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候鳥企業們既可以不遠萬里闖南走北，又會走短線，在同一個省內甚至是一個三角洲內遊走。時間也不確定，真箇是“該出走時就出走”。隨著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的迅猛發展，這種現象有越演越烈之勢。
企業外遷成為當地政府部門極為頭痛的事。2月10日，無錫市政府一位官員直言不諱地說：“企業像‘候鳥’一樣飛來飛去享受各地的政策優惠，顯然是不正常的，它們鑽的是國家相關法規的空子。這種現象，暴露了我國目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方面的重大漏洞。”而企業家則有他們的說法，一位正在考慮從珠三角外遷的家具業者說：除了市場變化外，政府部門還是檢討一下自己吧，看看為什麼人人都棄你而去。
現象
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候鳥企業在我國廣泛存在。
改革開放以來，各級、各地政府紛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之近年來GDP及招商引資驟然成為評價地方政府業績的最重要的指標，追求任期內（一般為5年）經濟指標好看、政績數字增長几乎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特別是主管官員的所愛。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為了在短期內出經濟業績，想盡各種辦法、動用人員和條件、給出各色優惠便利招商引資，由於一定時間內商資的供給相對穩定而眾多地方竟相招引，招商引資的難度不斷加大。強烈的政績壓力和衝動、相對寬鬆的行政環境、缺乏足夠監督約束的權力、較多的資源掌控支配促使地方政府拉開了一場遍布全國、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招商引資優惠比拼競賽”。
正是因為各地政府為招到商、引到資而竟相“討好”商資，給出了各種五花八門、或明或暗的優惠政策，且相互攀比、你無我有、你有我多，誘使、驅導投資商投政府、官員之所好，紛紛利用優惠政策進行投資（或實或虛）。而限於國家法規和社會關注，除了那些一次性交易優惠外，對招商引資開出的優惠政策基本上都有一個期限。因此，相當部分的投資企業就充分享用期限範圍內的優惠政策，待優惠政策行結束又得到異地優惠暗示、準備之時，就毫不遲疑地紛紛外遷（新的優惠收益大於搬遷成本）。
近年來這樣的追逐優惠政策的“候鳥企業”越來越多，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企業陸續外遷的“搬空”境況。如：浙江省寧波市2008年上半年各開發區的企業在優惠政策期將屆滿時成批搬遷，四川省洪雅縣引入的某知名火腿腸公司投資的生豬屠宰廠在縣上承諾的“免收生豬屠宰稅3年”滿期後突然撤離，四川省西昌市引入的某知名飼料公司分廠在優惠期屆滿後賣掉當初政府給的優惠土地、廠房搬走，誕生於四川成都的某IT集團公司追逐地方優惠遍地開花、大肆在各地建了近80家分公司而後視優惠程度、時間遊走、騰摞。
弊端
大批“候鳥企業”專注於“吃優惠”投機、頻繁搬遷，對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企業的良性成長壯大、對政府的行政和服務而言極為不利，急需引起有關方面的關注。這主要表現在：
1、 損害國家利益：由於“候鳥企業”專注於到處吃優惠政策，而目前各地優惠政策主要體現在稅收、土地上，他們享受的優惠（諸如：免三減五、土地零作價使用、現成廠房低價使用等）相當部分都來自國家和地方財政的損失，這些“候鳥企業”在給當地政府（官員）提供一時的經濟數字、政績、形象、熱鬧的同時，卻造成了相當的國家、社會利益流失。
2、 形成大量的投機取巧型企業：“候鳥企業”往往通過不斷搬遷、鑽優惠政策空子來獲取利益，屬於典型的投機取巧型企業。他們很難象優秀成長型企業那樣關注產品、服務、技術、管理、市場、品牌，他們的投機、鑽營從整體上來說對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民眾的利益害多益少，他們的存在、收益、做大（一段時間）對那些真正意義上的成長型企業而言是可怕的誘導、侮辱、挑戰。
3、 危害區域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追逐優惠、不時搬遷的“候鳥企業”不重視長期發展戰略和未來的持續性，也不在乎與區域環境、居民的協調發展，拿到優惠政策（特權）的他們用足後就謀划走人，這幾乎不可避免的會引發區域經濟波動、就業需求變化、環境（生態）傷害、居民利益受損、空置土地再招商，頻繁造成當地經濟、社會的不穩定。
4、 妨害政策法規的統一、穩定：“候鳥企業”致力於鑽營地方政府（官員）、索取各種優惠、厲行投機取巧，這無疑將造成在經濟、金融、土地、稅收、環保等方面政策在不同地區的偏斜、走樣，對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形成腐蝕，破壞政策、法規的威信和統一執行尺度。
成因
之所以會出現相當數量的“候鳥企業”，首先因為各地急迫地發展經濟、過急地招商引資，同時也與我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相應的法律法規、經濟政策、行政體制等方面尚不健全，存在許多適合“候鳥企業”生長的漏洞。主要表現在：
1、 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政績（數字）：近年來，許多地方政府（官員）把“經濟建設為中心（為經濟建設服務）”簡單等同於GDP、財政收入、招商引資、投資額，加之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業績評價過多的依重年度經濟指標、數字，誘導、驅使著各地政府、官員急切地致力於短期、眼前的經濟成長。對資金投入、產值規模的過度偏愛演變成強烈的招商引資衝動，對商、資的巨大需求演變為劇烈的吸引、討好、爭奪商、資的競爭、攀比，各種優惠政策、特權授予成了爭奪商、資的競爭利器，這就為“候鳥企業”的出現、生存、生長提供了環境、土壤。
2、 地方政府行政隨意性、個人化：出於眾所周知的體制原因，地方政府缺乏足夠的依法行政意識和行為機制，規範化、程式化工作也嚴重不足，這樣缺少約束、監督（尤其是來自當地居民）的地方政府、特別是握有實權的官員為追求政績，在個人化、隨意性行政下輕易地就能利用所掌握的權力、資源開出各色的優惠政策、特殊待遇，培養了“候鳥企業”。
3、 招商引資的惡性競爭：全國各地無一例外地都在想盡辦法招商引資，引發了一場浩大、持久的招商引資競賽，在相當多的地方變成了比拼優惠的惡性競爭。為了能引到、挖來、留住商、資，不計成本、甚至不惜違反政策法規開出五花八門的各種或明或暗的優惠以討好商、資，這樣一來“候鳥企業”正可大行其道。
4、 企業投機之風盛行：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相關的法律法規尚不完善，大量的企業依靠鑽政策法規的空子、經營關係（員）獲取利益和生存、發展空間，成為典型的投機取巧型企業，他們極為善於、也一直致力於利用各地政府招商引資的迫切需要，大肆追逐優惠政策，成為不折不扣的“候鳥企業”。
改良政策
為維護國家財稅收益和區域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引導企業按市場經濟規律和法律法規的要求良性運行、成長，必須矯正地方政府的行政行為和政策投放，不斷清理哪些靠投機取巧、鑽營關係（官員）、追逐優惠的“候鳥企業”所依賴的生存環境。提出以下三點對策措施及建議：
1、 依法行政：隨著我國加入WTO和法治化建設進程的全面推開，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問題倍受關注。政府（特別是實權官員）及相關部門應儘快走上法治化、規範化、透明監督化軌道，克服個人化、隨意性、家長制行政領導方式，堅決制止那種隨意表態承諾、亂給優惠特權的過度討好投資人的招商引資政策，同時要構建相應的可操作、低成本、廣參與的監督機制和組織機構。
2、 政府工作中心回歸：政府的工作中心是為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為經濟發展提供規範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和法律法規，而不是直接參與、推動、改變經濟建設，應儘快停止那種熱衷經濟指標（數字）、堆砌政績項目、注重短期產值、瘋狂招商引資的地方政府“經濟狂熱”行為狀態，回歸政府本質工作。當然這需要政府（官員）業績評價方式的改變。
3、 政令、法規統一：隨著我國加入WTO，規範、統一政策、法規的步伐全面啟動，無論對國外、國內、外地、本地企業都應享有同一、平等的公民待遇，與此極不協調的各種千奇百怪的所謂優惠政策（待遇）應服從大環境的需要及時加以規範。地方政府（官員）擁有、提供優惠的權力應得到有效的約束和監督。
總之，為維持經濟的可持續穩定發展、防止大量投機取巧型“候鳥企業”的產生、確保國家財稅和人民利益不受損失，必須規範地方政府（官員）招商引資行為。
事件舉例
（一）事件一
2002年9月16日平安保險於上海宣布，將在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投資20億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廈，據稱這座大廈“約有交通銀行大廈和中銀大廈合起來大小”。這聽起來好像是深圳企業北上擴張，但據業內人士稱，平安保險的核心業務部門已基本遷往上海，包括不久前遷出的集團投資管理中心，平安保險已經“金蟬脫殼”———公司實際上已遷往上海，但名義上的總部還留在深圳。
2001年12月，蘇州一批“候鳥”從降低投資成本、規避市場風險考慮，紛紛由蘇南向蘇北作梯度轉移。如設在崑山的三牛集團已向徐州投資6億經營紡織業，使幾千煤礦工人“轉業”上崗。
自2002年以來，業內屢屢傳出訊息稱，在深圳本土發展起來的兩大高科技企業———中興和華為擬把總部遷往上海。
近年來，崑山政府將“親商服務”作為第一投資環境來營造，使這個過去名不見經傳的彈丸小縣成了海內外知名的投資熱土。目前，區區72平方公里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內，外資項目總投資高達88億美元，外資密度之高，全國屈指可數。
今年年初，長三角的政界與商界人士雲集蘇州，開了一場與以往不同的招商大會。這次名為“台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的會議令當地的政府官員很難堪，“因為它可以決定一個龐大的候鳥企業群的遷徙方向。”
（二）事件二
從2004年開始，青島市就在實際利用外資方面勇冠十五個副省級城市之首。但是，外資的質量確與北京、上海、蘇州等城市有著不小的差距。
“許多外資到青島投資設廠看中的就是優惠的引資政策、廉價的勞動力和優越的地理交通位置等因素，最初目標就是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袁曉莉說。
“十五”期間，青島市的第二產業所實際利用外資達到31.74億美元，占青島市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86.8%，但對青島市產業結構升級、現代服務業發展等有帶動地方經濟加速發展意義的外資項目太少，這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青島市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步伐。
當時，袁曉莉發現了問題：青島市的最大外資來源國是韓國，韓資企業主要以投資規模較小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加工業為主，撤資外逃、勞工問題很多，韓國企業對青島市的稅收貢獻最小。
青島市的城陽區和膠州市是這次“韓資企業逃逸”的重災區，對青島康宇工藝品公司欠款的企業全部都是來自青島市城陽區的韓國逃逸企業。
1989年，山東省第一家韓國投資企業――青島托普頓電器有限公司就落戶於城陽區。截至2007年底，城陽區累計批准韓資企業2820多家，韓企主要集中電子機械、紡織服裝、工藝品玩具等行業，常住的韓國人有3萬人。自2003年開始，城陽區通過日益完善的投資環境，對韓招商進入新的高峰期，5年間就引進了1825個韓資企業。
以韓國企業為主的眾多小規模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一方面造成了資源青島市土地資源的浪費，提高了政府的招商成本；另一方面小規模外資企業存在的“候鳥企業”現象比較嚴重。
“這些外資企業入駐某個區市工業園區一般不自建廠房，主要是租用，以便今後遷徙，等一旦過了優惠期，以假倒閉的形式，將工廠轉向另外的市區尋求優惠政策，甚至像城陽、即墨出現了外資企業外逃、欠發工人工資，引發了工人不滿。”袁曉莉說。
此外，袁曉莉還發現青島市的對外招商隱性成本非常高，在引進外資時“惡性競爭，競相優惠”所造成的區、市政府之間“鷸蚌相爭”、外資企業“漁人得利”的不利局面。
有一次，青島市的兩個區為了爭奪LG的投資項目，雙方竟然打起了優惠價格戰，而最終獲勝方以免土地使用費為代價贏得了LG的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