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名片
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操縱下，1931年1月7日，黨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出席會議的共37人。會議通過了《四中全會決議案》、《四中全會為反對國民會議宣言》、《四中全會告全黨同志書》、《四中擴大會告中國工農紅軍書》、《四中擴大會告在獄革命戰士書》等。
全會出席的代表
出席會議的共37人。其中有中央委員向忠發、關向應、溫裕成、任弼時、賀昌、李維漢、余飛、徐錫根、瞿秋白、羅登賢、張金保、顧順章、陳郁、周恩來，候補中央委員袁炳輝、陳雲、史文彬、周秀珠、羅章龍、王鳳飛、王克全、徐蘭芝，江南省委、北方局、團中央、全總黨團和部分根據地代表顧作霖、夏曦、陳原道、王稼祥、陳紹禹、秦邦憲、沈先定、何孟雄、沈澤民、韓連會、邱泮林、徐畏三、柯慶施、蕭道德、袁乃祥。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參加了會議。會議推選向忠發、徐錫根、羅登賢、任弼時、陳郁5人為主席團。因情況緊迫，會議只開了一天，長達15個小時。向忠發主持會議，並作了《中央政治局報告》。會議在緊張激烈的氣氛中進行了討論，有30多人發言。米夫作了結論報告。
會議主要爭論的問題
1．關於會議的性質。羅章龍等反對召開四中全會，要求改期召開緊急會議。國際代表等認為召開四中全會是經國際批准的。
2．關於如何評價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特別是《中央通告第九十六號》。羅章龍及何孟雄等人認為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號》，仍然繼續立三路線。王明等人認為“通告”是將調和路線放棄了，回到國際路線上來。
3．關於會議議程。羅章龍等人認為會議原定議程太少，應當把當前的實際工作也列入議程。國際代表指出，為安全計，國際批准會議只限17個小時，不能增加議程。
4．關於中央委員和政治局的人選。會議由周恩來代表政治局提出經遠東局與中央政治局共同擬定的政治局人選名單。史文彬提出另外一個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表決結果多數人贊成政治局提出的名單為候選人。
由於王明等人背後有國際代表的支持，羅章龍等人提出的上述四項提議，均被一一否決。
全會主要內容
一、嚴厲譴責立三路線及其後中央的“調和主義”。《四中全會決議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李立三同志的路線占著統治地位的情形之下，不顧共產國際的這些指示，而走到了冒險盲動和反共產國際的政策的道路上去。現在人人都明白，立三同志反共產國際的路線，給了黨極大的損害。”《中央政治局報告》指出：“三中全會是站在調和主義立場之上來接受國際決議案，結果使三中全會的路線成為調和路線”，因此，“三中全會決議案決不能成為反對立三路線執行國際路線的基礎”。並且認為，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的立場，“最主要的責任是要秋白同志負的。”全會在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是右傾”的綱領下，實際上批准了王明的《兩條路線》小冊子為新的“左”傾冒險主義綱領。
二、打著“反調和路線”的旗號，部分地改組了中央及政治局。會議撤銷了李維漢、賀昌2人的中央委員職務；補選韓連會、王盡仁、沈先定、劉少奇、夏曦、陳紹禹、徐畏三、沈澤民、曾炳春9人為中央委員；撤銷了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向忠發、項英、徐錫根、張國燾、陳郁、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陳紹禹9人為政治局委員，羅登賢、關向應、王克全、劉少奇、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7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3人為政治局常委，向忠發任總書記。全會選舉結果，部分地改選了中央及政治局，實現了國際代表扶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奪取黨中央領導的意圖。
此外，四中全會還責成新的政治局立即著手進行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後因時局變化，此項工作未能實行。
四中全會後的影響
四中全會後，新的政治局對江蘇省委和上海區委等各地黨組織進行全面改組；同時成立蘇區中央局和鄂西、鄂豫皖兩個中央分局、以及加派政治領導幹部去各蘇區和各紅軍部隊，以全面推行其“左”傾錯誤路線。此外，對全總黨團、濟難會等也實行了改組。
擴大的四中全會，是以共產國際10月來信為指導思想，以王明的《兩條路線》小冊子為綱領的。通過這次會議，王明等人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取得了黨中央領導地位，從此開始了長達4年之久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危害。
羅章龍等14人在四中全會後，繼續進行反黨分裂活動。在羅章龍主持下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報告大綱》，並且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等組織，在全國各地進行分裂活動。因此，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將羅章龍開除出黨。
四中全會後，國統區內黨的工作出現了一片混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批黨的重要幹部，由於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羅章龍等在反對四中全會的名義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進行組織第二黨的分裂活動，因而被開除出黨。4月下旬，協助分管黨的保衛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機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向國民黨建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這個極端機密的情報被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機要秘書錢壯飛獲悉，他立刻派人連夜從南京趕到上海，報告中央特科負責人李克農轉報黨中央。在這個千鈞—發的時刻，周恩來在陳雲等協助下，果斷地採取措施，保衛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場後果嚴重的大破壞。6月下旬，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發又在上海因個人自由行動而被捕，很快叛變。在這種情況下，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來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江西瑞金。由於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不到半數，在共產國際指示下，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擔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責，繼續推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四中全會的背景
1930年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統治，瞿秋白主持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工作。可是，共產國際為扶植王明等“左”傾宗派集團上台，在三中全會以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主要有：
一、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寫信，指出立三的錯誤是路線問題，是和共產國際的路線互相對立的，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用假‘左’傾的空談，遮蓋對於現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務的執行的消極態度。”國際來信為“左”傾教條主義者奪取黨的領導權提供了依據。
二、國際10月來信後，對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反對最激烈的是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早在1928年，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就進行反對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派別活動，受到當時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支持。1929年上半年至1930年夏，王明等人陸續回國。起初，他們對立三路線及三中全會後的中央是擁護的。但當共產國際遠東局收到共產國際10月來信先於中共中央交給王明後，王明則根據共產國際來信的基調，改寫了《兩條路線》(後改稱《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打著“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號，全盤否定三中全會，要求“根本改造黨的領導”，為其篡奪黨的領導權大造輿論。
三、國際東方部對共產國際10月來信經過討論後，立即向國際主席團寫了《關於中國黨三中全會與李立三同志的錯誤的報告》，批判了李立三的錯誤，並給立三中央扣上“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反共產國際”的帽子，並列舉出三中全會犯有沒有揭發立三路線的實質；模糊了這個路線和國際路線的原則上的不同；沒有研究中國革命過去階段的真正教訓；沒有提出並解決革命現在階段的現實任務；沒有責備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反共產國際的言論等七大“罪狀”。1930年12月，國際執委主席團討論關於立三路線問題時，再次批判了李立三的錯誤。同時，稱讚王明教條主義宗派集團，指責主持三中全會後中央工作的瞿秋白。
四、1930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取消陳韶玉、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處分問題的決議》。《決議》承認“過去對陳韶玉等四同志的鬥爭與處分是錯誤的”。並且宣布“中央政治局現在站在擁護與執行國際路線與反對立三路線之不調和的立場上”，“現在除正式取消對他們的處分外，並將此錯誤揭發出來，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對立三路線之不調和的鬥爭的責任。”隨即於12月25日任命王明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五、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收到國際10月來信後，政治局經過討論於11月25日作出了《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國際來信。《決議》指出：立三路線“是用‘左傾’的空談，掩蓋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掩蓋對於真正革命的組織民眾領導民眾鬥爭的任務的機會主義消極態度，而在實行上領導黨走上盲動冒險主義的道路。”12月9日政治局又作出決議，明確立三路線“是和共產國際路線不一致的，是不正確的”，是“調和主義的立場”。
六、12月23日發出《中央通告第九十六號》，全盤接受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一切指責，承認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繼續立三路線的錯誤”。
上述一系列活動，多數是在12月中旬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到達上海以後進行的。而這些活動為王明教條主義宗派集團上台，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創造了條件。
與此同時，原來反對立三路線的羅章龍等人，也反對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在羅章龍的策劃下，1931年1月1日，全國總工會黨團通過了《關於對中央九十六號緊急通告的異議及意見》的決議案，企圖推翻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領導機構。王明和羅章龍兩個宗派集團，都想以自己為核心來改組黨中央，這種矛盾到六屆四中全會時，釀成激烈的派別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