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經濟學[學科]](/img/4/457/nBnauM3XwIzN1ADMwMDO5kjM4QTMwcTOykzMyQTNwAzMwIzLzgzL0Q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公共經濟學[學科]")
概述
公共經濟學雖然政府與企業、家庭一起共同參與國民經濟，但其行為方式和目的卻是不同的。企業和居民作為私人部門是以收益最大化為前提和目標的，而政府卻不能這樣。政府的經濟活動一方面不能忽視收益與成本；另一方面又必須以全社會公正和公平為前提和目標。
市場經濟是有效能和活力的，但也不是在任何場合、任何時候都有效。市場也有其失敗之處，市場失靈的領域，正是政府發揮其職能的領域。
簡而言之，政府是以自己獨特方式和規律與企業、居民一起參與和影響國民經濟的。政府經濟學就是經濟學中專門研究政府經濟行為、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經濟關係和政府經濟活動特殊規律性的科學，“是論述各級政府部門和公共組織（如國有企事業）的存在意義和行為，回答政府必須做什麼以及應該怎樣做的學問”。
特徵
公共經濟學政府與市場也同樣存在著失靈的現象，因此就需要對政府的行為進行科學的研究。公共經濟學就要解決此類問題，即政府為什麼要干預經濟生活？什麼時候干預？怎樣干預？政府從事經濟活動的範圍、方式、途徑和效果是什麼？
2、公共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政府經濟行為。
人們研究政府可以從許多角度來進行，比如從社會學的角度，從政治學的角度等。但是，經濟學認為人們是通過理性的利己主義行為、利用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在商品貨幣關係中完成自己的交易行為，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服務性的，政府是服務性的政府。
3、公共經濟學更加注重對實際問題的研究。
公共經濟學研究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價格管制、外部性與政府行為、政府政策與經濟自由度、尋租等問題時，採用了大量的方法。這些方法對解決實際問題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比如運用委託—代理理論、博弈理論、信息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政府在實際工作中也迫切需要這樣一些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實踐，既完成社會的目標，又能夠提高經濟效益。
研究對象
公共經濟學從定義中可知，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政府的經濟行為及經濟關係。這裡所說的政府，是指由“公共當局及其通過政治程式設立的機構組成，並在它的疆域內或管轄地區實施強制的壟斷權力”。 政府也可以解釋為：通過政治程式建立的，在特定區域內行使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行為實體。政府除對特定區域內居民負有政治責任之外，還參與非市場性的社會生產活動和社會財富的分配。政府參與的非生產性活動是指政府為滿足居民的公共消費需要，通過向社會成員徵稅和強制轉移財富的辦法來籌措資金，以不營利為目的從事生產和提供諸如國防、治安、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政府所從事的社會財富分配是指為了保證特定區域內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平和公正，維護社會的穩定，採取稅收、補助、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各社會成員的財富進行重新分配。
政府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一般而言，公共經濟學中對政府的含義分成四個層次加以解釋：
第一個層次是中央政府。這是涵蓋範圍最狹小的政府概念。中央政府的組成還包括各部、委、辦及其內部各廳局和附屬機構。
第二個層次是廣義政府。不僅包括中央政府，而且還包括各級地方政府及其附屬機構。
第三個層次被稱為統一公共部門。這是在廣義的政府之上，又加上了非金融的公共企事業。也就是說除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外，還把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資興辦的各種企事業包括進來。例如醫療衛生機構、教育機構及電訊等公用事業部門。不少國家把中央政府出資興辦的企事業稱之為國有（國營）企事業，把地方政府出資興辦的企事業稱之為公營企事業。
第四個層次被稱為廣義公共部門。這一層次的公共部門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各自興辦的企事業之外又加上了政策性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是為了實現特定目標而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出資興辦的。一般以進出口銀行、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簡易人身保險等形式出現。之所以把政府興辦的金融機構從第三個層次的官辦企事業中專門單列出來，是因為金融企業的特殊性所致。第三個層次中的一般性非金融企事業只是在國民經濟特定領域提供產品和勞務，相當多的官辦企事業只是個別政府機構職能的延長和擴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有限。然而，金融性的政府企業是超越個別政府機構的職能，對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直接起作用，對國民經濟有著極大的影響。
概言之，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央政府的經濟行為、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以及包括官方金融機構在內的所有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出資興辦經營的企事業的存在意義、經濟行為及經濟關係。
稅收問題
（1）賦稅的來源
李嘉圖堅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原理，認為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據此，李嘉圖認為稅收來自勞動產品的價值，賦稅是一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產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後總是由該國的資本中或是由該國的收入中支付的。李嘉圖將稅收歸納為來源於資本和收入兩個方面，如果稅收的徵收使得人們增加生產或減少消費，那么稅收來源於收入；如果人們沒有增加生產或減少消費，則稅收是來源於資本。李嘉圖認為，稅收不論來自收入還是來自資本，都是對積累的減少。
（2）稅收原則
李嘉圖的稅收原則思想主要體現在稅收公平和稅收對生產的影響方面，他並沒有像亞當·斯密那樣比較系統和全面地對稅收原則進行分析。李嘉圖認為社會一切收入都應徵稅，人們應按自己的財力來負擔稅收；政府稅收只要負擔合理，至於落在哪項收入上面是無關緊要的，只要賦稅不是不平均地壓在從事積累和節約的階級身上，它究竟是課加在利潤上面、課加在農產品上面、還是課加在工業品上面，並沒有多大關係。為了公平地徵收稅收，應該建立以工資稅、利潤稅和農產品稅組成的稅收制度。另外，李嘉圖認為政府財政支出是非生產性的；政府稅收是用於政府支出，因而也具非生產性；稅收具有妨礙生產和耕種的通病，給生產帶來負擔。
（3）關於地租稅
李嘉圖認為地租稅只影響地租，地主負擔了全部稅收，地租稅不能轉嫁給任何消費階級。但李嘉圖認為有些時候地租稅也會使農產品的價格提高，消費者也會承擔稅負。
（4）關於利潤稅
李嘉圖認為對資本利潤徵稅會導致所生產的商品漲價。對資本家來說，如果徵稅後稅收負擔不隨商品價格上漲而轉嫁，生產產品的資本家就不能獲得平均利潤。通過進一步分析，李嘉圖認為對資本利潤課稅而一切商品都按稅額成比例地漲價，就會影響股票持有人。
（5）關於工資稅
對工資徵稅會使得工資上漲，因而導致資本利潤率的降低。李嘉圖指出，對必需品徵稅和對工資徵稅的結果不一樣，必需品徵稅必然使必需品價格上漲，而工資稅則不然；必需品徵稅部分是利潤稅，部分是對富有的消費者徵稅，工資稅則全部是利潤稅。工資稅的影響是使工資增加，增加的數額至少與稅額相等。
（6）關於農產品稅
李嘉圖認為，任何加在農業經營者身上的稅收，無論採取土地稅的形式、什一稅的形式還是產品稅的形式，都將增加生產成本，因而會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對農產品的徵稅，不會是由地主負擔，因為不能從地租中扣除稅款；也不是由農場主的利潤負擔，因為沒有任何理由在其他行業獲得較高利潤的情況下要求農場主從事這種利潤較低的行業。
發展
財政學
公共經濟學公共經濟學有新、舊之分。所謂舊公共經濟學就是財政學，財政學的研究範圍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財政收支上，特別是專注於稅收問題。新公共經濟學是指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經濟學，是從財政學發展過來的，“是拓展了財政學，或者說，公共經濟學是從更高、更廣的視野來研究的財政學”。 因此，財政學是公共經濟學的前身，公共經濟學是財政學的繼承與發展。
公共經濟學的產生表明比財政學更完整和更系統的學科體系已經形成。因此，公共經濟學必然包括財政學的研究內容，二者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但是，二者又有以下明顯的不同：
（1）在學科體系上，傳統的財政學無法把市場機制和非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統一到帕累托效率狀態，事實上是忽略甚至排斥市場機製作為先決條件研究政府的經濟行為。在公共經濟學中則建立起了兩者結合的理論模型。
（2）傳統財政學把政府決策作為既定事實予以首肯，國家和政府被擬人化了，因此，國家的意志和政府的決策是被作為外生變數來研究的。在公共經濟學中，國家（政府）則是一個組織系統，國家的意志和政府的決策是由一套政治程式決定的，並且運用新古典分析方法分析政治程式的經濟效應。
（3）傳統財政學側重對政府財政收支形式和過程的研究，尤其對財政收入予以更多的關注。公共經濟學重視政府財政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的研究，並特彆強調政府財政支出的經濟分析，因為政府支出是政府行為的成本，更能體現政府決策和行為的意圖。
發展過程
財政學是公共經濟學的起點。追溯財政學的發展過程，有助於加深對公共經濟學的了解。
財政分配現象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出現了，它隨著國家的產生而形成。隨著財政分配活動的不斷進行，古代的中外理財學家提出過許多精闢的財政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中國古代理財學家的經典論述匯集成了內容豐富的中國財政思想史冊，形成了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如，關於財政與經濟的關係，古代理財學家的認識即頗為深刻，周朝即有對國家理財之道的闡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漢代總結秦王朝橫徵暴斂、民不聊生、政權傾覆的慘痛教訓，論證並實施“輕徭薄賦”的政策，造就了“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 的民安國富的盛世。在稅收調節方面，有“寓禁於徵”的稅收調節生產流通的思想。在財政收支管理方面，既有周公的“量入為出 ” 的原則，也有唐代楊炎的“量出為入” 的主張。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財政思想是不系統、不完整的，尤其是沒有把財政分配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進行研究，而僅僅作為“官房學”、國家理財學存在。正如馬克思所說，在亞當·斯密之前，“全部財政學都純粹是國家的；國家經濟被看作全部國家事務的一個普通部分，從屬於國家本身。”
把財政分配作為專門的研究對象，形成系統的財政學說，至今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威廉·配第（W.Petty,1623-1687年）於1663年出版了《賦稅論》，詳細論述了各種公共經費，各種徵稅方法，政府籌集資金的方式和手段，為財政學的創立奠定了基礎。古典學派的傑出代表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在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原因的研究》（亦稱作《國富論》）中，在運用價值、貨幣、價格、社會分工、交換、工資、利潤、地租等一系列經濟範疇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分析說明的基礎上，專門列出一篇（“第五篇”）研究財政問題，論述了君主或國家的費用（“經費論”）、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收入論”）和國債問題（“國債論”或“平衡論”），從而創立了財政學。亞當·斯密之後，財政學從政治經濟學中逐步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這一時期的財政學也被稱為舊公共經濟學。
西方發展
公共經濟學財政學因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而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長一段時間內，它重點研究的是財政收支本身及財政收支對經濟的有限影響，而對財政收支的研究又集中於對稅收的研究，這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密切聯繫的。18世紀是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興起，逐步登上政治舞台的時代。亞當·斯密等人所創立的古典經濟學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學術結晶，其理論基礎是“自由經濟”，主張“最好的政府便是最少的干預”。這反映了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擺脫封建殘餘對其的制約，放手擴展市場的內在需要。
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演變為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逐漸暴露。經濟危機開始周期性地襲擊和破壞資本主義經濟，克服和消除危機成了西方國家經濟學家孜孜以求的研究目標。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經濟學發生重大變革。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M. Keynes）在其名著《利息、就業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對自由經濟提出質疑，主張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全面干預。美國羅斯福總統推行的新政（New Deal）為凱恩斯的國家干預論提供了完整的注釋和成功的典範。在理論和實踐的推動下，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政府的經濟活動和作用日益擴大，從單向的財政收支擴展到對經濟的管理和調控，政府直接介入生產領域並形成一定規模的公共企事業和公共生產，政府收支規模也較前大大擴大。
研究課題
這些課題主要有：
第一，要搞清公共部門應該從事哪些活動以及這些活動是如何組織的；
第二，儘可能地理解和預測政府經濟活動的全部結果；
第三，評價政府的各種經濟政策。
地位
公共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
個體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數的決定。如單個消費者、單個家庭、單個廠商、單個產品市場的經濟行為等經濟現象。個體經濟學認為它所要研究解決的是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為誰生產這三大經濟問題。
公共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的聯繫十分密切，個體經濟學研究價格機制、生產者行為、消費者行為，而公共經濟學把政府看成一個經濟活動主體，該主體為實現其經濟利益最大化而生產和消費。因此，個體經濟學的最佳化資源配置的研究目的同樣適用於公共經濟學。例如，公共經濟學把稅收看成是政府的成本與價格，通過財政收支的研究來弄清納稅人的每一筆稅金是否實現了最大化，政府的每一筆開支是否實現了最大化。此外，公共經濟學廣泛運用了個體經濟學的經濟分析工具，如個量分析、量-本-利分析、均衡分析、邊際效用理論、供求理論等。
公共經濟學與總量經濟學
總量經濟學是以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為考察對象，研究經濟中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化。總量經濟學是相對於個體經濟學而言，它們兩者共同組成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總量經濟學的中心論題是對國民收入這個經濟總量作分析，研究國民經濟總量和一般價格水平決定等經濟問題。總量經濟學主要研究一個國家的資源是否被充分利用，貨幣和儲蓄的購買力是否變動，生產物品的能力是否增長，這三大經濟問題。
政府的職能與總量經濟學有著更加密切的聯繫。經濟發展是一個從非均衡到均衡的過渡，在過渡的進程中實現質和量的提高。市場機制在微觀經濟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價格調節著生產和消費。特別是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價格可以實現資源的最佳化配置。但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條件是苛刻的，市場機制在微觀經濟領域有效，在巨觀經濟領域可能會失靈。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價格調節的作用相對有限，政府調節的作用就十分必要。客觀上要求存在一個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干預、代表全民意志活動的集體，這個集體就是國家和政府。
公共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welfareEconomics）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它在20世紀早期形成於英國，後來在美國、法國和北歐國家得到廣泛傳播和發展。福利分為個人福利和社會福利。個人福利是指一個人獲得的滿足，它可以看作是“幸福”或“快樂”的同義語，這種滿足既包括個人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也包括個人精神生活需要的滿足。社會福利是指一個社會全體成員的個人福利的總和或個人福利的集合。在社會福利中，能夠直接或間接用貨幣來衡量的那部分社會福利，叫做經濟福利。經濟福利就是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福利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最優原則已經成為公共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所謂帕累托最優是指如果任何一種改變現狀的資源配置方式或措施都會至少使其中一方遭到損失，那么原來的方式就是帕累托最優。福利經濟學以帕累托最優原則揭示了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問題，而這對於公共經濟學也十分重要。為了實現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福利的增加，人們必須要打破過去的平衡而尋求新的平衡，帕累托最優原則是公共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之一。
公共經濟學與政治學和倫理學
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科學，政治學的定義是與政治的定義联系在—起的。政治本質上是人們在一定經濟基礎上，圍繞著特定利益，藉助於社會公共權力來規定和實現特定權利的一種社會關係。因此，政治學就是研究這種特定的社會關係即政治關係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
首先，政治學以政治關係作為研究對象。在實際政治生活中，政治關係具有多種外延形態，如政治行為是政治關係的行為形態、政治體系是政治關係的組織和制度形態，政治文化是政治關係的心理和精神形態，這些形態也都是政治學研究的對象。其次，政治學以探求政治關係的發展規律作為自己的目標和任務。因此，政治學既要求對於政治現象的描述和對於政治表征的把握，更要求深入研究政治關係的本質聯繫及其發展運動。第三，政治學是一門科學，它要求人們以客觀政治關係為研究對象，以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從事研究，其研究的科學成果和結論必定對於人們認識政治現象、掌握政治規律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
所謂倫理學，就是關於道德的科學。倫理是一種認知對錯的信念，是一種大眾認知的規範。倫，“猶分也”，引申為人與人的關係之意，理，“猶類也”，引申為道理和規則之意。“倫理”便是處理人們相互關係所應遵循的道理和規則。政府作為一個經濟組織，其決策首先考慮到政治影響，政治因素對政府經濟行為有重要的影響力。公共經濟學與政治學、倫理學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政府的許多經濟行為是藉助政治學的框架來完成的，而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公共經濟學的思想及研究方法越來越多的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強調政府干預經濟的新古典綜合派的觀點，都說明經濟學與政治學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在選擇行為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倫理標準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問題，使公共經濟學與倫理學、社會學等有了內在的聯繫。
公共經濟學與法學
法以確立人們之間權利、義務的辦法來調整人們之間的關係。在階級社會裡，就階級統治的角度來說，人們之間的關係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關係，如國家機構各部分之間的關係，國家與統治者個人或集團之間的關係，統治者個人或集團之間的相互關係等；另一類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各種關係，這些關係的具體內容是極其廣泛的，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倫理等方面。法學為公共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法理基礎。在公共經濟學中，規範地判斷政府的經濟行為具有相當的難度，即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作什麼，哪些是政府經濟行為，哪些不是政府經濟行為。法學可以提供解決此類問題的思路，實證主義法學把國家等同於法律規範，不承認存在一個可以了解的、人格化的國家。而且許多政府行為必須通過法律規範來實施，如反壟斷法。美國1890年就通過了反托拉斯法——謝爾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