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楊山越
丹楊山越（嘉禾三年）（二三四）三國志卷四七孫權傳
（嘉禾）三年．．．．．．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楊太守，討山越。六年．．．．．．冬十月，．．．．．．諸遏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三國志卷六四諸葛恪傳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鹹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谷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鬍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諸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余分給諸將。
按：資治通鑑卷七二青龍二年條，又同書景初元年條同。
三國志卷五二顧承傳
嘉禾中．．．．．．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坑，拜昭義中郎將。三國志卷五五陳表傳
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按：孫吳時期與山越的戰事很多，諸葛恪征丹楊山越，事前不見山越行動很難說是鎮壓山越起義，但這次軍事行動，頗為突出，很能說明孫吳政權與山越的關係，它有助於了解當時山越起義的狀況，故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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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吳毗陵屯田的性質 作者：陳玉屏 王仲犖先生《魏晉南北朝史》上冊第五章第二節論孫吳屯田云：“較大規模的民屯在毗陵，有男女各數萬口。”並引《三國志·吳志·諸葛瑾傳附子融傳》注引《吳書》為據：“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王先生定毗陵屯田為民屯，當據《宋書·州郡志》所載“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刀王先生認為孫吳屯田組織結構與曹魏相仿，故典農校尉所轄當屬民屯。對此近年來爭議頻起。高敏同志《東吳屯田制略論》⑴（以下簡稱《略論》）論此云：“有人認為這是民屯，實則仍為軍屯。因為‘諸郡出部伍’，顯系軍隊……不能以其有‘男女各數萬口’而認為是民屯，因為孫吳兵士的家屬是隨軍行動的。”陳連慶同志《孫吳的屯田制》⑵亦引用了《吳書》這段史料，他並未明言毗陵會佃的性質，而是從側面提出“典農是軍屯系統，屯田是民屯系統”的見解。據此種見解，屬典農校尉所轄之毗陵屯田，自然系軍屯性質。 但是，定毗陵屯田為軍屯，又出現了新的矛盾。《孫吳的屯田制》既認為孫吳軍屯與民屯之分“應該和曹魏大致相同”，阻對其列典農為軍屯系統，未作任何解釋；《略論》明指典農為民屯系統田官，但同時又認為毗鄰會佃為軍屯，對於《宋書·州郡志》載毗陵為典農校尉所轄未作任何說明。不僅如此，兩文對於參加會佃的陳表為“新都都尉”、顧承為“吳郡都尉”的解釋各有不同：《孫吳屯田制》云：“陳表、顧承各為一郡農官，屬於校尉級軍官，但文獻中卻一律稱之為都尉……頗疑它是傳寫有誤，卻又無善本可校。”《略論》則云：“郡級農官，似乎也可以稱為都尉……這就是在郡級農官方面，東吳之異於曹魏者。近又有林志華同志撰文稱：“新都都尉與溧陽屯田都尉，湖熟典農都尉、江乘典農都尉也同為縣級農官。如與曹魏屯田制比較，這些農官都應屬於民屯組織的農官。”⑶上述各家矛盾分歧之處，當何以解釋呢? 考諸史籍，孫吳農官，一般都要冠以“屯田”、“典農”字樣以示區別。如陸遜之為“海昌屯田都尉”，華核“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樓玄之為“監農御史”。故釋新都都尉、吳郡都尉為農官，實難令人信服。《晉書·職官志》云：“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漢制，郡設都尉，“典兵禁，備盜賊”⑷，光武建武中，雖曾“罷尉省校”，然“輒復臨時補置”⑸。終東漢之世，“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⑹。證之以（（宋書·百官志》：“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為郡。刀孫吳都尉之設，與此正相符。《三國志·吳志·賀齊傳》載建安元年，“（孫）策遣永寧長韓晏領（會稽）南部都尉，將兵討（商）升。”足見孫吳都尉之設，遠在實行屯田之前。同傳又云：“（賀）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散）八年也。刀王仲犖先生釋此為會稽南部都尉府，是很有道理的⑺。按《三國志·吳志》顧承本傳所云，顧承曾官居吳郡西部都尉； 《吳書》稱其為吳郡都尉，當系指此。所以，陳表、顧承都尉之職，系領兵官（兼治民事）而非屯田系統之農官。 新都都尉陳表與吳郡都尉顧承俱為領兵官，其所領參加會佃者為諸郡所出之“部伍”。《三國志·吳志》中常見“部伍”字樣，在不同場合含義略有不同，或釋作“部勒為軍伍”⑻，或釋作“部勒之軍伍”⑼。總之一經部伍，即為軍事編制，非復民伍了。因此，陳表、顧承所領會佃毗陵之部伍當為軍從，孫吳軍隊家屬例須隨軍⑽，故《吳書》雲參加會佃“男女數萬口”。此時之毗陵屯田，當系軍屯無疑。 然而，《宋書 州郡志》記載毗陵為典農校尉所轄是否有誤呢?答覆是否定的。近人研究毗陵屯田，對《吳書》所載這條史料競相引用，以為信史。其實不然。顧承本傳云：“（承）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諸葛恪討丹陽山越，事在嘉禾三年秋，歷時三年多，嘉禾六年冬，“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⑾。顧承因平山越之功，由吳郡西部都尉官升昭義中郎將、入朝為侍中，當亦在此時。又陳表本傳雲。“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阮。”按新安都尉即新都都尉，晉平吳，改新都郡為新安郡。證之以《陸遜傳》，平吳遽事在嘉禾六年，與陳表本傳所述時間相合，故陳表由新都都尉官升偏將軍，事亦在嘉禾六年末。據此，陳、顧二人為都尉均為嘉禾中；嘉禾末，二人俱已升遷。《吳書》言赤烏中，陳、顧二人以都尉督兵會佃，與本傳不合。再證之以《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嘉禾三年，為平丹楊山越事，諸葛恪官拜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谷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按四郡，乃吳郡，會稽、新都、鄱陽。 |
諸葛恪以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指揮此次軍事行動；四郡與丹楊鄰接，奉命配合，歸諸葛恪節制。恪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其“明立邵伍”。立此部伍絕非僅為“各保疆界”。孫吳慣例，進剿山越多從屬城調兵，故四郡屬城明立部伍之後，當有奉調“出部伍矽會剿之舉。陳表時為新都都尉，顧承為吳郡西部都尉，奉諸葛恪“諸郡出部伍”之移文率眾會剿，實在是順理成章之事。諸葛恪深知山越人慣用的戰術，“戰則箍至，敗則鳥畿”，大軍入山搜剿很難奏效，故而確定了“不與爭鋒”，竭力破壞其生產、迫其勢窮就範的作戰方針。此種方針不需要太大的作戰兵力，但戰爭持續時間長，需要妥善解決後勤補給及“從化”山越的安置問題。因而，除抽調精銳部隊“羅兵幽阻力以遏制山越外，其餘部隊（包括眾多的隨軍家屬）自當擇地屯墾，以為持久之計。被迫出降的山越民眾，亦當按“強者為兵，贏者補產”的傳統政策，精壯充甲士，余皆編制入屯田系統，此即所謂“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的具體內容。因此，《吳書》所云毗陵會佃，當系以征丹楊山越為背景，會佃始於嘉禾中（嘉禾三年）而非赤烏中。 嘉禾六年冬丹楊山越平定，孫吳政權獲得大量人口，僅 “甲士”就達四萬左右，諸葛恪與諸將所領軍隊人數大增。丹楊山越既已平定得如此徹底，毗陵地區再保留數量龐大的軍隊已無意義。於是，諸葛恪“率眾佃廬江皖口”，移屯於對魏作戰的一線地區。補兵的山越人隨軍移屯，為數眾多的贏弱之民，其安置方式不外補為郡縣戶或參加民屯。毗陵為新墾區，孫吳政權未立郡縣（毗陵立郡在晉武帝太康二年）⑿留居此地的山越民眾顯然被編製成屯田戶，於是有毗陵典農校尉之設。若此推斷不誤，則《宋書·州郡志》所云“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時為嘉禾六年末或赤烏元年初。 注釋： ⑴載《中州學刊》1982年6期。 ⑵載《社會科學輯刊》1982年6期。 ⑶《孫吳在安徽的屯田》，載《安徽史學》1984年1期。 ⑷⑹《續漢書·百官志》。 ⑸《文獻通考》卷150《兵考》。 ⑺《魏晉南北朝史》第一章第四節後注。 ⑻《三國志·吳志·陸遜傳》：“而山寇舊惡敢阻深地……可大部伍，取其精銳。”同傳又云：‘燧部伍衰三郡，強者為兵，贏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⑼《三國志·吳志·陳武傳附子表傳》：“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皆堪好兵……皆輒料取以充部伍。”同書《諸葛恪傳》有“明立部伍”。又同書《諸葛瑾傳附子融傳》往引《吳書》有“諸郡出部伍”。 ⑽見拙作《三國士家制度商榷》，載《西南民院學報》1982年4期。 ⑾《三國志·吳志·吳主傳》。 ⑿《宋書·州郡志》：“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晉武帝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為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永嘉五年，元帝改為晉陵。 |
