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7月清政府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立憲”的口號，掛起“預備立憲”的招牌，特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9月24日，五大臣離京啟行，載澤、紹英在北京正陽門車站被革命黨人吳樾炸傷，於是行期推遲。後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代替徐世昌、紹英。10月25日，載澤、李盛鐸、尚其亨等赴英國、法國、日本、比利時等國，戴鴻慈、端方等赴美國、德國、義大利等國，考察各國的憲政。次年，出洋考察憲政的大臣先後歸國（李盛鐸留任駐比利時公使，未歸），向慈禧陳述實行立憲的種種好處，比如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但主張“實行之期，可寬立年限”，妄圖借“立憲”之名緩和國內矛盾，防止革命，使清皇位永固，故而頗受慈禧賞識，決定採納施行。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實行“預備立憲”。
背景
20世紀初，經過了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清王朝內外交困，統治搖搖欲墜。1901年1月，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實行變法新政。同年，張之洞、劉坤一聯名所上《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也明確提出“擬請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國遊歷。其理由是，“親貴歸國，所任皆重要職事，所識皆在朝之達官，故其傳述啟發，尤為得力”。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以後，逐漸出現官員出洋遊歷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熱潮，對推動清末新政的進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由於日俄戰爭和民族危機加深的影響，要求立憲的輿論日益高漲，駐外公使和地方督撫也紛紛奏請仿效日本及歐美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清廷決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歐美及日本等國政治，歸國報告後再做決策，於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過程
選派人員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選幾經變動，最初曾想派貝子載振、軍機大臣榮慶、戶部尚書張百熙和湖南巡撫端方，後因榮慶、張百熙不願去，改為軍機大臣瞿鴻禨與戶部侍郎戴鴻慈。以後又因載振、瞿鴻禨公務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鎮國公載澤、軍機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紹英。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9月24日，正值使團在北京正陽門車站上車準備出發時，遭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襲擊。紹英等受傷，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書也走不了，又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
因此，最後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全部是高級別的一二品大員。鎮國公載澤，姓愛新覺羅，滿洲正黃旗人，是嘉慶皇帝第五子惠親王之孫，其妻與光緒皇后隆裕是姐妹，屬近支王公，宗室貴胄，故出洋後常被外國報紙稱為“親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寵信的滿族親貴，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國後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書。戶部侍郎戴鴻慈與湖南巡撫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時護駕有功，獲慈禧賞識，剛出洋就分別被升為禮部尚書和閩浙總督，回國後端方更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漢軍旗人，並與慈禧沾親。而李盛鐸原是慈禧寵臣榮祿之心腹，此時被任命為出使比利時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
五大臣出洋還選調了大批隨員，選拔標準是“必須擇其心地純正見識開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隨員不僅人數眾多，而且級別較高、素質較好，不少人後來成為政壇和外交界的風雲人物。他們先是奏調了38人名單，實際上後來分兩路出發時，僅載澤一路在其日記上提到的隨行或先遣人員名單已達54人。戴鴻慈一路，其日記所記同行隨員也有48人。隨員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各部郎中、員外郎、主事等，還有地方官員，如道員、知府、知縣，海陸軍官如參將、都司，以及地方督撫派的隨員和留學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語和外國情況曾經留學歐美、日本的歸國留學生。其中包括民國時代當過內閣總理或部長、公使的熊希齡、陸宗輿、章宗祥、施肇基等人，還有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隨員們各有分工，分別擔任先遣聯絡、考察、翻譯、編撰等任務。五大臣出洋目標遠大，任務明確，調研細緻。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7月16日，上諭規定目的是“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並要求在國外“隨事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采，毋負委任”。臨行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連日召見考察大臣，認真聽取了端方演講《立憲說略》，並讓考察大臣帶上些宮廷御點路上充飢。光緒帝還面諭軍機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當務之急，務必飭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誤。
出洋考察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12月11日，戴鴻慈、端方等人已經待命出發。鑒於上次出行的教訓，這次出發時，北京火車站採取了嚴密的保護措施，實行戒嚴，所謂閒雜人等一概不能入內。“車站稽查嚴密，外人不得闌入”。按照慣例，完成拜祭祖先儀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後，戴鴻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經天津至秦皇島，再換乘兵輪“海圻”號前往上海，搭乘至歐美國家的船隻，開始西行。此外還有隨行前往美國留學的八名學生，日後因在美國宣傳孔教而聲名遠揚的陳煥章也在這群留學生之列。12月19日，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載著幾十名考察人員，也載著清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錨起航，向著日本駛去。善於觀察的戴鴻慈剛剛上船，就詳細地記錄下整個郵輪的構造和機關設定情況。
12月11日，載澤、李盛鐸、尚其亨等人也從北京出發，來以上海。次年1月14日，這批考察團成員搭乘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先到日本，再轉至歐洲等國家。一路上也是眾人擁簇，浩浩蕩蕩，同行的除了一乾隨員之外，還有各省選派隨團出洋考察者六人以及留學生若干人。
儘管為節省時間多參觀一些國家，出洋考察憲政團已經兵分兩路行進，但是相對而言，他們的行程還是很緊張的。因此隨行人員就各施所長，按照自己的領域去觀察他國不同的方面，以期用最短之時間取得最大之功效。
自然，這次出國考察，憲政為首要之目標，因此，每到一國，對於議院的參觀和議會制度的考察必在計畫之中，由是形成一個慣例，也引發許多思考。在戴鴻慈等人看來，在這些實行憲政的國家中，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為了國家利益做出的溝通以及君主和議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讓他們耳目一新。當他們踏上所美國時，看到議院中的議員們“恆以正事抗論，裂眥抵掌，相持未下，及議畢出門，則執手歡然，無纖芥之嫌。蓋由其於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而當他們來到英國時，也注意到“議員分為政府黨與非政府黨兩派。政府黨與政府同意，非政府黨則每事指駁，務使折中至當，而彼此不得爭執。誠所謂爭公理，不爭意氣者，亦法之可貴者也”。
在義大利考察時，戴鴻慈等官員看到義大利議會中往往由議院就可以決定國王任命大臣之去留。對於這些考察大臣而言，此事讓他們感到十分詫異：“義國任命大臣之權，操諸國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職者，得由下議院控訴之，而由上議院以裁判之。歐洲諸國，政制相維，其法至善，胥此道也。”字裡行間，無不流露出對於這種政治體制的驚奇和讚嘆。
在考察憲政之餘，這些官員們也對日本和歐美社會的物質和文化事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事實上，這樣的社會氛圍對於他們而言，確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在這為時半年的國外行程中，他們分別參觀了一些外國的社會部門和機構。大致說來，既有像政府機關、郵局、鑄幣局這樣的行政管理和服務部門，又有像監獄、瘋人院這樣諸如管制社會另類人群的機構；既有像基督教青年會、商會這樣的依靠宗教和社會力量所組成的團體，又有像美術院、博物館、學校等文化教育機構，可以說是比較廣泛地近距離觀察、了解了日本和歐美社會的不同側面，並且與中國的社會情況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較。譬如，當考察大臣們在德國劇院觀看戲劇時，對於德國人編排戲劇時所花費的心思感觸頗多，認為像德國這樣的歐洲國家非常注重戲劇對於民眾的教化作用，因此“不惜投大資本、竭心思耳目”，遂聯想到中國的戲劇改良在社會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異，而我乃瞠乎其後耶！”
在參觀餘暇，考察憲政的大臣們也在享受著難得的休閒時光。每當他們到大城市進行考察之餘，總是不忘前往所謂“優遊休息”之地放鬆一下：“每至都會繁盛之區，必有優遊休息之地，稍得閒暇，即往游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相形之下，中國這樣的“數千年文明舊域，迄今乃不若人”，難免讓這些大臣產生相形見絀之感。待他們回國後，便立刻奏請由學部、警部主持，在京師次第籌辦這些公共設施，並由清朝政府“飭各省督撫量為興辦，亦先就省會繁盛處所，廣開風氣，則庶幾民智日開，民生日遂，共優遊於文囿藝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無形之治功，實非淺鮮”。他們不僅提議在全國範圍內逐步建立起圖書館、博物館、動物園、公園等，而且還不惜斥重金從國外購買回一批動物，放在北京新建的萬牲園中，可以說是促成了中國最早的動物園的雛形。
歸國獻策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夏秋之際，經過近半年的海外考察，兩批出洋大臣先後回到中國。他們在梁啓超和楊度等人在東京事先寫好的有關實行憲政的文章的基礎上草擬了一份“考察憲政報告”，向清朝政府復命，正式提出了實行君主立憲的主張，並且還指出“立憲利於君，利於民，不利於官”。此外，戴鴻慈、端方等人還根據從國外帶回來的關於憲政的資料，編寫出《歐美政治要義》一書，將歐美各國的政體或者相關的政治制度進行了簡略的介紹，“不僅對於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也使慈禧和當權親貴對於世界大勢有所了解，憲政知識有所增長，有利於基本國策的確定”。
國內各派反應
清政府內部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清政府內部頑固派對於考察團的態度是比較認可的。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1905年11月23日），考政大臣請訓陛辭：據端方致張之洞函透露，慈禧當日“殷殷以考察各國憲政為屬，冀歸來後施行。是此事尚有成立之望”。端方、戴鴻慈離京當天，慈禧即向奕勵詢問立憲宗旨，奕勵稱中國“宜用君主立憲政體，由君主操權。而商民凡有一切公約，參酌行之，當可有益無弊”，慈禧對此頗為認同。五大臣考察團在國外考察期間，慈禧對於立憲一事更加關注，有報導稱：“日前兩宮面諭，現以時局艱難，力圖變法，雖經揀派大臣出洋考求政治，究恐緩不濟急。爾大臣等務當細心討論，可先定其大略，侯出洋大臣回國後再行參酌，擇善而從。”顯然，慈禧對立憲的態度變得十分熱心，傾向於認可憲政改革。
立憲派
由於上海的地理位置，兩路考察團皆由上海放洋，考察完畢後亦取道上海返京。上海作為立憲派活動的中心之一，兩路考察團無論放洋還是歸國之途，皆與上海立憲派人士密切接洽。總體來看，上海立憲派對考察團持歡迎態度，積極為考察團建言，表現出強烈的參政意識，然而這並不表明對政府的真實動機毫無懷疑。
在考察團出國之前，上海立憲派的懷疑情緒即表現得較為明顯。如在日俄戰爭之際策動端方等地方大吏的主角之一趙鳳昌曾對端方言道：“欲預聞日俄和議未成，而改派考查，朝廷於立憲，仍為敷衍延宕之計，革命終不能免，可以早回，得南洋一席。”在考察團出洋不久，張謇亦曾於日記中寫道：“憲政之果行與否，非我所敢知；而為中國計，則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將於明年秋冬之際卜之。
革命派
由於立憲問題在立憲派和清朝統治集團部分官員之間形成了共鳴，革命派則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不小的擔憂，如果清政府真的能夠推行憲政改革，必將得到國民尤其是立憲派的大力擁護，其統治合法性將會得到穩固。由此，革命派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理想將很難實現，於是革命派一面加緊組織起義，自同盟會成立到武昌革命爆發，為革命運動發展的“茁壯時期“；一面通過發表各類論說，以批判的武器揭露清政府推行立憲改革的虛偽性，五大臣出洋考察則成為革命派批判清政府假立憲的焦點事件。就後一方面而言，革命派以《民報》為輿論陣地，揭露考察團出洋考察期間的種種“醜態”，對考察團在國外的考察所得進行批判，並從理論上全面否定清政府推行憲政的可能性，形成反對清廷立憲的第一個輿論高潮。
總的來看，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期間，反對立憲的聲音雖然此起彼伏，然而在愈來愈濃厚的立憲氛圍包圍下，無疑處於下風。
意義
五大臣出洋收穫豐碩，效果顯著，推動了預備立憲的決策。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回國後，載澤等編輯了書籍67種146冊，並將其中30種分別撰寫了提要，進呈光緒和慈禧御覽。另將購回的400餘種外交書籍送交考察政治館備考。戴鴻慈、端方也帶回許多書籍、資料，並趕寫出介紹歐美各國政體制度的《歐美政治要義》供朝廷採擇。以後又編寫了介紹各國政治的源流和概況的《列國政要》133卷。這些書對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的各項改革和制度建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動了清政府預備立憲基本國策的確定。他們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頤和園復命，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立即召見他們。前後計召見載澤、戴鴻慈各2次，召見端方3次，尚其亨1次。他們在召見時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之利”，並一連上了好幾份奏摺，詳加闡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載澤的《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為解除慈禧太后對立憲的思想顧慮，著重指出君主立憲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mǐ，平息）”，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開了一副包醫百病的藥方，令慈禧讀後頗為動容。
端方也上了《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洋洋萬言，闡述考察歐美各國政治的結論：“東西洋各國之所以日趨強盛者，實以採用立憲政體之故。”因此，“中國欲國富兵強，除採取立憲政體而外，蓋無他術矣！”1906年8月25日，清廷命醇親王載灃和各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共同閱看考察大臣的條陳各折並會議討論。這實際上是決定國策的重臣會議。會上多數人贊同立憲，少數人尚有保留。8月29日，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召見諸大臣，決定預備立憲。三天之後，即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正式頒布“仿行立憲”的上諭。
評價
對於五大臣出洋事件，英國《新達泰晤士報》、《摩寧普司報》、《紐加司絡報》等紛紛發表文章評述，德國的著名漢學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報》上寫道：“他們此次出洋是為了學習日本、美國和重要的歐洲國家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特別是有著極大的可能，將西方的憲法、政治制度和經濟體系結合中國的情況移植到中國去。”《泰晤士報》評價說：“人民正奔走呼號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會到來的……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僅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么激烈的變革。”遼寧教育出版社顧問趙秉忠較早對五大臣出洋考察進行了巨觀評價：“出洋考察憲政對五大臣來說，在國外或許多少嗅到了一些資產階級民主的新鮮空氣，但這決不會改變他們原有的階級立場；即便說，他們當中的個別人，思想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有了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的認識，但在當時也只能是幻想。他們實際上不過充當了清政府預備立憲騙局中的工具而已。”
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社長朱金元評價五大臣出洋考察說：“五大臣雖為清政府萬世一系的封建國體尋求良方而出洋的，但在他國異鄉里，沐浴了歐風美雨，耳聞目睹了資產階級的物質進步後，引起了深思，這在他們的奏摺中不時有反映。出洋的結果，不但增強了他們向西方學習的意向；而且使統治階級內部開明思想擴大，一些親貴大臣們也因此感到，強國之道‘已不在堅甲利兵，而實以修政立教為本源’，萌發了‘更新庶政’的觀念，從而有利於統治階級上層中形成一個普遍的立憲要求。”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晉藩從法制文明進程的角度積極評價了了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歐美諸國政治，不單純是走馬觀花，他們也下馬看花，進行了實際考察，並從考察中看清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以及在激烈的國際鬥爭環境，中國所處的劣勢。”“他們在奏摺中提出的結論性意見，可以說擬定了晚清預備立憲的基本原則、框架和實施步驟，他們是晚清立憲的促進派，起著直接的積極的影響。可以說晚清的預備立憲，是從五大臣考察憲政正式拉開序幕的，使得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歷史軌道。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隨員中，有一些是既年青又思想開放的學人，他們經過西方民主政治的洗禮之後，不僅是晚清預備立憲的支持者、鼓吹者，而且成為民國時期法制的創建人。”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曉秋認為五大臣出洋是標誌著晚清中國官員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又邁出了一大步，也是沒落的清王朝企圖自救的最後一次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