念故鄉親人；而久居武昌，與諸多友朋朝夕相處，情誼深厚，不忍離去。“欲歸常恨遲，將行反愁遽”。平常總恨不能回老家（江西）去，現在真的要走了，又感到這訊息來得這么的突然。這才開始意識到，自己與久客的武昌，竟是牽聯得這樣緊，以至要離反而似乎離不開它了。詩人為了讓讀者認識到他的苦痛，又接以兩句“殘年念骨肉，久客多親故”，和上一聯巧妙地縱橫交錯著，織成了一張感情糾葛的網。它們相互矛盾著、補充著，交織在了一起：“殘年念骨肉”，是以“欲歸常恨遲”；然而又因為“久客多親故”，是以“將行反愁遽”了。而“將行反愁遽”，與“殘年念骨肉”是矛盾的，而“久客多親故”也正與“欲歸常恨遲”相牴牾。詩人正是處在這樣的極端矛盾之中，而自己的理智又衝突不破這感情的巨網，所以這才跑到江邊來發獃。
這發獃的形象也寫得真好，手法經濟，僅說“江波正東注”，於他的眼神中就非常豐滿地完成了。這真是“傳神寫照，正在阿睹”。“注”，不止有種傾瀉而下的意思，而且還有一種被推的涌動。滾滾的江水，匆匆地向東流去，沒有多餘的話，既表現了他神情的木然，顯出發獃的眼神；然而也正意味著潛在的思緒，他所要去的地方，也就是隨江而下的啊。這如“注”的江水，它倒無羈無掛的跑得好快。所謂眼睛是心靈的視窗，通過他這眼神，可以窺見他那無形的思緒，從而懂得了這匆匆如“注”的概念之形成，正是因為詩人非常難以捨去而產生的。唯其詩人感到盛情束縛的痛苦，是以覺得江水的通脫為可羨。因而他這才下意思地聚焦點於“注”，而需要去突出它。這是情景交會的一剎那，釋放出來的該得會有多少言語。然而詩人卻來了個定格，就此截住，什麼也不說。以無情來襯托有情，這就獲得了有餘不盡的藝術效果；正是這充滿感情色彩的這一“注”字，遂使通篇神氣十足了。
詩人對武昌表示了這么深厚的依依惜別之情，這當然是對武昌人民的歌頌，雖然他在這裡沒有說這些“親故”是什麼樣的人。但從他在這裡寫的另一首《張君壽先生鵠山隱居》一詩中，可以探知一些訊息。“鵠山”即黃鵠山，也就是現在的蛇山。古人習慣稱人以官職，他這裡稱張君壽為“先生”，可見張只不過是一個平頭百姓。詩中說他“當日自期顏杲卿，暮年羞見魯諸生。”可見張君壽先生青年時曾以除賊自許的，說不定是一個反抗金元的宋末遺民，是以到了元朝時，故而恥與一般讀書人爭功名，寧願隱居蛇山了。他還說他“膝兼多病終難屈，身為長愁視轉輕”，高度讚揚了張先生不肯向人屈膝，但為了國家卻甘願輕生的高貴情操。他雖窮，卻愛客。“日宴典衣留客醉，”所以這才使得久客的揭傒斯是這樣的留戀武昌。接著他指出了張先生是一位“雨餘開戶看兒耕”的自耕農戶。這樣的人隱居了，這其實就是對於社會的批判，也是對張君壽的高度敬仰。是以從這裡讀者也可以了解到揭傒斯的思想和為人。則他之不願離去，實在是因為有了志同道合的知音，而不是什麼區區小兒女之情。這就使讀者能理解到這首詩的份量。
這首詩集中了小詩的特點：一、它是矛盾的焦點；二、高度概括；三、短而味永。
揭傒斯既然久客武昌，要寫的當然很多，但他只攝取他臨走時矛盾心情的一瞬間。就像在長江里只攝取翻騰的浪尖一樣，以其峻疾而見浩蕩的江勢。其次，在手法上，他純用白描，在結尾時只寫出那觸目驚心的一瞥，而把思緒隱去，讓讀者去想，於拙中見巧，簡而實腴。最後，他以佇立的形象作收縮，給人留下了一個永恆的懸念。讀者對於佇立的他，恰如賈寶玉看到雨中畫“薔”的齡官那樣，那是禁不住要為她的煎熬而難受的。何況在他的心裡，那雙方都是值得同情的人。詩人難也就難在這裡。讀者不能不關心他將作出怎樣的決定，然而他沒有作出，就永遠讓讀者的心靈里痛苦著。這一個沒有結論的充滿矛盾和痛苦的藝術形象，就像是殘缺了的維納斯。正是這個懸念，才成了撼人的藝術力量。詩人如果回答了這個問題，亦即是為維納斯續上了斷肢，完整是完整了，只是藝術的趣味也就索然了。
作者簡介
揭傒斯（1274～1344）元代著名文學家、書法家、史學家。字曼碩，號貞文，龍興富州（今江西豐城）人。家貧力學，大德年間出遊湘漢。延佑初年由布衣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前後三入翰林，官奎章閣授經郎、遷翰林待制，拜集賢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階中奉大夫，封豫章郡公，修遼、金、宋三史，為總裁官。《遼史》成，得寒疾卒於史館，諡文安，著有《文安集》，為文簡潔嚴整，為詩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典冊，多出其手。與虞集、楊載、范梈同為“元詩四大家”之一，又與虞集、柳貫、黃溍並稱“儒林四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