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漫郎江南酒隱處，古木參天應手栽。石坳為尊酌花鳥，自許作鼎調鹽梅。
平生四海蘇太史，酒澆不下胸崔嵬。
黃州副使坐閒散，諫疏無路通銀台。
鸚鵡洲前弄明月，江妃起舞襪生埃。
次山醉魂招彷佛，步入寒溪金碧堆。
洗湔塵痕飲嘉客，笑倚武昌江作罍。
誰知文章照今古，野老爭席漁爭隈。
鄧公勒銘留刻畫，刳剔銀鉤洗綠苔。
琢磨十年煙兩晦，摸索一讀心眼開。
謫去長沙憂鵩入，歸來杞國痛天摧。
玉堂卻對鄧公直，北門換仗聽風雷。
山川悠遠莫浪許，富貴崢嶸今鼎來。
萬壑松聲如在耳，意不及此文生哀。
作品賞析
蘇軾《武昌西山》詩有序：“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為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1086年（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次元次山窪樽銘》，刻之岩石。因為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黃庭堅這首詩是同蘇軾的和詩，詩中要寫的正是蘇軾序中說的那一些。至於如何立意、如何取材，如何描寫與結構，則出於黃庭堅的匠心。從詩的結構來看，既可以由蘇軾“步上西山”寫起，也可以由蘇軾和鄧公會宿時追溯上去；然而，他在開頭四句中先寫元結（元次山）。第一句中，“漫郎”是元結自號；江南即指武昌；“酒隱”概括元結當時生活，簡潔明朗，且便於與“樽”聯結。第二句寫其地之勝：突出“古木參天”，形象優美；想像其為元結所手栽，有助於表現元結性格，且為末尾“萬壑松聲”作伏筆。第三、四句寫元結在“石坳”處作樽（酒杯），並想像其用樽以“酌花鳥”，且點明元結抱負，寫出他“自許”為“調和鼎鼐”之手，即治理天下的宰相之才（《尚書·說命》有“若作和羹，用汝作鹽、梅”，鹽與酸梅皆調味品）。這樣就把作“窪樽”與治天下聯結起來。用手栽林木，用樽“酌花鳥”，志在“調鹽梅”，把元結寫成既務實，又脫俗，既豪邁不羈，又關心人民的詩人，因而此樽也就不同尋常。元結作為一位關心人民的詩人，曾為杜甫所推重，所以，黃庭堅所想像的有一定根據，其中雖有誇張，但非揄揚過實。其立意之高遠與想像之豐富，則又是值得稱讚的。
“平生”以下十二句，轉寫蘇軾在黃州“往來溪山”，訪得“窪樽”，並用酒樽與客對飲。妙在奇峰突起，先寫蘇軾胸襟。此段第一句用“四海”修飾蘇太史，雖是套用習鑿齒會見釋道安時所說的“四海習鑿齒”那句話（見《世說新語》），但同時更概括了蘇軾屢遭貶謫、南北奔波的經歷與名重天下的身分（當時的人說蘇軾“四海共知霜翼滿”），這是切合實際的。緊接著點出“酒澆不下胸崔嵬”。“崔嵬”與“壘塊”意略同。《世說新語·任誕》載：王忱說阮籍胸中的壘塊須以酒澆之。“壘塊”指心中鬱結不平，“崔嵬”而“酒澆不下”，則鬱結不平之氣更高更大。這就進一步刻畫出蘇軾的心靈。蘇軾認為“士以氣為主”，他所推重的是范滂、孔融、李白這樣一些人，所以黃庭堅這樣寫是把握了蘇軾的性格特徵的。這也正是蘇軾與元結的“自許作鼎調鹽梅”有相通之處的原因。
接下去轉入蘇軾在黃州。用“諫疏無路通銀台”（銀台，即御史台），進一步寫蘇軾雖被貶，但心不忘國，只因無路可通，才不得不寄情山水，而於“鸚鵡洲前弄明月”（鸚鵡洲，點明武昌；其地又是彌衡墓的所在）、“江妃起舞襪生埃”，如同黃庭堅在詠水仙花詩中講的“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盈盈步微月”，這裡則用來刻畫蘇軾詩的“感天地”、“動鬼神”，使女仙也為之起舞。這六句是對蘇軾形象的刻畫。接著進一步刻畫蘇軾“步入寒溪”，招得“次山醉魂”，點出“窪樽”，這才與第一段銜接起來。接著又想像蘇軾洗掉窪樽上的“塵痕”，把大江這個大“罍”中的美酒，舀入窪樽，再由窪樽中舀出，用來“酌嘉客”。蘇軾原詩中，就有“春江綠漲葡萄醅”，黃庭堅說“江作罍”，正是根據蘇軾詩來的。這與第一段中寫元結的“酌花鳥”，又可互相補充，互相映照。蘇軾的“嘉客”中，固有二、三位士大夫，更多的是山中“野老”（見蘇轍《武昌九曲亭記》）和漁樵（蘇軾《答李端叔書》：“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黃庭堅說“野老爭席漁爭隈”，不僅寫當時情景，更暗示蘇軾文章雖好，但不得朝廷重用，只好與漁樵相處。
黃庭堅此詩主要是為蘇軾而作，故以濃墨重筆寫蘇軾。寫蘇軾既豪放、又平易，既執著、又灑脫，“文章憎命”，然而仍不忘君國，久經遷謫，仍然豁達自如，刻畫出蘇軾的個性，寫得栩栩如生。
接下去，“敘東坡摩挲鄧公之銘”（曾國藩《求闊齋讀書記》），這是題中應有之筆。蘇軾原詩中有“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字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的句子。黃庭堅則只就蘇軾來說，詳略得宜，亦見剪裁之妙。鄧公名鄧潤甫，紹聖年間（1094-1098），官至尚書左丞。
最後，即“謫去”至末八句，“敘東坡還京與鄧同值玉堂”（《求闊齋讀書記》）。其中又可分為幾層。“謫去”句回應“黃州”一段，把蘇軾比作賈誼。“歸來”指還京，“天摧”一向解為指神宗之死。這是紀事。蘇軾在《武昌西山》的第二首中說他自己“欲收暮景返田裡，遠泝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嘆才盡傾空罍”，心情並不是很好。黃庭堅針對這點，指出“山川悠遠莫浪許，富貴崢嶸今鼎來”（鼎，一解為“大”），這是勸勉之詞。聯繫第一段，即希望蘇軾也像元結那樣“自許作鼎（古人以鼎喻‘三公’）調鹽梅”。當時宋哲宗即位，太后臨朝，盡廢王安石“新法”，蘇軾並不完全同意這種做法。當時有人寫詩給蘇軾說“遙知丹地開黃卷（指做皇帝侍讀），解記清波沒白鷗”，即勸蘇軾隱居。但黃庭堅反以“富貴”來說蘇軾，這要聯繫末兩句來看。在末兩句中，他指出，蘇軾想的並不是“富貴鼎來”，而是“松聲在耳”，這是事實，值得深思。他“意不及此（指富貴，或者說‘作鼎調鹽梅’）”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坐閒散”時還想寫“諫疏”，還朝以後，“富貴鼎來”之時，卻反而想著江湖，想著退隱。到底是什麼原因，他沒有寫，也不需要寫，因為“文生哀”三字就能傳之言外。作者正是在抑揚頓挫中寫出“難言之意”的。這也是用“不說出”來寫“說不出”之情，是詩的神韻所在。任淵說“山谷詩律妙一世，用意未易窺測”（《山谷詩注》），實則黃庭堅的詩雖“筆勢放縱”（《豫章先生傳贊》），但前後關聯之處，有跡可尋，若能細心玩味其詞氣，理出脈絡，則其用意自明。詩中體現了作者立意之高、盡意之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