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貧困證明
出現原因
“偽貧困生”的出現緣於學校對偽造“貧困證明”一時難查清。據了解，高校大學生申請助學金或助學貸款一般都需要出示加蓋公章的“家庭經濟情況證明”，而且必須達到一定的低額標準才可申請，但由於“家庭經濟情況證明是新生報到前，從當地民政局、居委會等相關部門開出的，如果學生在當地刻意作假、騙取公章，這種情況一時間難以查清楚。處理辦法
復旦大學對於貧困生助學金的審核，除在開學之初請學生如實填寫資料外，同時各院系的輔導員會對關注學生所寫材料並加以核實。
貧困證明發現作假將全額追回：東華大學對於享受學校各類資助的貧困學生，如使用高檔消費品且被發現弄虛作假，學校將全額追回已發放的資助金。
取消其以後申請資格：上海財經大學嚴格要求院系和輔導員，對於上交“貧困證明”學生的消費情況觀察一段時間，一旦發現不對勁，查明真相後立刻取消當年助學金及其以後的申請資格。如有必要。學校還會實地探訪，對弄虛作假現象在當地暗訪、取證。”
先進行2個月的觀察：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了能夠更準確地確定名額，把貧困助學金的發放時間推遲到11月份，每個學院都特別安排了幫困管理老師，對貧困生進行生活上的照顧，同時也會有相應的觀察和監督。
高校健全制度彌補缺陷
高校“偽貧困生”並非什麼新鮮話題,人們早已習慣用個人道德品質來解釋造假者的行為。那一張張蓋著公章的“偽貧困證明”證明的不只是道德上的貧困,更是一種“制度的貧困”,而後者恐怕是“偽貧困生”現象越來越猖獗的主因。
從制度經濟學的觀點看,這種“制度的貧困”起碼包括兩個層面,其一是尋租的無風險化,其二是瀆職的合理化。
不僅學生家長熱衷於偽造貧困證明,,那些手握公章的基層政府工作人員,也樂得做這樣的順水人情。因為這類貧困證明開出去之後,即便被戳穿,學校也既無權力也無精力來追究這些工作人員的責任。如此一來,尋租的參與者們都不會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風險,唯一受損的只有政府公信力和高校本該擁有的誠信氛圍。
假如尋租的零風險還可能與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不正之風相關,那么瀆職的合理化則完全凸顯出了高校內部制度設計的欠缺。對此,最近發生在北京某高校的一個實例便可說明。
制度設計的缺陷,使得為了保證獎助學金真正用於貧困生的一切約束和規定都徹底失去了意義。整個流程走下來,出現的只是一種合乎規則卻不合情理的推卸責任的行為。
在物質主義本身就已對社會浸淫已久的當下,單純指望道德自律就能讓高校的象牙塔保持純潔風尚,無異於緣木求魚。雖然制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及時彌補“制度的貧困”起碼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正在蔓延的“偽貧困綜合症”,抵禦“偽貧困證明”對大學生道德水準實實在在地侵蝕。
“偽貧困生”道德“貧困”
“偽貧困生”占掉的是原本屬於貧寒學子的有限的資助指標。這些“偽貧困生”,顯示的是道德上的“貧困”貧困證明的背後
辦理貧困證明應該說很多情況下，各級政府還是能夠履行信任認定和信用考驗的，可在“貧困證明”面前，也常常發生一些故意刁難貧困家庭的事實存在。這些基層政府因為缺乏足夠的服務意識和民本意識，或者內心有衙門作風和“老爺氣派”，對待民眾的這種最底層的生活需求卻往往會有冷眼、官腔和不予理睬。或者用官場通用“應該給好處費”等潛規則要求貧困家庭“意思意思”。不得不承認，每一張皺巴巴的貧困生證明背後可能就有隱形的坑蒙欺騙。——“貧困證明信函”加重了貧困家庭的經濟成本和精神損傷。
“貧困證明信函”垃圾化
貧困證明貧困不貧困，不僅僅是一張證明信就能證明的。如果說過去人們仰仗於這種信函為捐資助學工作帶來了方便、便捷和公平公正，提升了工作效率的話，現在，這張證明信函的上述功能已經褪色了，受到了質疑和拷問，失去了應有的公正公平，而成為了腐敗墮落的溫床和機會，更影響了社會形象和工作效率。所以，高校考評貧困的方式，不妨做一些與時俱進的調整，不妨從實事求是出發，用看得見的事實讓學生自己進行“無聲證明”，看看學生們吃的什麼、用的什麼、穿的什麼、住的什麼？看看這些學生是不是具有勤儉節約的習慣，是不是具有量入為出、大手大腳、非常貴族，接受同學、老師和社會的監督。據報導，清華大學學生處負責人說，每年學校將對5%的被資助對象進行資金使用抽查，如果學生花錢大手大腳，將被取消資助資格。雖然這種做法不能保證100％的準確率，廣大民眾和社會認可度的提高肯定是毫無疑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