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述[無產階級革命家]](/img/7/471/nBnauM3X1AjMxADMzkDO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5gzL4Y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何子述[無產階級革命家]")
個人履歷
2.姓 名：何子述
性 別：男
民 族：漢族
籍 貫：湖北應山（今廣水）
出生年月：1901年
犧牲日期：1931年06月
別號健周,出生於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其父何雲門為晚清秀才，以教書為生，嚮往民主，擁護共和，具有民主革命思想。
革命歷程
他7歲隨父親讀書識字，8歲入縣立高等國小。1915年，就讀於武昌高級師範預科班，一年後轉入英文部學習。
1920年初，武昌高師邀康有為講“大同”。2月，陳獨秀到校講“新的教育精神”。11月，美國學者杜威來校講學。他受新思潮的影響，從書堆里走出來，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大膽發表自己的見解。1922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經董必武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舉行罷工，他參與學生慰問隊前往江岸車站慰問罷工工人，以示支持。同年夏，畢業於武昌高師，留校工作。
1925年，上海發生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的“五卅”慘案，他組織全校師生罷課，上街遊行演講，成為當時武漢地區反帝鬥爭的中堅力量。不久，中國共產黨武昌大學支部成立，任書記。
1926年9月，北伐軍陳兵武昌城下，城內北洋軍閥陳嘉謨竟欲炸開武泰閘，引長江水淹沒武昌近郊，以阻攻城大軍。武昌城內黨組織掌握情報後，及時派他帶兩名黨員，化裝出城，直接向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唐生智匯報。國民革命軍及時採取措施，加強武泰閘的保護，使長江兩岸人民免受一場災難。武昌光復後，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政治部黨務科組織股長。
1926年底，湖北黨部創辦黨務幹部學校，他為訓練主任 。
1927年春，代理校長職務。1927年，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後，被中共中央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6月，出席了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羅德鎮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30年3月，離開蘇聯，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幹事 。
1930年7月因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持不同意見，受到當時的中央警告處分。並調出中央機關，派往中央北方局工作，負責工運，以印刷廠經理身份，深入到工人民眾之中，推動了北方工人運動的發展。不久。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開始得到糾正。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取消陳韶玉、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處分問題的決議》。
1931年6月，原順直省委軍委書記廖化平和省委秘書長郭亞先叛變投敵，致使黨內一大批領導幹部被捕，他亦在其中。敵人對他施用各種酷刑，他始終未曾暴露自己的身份，後被折磨致死於獄中 。
人物事跡
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舉行罷工，黨在武昌高師發動學生舉行了同情性罷課，何子述等組織學生慰問隊到江岸慰問工人。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董必武的主持下，成立了湖北省和武昌市國民會議促進會，何子述參加了這一活動。1925年上海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槍殺工人的五卅慘案，時任武昌學聯主席的何子述，召集會議，一致決議罷課聲援。6月2日起，各學校學生不顧軍閥蕭耀南的阻止，宣布罷課，並上街遊行演講，散發傳單，勸導商人罷市，聲援上海的工人鬥爭。蕭耀南極力鎮壓學生運動，提前放假，遣散學生回家，但學生仍堅持鬥爭。時武昌大學(1923年9月武昌高師改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1924年8月改為國立武昌大學)已成為武漢地區反帝愛國鬥爭的中堅力量。不僅大學生，連附小的學生都積極參加罷課鬥爭，並把鬥爭擴大到反對軍閥食鹽加價，反對吳佩孚用軍用票的示威活動。不久，中共武昌大學支部成立，何子述任支部書記。在學校黨支部的領導下，在校內不僅從理論上擊敗了“醒獅”派(即國家主義派)，迫使其迅速瓦解，而且對學校兩位反對“三大政策”的校長(王世傑、石瑛)開展了不懈的鬥爭。7月，由董必武主持的以共產黨員為主體的國民黨湖北省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急需大批幹部到各縣指導以“聲援滬案、抵制洋貨”為中心的反帝運動。何子述與女師的中共黨員莊子首返回應山縣城，發動工農商學各界，於9月7日舉行國民大會，遊行集會，燒毀洋貨。1926年3月，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曾在國立武昌師大讀書後轉入北京師大就讀的學生楊德群英勇犧牲。訊息傳來，全校憤怒，何子述組織師生舉行追悼會，聲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段祺瑞的血腥罪行，表示了對北京學生運動的支持。
1926年9月，北伐軍進抵武昌城下，北洋軍閥吳佩孚下令掘開武泰閘，企圖以水代兵阻攔北伐軍進攻武昌。時何子述任武昌山後區特支書記，受武昌地委領導。武漢黨組織得知情報，即派何子述化裝出城，向北伐軍前敵總指揮唐生智報告。唐生智迅速派兵保住了武泰閘，使吳佩孚的陰謀落空。北伐軍攻克武昌後，何子述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政治部黨務科長。時董必武主持創辦湖北省黨務幹部學校，何子述被委任為訓導主任。1927年春校長錢介磐離任，何子述被委任為代理校長。5月，應山縣農協以其父何雲門包攬訴訟被當作劣紳，派人到武漢將其抓獲押到省農協候審。何子述深明大義，即向省農協表示，如其父有罪，調查核實後，請秉公辦理，不得以私情妨礙公務。後經省農協派員到應山調查，確認其父為一般代筆訴訟，不屬劣紳，且長期從事教育工作，遂被委任為枝江縣司法委員。何子述還在武漢介紹在應山行醫的曹冰清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將其組織關係轉回應山，為應山黨組織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1927年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原在武漢國民政府和黨部工作的中共黨員被迫退出。八七會議後，在中共中央代表蕭三的組織安排下，決定派遣一批共產黨員到蘇聯學習，何子述即在派遣之列。於10月經上海乘海輪轉經日本港到達海參崴，又轉乘火車，於11月5日到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學第六期學習。
何子述在中山大學，一改過去高談闊論、熱情奔放的性格，而變得沉默寡言，埋頭讀書。他結合國內大革命失敗的實際情況，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當其他同學在課餘飯後或瀏覽大街或漫步公園的時候，他總是一個人呆在宿舍里孜孜不倦地讀書，同學們送他一個“孔夫子”的雅號。時以王明為首的支部局，利用反托派鬥爭之機，拉幫結派，排斥打擊異己。由於何子述站在反托派鬥爭的立場上，而受到王明等人的拉攏。1919年初，中大學生之間的鬥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受到孤立。蘇共中央監委組成以監委副書記克列薩諾娃為首的調查組進駐學校，經過半年多的調查，公開支持王明等人，而宣布開除100多名學生的黨籍，其中大部分是反對過王明的人。何子述看到如此決定，認為這種無情打擊的方式似有不妥，便決意回國，到實際鬥爭中去檢驗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並向共產國際提交了書面申請。不久，何子述與王稼祥被召到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辦公室，辦理了離蘇回國的手續。
1930年3月，何子述與王稼祥等輾轉巴黎回到上海。5月1日在“大世界”與黨中央派出的人接上了頭，何子述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幹事，王稼祥在宣傳部任幹事。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李立三任中央常委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是實際方針政策的決策人。李立三被紅軍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夢想一舉取得全國的勝利。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左”傾冒險主義取得了全黨的統治地位，“立三路線”正式形成。根據這一決議，以李立三為代表的黨中央，下令各地紅軍攻打武漢、長沙、南昌等大中城市，以“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並將黨團、工會等領導機關合併，成立準備武裝起義的行動委員會，計畫在上海、南京、廣州等地舉行總罷工，以推動全國總暴動。何子述由於回國時間不長，對各方面情況了解不多，雖然他讚賞李立三的鬥爭精神和雄辯才能，但對其思想觀點的科學性又表示懷疑。特別在工作中不斷獲悉各地在執行黨中央決議時，連續遭到嚴重失敗，進攻中心城市的紅軍部隊不是攻擊受挫，就是中途受阻，被迫轉移；城市的輕率罷工鬥爭，既暴露了黨的地下組織，又導致敵人的殘酷鎮壓，致使他對決議和李立三的思想觀點由懷疑而感到不安。此時，王明和博古一起，來找何子述和王稼祥，議論到黨中央決議時，何子述直言不諱地談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博古、王稼祥也有同感。王明在通過決議時，和李立三的觀點基本一致，甚至更“左”，只是在聽了許多不同反映和不滿意見，特別是他發現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羅伯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李立三發生分歧以至對立後，才搖身一變，轉而否定決議和李立三個人。王明對他們三人說，中央機關要召開一次政治討論會，大家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7月9日，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博古、王稼祥對李立三連續責問，甚至發生爭論。何子述對決議也提出了尖銳批評，嚴厲駁斥了“新的革命高潮論”。他認為紅軍力量還不夠強大，紅色根據地還不夠鞏固，黨的全國性民眾基礎還沒有完全建立。因此，黨在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應是繼續發動民眾，鞏固和發展紅色根據地，壯大紅軍力量，發展黨的組織。如果冒險行動，就會斷送黨已取得的勝利果實，斷送革命前程。王明最後作了有準備的發言，雖然按照共產國際的觀點對李立三的錯誤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但就其思想體系來說，與立三路線的觀點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並沒有什麼原則區別。幾天后，向忠發以中央總書記的名義，召集王明、博古、何子述和王稼祥談話，宣布他們四人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的發言是反對中央決議和中央領導人的，並決定給他們以紀律處分。王明受到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博古、何子述、王稼祥受到最嚴重警告處分，同時將他們分別調出中央機關，調王明去中共江蘇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去總工會，王稼祥去香港黨報作記者，何子述去中共北方局。王明拒不服從，不去江蘇省委報到，也力勸其他三人不要去。何子述雖然對處分不服，又患有肺病，身體虛弱，不宜到寒冷的北方工作。但他認為，組織的決定，作為一名黨員應無條件地服從，毅然到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報到。他負責北方工運工作，主動下到基層，以印刷廠經理身份，領導北方工人運動。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實際執行中不斷遭到失敗。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基本上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1930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取消陳韶玉(王明)、秦邦憲(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處分問題的決議》，糾正對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人的處分。何子述在取消處分後，仍在北方局工作。1931年6月，因叛徒告密，致使北方局黨內一大批領導幹部被捕，何子述亦在其中。何子述被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逮捕後，敵人以高官厚祿要其自首，他嚴詞拒絕。敵人便對他施以各種酷刑，他始終沒有向敵人屈服。在敵人的監獄中，他肺病復發，又患痢疾，得不到醫治，不久被折磨致死，年僅3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