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條簡介
亞東圖書館是解放前的一個小型私營出版社，但在中國現代史和現代文學史上，起過無可取代的作用。特別是在大革命時期（1922年---1927年），這裡曾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的印刷和發行地，以及中共中央出版局的辦公地。中國近代史上主要人物陳獨秀、胡適、陳喬年、毛澤東、羅家倫、許德珩、張國燾等都與此地有過聯繫。
亞東出版的《獨秀文存》、《胡適文存》、《吳虞文錄》、《崔東壁遺書》等幾種文集，一批標點整理的古典白話小說，五四以後湧現的一批新詩集以及蔣光慈等人的一批早期的革命文學作品都曾經風行一時，有過很大的影響。它對傳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貢獻。在《新青年》、《嚮導》周報以及其他一些進步刊物的出版、推銷工作上也是很有成績的。
創建亞東
20世紀初，陳獨秀由日本留學回國來到南京，受到好友汪希顏的熱情接待。汪希顏是安徽績溪人，長陳獨秀6歲，他們是在日本留學時相識，並結為摯友的。不幸的是，這年夏天，29歲的汪希顏病逝於南京。
病逝前，汪希顏給在績溪老家的弟弟汪孟鄒去信，介紹“皖城志士陳仲甫”。於是，陳獨秀與汪孟鄒結識為友。
1903年冬，汪孟鄒在蕪湖長街開辦科學圖書社。這是一個既賣圖書又賣文具的新書店。此時，陳獨秀在安慶與房秩五、吳守一籌辦《安徽俗話報》，並想把它交給科學圖書社編輯和發行。他風塵僕僕來到蕪湖，住進了科學圖書社，還寫了一副對聯掛在堂前，“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安徽俗話報》僅辦了23期，於1905年停刊。這以後，陳獨秀便參加暗殺團，創辦岳王會，從事革命活動，但是卻始終無法忘懷在科學圖書社的日子。1922年，他在《科學圖書社二十周年紀念冊》的扉頁上題詞道：
二十年前，孟鄒以毫無商業經驗的秀才，跑到蕪湖開書店，實是盲目行動， 然當時為熱烈的革新感情所驅使，居然糊糊塗塗，做到現在狀況。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
辛亥革命成功後，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為都督，陳獨秀為秘書長。一些朋友勸說汪孟鄒：“以你和柏都督、仲甫先生的關係，何不去找找他們，在都督府謀一個差事，也不枉和他們朋友一場。”還有的說，去當知縣吧，“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甚至還有人說：“乾脆去拿一個稅局。”
汪孟鄒經不住別人的慫恿，來到安慶找到陳獨秀，要求謀一份差使。沒想到陳獨秀卻沉著臉說：“做什麼官！這裡是長局嗎？馬上會變的。回去，回去，你還是回蕪湖賣你的鉛筆、墨水、練習簿的好。我來和烈武(即柏文蔚，作者注)說，要他幫一點忙，你還是到上海開一個書店好，就叫亞東圖書館吧。”
汪孟鄒接受陳獨秀的建議，將汪希顏的兒子汪原放從蕪湖召來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馬路)惠福里辦起亞東圖書館，後來又遷到河南路平和里。1914年春，因為翻造房子，又從平和里遷到江西路口的福華里。亞東圖書館遷來遷去，一直離不開狹窄的弄堂，陳獨秀對此很不滿意，多次勸說汪孟鄒要將書店遷出弄堂。有一次，他甚至變色地說：“你要死，只管還縮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馬路。”1919年初，亞東圖書館因經銷北京大學書籍而經濟狀況漸好，終於遷至五馬路(廣東路)棋盤街西首。
時局果如陳獨秀所料，二次革命失敗，形勢急劇變化，袁世凱的爪牙、安徽都督倪嗣沖將陳獨秀列為第一名“要犯” 通緝追捕，並抄了他在安慶的家。陳獨秀逃到上海，幫助汪孟鄒經辦亞東圖書館，起草《亞東圖書館開幕宣言》，並編寫《英文教科書》和《字義類例》，交給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
新青年
不久，陳獨秀應章士釗之聘，東渡日本，協辦《甲寅》雜誌，用他自己的話說，開始“度那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的生活。”他的生活雖然窮困不堪，但是，他反對專制、倡導民主、啟迪民智、獻身革命的偉大抱負卻矢志不渝。
從日本回來後，陳獨秀便想讓亞東幫助他辦一本雜誌。一天，他對汪孟鄒說：“我早就想辦一本雜誌，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全國的思想都要改觀。”汪孟鄒極表贊同，可是，自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亞東的生意本已十分清淡，加之又在承擔《甲寅》雜誌的印刷，已經沒有能力接受老友的託付。這在汪孟鄒的日記中多有記敘，如：“社務乏款，焦急之至”，“蕪 (湖)款未至，焦灼萬分”，“暫借到洋五百元，真正可感”等。
汪孟鄒是個熱心人，憑藉自己在業界的關係，找了幾家書社，最後選擇了同行老友、群益書社的陳子壽、陳子沛兄弟，讓陳獨秀與他們洽談。結果，群益書社同意和陳獨秀合作。這份雜誌便是《新青年》。
這期間，陳獨秀常與汪孟鄒、陳子壽等聚談，並時常召來柏文蔚、章士釗等，共同討論合併擴大為書局的事。他還和汪孟鄒聯袂北上，籌措資金。汪孟鄒因在北京人事生疏，而提前回到上海。而陳獨秀則又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北京之行，收穫頗豐，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
弟與孟鄒兄為書局招股事，於去年十一月底來北京勾留月余，約可得十餘萬元，南方約可得數萬元，有現金二十萬元，合之亞東、群益舊有財產約三十萬元，亦可勉強成立，大擴充尚須忍待二三年也。
可是，事與願違，由於種種原因，合併之事終成泡影。
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後，給亞東圖書館帶來新的氣象。北大委託亞東圖書館為其在上海的總經銷，專門銷售北大出版的新書。當時國內的一些知名學者，如楊敏曾、錢玄同、程演生、楊昌濟、梁漱溟等的著作，也都由亞東經銷。亞東圖書館因此而揚名。《新青年》也一直由亞東銷售。陳獨秀還把《每周評論》，以及《新潮》等都交由亞東銷售。亞東圖書館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傳播陣地。
標點水滸
中國古典小說歷來沒有標點，有的甚至未分段落，讀者看著十分吃力，年輕的讀者看了，更如墜入五里霧中。汪原放早就有心標點和分段。一天，汪原放把自己的計畫和打算告訴了汪孟鄒，汪孟鄒卻擔心書籍的銷路。
沒想到陳獨秀卻連聲讚揚：“好哇，這有什麼不放心的。把原放標點的書拿給我帶回去看看。”沒過幾天，陳獨秀又來到亞東，一進門便高興地說：“我看過了，很好，能出。眉批夾注刪掉好，讀書嘛，就要讓讀者自己去讀。”
1920年8月20日，由汪原放標點、分段的《水滸》，在亞東圖書館正式發行。陳獨秀和胡適分別為之作《水滸新敘》和《水滸傳考證》。
初版時，亞東圖書館只印了2000部，一上架便銷售一空，於是，又加印到4000部。新版《水滸》得到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更增強了汪原放的信心，他又陸續標點了《儒林外史》、《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鏡花緣》、《水滸續集》、《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海上花》等。他的這一工作，得到魯迅先生的讚揚，1924年1 月24日，魯迅在《晨報副刊》發表文章說，汪原放的“標點和校正小說，雖然不免小謬誤，但大體是有功於作者和讀者的。 ”
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後，陳獨秀在北大受到排擠，只得又回到上海，居住在亞東圖書館，他在這裡多次會見北京學聯代表羅家倫、許德珩、張國燾等人。各地進步青年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紛紛建立文化書社，這些文化書社經陳獨秀介紹，都與亞東圖書館建立了業務聯繫，如，惲代英創辦的武昌利群書社，毛澤東創辦的長沙文化書社等，陳獨秀都曾為他們作了經濟擔保。毛澤東就曾拿著陳的保單，來亞東聯繫過書刊業務。
秘密黨員
1920年8月，陳獨秀和蘇俄代表維經斯基等談話後，便積極投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他的許多活動都是在亞東進行的。汪孟鄒是個精明人，十分清楚陳獨秀在乾什麼，出於對老友的信賴和理解，儘量為陳獨秀的活動提供方便。可是，他又缺乏老友的膽略和氣魄。於是，陳獨秀便認真地對他說：“好吧，你就不要做黨員，只管站在外面，做一個同情者好了。 ”
1922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在上海創刊。陳獨秀找到汪孟鄒，讓亞東籌措最好的紙張，以作《嚮導》印刷用。《嚮導》印好後，亞東還承擔了它的發行工作。與此同時，亞東圖書館抓緊趕排《獨秀文存》。這時，陳獨秀作為社會主義的領袖，受到反動勢力的忌恨和迫害，亞東圖書館還能出他的書，是要有一定的膽量的。《獨秀文存》有一、二兩集，第一集的內容多為民主與科學，第二集卻有社會主義的傾向。亞東印了第一集，便再也沒有膽量印第二集了。當有人催問時，汪孟鄒謹慎地說：“這可不是小事，不能不看一看風頭再動手。出了事，可就吃不消了。”
陳獨秀的第二個兒子陳喬年，常來亞東圖書館，他和汪原放年齡相仿，時間久了，便成為親密的朋友。陳喬年成為中共領導人後，汪原放深受影響，並有加入共產黨的意思。一天，汪原放羞怯地對陳喬年說：“我很想加入共產黨。現在國事艱難，只有共產黨才能把國事辦好。就是將來，也要靠共產黨。”
陳喬年笑了笑說：“原放，我看你很像一個國民黨左派。”汪原放聽後，極為沮喪，一聲不吭，再也不去見陳喬年。過了一段時間，陳喬年知道自己傷了汪原放的自尊，便主動來找汪原放，他說：“原放，願意和我去看一個朋友嗎？”汪原放隨陳喬年來到閘北的一家工廠，坐下後，陳喬年將另一個人介紹給汪原放，說：“組織已經同意你的入黨申請，我和郭伯和同志便是你的入黨介紹人。”
1927年5月，汪原放奉黨的指示來到漢口，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黨的出版重心移到武漢，當時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先是張太雷同志擔任局長，後由汪原放接替），管理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和宏源紙行，負責《嚮導》的印刷、出版和發行。汪精衛背叛革命後，武漢也和上海一樣，籠罩在血雨腥風之中，陳獨秀很不放心汪原放的安全。一天，陳獨秀對陳喬年說：“告訴原放，去找一找光明甫先生，讓他去跟柏文蔚疏通一下，能不能到他的三十三軍謀一‘ 合法’差事，這樣也就有張護身符了。”
光明甫和柏文蔚都是安徽人，也都是陳獨秀和汪孟鄒的朋友，而且，他們也都同情共產黨。汪原放向他們轉達了陳獨秀的口信，很快便在三十三軍謀了一個少校軍銜的參謀。於是，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工作便能在秘密的情況下照常進行。
不久，陳獨秀辭去總書記的職務，而隱居在工人住宅區。8月的一天，汪原放應召由陳喬年相陪，來見陳獨秀，只見他光著上身，肩上披著一條粗布大圍巾，手裡抓著芭蕉扇，躺在竹床上，活脫脫地像一個拉大車的苦力。兩人來到屋裡，他才坐了起來。
陳獨秀詢問完汪原放手頭的事情後，說：“我想到上海去。可是，那裡的情況我又不大知曉。原放，你去趟上海吧，問問你的大叔，看看我去得去不得。”
汪原放來到上海，向汪孟鄒轉達了陳獨秀的問詢，汪孟鄒告訴汪原放：“不要緊，仲甫可以來。”
於是，汪原放陪著陳獨秀來到上海。臨行時，由於黨組織已轉入地下，匆忙中忘了帶組織關係，與黨失去聯繫，汪原放很是焦慮，他和陳喬年談起這件事，希望找到一種補救的辦法，可是，想不到陳喬年卻說：“我來的時候，父親要我告訴你，現在你不要幹了，還是把書店事做好要緊。他說：‘書店很不容易做，不進則退。’所以，你們還是帶灰一點好，千萬不可犯紅，萬一惹出事來，書便做不成了，那是得不償失的。”
汪原放遵照陳獨秀的意見，又回到亞東圖書館，重操舊業，當起編譯。這期間，汪原放協助汪孟鄒，使亞東在五年的時間內，出版了73部書，其中汪原放的譯著便有《僕人》、《伊所伯的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和《一千零一夜》等。
重印文存
1932年10月，陳獨秀又一次被捕入獄。他一生多次被捕，而每次被捕，就因為他跟汪孟鄒的關係，亞東圖書館也受到牽連，汪孟鄒都要逃之夭夭，以避風頭。這次，雖然用不著像以前那樣驚慌害怕，東逃西躲，但是，汪孟鄒、汪原放還是放心不下。不久，陳獨秀由南京第一模範監獄寄來明信片，說他生病了，想亞東派人去看望。
汪原放只得撂下手頭的事，來到南京探視。走進南京第一模範監獄，由獄警引到一間囚所。這是一間不大的房屋，和其他囚犯不同的是，陳獨秀住的是單間，裡面生活用品齊全，靠牆立著一排書架，碼滿了各種各樣的書，簡易的書桌上放著筆、墨、硯台和一疊稿紙，“仲翁，”他總是這樣尊稱陳獨秀。陳獨秀捂著肚子，從床上坐了起來，他說：“我的胃病犯了，實在疼痛難耐。這裡的獄醫也治了，又是吃藥，又是打針，就是不見好。”
汪原放著急了，“那怎么是好啊？”
“是這樣，你回上海，讓你的大叔去找黃仲醫生，他的醫術高明。以前在上海，我的老胃病來了，只有吃他的藥，才能見效。”陳獨秀說完給自己治病的事後，接著便問亞東圖書館的情況，他讓汪原放轉告汪孟鄒，處此動亂的年代，一定不能把亞東給荒廢了。
他看著汪原放，動情地說：“我對亞東是有特殊的感情的。你知道的，十年前，離開陳炯明，辭去教育委員長，我便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每月只有那么點錢，你嬸(指高君曼，作者注)又有病，這點錢是入不敷出的。如果不是亞東一次一次地預支《獨秀文存》的稿酬，我也不清楚日子會怎樣地過下去。”
汪原放當然清楚，陳獨秀在成為黨的領導人後，當時黨初建，專職的黨務工作者，每月只有幾十元的生活費。繁忙的黨務工作，使陳獨秀難以顧及家事，妻子高君曼常有怨言，兩人為此常常吵架。黨內同志考慮到影響不好，住在一起極不方便，勸說高君曼回南京娘家的房子居住。她在南京住一間草房，家具破碎不全，絮被也支離散爛。
高君曼常來上海，來時又總是以亞東圖書館為聯絡點，與陳獨秀見面。1925年，高君曼患了肺病，陳獨秀仍是每月給予50元，高君曼嫌不夠，所以，兩人在亞東見面時，總要大吵大鬧。但逢此時，汪孟鄒便以好言相勸：“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里事務煩多，他哪有工夫問家，你就原諒他吧。”陳獨秀無奈，只得以稿費補貼全家生活，而稿費往往又是預支的，為此，他欠了亞東許多債。
1933年5月，汪原放又一次來南京探視，兩人互道問詢後，陳獨秀便說：“我欠亞東的錢實在不少，想想，心裡不踏實，你回去後，讓亞東重印《獨秀文存》，這樣，我可以拿稿酬把亞東的賬結清了。”汪原放回到上海後，便重印《獨秀文存》，這次儘管沒敢大張旗鼓地作廣告宣傳，卻在不長的時間銷售了4000部，不少人見到汪原放便說：“這么多年，你們不印，真是可惜。”
不久，柏文蔚、章士釗給亞東送來一些錢，讓轉交陳獨秀，以貼補生活之需，可是，陳獨秀卻執意用這些錢抵銷亞東的欠賬。這時，亞東已是汪原放主事，他體諒陳獨秀的清貧，根本沒打算抵銷其在亞東的欠賬，所以，每次陳獨秀催問，他總是敷衍，而不拿出明細的賬單。6月16日，陳獨秀又給汪原放來信說：
柏、章諸君曾有小款托尊處轉收，不知全數若干？除以此扣還外，尚欠尊處若干？務請抄一細賬賜知。無論如何深交，賬目必須清楚。令叔對此往往胡裡胡塗，望兄一矯正之。
現在，《獨秀文存》銷售這么好，書款回籠這么快，於是，他讓賬房抄了一份明細的賬單，於10月間，給陳獨秀寄去。很快，陳獨秀便給汪原放復了信：
我猜想這賬上的主要意思是說《文存》的版費，除前透支外，現尚存洋二百六十四元。
他與亞東的經濟賬終於結清，尚存的錢，委託亞東按月支付給在上海讀書的小兒子和年。
亞東情結
陳獨秀在獄中，通過與汪氏叔侄的來信，獲知亞東經濟上已不堪支撐的詳情，他心心繫念，頻頻去信，為之出謀劃策，解難分憂。1937年10月11日，他建議亞東印行《今古奇觀》、章士釗《訴狀》。後來又建議印行章士釗《論衡》及李季譯《馬可波羅》，因為這些書“都要行銷些”。
他還告訴汪原放，亞東圖書館現在“加文具部，很要緊。文具生意的利息也不錯，和書籍同做，財政可以活潑得多” 。
汪原放主事亞東時，正是亞東最困難的時期，陳獨秀勉勵他樹立信心，身體力行，要把亞東圖書館辦好，他在信中說：
店中經濟既如此困難，眼前救急，除節省開支外，實無其他辦法，令叔以前，謹慎小心的辦法，未必無其他理由，兄現在身當其沖，已領略其中滋味，我以前慫恿令叔把店事給你管，亦有必須使你早日獲得經驗之意。唯兄卻不可以此自餒。唯節省開支，應該加倍努力為之，謹慎為之，天下無不可戰勝之困難也。唯節省開支，必須以身作則，始能見諒於同事與家人，此層望兄特別注意。
他還為亞東的資金周轉事，去信老友柏文蔚：“原放頃來談亞東舊曆年關需款周轉，希公為設法，定期歸還。”亞東圖書館為擺脫困境，四處借款，借款不成，又提出招股，成立股份公司的構想。陳獨秀知道後來信勸阻，提出集資合辦的方法，並讓汪孟鄒親往上海，邀約章士釗、黃仲等，請他們集資五六萬元，出任董事，亞東再擬一個詳細的改組後的出版及發行計畫，目前的困境是可以克服的。
1936年，亞東圖書館遵照陳獨秀的建議，擬訂了一個新的出版計畫，其中便有編輯《民族革命家叢書》一項。汪孟鄒請陳獨秀幫助物色人選，他推薦王文元擔任編輯，王文元沒有編輯這套叢書，卻化名譯編了《蘇聯黨獄之真相》和《蘇聯黨獄之國際輿論》，交由亞東出版發行。這期間，亞東還出版印刷了法國作家紀德所著《從蘇聯歸來》和《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亞東一發不可收拾，又印了托洛茨基的幾本書，還印了陳獨秀和彭述之的幾本小冊子。
陳獨秀出獄後，便來到四川江津，開始其淒涼的晚年生活。他和夫人潘蘭珍的生活全憑北大同學會和朋友的饋贈，除此之外，他還擔任《時事新報》的特約編輯，以微薄的稿酬聊補生活之急需。老而有病的他，再也不能像年輕時那樣文思泉湧、下筆千言了，更可悲的是，疾病的疼痛已折磨得他不能握筆寫作了。
這一切，令汪孟鄒為之心疼和焦慮，他給時在美國的胡適去信，尋求幫助，信中說：
他今年已六十高齡，使弟十分懸慮，未敢去懷。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設法，為他籌得川資，使他與愛人潘女士得以赴美遊歷旅行，病體當可易愈，因他體氣素強，諸事樂觀之故。到美之後，如林語堂賣文辦法，陶行知演講的辦法，該生活無虞。此事國內友人均無力量辦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為此高齡老友竭力為之。
陳獨秀知道後，雖十分感謝，卻一口回絕道：“我生活要求簡單，也不願去異國他鄉，更厭煩見生人，所以，我還是不去美國好。”
亞東停業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軍管會決定，亞東圖書館停業，所有陳獨秀及托派書籍一概沒收、銷毀。這樣，創業於1913年的亞東圖書館，走盡了它四十年的風雨歷程。幾乎與此同時，它的創辦人汪孟鄒也病逝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