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余天雲農民出身，在家鄉參加農民運動，1927年11月參加黃麻起義，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紅11師、紅1軍、紅4軍班長、排長、連長、營長等職；1932年3月任紅4方面軍12師36團團長，曾以一團之眾抵擋敵軍一師圍攻，最後反把敵軍打得落荒而逃。
余天雲參加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鬥爭、各次反“圍剿”作戰及西征入川；1932年底，余天雲任紅4方面軍11師師長，率部參加儀南、營渠、宣達戰役和反“六路圍攻”作戰，取得重大戰果；1933年6月底，紅4方面軍擴編為4個軍，紅11師擴編為30軍，余天雲被提拔為軍長，他的搭檔是政委李先念；1935年後又改任31軍軍長。余天雲率部參加了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和各次反“圍剿”作戰，參加廣昭、陝南、嘉陵江戰役，經常擔任主攻作戰，長征中，他還率部參加了綏崇丹懋等戰役，作為軍長，余天雲打仗時經常是不畏槍林彈雨，抵近指揮，為革命負傷數次，戰功不小。
余天雲文化程度不高，頭腦簡單，作戰勇敢，對黨（也就是對張國燾）忠心耿耿，但他自身的也有缺點，作風霸道，動輒罵人，甚至動手開槍。
1935年5月，余天雲率部參加長征，7月任紅4方面軍31軍軍長，同年冬隨軍南下川原邊。1936年1月，紅1、4方面軍會師草地又分道揚鑣後，為了培養幹部，成立了一個紅軍學校，有傷殘的原9軍軍長何畏當校長，劉伯承兼任總教官。張國燾對劉伯承還是很看重的，他認為劉是正統派軍人，比較喜歡講究戰略戰術，自己手下的將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游擊觀念’太重，劉伯承的正規戰術思想對他們很有幫助，因此為了提高手下軍官的軍事素養，4方面軍主動提出送一些軍、師一級的高級將領到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學校受訓，以圖接受較高較新的軍事知識，余天雲入校學習，兼高級指揮科科長。
余天雲聰敏倔強，作戰勇敢，不到30歲便當了軍長，深受張國燾器重；余天雲文化太淺，閱歷有限，入校後，由於看到學員多是營團級軍官，師軍級的沒有幾個，覺得掉身份，老大不願意來上課；加上深得張國燾的信任，一路順風，對政治上“不可靠”的劉伯承，他自然不會放在眼裡，加之性格剛烈，年輕氣盛，爭強好勝慣了，見識淺薄，在上課時在好幾個戰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了爭執。這類爭執若是學術爭鳴，倒也罷了，但這種爭執發展為他公然拔槍威脅、謾罵劉伯承等教官的嚴重違紀事件。
校長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仍然在劉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劉伯承大怒，表示不處分余天雲這樣的學生，他決不再上課，何畏只得將他關了短期禁閉，張國燾聞訊後趕到學校，將余天雲聲色俱厲地訓斥了一通，命令他當眾向劉伯承道歉。
然而誰也沒料到，心理素質不好、驕橫自負的余天雲事後想不開，認為他這個紅4方面軍的最年輕軍長，天之驕子，折損了面子，不久後的1936年4月，在隨部隊向北移途中，在部隊行至西康省（四川）丹巴大金川激流時，乘人不備，從高崖縱身跳入河中自殺了。
紅軍高級幹部應自覺遵章守紀，更不可輕生——對於此，連一向偏愛余天雲的張國燾聞訊後也認為余天雲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線和輕率的舉動是不足取的。
死因之謎
據記載：余天雲的堂弟余天生曾在建國後擔任過桂林軍分區副司令，1997年8月24日余天生接受採訪時，為余天雲抱屈，認為余天雲是因為戰功顯赫，所以被人嫉妒，受張國燾打擊迫害，撤去軍長職務；胡奇才將軍也贊成這個觀點，他說：余天雲“個性強，脾氣急躁，常衝撞張國燾。余天雲自殺是張國燾迫害所致。當時已負傷的余天雲不滿張國燾對他的處置，過丹巴馬河鐵索橋時，就勢從擔架上往橋下一滾，掉下了滔滔急流。可惜了。”
由於路線鬥爭和年代的久遠，加之當事人回憶的不一，關於余天雲的死因變得撲朔迷離，說法不一。
最早對余天雲死因作出結論的是張國燾，認為余天雲死於心理的脆弱。余天雲的死，震動了全軍。張國燾第一次承認，“四方面軍的幹部，軍閥習氣相當嚴重。”但他又很傷心，畢竟余天雲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在埋葬余天雲時，張國燾講了話。他首先痛悼余天雲之死，褒揚他過去的戰功，說余天雲曾幾次負傷，不惜個人犧牲來為革命爭取勝利。然後，張國燾又強調指出，自殺行為是不對的，“一般同志要經得起批評和處罰的考驗，紅軍紀律應當嚴格，高級幹部也應同樣遵守。”從這裡可以看出，張國燾認為余天雲是因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導致自殺的。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主要原因。
對余天雲死因第二次作出結論則是在西路軍失敗，特別是張國燾叛變以後，認為余天雲死於張國燾的迫害。一部分人由於“左”傾觀念比較嚴重，把余天雲塑造成“反對南下”和反對“另立中央”的英雄，說余天雲軍長對張國燾的家長式作風一向很反感；因為後來紅軍大學政委何畏也離開了紅軍，於是何畏這個小人打小報告誣告，張國燾把余天雲當作“犯人”，最後導致余天雲死亡。在這種論調的支持下，余天雲在1945年七大召開時獲得了平反，還被授予烈士稱號。應該說，余天雲授予烈士是可以的，儘管他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畢竟他為中國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不過，如果是因為“反張國燾”之說而被評為烈士，則顯得有點狹隘，余天雲那個時候應該還沒有完全認清張國燾的錯誤，說他是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英雄”有點拔高之嫌。
余天雲死因的第三個結論和劉伯承元帥有關，這種觀點認為是劉伯承間接地害死了余天雲；1958年5月，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在批判劉伯承的教條主義“錯誤”時，彭德懷元帥說：“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就連北京（指訓練總監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他的教條主義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雲。好在余天雲只是張國燾的愛將，而且毛澤東對此並未過多去說什麼。只是淡淡“唔”了一聲，說道：“余天雲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這個事也就沒有再多追究——劉伯承逼死余天雲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作為校長的劉伯承批評余天雲的行為是正常的。
因為存在這些分歧，因此，對於余天雲的死，官方的表態非常的謹慎；到目前為止，關於余天雲的權威評價有兩次，一次是《紅四方面軍烈士名錄》，一次是《解放軍報》兩者都將死因簡單的說成是“溺水”而亡。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的系列活動中，《解放軍報》2006年8月31日，專門刊發了題為《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余天雲》的文章。對余天雲的死因是這樣描述的：“……4月隨部隊轉移途中，於西康省丹巴縣（今屬四川省）渡河時不幸溺水犧牲，時年30歲。”
不管是死於何種原因，歷史最終給了余天雲一個公正的評價，把他稱為我“紅軍時期的高級指揮員”，這個應當是客觀的、公允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人物評價
余天雲作為一員戰將是成功的，他的指揮才能是得到紅四方面軍上上下下認可的。然而，從余天雲走上領導崗位的那一天開始，到他犧牲以後，對於他的評價卻產生了極為明顯的分化。
張國燾、陳昌浩等人把余天雲稱為“游擊天才”。張國燾在《我的回憶》書中，張國燾甚至把余天雲提到了和毛澤東並列的高度，稱二人都是游擊天才。
以徐向前、李先念、陳再道、洪學智、許世友、王建安為代表的在建國後處於高位的原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在他們後來寫的回憶錄當中，都儘可能地迴避余天雲，既不表揚他，也不批評他，呈現一種集體沉默的狀態。這種沉默是對余天雲流行評價的一種否定，也是對余天雲曾經的戰功的一種肯定。
為什麼對同一個人的評價，會有這么大的差異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余天雲自身存在的缺陷。
一是作風霸道，動輒罵人，抬手就打，甚至動輒槍斃。據傅鍾回憶：“跟余天雲一起的警衛員、通訊員沒有挨過他打的很少。一次部隊行軍，走羊腸山路，拐彎時馬腳打滑，余天雲被摔了下來，他不問情由，照著馬夫就開了三槍，把馬夫打成重傷。
二是心胸比較狹窄，連極度欣賞他的張國燾在回憶錄里都說他“重權術，不擇手段”。
三是一貫瞧不起政治工作，典型的“槍桿子第一”思想。他認為只有軍事工作才能消滅敵人，政治工作則不能，動輒就把政工幹部罵得狗血淋頭。
在上面三個缺點中，第三個缺點是最致命的，第一個缺點和第二個缺點深深地打上的是戰爭時代的烙印，在紅四方面軍幹部中比較普遍，而不只是余天雲有這些缺點。如時任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的王樹聲也打過後來成為中將的胡奇才……但是這第三個缺點，表現出來的是典型的軍閥主義，與我軍的性質宗旨相違背，使得余天雲失去了成為一名高級領導幹部的資格，也必然會導致他最後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