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恐懼症

伊斯蘭恐懼症

伊斯蘭恐懼症,是廣泛存在於西方世界的一種現象,即一旦人們談論起伊斯蘭,就必然會引起無法控制的情緒,尤其是恐慌和拒絕這樣的反應,包括那些面對其他問題完全能夠保持理性和中立的人。社會學家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告訴人們,對於伊斯蘭的恐慌是非理性的,圍繞他們的種種問題都只是社會問題,而不是宗教問題或者是文明的衝突。民粹主義者自認是受害者,但是真正受害的其實是遭受歧視和非理性恐慌的穆斯林。自20世紀60、70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興起,尤其是1979年伊朗霍梅尼伊斯蘭革命以來,西方傳媒對伊斯蘭教發生了超乎尋常的興趣,關於伊斯蘭復興運動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報導鋪天蓋地而來,並不斷渲染西方正面臨著伊斯蘭勢力的嚴重威脅。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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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威脅論”的緣起當首推80年代的“連鎖反應論”,該理論盛於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其著述多觸發於伊朗革命,諸如美國埃斯波希托編著的《伊斯蘭復興之吶喊》、《伊斯蘭教與政治》;赫萊爾·迪克米堅的《革命的伊斯蘭》;黑塞爾的《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復興》;約翰·多諾胡的《過渡中的伊斯蘭》等著作均屬於這一理論的代表。客觀認為當今的伊斯蘭世界危機叢生(諸如精神信仰危機、文化認同危機、政治合法性危機、經濟危機、道德危機),伊斯蘭教駐足的伊斯蘭世界皆是滋生原教旨主義的溫床沃土,伊朗的“霍梅尼現象”只是伊斯蘭激進勢力崛起的一個危險信號。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雨後春筍般地崛起必將在伊斯蘭世界產生“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
“連鎖反應論”渲染描述的邏輯延伸即“伊斯蘭威脅論”,它強調原教旨主義的崛起是對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巨大威脅,伊斯蘭激進勢力向西方發起了嚴峻的挑戰,西方應保持高度的戒備,“防患於未然”。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滅亡》和《大失控與大混亂》等書中把伊斯蘭作為西方的異己力量而倍加重視。他指出:“在伊斯蘭世界,比較堅定而一致的宗教傾向正產生一種防禦性觀念,決意排拒西方‘邪惡’影響而努力推動長期休眠的穆斯林文明的振興”。“伊斯蘭教的政治覺醒不僅會引發在北面與殘餘的俄羅斯帝國主義的衝撞,而且也可能在南面與美國的統治抗爭”。法國議員雅克·博梅爾茨聲稱,在蘇聯解體後,“最嚴重的威脅來自伊斯蘭世界”,警告西方要當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把“毒辣的弓”。美國學者羅賓·賴特認為西方應付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向一個充滿魔力般力量,長達數百年之久的信仰和文化進行挑戰,將與同共產主義進行挑戰付出同樣高昂的代價”。

冷戰後“伊斯蘭威脅論”登峰之作當屬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他以文明的差異和衝突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文明的衝突將成為冷戰後國際衝突的主戰場為理論立足點,將非西方文明的伊斯蘭文明和伊教文明或者兩者的聯手視為西方最強大的威脅,把伊斯蘭世界視為無視西方“遊戲規則”的力量打入“另冊”,將其作為反西方的力量而送上國際政治的被告席。

冷戰結束後,“伊斯蘭威脅論”已不僅局限於輿論和傳媒的渲染,它已經成為西方戰略思想的依據並影響了西方盟國國際安全機制的構建。西方認為,伊斯蘭意識形態構成了填補中東思想真空的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多種多樣情況各異的伊斯蘭組織統一起來,形成了一個以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為手段的反西方勢力”。更有甚者,有人驚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編織的“鐵幕”已經降臨。1992年《英國情報文摘》題為《戰略理論--1992》和《世界七大趨勢》的研究報告,均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作為一支重要的國際政治力量。美國總統柯林頓在拉賓和穆巴拉克訪問美國時專門就原旨主義問題舉行磋商,以圖形成共同對付原教旨主義蔓延的戰略計畫。1992年,美國還專門成立了研究原教旨主義勢力的工作小組,負責向政府提供對付原教旨主義的方案。美國中央情報局還與俄羅斯情治單位聯手合作,共同對付原教旨主義。此外,防範原教旨主義已經納入了1991年制定的北約新戰略。在投資戰略上,世界銀行和西方的跨國公司已把伊斯蘭各國是否有效地遏制原教旨主義勢力作為評估投資環境的重要依據。

2015年,隨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勢力越來越大及不斷在各國發動襲擊,不少西方國家民眾患上“伊斯蘭恐懼症”,將穆斯林標籤為“極端分子”或“潛在恐怖分子”,排外情緒日趨高漲。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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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恐懼、憂慮和戰略防範主要基於以下依據:

首先,伊斯蘭世界有十多億穆斯林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及重要的戰略要地,有強大內聚力的伊斯蘭教的宗教復興和反西方情緒的高漲會直接威脅西方的經濟及戰略利益;

其次伊斯蘭,新月地區正成為冷戰後民族衝突和宗教爭端集中的動盪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迅速發展及其國際化不僅直接威脅歐洲側翼,而且對美國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挑戰,美國對與穆斯林世界有重要聯繫的阿以衝突、波赫戰爭、納-卡衝突、塔吉克戰亂、阿富汗內戰、索馬里騷亂、盧安達種族衝突、庫德人問題深感棘手;

第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通過議會鬥爭等合法手段問鼎政權,對許多世俗的親西方政權造成強勁威脅,令西方國家憂心忡忡;

第四,原教旨主義的恐怖活動向歐美腑地蔓延,直接威脅西方國家的安全和穩定;

第五,冷戰後部分地區伊斯蘭國家政治經濟合作的加強,尤其是蘇丹和伊朗等激進伊斯蘭國家的合作令西方不安。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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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認為,這種做法正中IS下懷,有助於它吸納新血。分析指出,IS發動恐襲後早就聊到西方國家的民眾會不分青紅皂白地視穆斯林為敵人,從而深化西方國家與穆斯林世界“水火不容”的核心信念。只要穆斯林覺得遭排擠或感覺遭到攻擊及仇視,潛在的IS新血液便會不斷增加。

西方國家最大問題是公眾對穆斯林的反感,令媒體一面倒地反穆斯林,結果公眾更加敵視穆斯林。英國《太陽報》曾在頭條標題宣稱,“每5個英國穆斯林中,便有1個同情‘聖戰分子’”,但實際上不少人將“同情”解讀為“對穆斯林參與‘聖戰’感遺憾”,而非支持聖戰。《每日郵報》也曾發表有納粹主義意味的宣傳海報,繪上帶槍穆斯林難民與老鼠一起進入歐洲的圖案。

《古蘭經》寫明禁止殺害無辜的人,IS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馳,且穆斯林自殺式炸彈襲擊始於1980年代,即伊斯蘭教出現後約1300年才出現,這表示伊斯蘭教本來不是那么激進。文章呼籲全球應將IS與大部分穆斯林劃清界線,避免IS成為伊斯蘭教“代言人”。

事例

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受的恐怖攻擊導致法國恐懼伊斯蘭教的情緒高漲。警方一天內以“緊急狀態”為由進行數十次未經授權的搜查。而這導致警方在未獲得搜查令的情況下進行數千次前所未有的搜查和突襲檢查。法國一名高級官員稱警方的行為是“對個人自由的公開侵犯”。

法國的年輕阿拉伯人表示,很多穆斯林看到巡邏車後便會戴上帽子,以防警察看清楚他們的臉。當地人稱,他們害怕警察的騷擾,穆斯林也厭倦了“不斷被置於槍口下的感覺”。即使在沒有發生恐襲事件前,阿拉伯人在街上被攔住搜查的可能性也是其他人的8倍。

反對伊斯蘭恐懼症團體成員亞瑟·努阿提稱,法國的穆斯林社區每天都能收到威脅信和侮辱信件。努阿提還稱,一名女性被不當搜身,另一名懷孕的女性在遇到突襲檢查後流產了。法國政府正在開展針對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戰爭,但終有一天穆斯林可能會無法再承受,而開始進行報復。據法國政府稱,打擊恐怖主義和暴力需採取嚴厲措施。但有人擔心這些措施可能導致法國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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