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書籍]](/img/f/2c8/nBnauM3XwYDM1MDN2YzN0IzN0QTMwITOzEDMwADMwAjMwIzL2czL3g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先生[書籍]")
簡介
先生，一個稱謂。一種修為。一份崇敬。一種精神。一百多年來，國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傳，有賴先生。《先生》一書以十集大型紀錄片《先生》為基礎，結合《新周刊》的“先生”專題文章，以十位先生的個性經歷為經，中國社會變革為緯，將其莫不傳奇的性格性情、命運經歷、學術作為，以及他們的善良、無奈、焦慮和歡喜，在點滴中漸次呈現，充分反映了先生們貼近群倫又卓爾不群的獨特全貌，讓讀者走近他們，走進那個時代，感受他們，了解他們，了解那個時代，了解我們這個民族的風骨，了解我們這個民族的傳承。也亦為現今中國教育，立鏡一面，呼喊十聲。
先生都學貫中西，不僅有深厚的國學根基，又對西方的民主科學感同身受；他們生於亂世，顛沛流離於戰火，卻不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為國傳承與擔當；像庇護小雞的母雞般，以弱身御強世；對學生後輩教之導之幫之扶之惜之愛之，毫不吝嗇提供經世學問之坐標以及人格營養，示範風骨與風度，為後輩的成長和民族的興盛贏得時間、空間。他們既清貧又富有，不僅有激情，還有理性；他們不斷張揚民主、科學，並點滴努力推動著國家的進步。
書籍摘要
蔡元培：大學教育的長者，國小課本的童心先生所提倡的“兼容並包”、延攬人才的教育體系，奠定了中國大學的根基。在他看來，大學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無論是革命派的陳獨秀，還是留辮子的辜鴻銘，只要有專長都能到他的大學裡教書。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來代替宗教，他還能“大學者編小課本”。
胡適：儒雅之河，靜水流深
相比較魯迅，我更喜歡胡適溫文爾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他曾寫信勸說周氏兄弟：“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著少年朋友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適對白話文和白話詩的堅持，無論遭多少人罵，他照樣去做。他用理性的、溫和的方式開出一條天地相通的大道。
馬相伯：為叫醒中國，自稱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歲時，上海時尚雜誌《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國共領袖同聲道賀，而他夢裡不知身是客，喊著殺敵，客死異鄉。他的百年人生與中國的百年屈辱抗爭平行，壽高則多辱，而他傾囊於一個復旦，抬升著東方的希望。如果我們今天還能聽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後輩敏感的心，二是國情使然。
張伯苓：津門一戶南開，進出多少榮辱
先生影像憨態可掬，卻是行走江湖的俠士。當年左翼憤青指責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鄉紳的臭錢，老先生訥訥地說：我就是個挑糞工，用糞土培育你們鮮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開一件事。蔣介石敬重他，抗戰最艱難時依然資助辦學，敗退台灣時留下飛機待他南渡。蔣介石臨終前還向兒子蔣經國詢問伯苓先生百年紀念會的籌備情況。後來，先生最後連南開的校門都進不了。那些憤青開始把糞桶潑向一生向善興學的老人。
梅貽琦：聯大八年寒梅，清華一徑新竹
先生瘦得風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聯大的旗幟猶顯妖嬈。赴美後，他一直緊攥著“庚子賠款”的錢袋子，甘於自我拮据。實際上，即便當年執掌西南聯大，太太為了補貼家用也要做餅去賣。1955年，梅貽琦回到台灣新竹籌措清華大學復校，上面催著要快要大，但他堅持先從研究所一步步辦起，蔣介石也只能認同。許多年後，印證了先生是對的。今天的台灣清華，規模不及台大的一半，排名卻在台大之前，更無須比照對岸碩大無比的胞校。
——引自《我看十大先生》（口述/鄧康延，採訪/丁曉潔）
章節
前言/一百年來影響了中國的先生們序/那些背影，一個民族的正面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胡適/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梅貽琦/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張伯苓/公允公能，日新月異
晏陽初/辦平民學校，以造就“新民”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
梁漱溟/以鄉村建設工作重建中國秩序
竺可楨/辦大學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
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馬相伯/“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後記一/鄧康延和他的“先生”們
後記二/我看十大先生
後記三/“大先生”固然奉獻更大，“小先生”一樣光榮偉大
附錄一/“先生”考
附錄二/“先生”小事記
媒體評論
民族的風骨與傳承當下，民國先生的形象和思想，仍在影響著國人。近日，由“先生”編寫組撰寫的《先生》（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一書，為我們再現了當年最有范兒的民國先生們。全書用一種娓娓道來的筆調，以全新的視野，對紛繁複雜的國學人事，進行了新的評說，為我們揭示了先生們的真實風貌。所謂“先生”，即在民國時期，由於社會動盪，湧現出的心繫國家的知識分子。從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到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他們開風氣之先，不墜青雲之志。他們或溫文爾雅、或慷慨激昂，但都深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理。
十位先生構成了民國時期燦爛的人文星圖。他們的人格風骨、思想情懷、學術風範、學問自由，莫不是時代的榜樣。在波瀾壯闊的民國文化、烽火連天的抗戰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歸中，他們宛如頑強的燈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他們的性格性情、命運經歷、學術作為，以及睿智、善良、無奈、焦慮和歡喜，在點滴中漸次呈現。他們將苦難化作光明，用背影證明民族的正面。所以說，就文化自身發展而言，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民國絕對是一個不應漠視的時代。
十位先生紮根於傳統，卻無不高於傳統。他們均從傳統的土壤中成長起來，最終均肩負起安邦救國、精心育人的重任。中國的傳統文人，歷來以匡扶正義、安穩社稷為己任，這就是所謂的“治國、平天下”。民國先生的那種儒雅、學養、對自我的克制以及對社會的奉獻，應該千秋萬代去綿延的。
更難能可貴的是，《先生》用含蓄而內斂的筆法，把一個個歷史人物描寫得生動活潑。或許胡適的儒雅理性會惹來激進主義一派責罵，梅貽琦辦校的腳踏實地從小做起又可能招人小瞧，晏陽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的俯身鄉村致力平民教育，更可能會讓當今的名校教授們不屑一顧。只是這些卻仍然不能影響先生們的個性分明、風骨卓然，不管是早早去世的，還是留在大陸或去了台灣的，每個人都足以輝映後世。如今，抹去落在他們名字上的政治塵埃，我們會更加清晰地看到他們的前世今生。
那時的先生們，不擅爭評職稱，卻更擅長個性教學；有知識，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傾力愛護學生；不獨守三尺講台，更在廣闊的社會舞台上展示大國民風範。陳寅恪先生在《論再生緣》中說：“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舉其一例，可概其餘。此易見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矣。”
讀史使人明智。《先生》試圖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態和人文風貌，先生們的音容笑貌，已經影響並將繼續影響一代代人。有人說，歷史從來都暗合了某種規律，暗合了某種因果。從這個意義上說，讀《先生》，讀民國史，也是在研讀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