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由於他和陳獨秀、胡適、章士釗私交很深，在他們幫助下，出版《嘗試集》、《三葉集》、《孫文學說》、《胡適文存》、《獨秀文存》、《吳虞文錄》、《紅樓夢辨》、《少年漂泊者》，還出版由胡適、陳獨秀作序,汪原放點校的新式標點和分段的《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十幾種古典小說，風行一時。先後出版《建設雜誌》、《少年中國》、《少年世界》、《甲寅》等10種期刊，重排北京大學出版的《新潮》第一卷，還代銷《每周評論》、《嚮導》、北京大學的出版物，成為“五四”時期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很有影響的出版社。且以出書嚴謹、版式美觀聞名於世。1934年國內外有180多處代售處。
汪孟鄒 為“五四”時期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很有影響的出版社。
1952年，亞東圖書館由於“出版托派書籍”而被上海市軍管會勒令停業，所有陳獨秀及托派書籍一律被沒收銷毀。不久，忠厚老實的汪孟鄒也在上海寂寞謝世。
援救陳延年
1927年6月26日上午，北施高塔路恆豐里104號（現山陰路69弄90號）中共上海區委所在地，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等人正在開中共江蘇省委成立大會。因叛徒告密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一起被捕。但叛變者並不認識陳延年。當時陳延年身穿短衣，褲腿上扎著草繩，自稱是受僱到這裡做工的，名叫陳友生。敵26軍對待陳延年像對待普通的共產黨員一樣，押往龍華監獄。 陳延年懷著一線希望，給五馬路東亞圖書館汪孟鄒寫信，請他想辦法營救。陳延年在信中寫道：“我某日在某處被捕，現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會有多大嫌疑，現在我的衣褲都破爛了，請先生給我買一套衣褲送來。”信尾署名“陳友生”。與此同時，趙世炎、王若飛等也在想方設法營救陳延年，甚至和敵辦案人員談妥，交800元放人。
盛夏的一天，剛剛租下上海極司斐爾路（萬航渡路）49號一幢樓房的胡適，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開門一看，是滿頭大汗的汪孟鄒：“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說著汪孟鄒將一張皺巴巴的紙遞給他。胡適一看，果然是陳延年親筆寫的求援信。“陳友生”，就是陳姓朋友所生，分明是指陳獨秀這個老朋友生的孩子啊！儘管凶多吉少，胡適還是答應幫忙。胡適想起蔣介石的紅人吳稚暉是陳延年的老熟人，數年前曾幫助陳延年、陳喬年赴法留學，決定將信轉給吳稚暉，請他幫忙。
吳稚暉見信，暗暗歡喜起來。1921年秋天，蔡和森、陳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學生為爭奪里昂中法大學與吳稚暉等鬧矛盾，被押送回國。此後，陳延年逐漸脫離吳稚暉的無政府主義影響，轉向共產主義。對此，吳稚暉恨在心頭，想不到，陳延年今天栽到自己的手裡來了。
吳稚暉思忖再三，立即給上海國民黨警備司令楊虎寫信“祝賀”：“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不覺稱快。”延年“發生額下，厥壯極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這楊虎不是別人，正是隨蔣介石一路製造贛州事件、九江慘案、安慶“三二二”事件的特務處長。
楊虎見信，大喜過望，他沒有想到陳獨秀的兒子、上海共產黨的頭號負責人陳延年已被抓獲。蔣介石獲悉逮捕陳延年的訊息後，致電國民黨26軍政治部，指示需“切實訊明為要”。
1927年7月4日，即陳延年被捕後的第九天晚上，敵人將他秘密押赴龍華刑場，被劊子手亂刀砍死。陳延年犧牲後，蔣介石下令不準收屍。次日，《申報》刊出《剷除共黨巨憝》，披露了吳稚暉給楊虎的信件。汪孟鄒見報，如五雷轟頂，癱倒在椅子上。胡適見到報紙，也對吳稚暉深為不滿。陳延年犧牲後，董必武稱讚他是“黨內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